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4.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王志纲/文 2009-03-24

  在大学学的东西既重要也不重要。说它不重要，是因为那些知识只是打一个底，进入社会以后还要根据自身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再学习；说它重要是因为在学校要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进一步则要掌握“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那个“道”——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了“道”，你到了大千世界才可能与时俱进，才可能永远处于风口浪尖，立足于时代潮流的前沿。

  财智论语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有些年轻人唯恐落后，什么时髦就学什么，他们的脑袋成了书橱。可是这没什么用。读书有多种方式，一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那最多是一个图书馆；另一种是有选择地读，边读边思考，让知识为我所用。（很有道理，要有自己的思想在里面）

  市场经济时代信息爆炸，知识必须不断创新。一个人如果只是满足于自己在大学里所学的那点知识，出去以后就想“一招鲜，吃遍天”，包打天下，那是行不通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大学学的什么不重要，只是打一个知识的基础，因为走向社会以后还要根据自身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再学习，最重要的是结合实践真正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那个“道”，即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了“道”，你到了大千世界才可能与时俱进，才可能永远处于风口浪尖，立足于时代潮流的前沿。

  我原来当记者的时候能做成一些事，得益于方法论。像阮次山说的“世界上很多看似没有关联的事，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同样的道理，你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你怎么能以不变应万变。如何去解读、分析并发现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你的方法得不得当的问题，就是你对社会的认识与体悟有多少的问题了。

  很多事情之所以不能成，是因为做事的人之间不能相互认同，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有分歧，就不能齐心协力。我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揭示出来，道理想明白了事情就好做了。举个例子，1990年前后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请我去，想让我就深圳申请保税区写一篇文章。当时深圳非常想拿到保税区待遇，而中央一些老同志对保税区这个提法很反感，说你们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够多了，还要搞什么保税区，绝对不行。深圳方面怎么讲都解释不通这个道理。后来我搞清楚状况之后写了一篇内参，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1997年香港要回归，为了避免在经济上带来很大的震荡必须寻求一个过渡方式，我用“船闸理论”来形容这个过渡。中国经济好像一条大河，香港好比是处在上游，大陆处于下游，上游和下游之间又有一座大坝，那么航船要顺利航行就得有一个船闸来调节水位，使上游的船能下来，下游的船能上去，保税区的作用就是这个船闸。这篇文章写出来后不久，深圳方面有关同志就告诉我说，北京很快就批下来了，因为这下中央听懂了。香港要和平回归，需要有一个平稳过渡，而保税区就是一个过渡。现在看来，做任何事情寻找一个能够相互沟通的语言体系很重要。现在粤港一体化迟迟难以实现，关键是广东和香港之间的沟通不畅，包括香港与广东经济学家的思路和讨论问题的方式不当，双方都不清楚。

【让别人认同年你的观点是很重要的，有时候要考虑用对方的语言来思维。】

  对于社会的认识要注重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和体悟，而这种认识和体悟是需要丰富的经历作为基础的。这些年我为什么要从事智库的打造，为什么不断地去破解难题，就是因为这会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认识和体悟当代中国这个大环境。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大企业和大财团找我们，也有许多省市领导找我们，各种问题都摆在我的面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对于客观环境的体悟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

  前不久我到黑龙江去做一个项目，见到当地的最高领导。我当时问他们中国有这么多研究机构你们不找，为什么来找我们？他们的领导说：“我跟踪你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当科长的时候就开始看你的东西，一直很关注你对黑龙江的言论。”我常常跟大家讲“人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原来我在新华社的时候曾经做过很多这种事情，解读中国，感悟中国，没有想到当我后来打造中国民间智库的时候，这些东西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我再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这个故事当年在中国影响很大。大家如果能从这里面听出一些方法论的东西，一辈子都会受用无穷。

  1988年整个中国处于一个矛盾的状态，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到了极致，沿海和内地的矛盾和冲突也非常激烈，中央这时候对于下一步的走法也不是很确定。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希望能够通过记者这个角色来对中国进行一次解剖，把解剖的思路和结果呈现给中央，让中南海的决策者们能够有一些参考。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狂妄的想法，你一个小小的记者，中国这么大，这么多经济学家都说不清楚，你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对广东了解可以理解，你对北京了解可以理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十多亿人口你怎么了解啊？

  的确我当时也面临着这么一个难题。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纷呈的中国怎么才能把握它？当时的中国跟现在可不一样，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都完全不一样，广东那边已经很发达了，而内地则还是很封闭。当年黑龙江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广东靠南洋，山东靠老乡，北京靠中央，我们黑龙江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当时各个地方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怎么从宏观上把握是对我最大的挑战。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我当时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关键是找到了一种方法。中国有一句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就是方法，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方法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当时的设想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整个中国：一个是在空间上，我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东西南北中，就按照东西南北中进行大抽样；另一个是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采访三种人：领导者、学者和记者，这叫做三者采访法。

  我按照这一套方法首先到广东采访了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请他们谈谈广东的情况。广东觉得中央对他们管得太严了，缰绳没有放开，跑得不快。到上海采访了当时的上海市长，还有一些其他的官员，他们又觉得中央给广东的空间太大，对上海放得不够，如果把给广东的政策给了上海的话，上海很快就会超过广东。到了东北、西北都是发牢骚的声音。这么多的声音，而且相互矛盾，怎么才能给出一个相对清晰和公正的评价？我把这些人都采访完以后，基本上对整个中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但这还不够，官员一般谈的问题都是从自己的职务和立场出发，为了弥补官员的不超脱可能带来的片面性，还要专门采访一些学者，包括当时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在采访这些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发现经济学家的优点是很超脱，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实践了解不够。最后还要去采访记者，尤其是资深记者。

  通过东西南北大抽样和领导者、学者、记者三者采访法，我终于把中国基本的架构找到了，最后写了《中国趋势采访录》一组三篇文章。第一部分是讲“开放与割据”；第二部分是讲“改革与失衡”，说本来搞市场经济是希望大家一块往前走，但没有想到出现了一种诸侯经济，彼此之间出现了抗衡；第三部分就是专门讲下一步怎么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这个文章登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央还叫我到中南海去作汇报。

  这种经历，特别是那次长达三个月的访谈，给我这一辈子的发展，特别是成立民间战略智库打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这些年我不管是到黑龙江还是新疆，不管是到山东还是广东，基本上都能找到一种跟当地领导对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同频合拍的感受，能够帮助别人解决一些问题。

【点评】这就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解决方法，这一点思考透彻了，会对一生的发展受益无穷。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感悟中国，也是我们积累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今天我们在学校可能感受不到，一旦我们走出学校，面临选择什么职业，从事什么工作的问题的时候，这可是个大学问。我有一个同事原来在新华社广东分社，最后官至省委副书记，他跟我年龄差不多，当时我记得我跟他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之所以选择做记者，因为记者是通向理想职业的捷径和跳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他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文章写得好，最后当了省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又做了办公厅主任，最后做到了省委副书记。而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记者，因为我认为记者是感悟中国，解读中国的最佳职业。特别是我在新华社这些年用这种方式积累了很多东西，所以后来我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就比较轻松比较顺利了。

【点评】人生的很多东西是需要积累的，这也就是王志纲老师常说的，读万卷书，厉万端事。

  不过提醒大家一句，现在的记者跟当初是完全不一样了。当初我们记者叫做无冕之王，不管到哪里都备受尊重，现在可不一样了。2007年我在广东遇到一件事情，我都感到很惊讶。那天我们参加一个商会的活动，我坐在主席台，活动完了以后有一个人叫我，我一看是《人民日报》驻当地一个领导，他说他原来是我的学生，要跟我聊一聊。于是我们到我住的地方去聊天，其间他大发牢骚，抱怨主办方居然安排他跟司机坐在一排，我说你不是党报的记者吗？按道理他们应该对你客气一些才对。他说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记者能够跟秘书坐在一起就不错了，但是跟司机坐在一起的确是前所未有。

  我听了以后觉得其实这才是正常现象。二十多年前我们“见官大一级”的时候，香港的记者就是这样的，基本上是作为随员。现在我们这种现象是回归了正常，千万不能把正常当成了反常。当初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是被人当成官员来看待的，所以有了高高在上的感觉，其实那是反常的，现在才是正常。最后我送了他一句话，我说你如果想要过有尊严的生活，能够依靠的不是你这个职业，也不是你们的牌子，而是你自己的本事。现在真正的大牌记者受人尊重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而是因为他本身的实力。这个时代在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在深刻变化的同时各种职业也在重新洗牌，什么都可以洗掉，只有一个东西洗不掉，那就是本事和能力。你只要坚守你这个本事，做什么都行。

  举这几个例子都是在说明方法有多么重要，而这种方法是从生活中习得的。我无论干什么都很注意方法，小时候十几岁就去当学徒，没机会在课堂上念书，但是还想学习，那怎么办呢？我就带了三本书，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我的大学》《在人间》《童年》。这三本书伴随了我两三年，通过阅读这三本书培养了我对文字的感觉。我到现在还不太懂中文语法，什么主谓宾、定状补，照样写出大文章。所以我教我的孩子也不教语法，我儿子现在文章写得很好，英语也不错，他们到美国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准去学那个语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后来他们按照这个方式学习，果然通了。所以我说学习有两种学法：一种是傻乎乎的学法，一个砖头和一个瓦块地死读书；一种是先把大厦建筑搞清楚以后，再拆开来看砖头和瓦块怎么来组合。

  我学游泳时，教练跟我讲打水要打一个月，然后拉皮筋拉三个月，然后再怎么怎么样。我说哪有这么学的，学游泳本来是很愉快的事情，这样搞得非常痛苦，我不理他这套，就开始琢磨，为什么游泳要趴着游，不能倒过来游呢？毛泽东游长江不是倒过来游吗？我就试一下，一倒就漂起来了，一会儿竖起来就踩水了，一会儿伏下去就会蛙泳了。没过几天我就学会了，然后我把这种游泳法教给了很多人，都是两天就学会了。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情，方法论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找对了方法，他就能够事半功倍，少走很多弯路，所以后来我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方法论者。

  【点评】方法论是很重要的，和思路决定出路，是如出一辙。

  上大学的时候，我原本想去学新闻，但是后来被分去学政治经济学。当时我不喜欢政治经济学，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能理解，当时的人把马克思的东西教条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后来我非常感谢这段学习经历，一辈子受益无穷。现在人们从崇拜马克思一下子转变到动不动就批评马克思。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所在是它的方法论。我当时把《资本论》厚厚三大本通读了整整七遍。开始也是读不懂，读到第四五遍才开始把马克思的书当作方法论来读，研究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方法。到第六遍才觉得自己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一直非常欣赏林毅夫，最近看到他接受的一次采访，他同样谈到类似的问题。记者问他：“你原来在台湾学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后来到了大陆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再后来到美国学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制度经济学，这些是非常矛盾的，你是如何兼容的呢？”林毅夫回答得很好，他说：“首先任何一套理论都有它自己的逻辑体系，没有逻辑体系的不成其为理论。第二我学这些，虽然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说都是逻辑体系上的一次很好的培训。我了解这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这些东西使我这辈子受用无穷。”我非常欣赏这段话，跟我的感受完全一样。所以他来到大陆之后，先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研究农村发展的问题。那时这个研究领域很生僻，感兴趣的人不多，当时热闹的是外贸，但他去搞这个，他去解决问题。他从一开始搞经济学研究的时候琢磨的就是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空对空的东西。这个跟我所做的也很相似。我也一直是在解决问题，经世致用，经济学不解决问题叫什么经济学呢？所以说不管是谁的经济学，马克思的也好，凯恩斯的也罢，都有一种方法论在里头。这个很重要，也是我这么多年走过来一直坚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