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暴怒角斗士:明朝皇室中的三位异人

明朝皇室中的三位异人

 

在明朝皇室中有这么三位异人，在他们的领域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朱橚 谋反未成功，《救荒本草》留青史

 

朱橚 濠州钟离(今安徽风阳)人。约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生；明洪熙元年(1425年)卒于河南开封。方剂学、植物学。

 

朱橚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1328一l398)的第五个儿子，明成祖朱棣(1360—1424)的胞弟。他的母亲马皇后是历史上一位贤慧的女性，对子女要求严格，尤其注重对小儿子朱橚的管教。这与朱橚后来的成长可能有某种关系。洪武三年(1370)，他被封为吴王。驻守凤阳。洪武十一年(1378)改封为周王，十四年(1381)到开封任职。少年时的朱橚好学多材，有远大的抱负，常想着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传名后世。他政治上比较开明，到开封以后，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

 

青年时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他组织一些学者编撰过《保生余录》方书两卷，随后着手方剂学巨著普剂方的编著工作。洪武二十三年(1389)，他被流放到云南。在这期间，朱橚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他组织本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底，朱橚回到开封。他深知编著方书和救荒著作对于民众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并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硕、李恒、瞿佑等，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集体。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打下了“开封周邸图书甲他藩”的坚实基础。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尽管他在建文初(1399)再被流放到云南一次，但他从未间断有关方剂学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15世纪初，由他亲自订定，滕硕和刘醇协助编写的《普剂方》编成。永乐四年(1406)，朱橚在本草学上别开生面的《救荒本草》一书刊行。后来，朱橚还作了《元宫词》百章。

 

朱橚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著作共4种，分别是《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保生余录》，全书两卷。《袖珍方》全书四卷，3000多方，其中有些还是周府自制的。这部著作编著严谨，“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袖珍方》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余次，可见受医家重视的程度。它的发行，对我国西南边睡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普济方》是被认为“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更无赅备于是者”(《四库全书提要》)的巨著。全书共168卷。其中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身形、诸疾、妇入、婴儿、针灸、本草共100余门，计1960论，2175类，61739个药方，239图。对于所述病症均有论有方，保存了大量明以前失散的文献，为后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其中的方剂就特别多。当然，该书也存有不少重复抵牾的地方。

 

在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可能是成就最突出的。如果说《普济方》重在整理综合前人的成就，则《救荒本草》是以开拓新领域见长。在我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大体上都是赋税繁重，灾害频繁，劳动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树皮果腹。元代又加上民族压迫极其严重，到明初战乱刚停时，人民尚未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更苦，吃糠咽菜成为常事。劳动人民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急待加以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国自古药食同源，本草学的发展也为对野生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围的学者们，正是以这些知识为基础进行《救荒本草》的编著的。但《救荒本草》具有资源调查性质，其编缀仅以食用植物为限，这一点又与传统本草有所区别。可以说，《救荒本草》作为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与传统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有区域被子植物志的意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书的图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准确、真实。所以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作者有实验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数、叶脉、花序等。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易为学者和民众接受，能够简洁、确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征的植物学术语。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在这本书中，朱橚记载了一些新颖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基于经典本草书中豆可以解毒的说法，他想出用豆叶与有毒植物商陆(phylotacca acinoca)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备法。在讲述白屈菜的食用时，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质。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还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明代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清代吴其濬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从这些事实看，朱橚的著作对我国明清时代的学术界，确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l7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它以其内容实用，记事适切，绘图精致的鲜明优点，博得日本学者的青睬和强烈关注。享保元年(1716)，江户中期的重要本草学家松岡恕(玄达成章，1668—1746)，从《农政全书》中析出《救荒本草》，专门对之进行训点和日名考订，而后在京都、滕野九郎兵卫等地刊行，书名是《周宪王救荒本草》。全书14卷，目录一卷，收植物4l3种，宽政十一年(1799)，著名本草学家小野兰山(职博，l729—18l0)得到了嘉靖四年版的《救荒本草》后，据之为蓝本对松岡本进行正误补遗，出了名为《校正救荒本草、救我野谱并同补遗》的第二版，收载植物种数为4l4种。天保十三年(1842)小野的孙子蕙畝(职孝，卒了l853年)写成平易简明的《救荒本草启蒙》14卷，共四册刊行。

 

《救荒本草》的广为传播，引起了当时日本学者的巨大兴趣，不仅研究文献非常多、而且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著作。如佐佐木朴庵天保年间的《救荒植物数十种》、《救荒略》、馆饥的《荒年食粮志》等。除此之外，朱橚种植物于植物园以便观察记录的方法也给日本的本草学界及后来的植物学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岩崎常正见《救荒本草》在日本翻刻后，许多本草学家对其中植物存在不少疑问。他决心弄清楚这些问题，亲自到山野考察采集，几年工夫盆栽园培植物2000余种，根据实物把每种植物的形状临摹下来，编辑成书。他不但弄清楚了以往本草学家一直未明的一些问题，写成研究《救荒本草》很有成就的著作——《救荒本草通解》，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持续努力，最终写成了当时植物学上最有价值，彩色图说2000余种植物的《本草图谱》。岩崎还于l828年创立了本草学会，把应用博物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如上野益三所说：“《救荒本草》对植物产地、特征、记载简洁，绘图准确，有《本草纲目》等书所无的内容，这无疑对本草学的博物学化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科学史界认为宇田川榕菴所著的《植学启原》是植物学从有用植物学脱离出来而成为“纯正植物学”的教科书，这本书较详尽地指导了后来的植物学，功业很大。日本近代植物学奠基人牧野富太郎研究认为，宇田在翻译这本西方植物学著作时也曾受益于《救荒本草》。其中一些果实分类术语是来自《救荒本草》的。事实表明，《救荒本草》对当时日本的救荒和植物学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

 

《救荒本草》这部著作以自己出色的植物学成就，赢得了当代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881年，俄国植物学家E．贝勒(Bretschneider，l833—1901) 在《中国植物志》 (Batanicum Sinicum)一书中，曾对其中的176种植物进行学名鉴定，并认为其中的木刻图早于西方近70年。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W．T．施温高(Swingle)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仍然是当时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专著。他还认为中国人对救荒植物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今天拥有大量的栽培植物，它的数量很可能是欧洲的l0倍和美国的20倍。到了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B．E．Read，l887—1949)对书中的植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写了一部题为《＜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饥荒食物》(Famine food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的专著。 列出了书中358种植物的汉名、已知学名、英文名称、化学成分和在其他国家食用的情况。美国植物学家H．S．里德(Reed)在《植物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中指出，朱橚的书是中国早期植物学一部杰出的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Sarton，1884一l956)在《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书中，对朱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橚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植物园是中世纪的杰出成就，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书。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朱载育　　首创十二平均律 明朝科学界奇葩

　　 　　　　

　　　　朱载育（1536--1611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九峰山人，又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卒谥端清，河南省怀庆府（今焦作沁阳市）人，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藩第六代世子。朱载育深受父亲郑恭王修德讲学、布衣蔬食、能书能文、折节下士的影响，自幼俭朴敦本，聪颖好学。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恭王非罪削爵，被禁锢高墙。年仅15岁的朱载育 ，笃学有至性，筑土室于宫门外，开始了席蒿独处的淡泊生活。在漠落坎坷19年的漫长岁月里，朱载育拜结贤哲，出入俗理，以追逐日月的精神，专心攻读音律，历算，并开拓了边缘学科的广阔领域。朱载育 越祖规，破故习，注重实践 和实验，一生刻苦求真，呕心沥血，共完成《律学新说》、《算学新说》、《嘉量算经》、《乐律全书》和《醒世词》等20多部立说巨著。他在珠算上进行开平方、开立方计算，得出了求解等比数列，首创十二平均律，提出了"异径管说"，设计并制造出弦准和律管；他创立"舞学"，绘制了大量舞谱；他发明了累黍定尺法，精确地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与地磁偏角，还精确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什和水银的比重。"他的理论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发明"，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诞生出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是乐律学家、音乐家、乐器制造家、舞学家，他又是算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历法家，在美术、哲学、文学方面也有惊世的建树。早在明代，朱载育就为我国夺得了多项世界第一。中外学者尊崇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朱载育是真正"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    

朱载育的异径管律和他提出的“新法密率”，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它通过严密的数理计算，大量的实验探索以及巧妙的工艺设计，一举解决了十二平均律制下全套律管的系统管口校正这一物理难题，确立了制作十二平均律音高标准器的基本规范，并成功地提供了第一个实际可行的制作方案、实物模型和测音结果。是一项世界顶级发现。明朝最重大的科学成果之一

 

八大山人：朱耷 艺术巨匠

 

　　清代著名画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八大山人是他名号之一。他生于1626年，卒于1705年，为明朝皇族江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是第九世孙。19岁时国破家亡，心情悲愤，便装哑扮傻，在门上贴个大哑字，不与人语。23岁在奉新山出家为僧，由于长期积忧抑郁，遂患颠狂之疾，颠态百出。  款识特点 　　八大山人的字、号、别名特别多，他原名统，又名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良月、道朗等。后做道士，居“表云谱”。入清后隐其姓名，削发为僧时取法名传綮，字刃庵，用到康熙庚甲（1680年）55岁。号雪个始于41岁，用到55岁。号个山始见于46岁，直到59岁，他还有驴、驴屋、人屋等号，驴款最早见于56岁，最晚是58岁。人屋、驴屋同时使用，60岁以前使用的字，号尚有法堀、掣颠、纯汉、綮雪衲、卧屋子、弘选等。朱耷为僧名，“耷”乃“驴”字的俗写，至于八大山人号，乃是他弃僧还俗后所取，始自59岁，直至80岁去世，以前的字均弃而不用。所书“八大山人”含意深刻，“八大”与“山人”紧联起来，即“类哭之、笑之”作为他那隐痛的寄意，他有诗“无聊笑哭漫流传”之句，以表达故国沦亡，哭笑不得的心情。 艺术特色 　　八大山人善画山水和花鸟。他的画，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及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这就是他的三者取胜法，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能诗，书法精妙，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有了他的题诗，意境就充足了，他的画，使人感到小而不少，这就是艺术上的巧妙。 　　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宗法董其昌，兼取黄公望，倪瓒、他用董其昌的笔法来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他的用墨不同于董其昌，董其昌淡毫而得滋润明洁，八大山人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八大山人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八大山人与别人润得不一样。一个画家，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够既不同于前人，又于时人所不及。他的花鸟画成就特别突出，也最有个性。其画大多缘物抒情，用象征手法表达寓意，将物象人格化，寄托自己的感情。如画鱼、鸟，曾作“白眼向人”之状，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其花鸟画风，可分为三个时期，50岁以前为僧时属早期，署款“传綮”、“个山”、“驴”、“人屋”，多绘蔬果、花卉、松梅一类题材，以卷册为多。画面比较精细工致，劲挺有力。50岁至65岁为中期，画风逐渐变化，喜绘鱼、鸟、草虫、动物，形象有所夸张，用笔挺劲刻削，动物和鸟的嘴、眼多呈方形，面作卵形，上大下小，岌岌可危，禽鸟多栖一足，悬一足。65岁以后为晚期、艺术日趋成熟。笔势变为朴茂雄伟，造型极为夸张，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一幅“白眼向天”的神情。他画的鸟有些显得很倔强，即使落墨不多，却表现出鸟儿振羽，使人有不可一触，触之即飞的感觉。有些禽鸟拳足缩颈，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在构图、笔墨上也更加简略。这些形象塑造，无疑是画家自的写照，即“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一一寄情于笔墨”。他在题黄公望山水诗中写道：“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与宋山河。表现出他的民族意识。 

　　八大山人的画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传其法者仅牛石慧和万个等人，但对后世绘画影响是深远的，他的艺术成就主要一点，不落常套，自有创造。他的大写意，不同于徐渭，徐渭奔放而能放，八大山人严整而能放。清代中期的“杨州八怪”，晚期的“海派”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巨匠，莫不受其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