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7.0哪个声望:曾国藩识人秘籍

　　曾国藩识人秘籍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曾国藩相人口诀

　　1.曾氏人才从哪里来

　　曾国藩是怎样把人才网罗来为他效力的?他有四句话，概括自己从鉴识、培养、网罗到使用人才的过程：

　　第一句话是“广收”，即网罗人才范围一定要广，而且选拔人才还要有诚。

　　第二句话是“慎用”，就是使用人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谨慎地使用人才。

　　第三句话是“勤教”，指对人才要经常地进行教导、培育、栽培。

　　第四句话是“严绳”，是指用严明的制度、纪律、规章，以及奖惩的各种办法来使一个人才更加符合用人者的要求。

　　为了实践这样的目标，曾国藩在他的幕府中，特别是做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设置了很多机构，这些机构成为他安置、培养、教育、提拔人才的最重要机构和场所。

　　湘军有两个最主要的机构：秘书处和营务处。

　　当时没有秘书处这个名称，叫幕府，它是幕僚群体中最重要的机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各种文件。这类人待遇最好，人员最多，多达百人以上。郭嵩焘、刘蓉、陈士杰、李元度、赵烈文、李鸿章、左宗棠、李榕、薛福成等后来很有成就的这些人，都曾在秘书处工作。营务处是湘军的参谋部，要求任职人员兼资文武，既懂得军事，又善于出谋划策，如沈葆桢、李宗羲、李鸿裔、李兴锐等人都曾在此工作。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由秘书处、营务处的人才一起讨论，定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最后供曾国藩进行抉择。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机构，比如厘金局，是征收厘金的主要机构。曾国藩带兵后，一改“君子不言利”的陈腐观念，认真学习理财，提出“利权所在即威权亦归之”的观点。仅他任两江总督后的短短六年间，就筹集军费1854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还有劝捐局，就是到处为他筹钱。胡大任就是在湖北主持劝捐局并受到曾国藩极力赏识，而被举荐给朝廷。

　　湘军创建之初，没有国家财政拨款，它的运转全靠自己到处化缘，所以曾国藩开始出山的时候，非常犹豫，虽然皇帝下了圣旨，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一再恳请。曾国藩觉得主要有三个难处：

　　第一个难处是儒家的经典，在四书五经中浸润良久，这些经典已成他的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兵家的要领平生没有任何涉猎，知识准备几乎是零。

　　第二个难处是行军打仗，朝廷不给拨款，那么所有的钱都要向富人化缘，但是他平生结交的没有富人，无从化缘。

　　第三个难处是他当时正在为父守丧，如果出来有违孝道。

　　曾国藩后来做了两江总督，手下人得到高升，爬得最快的是为他筹钱的部门，而最出彩、最出人才的则是秘书处、营务处、厘金局这些核心部门。李鸿章就曾任他的秘书处首席幕僚，撰写了很多份高质量的奏折。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在幕府中设置了很多近代化的军政机构。曾、左、李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他们要搞洋务，搞近代化。打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企业，后来又有金陵机器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留学事务处。这也是他的人才培养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留学事务处，这是为了派幼童到美国留学而设。最初设立的时候只有英语一科，之后又开设了日语、法语、俄语班。很多外国人像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等，都曾在这里为曾国藩效力。

　　湘军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采编所。采编所是专门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从事潜伏活动的。湘军起初并没有这个机构。当时有一个叫张德坚的人，他先前是湖北巡抚衙门里的一个巡捕，他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进献给清朝的封疆大吏，希望他们能重视这本书。但是所有的封疆大吏都不理采张德坚，甚至看不起他。因为张经常化装成太平天国的人，或化装成难民到太平天国的营寨中去进行实地的调查，搞情报。这时有人跟张德坚说，曾国藩有求贤之明，你去投奔他吧。曾国藩一见这个人，就立刻给他设置了单独机构——采编所，而且还给他配备了助手。今天我们看到的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资料《 贼情汇纂 》，就是这个机构工作的例证。

　　其他的还有忠义局。曾国藩最早设立的忠义局，是仿效胡林翼在湖北的做法。太平天国兴起后，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当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加入太平军，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便意识到社会出了问题。

　　在曾国藩看来，这个根源就是社会没有了是非，没有一个界线，所以世风日下、黑白颠倒了。他设置忠义局，专门采访跟太平天国作战而死去的人，死去的事迹，以重视气节、扶持名教、维护风化为使命。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每到一处就要建一个“昭忠祠”。建立这么多的昭忠祠，不但是为了多安置一些人，重要的是让清廷奖赏那些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阵亡的人，以形成一种风气，来扭转人心所向。

　　此外还有编书局。最初设在安庆，后来移到金陵。金陵书局的前身就是安庆编书局。《 王船山遗书 》和全本《 几何原本 》就是曾国藩主持刊刻的。金陵书局合刻的“二十三史”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二十三史”是一个大工程，所以曾国藩设置了很多这样的机构。如此多的机构势必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填充，需要非常多的途径来海选。曾国藩大致从四个方面来遴选人才：

　　第一个途径是招募，第二个途径是推荐，第三个途径是猎取，第四个途径是投效。

　　曾国藩提出天下事所最难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招募人才，因此他每到一处发布的第一个告示，几乎都是求取人才的。办团练之始，发布《 招某绅耆书 》：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可以克服呢?

　　他做两江总督后，就发布告示，希望两江的有志之士来帮助他，跟他一起来扑灭太平天国的火种。北上镇压捻军之际，他发布告示说：

　　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人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量才录用，如有举荐贤才的人，除赏赐银钱外，酌量保奖。

　　在直隶任总督时，曾设立德、才、学三科求才：

　　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姻为亲党所信的，为有德之科;凡出力担当难事，出财以成善举的，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的，是有学之科。要求各州县采访、保举，每一个县少的一二人，多的五六人，全没有举荐及举荐不实的，记过。举有德的，寄扁旌宅;举有才的，安排位置，给薪水，或帮办事务;举有学的，招徕入学，给膏火，或者直接使用。

　　他在开始办团练发布的一个告示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

　　第二个方面的来源是推荐。互相推荐，以类相聚，是其吸引人才的一大特点。如在京城时，其好友吴廷栋推荐了方宗诚，方宗诚又推荐吴汝纶。曾国藩早前看过吴的文章，当时吴已是内阁中书，曾国藩劝他放弃京官，认为其在古文方面肯定会有大成就。吴于是留在幕府，只读书不做事，后来非常有成就，是曾门四子之一。他还办了桐城中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校史。李善兰、张文虎、容闳等都是经人推荐的。这样一拨一拨的人来推荐，相互吸引，这也是曾国藩在人才举荐中的独特之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就是赵烈文。赵是周腾虎推荐的，关于这件事，赵烈文与曾国藩密谈时讲得很清楚。

　　曾国藩老师来久谈，他说：胡林翼做事最有气魄，过去他很认真地规劝我，说我在军队中保举的官员不多，钱物开销也不大方，不足以鼓舞人才。我非常佩服他说的话，因此，后来做事一切都比以前宽松得多。

　　我说：老师本来只是自我严格要求罢了，对他人未尝不宽容。记得我当年在您身边的人中刚刚有点名气，仅仅因为周腾虎( 赵的四妹夫 )的一席话，您就派人带着白银二百两前来探访，这种举动不能说没有气魂。

　　老师说：这在我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啊。因为周腾虎夸奖你，并且我也听到人们有关你的议论。这是不常有的事。

　　我对老师说：胡林翼做事轰轰烈烈，很有生气，自然是英雄面目，相比之下，老师您则是规矩准绳，不差毫厘，俨然一个大儒的气象，尽管您二人不可相提并论。就军事打仗来说，本来崇尚的是谋略。自夏商周三代以下，人们急功近利，追逐名望，希望一朝一夕取得成就。这与古代征伐的事情往往需要几代人，获得百年以上大的功勋有很大不同。因此，后来不得不用高爵厚禄，来寻求那些能征善战的人士，推究当局的一片苦心，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今天的世道大乱，荆棘丛生，还期盼着您贬损自身的德行来救民于水火之中啊。

　　老师说：你说得对，只是苦于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从胡林翼、江忠源去世后，这些主持大事的人很少能够同心同德，衮衮诸公的所作所为，都是仅仅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长久之计，令人感叹。

　　第三个方面是猎取。曾国藩平日留意人才，发现别人评价非常好的人才，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才给挖过来，甚至连八旗兵和绿营兵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不放过。如朱孙诒原来是湘乡知县，办团练很有名，后来曾国藩出省作战，将朱挖过来，在营务处任提调。李宗羲原来是安徽知县，因为善于断案为曾国藩所赏识，将他调入。

　　第四个方面就是投效。投效的人都感到曾国藩是一个可以共大事的人，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因而主动投奔过来，很多下层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前面提到的张德坚就是听说曾国藩可以共事，所以立刻投效而来。李元度也是如此。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曾任黔阳县教谕。道光末年，他随奉天学政张之万来到了清朝的“龙兴之地”沈阳。咸丰二年，各地开始办团练，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旨令后，李元度便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可是，人海茫茫，“罗江布衣”究竟在哪儿呢?最后，曾国藩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并称赞道：“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召见时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脑中有物，非寻常辈可比，遂“引与规划军事”。可是李元度还颇为犹豫。曾国藩多次去信李元度，请他“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

　　次年初，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准备出兵东征之时，又复书李元度，恳邀来衡筹商一切：“即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起初，李元度对是否归附曾国藩犹豫不决，曾国藩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经曾国藩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

　　再如无锡人薛福成。同治四年，薛福成听说曾国藩在北上“剿捻”的途中张榜“招贤”，感到这是一个进言的机会，便赶写了一篇万言书，在曾国藩坐船行至宝应时呈了上去。曾国藩看过“故友”薛湘的儿子薛福成的上书，发现他见识不凡，便特邀他到自己手下做事。薛福成便加入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为求取人才，用尽各种办法，同时又特别尊重人的个性。

　　郭昆焘当时是湖南知名大儒，一个诸葛亮式的智多星，很多封疆大吏都想把他网罗到自己这里来，但是郭昆焘这个人开价很高，一般的人他也不屈就。郭昆焘还有一个嗜好或者说是生活习惯，就是跟妻子的关系特别融洽，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朝夕相伴”，一天也分不开。可是湘军每天都在打仗，不时被太平军打得东奔西跑。曾国藩既然认定要把这个湘中名儒网罗来，便用非常诙谐的语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公( 郭昆焘 )是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时到我这个地方，奉商一切军政大事。后面曾国藩还加了关键的一句话，请你一定携仙眷，一定把你的夫人一起带过来。( 曾国藩明白，如果让郭昆焘离开妻子，他就不会在这里长久 )我这儿现在已经“扫榻以俟”，把床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快来吧。

　　郭昆焘见曾国藩如此盛情，很难推却，便到了曾国藩那里，当然这次他没有带夫人。曾国藩一想没带夫人，那是不想久留，所以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鸳鸯每天肯定是在一起生活的，朝夕相处，不能一个人独处。你还是回去吧。

　　郭昆焘收到信之后，便来到曾国藩这里做了兼职幕僚。曾国藩手下幕僚众多，但是很少有做兼职的。郭昆焘是个特例，当时既在湖南巡抚那里打工，又在曾国藩手下任职。

　　2.以天下为笼，雀无所逃

　　猎取人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鉴别人才。察其真伪，鉴别贤否。曾国藩经常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白圭是战国时人，弃政从商，是中国商业经营理论的鼻祖，司马迁称他为“天下言治生祖”，欣赏他对经商时机的把握和果断决策，“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这句话，就是赞扬白圭理财决策雷厉风行。白圭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曾国藩还提出，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蚨，即青蚨，是虫的一种小动物。据晋干宝《 搜神记 》等书记载：它产卵必须附着花草的叶子，大小像蚕蛾的卵。如果把它的卵取过来，母青蚨就一定会飞过来，不管离得多远。即便偷偷取走它的卵，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用母青蚨的血涂在八十一文铜钱上，用子青蚨的血涂在另外八十一文铜钱上，每次去买东西，有时先用母钱，有时先用子钱，用掉的钱都会再飞回来，这样循环往复，钱就永远都用不完了。

　　“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善于总结，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人才更有吸引力时，立即给胡林翼写信，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表示向胡林翼学习。

　　曾国藩招徕人才，也有的是在“重赏之下”。赵烈文就是其中之一。赵是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静。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少年时代三应乡试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以有才名闻乡里。咸丰五年底，曾国藩坐困南昌，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赵烈文。曾国藩立即下聘金百两，修书一封请赵。赵烈文欣然上路，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赵烈文说：“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听后颇不高兴，赵也不便再深说下去，似乎感到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遂以母亲有病为理由，向曾国藩告假。过了几天，正当赵烈文将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打败仗的消息，正赶上赵烈文辞行，曾国藩一定要他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赵只以不幸言中搪塞过去。

　　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遂于正月离营。曾国藩只好嘱咐他家中无事，望早来相会。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苏、常，赵烈文无处安身，全家逃往上海。此时的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实权在握了。第二年七月，赵烈文因受好友金安清之托，为求曾国藩就盐政之事上一奏折，来到东流大营，随即留在幕中。在此前后，籍隶常州的周腾虎、刘翰清、方骏谟、华衡芳、徐寿五人也赴安庆大营委用。

　　曾国藩在《 人过闻见日记 》中把人才分为三类。一个是“闻可”，多是指在曾国藩这里任职的人推荐或称赞的人，包括他人写信告诉者、面交条子所开、当面所称等。大多记载这个人才是什么样子，可以胜任哪一类工作。还有一种是“见可”，就是不但听人讲过，还经过他的面试和考察，认为这个人是可以用的。第三是“闻否”，就是听别人说这个人不能用，然后把他打入另册。对别人表扬的人才，曾国藩要经过自己的面试、考察，甚至经过一段时间试用，之后才确定是否正式任用此人。

　　曾国藩特别重视人才的特点、特长、喜好等。如记多隆阿为“善将，不喜儒士”，记彭玉麟“精于水师，无他嗜好”，记骆秉章“大才，能用人”，记冯子材“与士卒同甘苦”，记华蘅芳“能造火轮船”，记冯桂芬“博雅有守”，记陈国瑞“善战”等。有人作过统计，曾国藩日记中的人名有3300多人。

　　而打入另册的名目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这个人“庸而无用”，平庸无用，曾国藩就会把这个人放到“闻否”一栏。这就意味着即使将来这个人来到自己麾下也不能任用。其他“贪而无耻”、“刻薄害民”、“好嫖、贪残巧诈”都是要上黑名单的。

　　当然不光有黑名单，还有红名单，如果听到别人表彰了这个人，曾国藩经过一番面试、考察，确定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才，这个被称为“见可”。此类标记的人后来一般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

　　曾国藩晚年的时候给恭亲王奕?写信，以及私下跟赵烈文谈话的时候说，将来真正侵害中国的不是其他的国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日本。但是赵烈文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日本人恐怕就是一个强盗的伎俩，像明朝的倭寇之患。给奕?的信中，曾国藩还推荐说，朝廷将来可以担当统帅平定外国对我们中国侵略的，第一人就是多隆阿。

　　曾国藩在私人日记里，记载多隆阿有六个字，如果比较《 清史稿 》的多隆阿传，可以说是相当准确而又概括。说他“善将”，是一个好统帅，一丝不苟，而且既不贪，又不怕死。但是它后面有四个字：“不喜儒士”，不喜欢和这些有知识的人打交道。

　　多隆阿和鲍超是湘军两员虎将，当时以“多、鲍”并称。胡林翼对两人都很爱护，不过后来胡林翼作了一个决定，让鲍超归多隆阿来管。对此曾国藩有不同意见，他与胡林翼讨论来讨论去，胡林翼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胡林翼去世后，曾国藩对多隆阿有些看法，多隆阿也有觉察，但他本性就是这样：不愿意和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型的官员打交道。后来在西北战场，多隆阿很早就死去了。

　　还有冯子材，曾国藩评价他最大的优点是“与士卒同甘苦”。他记下来每个人才的优点和缺点，不是很平淡的流水账一样的记述，因为这样的记载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比如评价冯桂芬这个人，非常有才，“博雅有守”。有守就是操守很好，博雅是说这个人知识非常广博。

　　在网罗人才方面，曾国藩提出撒天下的大网，他还引用庄子的一句话，“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就是要把天下作为自己网络人才的范围，不要局限于自己两江总督管辖范围这样一个人才圈，一个营盘。曾国藩还提出“楚材晋用”，就是说，有的地方的人才可能在那个地方很不适合，但是到这个地方又非常适合。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商人无利不起早一样，就要像白圭做生意一样，像凶猛的雄鹰捕捉猎物那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因此一旦这个人才进入曾国藩的视线当中，又是经过闻可、见可，那他一定把这个人招来。

　　曾国藩网罗人才的精髓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以类相求，以气相引”。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类的人更容易进入彼此的“气场”，所以曾国藩找科技界的人才容闳时就说过，一定不能让武官同他谈话，因而他找数学家李善兰写信，这样更容易获得容闳的信任。

　　还有“以气相引”，气就要靠道德操守的修为。怎么找到道德修养好的人，这就叫“以气相求”，两者相互影响。

　　早年的时候，曾国藩的场子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一直没有封疆大吏的权力，因此也不能提拔人。所以每次向清朝奏请的时候，说提拔这个人、提拔那个人，清朝只是给名义上的一种提拔。这样，最初湘军开始创立时，招人成了一个大问题。

　　此时，曾国藩首先想到了老同学郭嵩焘、刘蓉。三人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结成了密友，成为一生的铁三角。郭嵩焘是诸葛亮式的人物，摇羽毛扇，出谋划策是其所长。刘蓉更被曾国藩称为“卧龙”。在道光、咸丰年间，湖南士子中还有“三亮”，即三个诸葛亮的说法，即老亮罗泽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就是刘蓉。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班底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他，因为打仗这种事情是掉脑袋的。这时候，他把刘蓉和郭嵩焘拉了进来。

　　刘蓉是湘乡人，字孟容，号霞轩，少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年三十余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秘密让他的父亲督促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这位乡贤，十分友善。道光十九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曾国藩作《 怀刘蓉 》诗，诗中云：

　　日日怀刘子( 指刘蓉 )，

　　时时忆郭生( 指郭嵩焘 )，

　　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怀念之情，跃然纸上。现在，曾国藩组建湘军，最缺的是人才，便用软磨硬泡的办法，又拿出他一贯的诙谐对刘蓉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 郭嵩焘 )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人练湘勇，并很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旁观，因而曾国藩说不能让郭一个人置身事外。刘蓉随即来到曾国藩这里，郭嵩焘也随后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只是有三点要求：

　　不任仕宦，

　　不专任事，

　　不求保举。

　　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他还对管理银钱的人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郭嵩焘亲自到益阳、宁乡等地游说，募得十多万两银子，成为曾国藩办团练的第一桶金，可是，郭、刘两人在曾国藩大营数年，却没支一钱，这使曾国藩深感不安。

　　在挽留刘蓉时，最可见曾国藩的用心。刘蓉因回家葬母，不愿回来。曾国藩用尽办法挽留他，并说只有郭嵩焘来了才放他走。咸丰五年三月，郭嵩焘从湖南来到南昌大营，刘蓉请曾国藩兑现他的承诺，当天就要走。曾国藩实在找不出理由，提出以诗相留。刘蓉提出一个标准，说诗作得好就不走了，而佳诗的标准竟是“使我读之即笑”方可。曾国藩“亟意做诡趣语”，写成长诗一首，名叫《 会合诗一首赠刘孟容 》。其中最后一段是：

　　困穷念本根，风雨思君子。

　　艰难复相逢，得非天所祉。

　　回首二十?年前，志亢声亦侈。

　　忧患阅千变，返听观无始。

　　老夫苦多须，须多老可鄙。

　　二子苦无髭( zī)，无髭亦可耻。

　　自乏谐俗韵，不关年与齿。

　　贞松无春竞，岁晏行可俟。

　　作诗志会合，亦用砭窳( yǔ)呰( zǐ)。

　　刘蓉“读之不觉失笑”，因此只好继续留下来。自此刘蓉随幕其中，下笔如流，曾国藩很是依赖。曾国藩困顿南昌时，罗泽南上书先攻武昌，刘蓉率左军，收复崇阳、通城。曾国藩因此上奏朝廷，想举荐刘蓉，但因有“不求保举”之话在先，曾先将奏疏让刘看，并说：“此亦古人之常”。刘蓉却说：“萧朱、王贡以转相之汲引为贤，盖汉人袭战国余习，非相交以道也。士各有志，何以强为?”曾国藩不得已作罢。郭、刘两人出来做官，是几年后的事。

　　曾国藩求贤若渴，因求取人才也有受骗的例子。他平时特别强调，人有没有条理，能不能打动人。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署时，有一个人来投效，说他愿意在曾手下工作，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差事。曾国藩说，那你讲一讲用人方面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这个人跟曾国藩说，用人方面最大的弊端就是应该避免欺弊，被别人欺骗。曾国藩说有道理，鼓励他说下去。这个人于是跟他讲了“四种欺”：

　　第一种是像曾国藩您老夫子这样至诚盛德的人，即使想欺骗你，别人也不忍心。这就是不忍欺。

　　还有第二种人，像左宗棠那样刚正严厉的人，别人即便想欺骗，也不敢欺。这就是不敢欺。

　　还有第三种人，有的封疆大吏位置很高，别人不欺骗他，但他还怀疑别人欺骗他。

　　最后一种人是第四种，自己被别人欺骗了，还感觉不到自己被别人欺骗。

　　曾国藩很感兴趣，说讲到这四种欺很有意思，这样吧，你能不能明天开始到我手下各个大营去看一看，看看我手下这些人当中哪些人真正是人才。

　　这个人领命而去，过了几天回来了。曾国藩问：你发现我们这里有人才吗?他回答说，你这里人才非常多，但是有两个人真正是人才。曾国藩问：哪两个人是你所说的人才?他说：有一个人叫涂宗瀛，还有一个叫郭柏荫，这两个人是人才。

　　这两人在曾国藩自己的人才名册中也是被列为提拔的人，一听到这里，曾国藩感觉此人真是了不得，有鉴识人才的本领，便想提拔他。只是一时没有更合适的位置，所以就先安排他在制造局当差。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个人带着两千两银子跑掉了。手下的人听说后，向大帅建议赶快追，曾国藩说不要追了。大家觉得曾国藩这次被别人欺骗了，曾国藩自己捋捋胡须，一再说“好一个不忍欺，不忍欺”。他这样说，别人都笑了。

　　曾国藩总结说：人才凭借求才者的智识而生，也由用才者的分量而出。用人如同用马，得到了千里马而不认识，认识了又不能很好地驾驭使用，那样的话，用人者反倒乐得骑乘驯服、稳当的劣马，反过来指斥千里马的高大、俊伟。

　　胡林翼说，人才随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视用才者之轻重而至。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管辖江苏、江西、安徽三个省，朝廷所有的大政方针都要咨询他，场面非常大。曾国藩提拔的人才更多了，主要人才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提拔起来的。

　　曾国藩提拔人才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个是数量大。曾国藩的人才非常多，封疆大吏这个职位的就有几十位，有名有姓、有成就的有几百人。

　　二是专业性强。曾国藩手下的人才都有专业技能，在各个方面都有专业特长。而有的从士兵，或者农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三是求才的心意非常诚。以诚来求才，待之以礼，求人心境有恒，不达目的不罢休。

　　四是范围非常广。他主张用人五湖四海，不论资格，打破常规。

　　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道。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

　　3.相人口诀

　　曾国藩平时留心观察人，并提出著名的“五到”。其中“眼到”特别强调“着意看人”，“手到”提出“于人之优劣，事之轻重，随手笔记，以备遗忘”。

　　可见曾国藩注意平时与人接触时“相人”，在日常军政生涯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有关传闻甚多，并称有《 冰鉴 》之类。最可信的是，他在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写道：因忆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这个口诀就是识人口诀，也可以说是曾国藩对相人术的总结，其中有的内容显然超出传统相人术的范围，而融入一些新的考察、观察人的方法。中国从唐代时，选拔人才以“身、言、书、判”为标准。“身”，就是人要长得标致，身方端正是最好面相。我们通常说，这个人是国字脸，就能成大器。比如两肩不平，一高一低，就不能担艰巨。他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第一句是“邪正看眼鼻”。忠、奸是中国人看人当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如果连好人和坏人都不能识别，那何谈用人。所以曾国藩把识人口诀中的第一句话定为“邪正看眼鼻”，如果鼻子和眼睛不正，即俗话讲的眼斜鼻歪，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人肯定心术不正。正如看京戏的时候，脸谱一出来就知道这个人是奸臣还是忠臣。相术上讲，七尺之躯不如一尺之头，一尺之头不如一寸之睛。所以看一个人，除整体外，第一就要看鼻和眼是不是长得正。这也是看人最基本的方面。

　　《 人伦大统赋 》说，“欲察神奇，先睹目睛”。眼睛掌贤愚、贵贱、巧拙、勇怯、邪正之宫。孟子说：“胸中正则眸子眊矣。”眼睛以长、深为贵，其次是尾部稍微翘起，再次是藏神。因此有“两眼藏神，富贵高名，鱼尾插额，位至相国”。而三角眼通常为人狡诈。再如，瞳仁要如点漆，黑白分明。象眼属于思考理智型，黄眼仁属于长寿型，突目属于性格暴躁，浑浊属于早逝型等。从眼睛观察人的类型，曾国藩记载的例证最多，如“平视无顾”为最佳，“游目为贼眼”，于他人不利，而“痴视伤己”。

　　鼻子居五岳之中岳，相书上讲鼻子是审判官，位居中央，高高耸立，号称天柱山，上接天庭，下接水沟( 人中 )。“鼻以准头为主”，两边为“金甲”。

　　第二句话是“真假看嘴唇”。口为出纳官，不嫌大。口德、口贼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极。口以方、广、厚为贵。又有“开欲大而合欲小”。嘴唇：两唇相副好文章，如果上唇盖不住下唇，男必多诈，女必克夫。口像鸟嘴最难交，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后决计和他分手，就是看出他长颈鸟嘴，不可共享安乐。史书上记载，汉代老妇人许负，就是凭周亚夫的口，相出他必将饿死的：相法说，有横纹深入口内，必然饿死。

　　第三句是“功名看气概”。一个人有没有功名，曾国藩说要看人的气概。有的人就是一出场把所有的人都带动起来，像谈恋爱的时候也有一见钟情，被对方的一种气质所慑服，有一种追随的感觉。咸丰四年初，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因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率三百人进入通城途次，得悉吴已战死黄州。曾国藩当时尚不知吴已死，写信称其来，“为甄师( 吴文镕 )喜，为两湖喜。又接庐州失陷，岷樵( 江忠源 )殉难之信，为天下忧，为吾党忧”。随即向清廷上密疏，称赞“胡某才胜臣十倍，可大用”。胡遂成为曾的部下。但后来胡最早得到封疆之任，“谨事文正，交欢文恭( 官文 )，推美让功”，“中兴之烈基于此乎!”胡去世后，曾国藩私下与心腹幕僚赵烈文谈话时还说：胡林翼是英雄一类人物。而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给曾国藩写信说，少荃如论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曾、胡两个人给李相面，都说李鸿章是属大富大贵之相，是一个福将。

　　第四句是“富贵看精神”。这里的“精神”是精气神的意思。一个人能不能长享富贵，曾国藩说有的人才即便你着意培养，但因为他不能长享富贵，可能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在私下跟赵烈文谈话时非常惋惜地说，胡林翼是湘军第一苦命人。薛福成也相出胡林翼是苦瓜脸，虽有非凡的英雄气概，却是一种苦相，即精气神不足，所以不能够长久。我们通常讲人活一口气，寿命长的气长，寿命短的气短。这个气就是精气神。而精是有形的东西，气和神是属于无形的东西，但气和神这种无形的东西都要靠精来支撑，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如此。精又由肾而出，所以一个人肾衰竭了，人的精没有了，气和神随之而散。康熙晚年有一句名言，他说自己为大清帝国殚精竭虑，“心为天下耗其血，神为天下散其形”，是最好的一种表述。所以曾国藩说富贵看精神。

　　第五句话叫“主意看指爪”。人有没有主意，他说主要看指爪。实际是相手。古书有四肢象四时，五体象五行的说法。手以厚、软为贵。手指纤长，其人聪颖，有主意，短而粗者愚鲁。曾国藩说，“手心、手掌心当中纹络清晰而浅者，心定”。这个心定就是主意定，临事不慌乱。“手掌纹络浅而乱者，人心乱、心浮”。

　　第六句是“风波看脚筋”。足是千里马，我们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书讲，足者，上载一身，下运百体。足代表良马，代表地。足以平、厚、正、长为贵。清朝时每有大的战争发生，要选好马匹，大多会从蒙古、西北这两个地方选。鉴别马匹好和坏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一个特定时间中，先到达这个地方的就是好马，而没有到达的这些就被淘汰。人衰老的时候也是从足开始，所以他说“风波看脚筋”。有的人就是无风无浪、无灾无难到三公，位置升得很高;而有的人则是一生坎坎坷坷，才最终有成就。这就属于有风波的那种人。

　　最后两句是“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这两句不是相人，而是观察人。曾国藩特别重视有条理，并把它作为用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之一。他说有无条理，通过语言能够看出来。而语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书面语言，包括各种汇报、报告等。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可能最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文字。文字有很多是属于报告之类，报告有没有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曾国藩这里的语言主要是指口头语言，他经常讲，古人说的听言非常适用，即两个人谈话，能不能切中要害，条理清晰，把对方抓住，就能显示出有没有条理。

　　近代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囚禁，到了蒋经国时期，仍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当时参与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太多去世，只有他能够说出真相，但他多年来一直对此保持沉默。所有的来访者都被拒之门外，但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做到了。他用一句话就让张学良说出藏在心灵深处的秘密：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你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甚至连你的父亲都不如，你的父亲是东北王，他不向日本人屈服。你虽因西安事变坐了三十年的牢，但却改变了中国，你所做的付出，值得!

　　这句话让张学良当即答应唐德刚的采访。后来张学良所有的回忆录都保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这应该归功于唐德刚。一个人说话是否有条理，是否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打动对方，是曾国藩相人的秘籍之一。

　　《 曾氏湘乡文献 》还保留了曾国藩相人的具体记载，比如说看一个人的面，曾国藩会说什么样的脸是颟顸型。人们常说不能与颟顸的人交往，因为这类人讲不清道理。曾国藩结也有“八交九不交”之说，说这种人避之唯恐不及。颟顸之人的面相是“面快然而大，无清气者”，即脸盘非常大又没有清气。

　　面：

　　面快然而大无清气者，谓之颟顸，颧骨森耸，地角方阔者，主有岁权;色黄黑而润泽者吉，哑白而枯涩者凶。

　　口：

　　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口角方者贵。

　　说话闪烁游移者靠不住，言伤易者后难渡，言伤烦者做事必浮。

　　头：

　　头如山者贵重，偏颇好动者败。

　　身：

　　腰长过人者贵，三段停匀者贵寿。头，头一段;肩至丹田一段，以下为一段。

　　目：

　　暸则胸中正，眊则胃中不正。

　　黑珠黄者有胆，淡黄深黄数道分明者：胆大而多智。

　　视上者傲，视下者骄。

　　忧倾则奸( 侧头视也 )，神定而目如流星闪电者大贵，神荡而目动言肆者可恶。

　　鼻：

　　梁正者心正，歪者心不正。

　　准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伏犀贯顶者贵( 若比他人迥长者尤贵 )，中如蜂腰细断者贱。

　　手：

　　指甲坚者心计定，指长者聪明，掌纹细而浅者秀，多者心杂，粗而深者定，少者心专。

　　足：

　　行路稳重者贵，轻佻者贱。

　　“言伤易者”指说话大言不惭。“后难渡”指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非常简单，天大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是小事一桩。这样的人做事靠不住。曾国藩经常讲，这种好大言而胸无实际的人最易坏事。

　　“言伤烦者，做事必浮”，指的是不喜欢别人说话絮絮叨叨，大多时候伤烦。烦是烦恼的烦，就是没有耐心。曾国藩在用人中有一条，“不胜繁巨者，不能重用”。就是不踏实，不能事无巨细，做不到“五到”。

　　他关于“头”的说法，“头如山者贵重”，“偏颇好动者败”。他讲人的身体，“腰长过人者”是大贵，尤其是“三段停匀者贵寿”。所谓三段，头是一段，头下至丹田是一段，丹田以下是一段。这三段非常匀称的人，是大富大贵之相。

　　其实，曾国藩这些自己总结出来的相人方法，有的来源于中国儒家经典。《 孟子 》中载：眸子，人眼睛的瞳孔。胸中正的人，眸子明亮。曾国藩说“黑珠黄者有胆”，就是有胆量;“淡黄深黄数道分明者，胆大而多智慧”。司马迁《 史记 》描写汉高祖为“龙准龙颜”。“龙准龙颜”就是他的鼻头特别大，像龙一样的面目。

　　曾国藩特别讲行路的姿势，“行路稳重者贵，轻佻者贱”。所以，他在通信中多次教育他的儿子曾纪泽，走路一定要稳重。所谓人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除了讲求姿势外，还蕴涵了很多古人养生方面的道理。

　　4.独特的面试人才法

　　以上那些都是用来鉴识人才各个方面的相人方法。史书上有很多有关曾国藩相人的记载，包括正史，都说曾国藩有一套独特的秘法。

　　曾国藩相人最典型的例子是江忠源。据《 曾国藩年谱 》记载：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新宁江忠源以公车举人留在京师，因郭嵩焘求见曾国藩。江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曾国藩与语市井琐事，酣笑移时。江出，曾目送之，回顾郭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江自是遂师事曾。

　　而在朱孔彰所著的《 中兴将帅别传 》中，所记这件事的时间更早，引荐人也变成刘长佑，内容则完全相同。

　　江忠源早年吃喝嫖赌无所不好，曾国藩当时以理学家自居，对这样的人往往是避而远之。当郭嵩焘把江忠源引荐过来，曾国藩一听是江某人来了，悄声告诉门房说：“这个人做事不符礼法，你想个办法把他打发了”。门房是个老实人，实话实说，江忠源急了，大声说了一句话：“那些事是有的，难道天下还有拒绝人改过的大臣吗?”

　　这句话很有分量，意思是说，坊间流传我过去那些荒唐事情都是有的，但是曾大人能够拒绝别人改过吗?曾国藩一听这句话，倒屣走出去，把江忠源迎到房榻内室，两个人畅谈一时。等到江忠源走的时候，曾国藩回过头来跟郭嵩焘说：“此人一定会立大功名，但最后会死在沙场上”。郭嵩焘感到非常不理解，因为现在天下太平，他是一个举人，即使将来出来做官，也是文职官员，怎么能够死在战场上呢?不相信。后来江忠源果真死在了战场上。《 中兴将帅名录 》还记载：曾国藩把自己练兵的计划告诉江忠源，并表示由他来带。江忠源是湖南人中第一个以书生带兵的人，因此也是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高官——巡抚。

　　还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李鸿章建立自己的班底，即建立淮军时，对四梁八柱核心团队中谁能够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有些拿不准。当时在安庆，他请老师曾国藩帮他把关。曾国藩说：“那好吧，第二天早上，让他们到我办公室外面等候。”于是，李鸿章带了手下张树声、吴长庆、潘鼎新和刘铭传四员大将，让曾国藩给相相，谁将来最有出息。

　　当时安庆这一带还是很冷的天气，尤其是早上。四位大将一早就来到曾国藩的大帅府，一等就是两个时辰，饥肠辘辘不说，外面瑟瑟的西北风吹得几个人受不了，曾国藩以“耐字决”来考验他们。又过了一个时辰，这时，其中有一个麻脸的年轻人实在耐不住了，说了两句话：

　　烽火期间如此静候，岂不延误军机?对部下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寒心?周公一饭三吐哺，以待天下贤能，而大帅的架子也太大了!见不见应该早一点告诉我们。

　　这时，曾国藩从室内走出来，对四位说：“好吧，今天不见了。”四个人都莫名其妙，面面相觑，而那个麻脸气得拳头攥得紧紧的，口中不停。过了一会儿，李鸿章来到曾国藩这里，说：“老师，我托付您的事情，不知有没有给我办。”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少荃啊，这几位都不错。其中，器瞩非常、声音洪亮的那个麻脸汉子，就是你将来要找的接班人。”李鸿章说：“这个人就是在大潜山上喊出大丈夫应生有爵、死有谥，人称刘六麻子的刘铭传。”曾国藩说：“四人在外面等待时，其他人都屏息肃立，改容以待，只有那个麻皮不一样。他出言不逊，见我走过，昂然而立，眉宇间有不平之色。此人额广面长，钟声铁面，有雄侠威武之气，胆量和才气在诸人之上。好生栽培吧!”

　　刘铭传果然成为李鸿章的第一员大将，特别是在平定捻军时，立下汗马功劳，封一等男爵，后来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连战先生的祖父连横著有《 台湾通史 》，他说台湾历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永垂不朽的人中，刘铭传是第一人。

　　后来，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请李鸿章的淮军来支持他，还特别奏调淮军大将刘铭传。刘铭传这个人血气方刚，火气非常大，曾国藩想用合适的方式规劝他。刘铭传的诗集《 大潜山房诗钞 》完成时，请曾国藩作序。曾国藩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于是在序中说，你这个人用兵和写诗一样，都是属于不同凡响，但是你有一点做得不够完美，就是向来藐视敌人之意太多，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太多的风浪，心中往往有一种骄矜之气。曾国藩嘱咐他应养成“豪侠而具敛退之气”，即发扬豪侠之气，同时要内敛功夫，遇事冷静沉着，少些锋芒，多点避让，人就完美了。

　　曾国藩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是用动物羽毛雕的一把扇子。曾国藩在扇面上题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要刘铭传向他的前辈舒城( 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 )人周瑜学习。周瑜是孙吴的名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曾国藩希望刘铭传把骄矜之气压一压，要养成一种大将风度。

　　类似记载非常多，虽有夸张、神化成分，但曾国藩确实在识人方面有独特的本事。《 见闻琐录 》“曾文正知人”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陈兰彬于同治八年( 1869 )经人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见树。

　　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在《 柏堂师友言行录 》卷三记载：

　　王子怀曾言曾公真有知人之识，咸丰初年，予上振兴人才疏，公见之，即再三称赏，但劝予不要保举徐仲升( 徐广缙 )制军、周敬修( 周天爵 )侍郎办兵事，说仲绅前办夷事甚得体，然实无才，留广东使夷人有所敬畏可以，若办兵事，底蕴尽露，岂不可惜!敬修之才，但能办土匪，不能办贼，其后果如其言。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 庸庵笔记 》有“谈相”一文，记载道：

　　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身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

　　这句话颇为客观。而薛福成也有一些相人的本领，包括为曾国藩以及当时几乎所有湘军高层都有相：

　　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者。”余所觏当代巨公，无其匹也。知府张澧翰善相人，有癞龙之目，谓公端坐注视，张爪刮须，似癞龙也;惟眉发稍低，故生平劳苦多而逸豫少。

　　威毅伯沅甫( 曾国荃 )尚书，体貌颇似文正，而修硕稍逊焉。

　　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 李鸿章 )，长身鹤立，瞻瞩高远，识敏辞爽，胸无城府，人谓其似仙鹤之相。

　　胡文忠公( 胡林翼 )，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岩下电，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骆文忠公( 骆秉章 )，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而外朴内明，能辨贤否。左文襄公( 左宗棠 )，貌亦如老儒，而倜傥好奇，议论风生，适若与骆公相反。

　　罗忠节公( 罗泽南 )，貌素不扬，目又短视，不善驰马，衡阳彭雪琴尚书( 彭玉麟 )，恂恂儒者，和气蔼然可亲;道州杨厚庵尚书( 杨载福 )，意思深长，貌亦儒雅。鲍武襄公( 鲍超 )，躯干不逾中人，文弱如不胜衣：四公之貌，皆与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测也。

　　5.询事考言——识人口诀运用

　　曾国藩在考察一个人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即遵循古人的成法：一个是询事，一个是考言。询事是指对事情的看法，有没有独特的见解;考言则指说的话是否符合情理。这些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记载。

　　曾国藩考察一个人，大体要考察十二个方面，以此了解一个人的背景，包括出身、家庭情况，在哪里参过战，在哪里做过官，现在任什么职务等。

　　曾国藩在第二次出山后，尤其是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每天都接见下属，包括最基层的文武官员。每次都把他的观察记下来，以备以后验证。因此他的日记中留下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多。

　　咸丰八年九月十五日谈话记录：

　　何本高，湘阴归义人，兄弟六人，行三。咸丰三年入营。朴实。

　　陈青云，湘乡五都萧家冲人，兄弟四人，居三。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眼似邹圣堂。

　　刘光明，湘潭石潭人，年二十七，父四十六，母殁，有二弟。明白安详。

　　再如：

　　丁长胜，前充二旗左哨，本年二月假归。三十五都人。四年，招副五哨入王营。身文而笨，讷于言辞;目不妄动，为可靠。

　　周惠堂：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钟辅朝：目清而不定，明白，滑。

　　吴兰蕙：面偏神动，目有精光，跳皮。

　　王春发：口方鼻正，眼有精光，色丰美，有些出息。

　　唐顺利：目小，有精光，眉粗，笨人。

　　龚隆贵，二都人。四年二月初十日围在岳州，城破后十五日逃出。在城内杀穿左右颊。十一月复入王营。据称，在湖南与朱洪英战最狠，七年十一月与石达开战最狠。身长视下，有壮气，好说话。父母年六十二三。三年入钟开诚营。

　　李绳武，湘乡城内人，种田为业。三年入王营。旋至衡州入罗山营，同剿岳州、武汉、田家镇、弋阳、广信，均在事。年四十二岁。充二旗哨长。无英气。无父母，有弟，有二女。尚老成。

　　他说丁长胜“身文而笨，讷于言辞”，后面又说“目不妄动，为可靠”。就是眼睛坚定，不是转来转去、很机灵、揣摩对方的样子。曾国藩用人最主要的是用质朴的人，即诚实的人。龚隆贵这个人“身长( 身材高大 )视下( 眼睛向下 )，有壮气，好说话”。李绳武这个人，他的鉴定是没有英气，但是老成。

　　曾国藩品鉴人才有两个特点：重视品格和性格方面的观察，这类记载最多。

　　文兼武，十二都人，三十岁，其兄亦在王营，拙、直，长工之才。

　　陈品南，老三营湘旗旗长。挺拔，有静气。二十九岁。铜钱湾住。副将衔。

　　喻科癸，平江亲兵百长。年二十四岁，满面堆笑，可爱。矮而精明，略似陈安南。

　　他说文兼武这个人拙、直，后面写上是“长工之才”，适于做长工;评价陈品南“挺拔，有静气”;说喻科癸“满面堆笑，可爱。矮而精明”。

　　关于品格的观察：

　　贺国秀，五都人，兄弟六人，行二，有一兄一弟在营。四年三月廿五入王营。静而明白。壮勇百长。作田营生。

　　王胜友，六都人。初入罗信南营，后入萧营。据称，小枪食药一两零，父母俱在。乡间蛮人。

　　成立福，湘潭七都人。父八十，母七十。兄弟七人，二早死，四人在营当勇。年三十七岁。四年，在羊楼峒入营。打义宁后，告假一次。七年六月充前营哨长。初由抬枪班当散勇。朴实壮健，目光渐散。

　　萧赏谦，平江长寿司。苏官渡入营，贵溪升什长，衢州升哨长。父母皆存，蓝翎把总。兄一，读书，弟一，耕田。耕作为业。武人而有儒雅气，身段稳称，鼻正眉疏，似有用之才。中哨哨长。

　　二是考察一个人是否可靠，能够做哪个方面的事情。如他说李楚盛这个人“目有精光数道，种田为业”，后面四个字“朴实可用”。评价李祖祥时说“目定”，不是游移那个样子，鼻子挺，坚实可靠。类似这样的记载也很多。

　　中国古代在总结识人方面的经验非常多，《 吕氏春秋 》中有识人“八观”。更早即商末周初的时候，周文王就发明了鉴识人才的“六征法”：

　　第一是“观诚”。诚是诚实的诚，就是观察一个人是否诚信。

　　第二是“考志”，就是通过言语来考察一个人是不是有志向。

　　第三是“视中”，即通过声音和气息判定一个人内心是否有浮气。

　　第四是“观色”，就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表情。

　　第五是“观隐”，这是最难的，即平常我们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传统相术把观察一个人的内心放到了最要紧的位置上。

　　最后一个是“揆德”，即看一个人有没有道德情操。中国古代此类记载非常多。如《 史记 》记载刘邦去世前，想到吕后已经要代替刘氏天下，安排后事说“安刘氏者必( 周 )勃也”。周勃虽然不善于言辞，但很忠诚，最后能够安定刘姓江山的，一定是他。果然，后来陈平和周勃两个人联手平定诸吕之乱，稳定了汉朝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