魔焰铁淬炼:长年得不到重用的段苏权将军

       段苏权1916年生于湖南茶陵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此后，段苏权历任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兼县赤卫大队代理政治委员、共青团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32年8月，段苏权带领一批模范少先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湘赣苏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3年9月，段苏权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巩固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及挺进南浔铁路的作战。 
　　 1934年8月，段苏权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随军参加西征。同年10月 27日，红二、六军团在黔东南腰界胜利会师。在红二、六军团开完会师大会的第二天，两军即从南腰界出发，挥师直指湘西北。 
　　红二、六军团离开南腰界时，留下了黔东独立师坚持斗争。黔东独立师是贺炳炎一手带起来的部队，经过战火的锤炼，已经全部分散充实到红二军团的主力团队中。留下的黔东独立师是临时组建的，由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任师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段苏权任黔东特区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领导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黔东独立师由地方武装加上红二、六军团留下来的三百多伤病员整编而成，全师近八百人，枪四百余支，看起来不像是一支战斗部队，而更像是一支收容队。可就是这支队伍要完成两个任务：牵制万余敌军，掩护主力挥师入湘；在川黔边坚持游击战争。但是黔东独立师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是湖南或江西人，不便在当地隐藏，增加了坚持斗争的困难。 
　　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离开黔东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和土豪劣绅向黔东革命根据地疯狂反扑，在“一人当红军，全家都诛灭”的反革命叫嚣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处搜捕我军广大指战员、红军家属、地方干部。10月29日，红二、六军团离开南腰界的第二天，黔东独立师立即挥师西进，佯装成红军主力，与“围剿”黔东根据地的万余敌军展开血战。黔东独立师的行动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川、黔军阀以为是红军主力，立即布置防堵。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得知自己的部队在南腰界苏区接连受挫的消息后，下令尾追红二、六军团的部队立即返回，集中兵力对付独立师，四川军阀刘湘也下令川军围攻。一时间，围剿黔东独立师的敌兵力达到十个团。 
　　当时独立师的枪不足四百支，而且每支枪子弹不过三五发，许多战士还拿着大刀长矛。黔东独立师根据实际情况，把部队分散各处，展开灵活的游击战，战士们在南腰界的崇山峻岭之上，饿了吃野果，渴了饮山泉，借助大山密林的掩护，四处游击进攻的敌人。苦战之后，鉴于敌情严重，掩护主力向湘西转移的任务已经完成的情况，王光泽、段苏权决定采取外线作战，跳出敌人的包围，向黔东梵净山转移，利用梵净山天险，隐蔽待机，开展游击战争。11月23日，黔军李成章、柏辉章率部汇同印江、江口两县民团向黔东独立师发动总攻。激战一天，黔东独立师歼敌百余人，但自己也损失惨重，处于粮断弹缺的地步，在梵净山很难立足。24日晚，黔东独立师越过梵净山顶峰，向北突围，打算去湘西寻找红二、六军团。 
　　11月26日，黔东独立师到达黔东秀山县西南的邑梅镇（今重庆梅江）。邑梅镇驻有敌保警中队30多人和10多名团丁，他们企图对红军进行拦截。黔东独立师迅速占领了邑梅镇外的制高点飞山庙，战斗打响后，守敌不堪一击，狼狈向县城逃跑。黔东独立师占领邑梅镇，段苏权带领战士攻打乡公所，结果右脚被乡丁击伤。占领该镇后，黔东独立师处决了当地土豪吴二毛，将没收的盐巴分给穷苦百姓。段苏权由通讯班长李通珍背到安全地养伤，王光泽率黔东独立师继续东进，寻找红二、六军团。11月底，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之下，黔东独立师弹尽粮绝，将士几乎全部牺牲，师长王光泽被俘后受尽折磨，坚贞不屈。临刑前，面对敌人的枪口，王光泽不断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虽然黔东独立师短暂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但是有力地支援了红二、六军团胜利东进湘西，为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长征作出了重大贡献。 
　　留在秀山县邑梅镇的段苏权，也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他带着伤艰难地来到离邑梅镇六里路的车田村，就再也走不动了。当人们发现他时，段苏权已经躺在岩坎下动弹不得，四周围着许多团丁和群众。一个团丁取下枪上刺刀，要杀害段苏权。一位叫李木富的老乡急忙阻止说：“莫杀他，造孽！”李木富是当地的裁缝，曾给团丁们缝过一个多月的衣服。李木富的话起了作用，在从段苏权身上搜出一块大洋后，团丁们放过了段苏权。 
　　围观的群众散去后，李木富把段苏权背到灵观庙，给他送水、稻草和被子，早晚给他端点红薯苞谷饭去。几天后，有人对李木富说：“你藏***，是要拿你去坐班房的。”李木富就趁晚上把段苏权背到自己家背后一个岩洞里藏起来，又找了一个医生，买了点药，给他上药。一个多月后，段苏权能够勉强走路了。李木富对他说：“你快回去吧，我藏你不住，如果晓得的人多了，要拿我去坐班房的。”李木富给段苏权做了一副拐杖，让他扮作叫花子。 
　　段苏权一路讨饭回到老家湖南茶陵，艰难度日。三年后，段苏权得知“西安事变”和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消息，立即收拾行装，告别家人，朝着北方走去。走到太原时，段苏权意外地碰到他的老上级、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任弼时。面对突然出现的段苏权，任弼时大吃一惊：“段苏权，我们已在方面军党代表会上给你开过追悼会了，原来你还活着！” 
　　1983年10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回到黔东秀山县，参加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大会。秀山党史部门根据其提供情况，找到了当年救护段苏权的李木富等几位老人。8日上午，段苏权专程赶到邑梅，探访让自己九死一生的地方。段苏权见到了仍然健在的86岁高龄的救命恩人李木富，向他表示谢意，并当即赠送一千元。1984年4月，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表彰了60年前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红军的几位土家族农民，并将一块写着“红军的亲人”的匾赠送给李木富。 

 曲折的军旅指挥生涯，1955年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秋，段苏权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938年春，段苏权从抗大毕业，留校当了一名政治教员，6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1939年春，段苏权进入中央马列学院攻读政治理论。1940年5月，段苏权任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7月担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治委员，领导建立、巩固和发展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坚持艰苦的敌后反“扫荡”作战。党中央是这样评价段苏权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创建平北革命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指挥部队攻克、收复了华北重要城市张家口和一批县、旗，捣毁了伪蒙疆自治政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段苏权率所部收复塞北重镇张家口。不久段苏权担任热河军区司令员。1945年10月底，面对中国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局势，美国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军事调停，并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为避免军事冲突，10月底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段苏权担任北平军调部驻承德第十一小组中共代表。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工作，我军参加军调部工作和派驻各地的军调部代表都被授予军衔。其中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剑英、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饶漱石授中将军衔，段苏权和李克农、张经武、宋时轮、李聚奎、耿飚、黄逸峰、许光达、韦国清、赵尔陆、伍修权、方方、黄镇、陶希晋、黄华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6年10月，段苏权担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后兼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并兼军区政治委员，率部在热河地区作战。1947年5月，段苏权担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指挥独立五旅和独立十三旅参加夏季攻势。 
　　1947年8月，冀察热辽军区独立十三旅、十六旅、十八旅组建成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黄永胜担任司令员。1948年3月，在程子华力荐下，段苏权接替黄永胜出任八纵司令员。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段苏权奉命率八纵三万余人南下北宁线，九天行程九百余里直抵辽河，从三江口西渡，21日到达北宁线中段北镇地区，准备围歼锦州外围敌人。 
　　到达北镇当天夜里九时，八纵接到东总急电，命迅速南下，截断义县、锦州两敌联系，围歼葛文碑、大薛屯之敌。从9月23日到25日，段苏权指挥八、九、三纵共六个师五万余人，先围后打，歼灭国民党第九十三军暂二十二师两个团，夺占葛文碑、大薛屯，截断了锦州与义县的通道。9月16日凌晨3时，东总电令八纵迅速占领锦州外围机场，阻止国民党军向锦州增援。电报在纵队参谋处压了四个小时，早晨七点才被送到段苏权手中。纵队首长马上研究部署，发现电令指示不太明确。锦州外围有两个机场，一个是废弃的机场，距八纵较近；一个是可以使用的西机场，在九纵附近。几位纵队领导争论起来，认为使用八纵穿越或者绕过九纵占领西机场，似乎不合用兵常理。 
　　正在踌躇之际，东总来电催问八纵是否派部队控制机场。接电话的参谋问占领哪个机场，这使得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大为不满：“控制机场当然是打可以起降飞机的机场，打废弃机场有什么用？”段苏权知道，八纵已经贻误了战机，赶忙部署行动，下令八纵二十三师黄昏抢占西机场。部队还没行动，东总又来电，说已派九纵去占西机场，八纵不要行动了。 
　　抢占机场一事，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并通报整个东野部队，这是段苏权始料不及的。出师不利，这对于处事谨慎的段苏权来说，自信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10月14日11时，攻锦战斗开打。战前，林彪亲口交待段苏权：“你纵的任务是助攻，吸引牵制敌人，配合主要方向突破，你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完成的任务就越好。”八纵的具体任务是，从锦州东面单独攻城，配合我南北对进两个主攻集团的行动。按照计划，攻城时一纵炮兵团配属八纵。但战斗打响时，一纵炮兵团仍未赶到。段苏权下了死命令，要求集中全纵仅有的四十余门小口径火炮冒死实施抵近射击，支援担任主攻任务的二十二师组织轮番攻击。部队伤亡很大，直到19时才打开缺口。从入城时间看，八纵比南北对进的两个集团晚了六个小时。作为辅助攻击方向，晚进城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林彪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在给军委的电报中一次称“30分钟后，除八纵外，全线突破”，另一封电文中说“八纵于晚19时攻入城内”。 
　　攻锦战斗结束后，段苏权马不停蹄率部投入辽西会战。10月24日23时至28日拂晓，八纵挥师向东，在锦州、沈阳、营口之间的辽西地区参加了歼灭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八纵在赵家窝棚、六间房、康屯、前后尖岗子与敌顽强搏斗，与兄弟部队配合，粉碎了敌人南逃营口、东撤沈阳的企图，并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精锐新编二十二师大部，拔掉了蒋介石在东北的所谓“旗杆”，导致廖耀湘全军覆没并被俘。在辽西会战中，八纵共歼敌万余人。1984年11月，原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致信段苏权，高度评价八纵在辽西会战中的作用：“第八纵队在六间房战斗的胜利，使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向营口撤退的计划完全失败，后来被迫向沈阳撤退，在解放军各纵队重重包围中，只两天时间廖耀湘五个军全部被歼。” 
　　辽西会战，八纵功不可没，但林彪却对其阻截廖耀湘兵团南撤营口视而不见，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将本属于八纵的战功一笔勾销，谎称廖耀湘主力南撤营口时遇到我辽南独立二师，误以为是共军主力，遂东撤沈阳。同时，几次在电报中批评八纵、五纵没有完成阻截任务。在11月8日给毛泽东《九、十两月作战总结》电报中，林彪再次批评八纵：“此次五、八两纵在掌握指挥作战上，存在犹豫不果敢，几乎执行误时间，妨碍任务的完成。” 
　　在辽沈战役中，段苏权率领八纵参加了除塔山阻击战、攻克义县、接收长春、解放沈阳以外所有大的战斗，战役结束时部队从3.6万人扩编到6万人，并挥师入关。段苏权原以为可以率部进关，继续参加更大的战斗，谁料东总一纸调令，将他降职调往东北军区，同时恢复黄永胜八纵司令员的职务。后来，段苏权从别人口中知道，他在东野留下了“不会 指挥、打滥仗”的名声。这让段苏权感到非常痛心，他生前多次找机会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八纵能征善战的事迹。他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给辽沈战役纪念馆写八纵的战史材料。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八纵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黄永胜取段苏权而代之，出任第四十五军军长。段苏权则改任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 
　　1949年4月，段苏权由作战处处长恢复原级别，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 
　　抗美援朝爆发后，段苏权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志愿军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在战斗中，段苏权发现有战果不实的情况，遂向中央军委作了书面汇报，受到军委的重视，错误得到纠正。遗憾的是，段苏权为自己的正直和坦率付出了代价。1953年底，段苏权成为审干重点，重点调查1935年黔东独立师被强敌打散到1937年段重新归队的那段历史，一调查就是三年。1955年9月授衔时，时任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的段苏权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而被“暂授少将”。授衔那天，站在段苏权周围的是当年他麾下的团长。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行列中，站着当年一同担任纵队司令的将军，段苏权对此坦然接受。

 甘当“马援”，不辞辛苦赴老挝工作

         老挝是一个长期遭受外强侵略的国家。20世纪中期，老挝人民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老挝人民抗法战争中，中国人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1954年7月，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会国一致承认老挝王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1960年，老挝成立了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的王国联合政府。1961年 4月25日，老挝同中国正式建交。在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和战后经济建设中，中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并努力维护同老挝的传统友好关系。 
　　 1963年春，老挝人民党（1972年改称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在访华的时候向周恩来提出请求，希望中国gcd对老挝的抗美救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进行帮助。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立场，周恩来答应了，但也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不了解情况，难以取得发言权。凯山提议中国派一个工作组进驻老挝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讨论，两党之间就此问题达成一个口头协议，决定派一个工作组去老挝调查研究，主要是掌握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生产等，重点是军事，帮助老挝革命。 
　　外交部拟选调一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有战略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周恩来提议，让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段苏权当组长。周恩来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弼时同志过去曾跟我介绍过，苏权这个人有办法，能吃苦，能经受挫折，有韧性，对事业忠诚。他在湘赣搞过根据地，搞过地方工作。红军时期当过独立师政委、在四野八纵当过司令，参加过三人小组，跟美国人和国民党搞过政治斗争，现在是高军院的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这个人能上能下，派他去老挝，我看可以胜任。” 
　　段苏权欣然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段苏权说：“有这样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你知道是讲谁的吗？是讲马援，东汉名将。你们去援老抗美，要学习这种精神……”周恩来以此来鼓励段苏权等去老挝工作的同志要有马援的精神。
　    段苏权去老挝之前，还拜见了老首长聂荣臻元帅和刘伯承元帅。聂荣臻称他是个“规矩人”，刘伯承称他是“党性很强的人”，“能坚持正确意见，坚持做老实人”。聂荣臻特别交代段苏权：“到那里只是提意见，不要颐指气使，不是当家做主。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搞，旁人只能提些建议，不能越俎代疱。这样的经历我们不是没有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1964年1月，段苏权乘北京至河内的5次特别快车驶入中越边境广西凭祥。以段苏权为组长的中国工作组从这里踏出国门，取道越南，秘密进入老挝。工作组来到老挝后，落脚在桑怒省香苏县，与凯山领导的老挝人民党中央比邻而居，因而这个工作组又称桑怒工作组。工作组拜会了老挝爱国阵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老挝人民党副总书记诺哈、巴特寮（老挝爱国阵线武装）总司令坎代·西潘敦等人。 
　　段苏权率领工作组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走乡串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宣传革命道理。段苏权发现，老挝经济还很落后，生产还维持着刀耕火种的水平，民主改革也没有展开，广大群众依然没有摆脱“贡滥主”（封建领主）的剥削。有些地方的农民，一年要为贡滥主无偿服劳役七八个月，同时交纳沉重的贡赋。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不可能为抗美救国战争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一天，凯山约见了段苏权。凯山真心把工作组当成自己的师傅，段苏权把谈话称作“学习”。鉴于老挝和越南的特殊关系，段苏权在老挝轻易不提“老挝应该如何如何做”，只讲中国当年是如何做的。凯山向段苏权请教的是“如何发动群众和补充兵源”，段苏权引用中国革命的事例解答和说明，让凯山非常满意，他表示要和工作组共同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随着印支战争的升级，美国对老挝解放区的轰炸日益频繁。中国工作组居住的茅草屋成为临时招待所，工作人员只是偶尔去一下，防空洞成为了工作组的常住地。段苏权在老挝住的岩洞，也被称为“老段府”。 
　　1965年10月4日，凯山率领老挝人民党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段苏权陪同。当天下午，中老两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正式会谈，中方mzd、康生等参与会谈。凯山向mzd请教什么叫歼灭战，mzd说：“这些具体问题不要问我，你问段苏权就可以。他当过军长，打过不少歼灭战，他可以回答你。”mzd指着段苏权说，“他是打过多次仗的人，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是个将军。现在没条件当将军了，因为没有军衔了。他现在的官衔只能是组长。”1965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凯山，段苏权作陪。凯山告诉毛泽东：“我们学习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段苏权同志的工作组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帮助。” 
　　毛泽东告诫凯山说：“你们一定要争取群众。不争取群众，群众不站在你们这边，敌人的武装就不易消灭，你们就无法站住脚。”毛泽东最后说：“还是那句话：中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当天晚上，段苏权心情激动，他在笔记本上工整地写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中国是越南的可靠后方，美帝想把战争引向越南北部，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援越抗美。我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准备重返抗美斗争最前线。” 
　　尽管毛泽东表示大力支持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但是由于越南因素的影响，中国工作组的处境日益艰难。1967年，中央决定将驻老挝桑怒工作组改成桑怒联络组，段苏权回国。 
　　段苏权回国后，历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委。段苏权淡泊宁静。一次他到昆明出差，没有找熟人，悄悄住进招待所。在入住登记时，段苏权这样写：“段苏权，男，48岁，湖南茶陵人。干部，工作组组长，6 级。”服务员不相信，自作主张改成16级，并把他安排在一个三人房间，段苏权坦然接受，没有争辩。两天后，老战友、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听说段苏权来了，忙赶到招待所探望，但是没有找到。直到这时服务员才明白，这位工作组组长真的是行政6级。这件事成为别人提起段苏权时的笑谈。 
　　1991年3月27日，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收到一份从解放军301医院送来的建议。这份关于搞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建议是段苏权在病床上起草的。他因病不能参加这次大会，心里非常着急，就向工作人员交待：“这次人大会议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程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住在医院里，也要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请每天给我送一次会议文件。”几天来，段苏权忍着手术后伤口的疼痛，坚持看文件、看报纸，写书面发言和建议。医护人员劝他休息，段苏权笑笑说：“国事当前，老夫有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