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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国民党抗战记实资料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殺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戰中，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戰中，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的英雄和**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戰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戰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戰军队的战绩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戰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戰，尤为八年全面抗戰，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戰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戰）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望抗戰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灣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殺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戰，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戰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与人民永远地记住了他们。向**战争中牺牲的国军将领致敬！向所有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战士致敬！
     张自忠上将   李家钰上将   郝梦龄上将   唐淮源上将    陈安宝上将   王甲本中将
     武士敏上将   冯安邦上将   佟麟阁上将   吴克仁上将    黄梅兴中将   蔡炳兴中将
     张本禹少将   梁鉴堂少将   姜玉贞中将   杨   杰少将    刘家麒中将   郑廷珍中将
     庞汉木贞中将   秦霖中将   官惠民少将   刘眉生少将    吴继光少将   夏国璋中将
     饶国华上将   萧山令中将   朱   赤少将   高致嵩中将    姚中英少将   李兰池少将
     易安华少将   司徒非少将   刘震东中将   王铭章上将    范廷兰少将   杨   怀少将
     刘桂五中将   陈钟书中将   扈先梅少将   周   元少将    李必蕃中将   杨家骝少将
     范筑先少将   徐积璋少将   李国良中将   张胥行中将    王禹九少将   唐聚五少将
     马玉仁中将   钟   毅中将   燕鼎九少将   张雅韵少将    蒋志英少将   谢晋元少将
     王竣中将    梁希贤少将 陈文木已少将   寸性奇中将    陈忠柱少将   金崇印少将
     石作衡中将   赖传湘中将   李翰卿中将   朱世勤中将    戴安澜中将   王风山少将
     胡义宾少将   周   复中将   彭士量中将   许国璋中将    孙明瑾中将   卢广伟少将
     王剑岳少将 陈济恒中将   史蔚香复少将   齐学启少将   高志航少将   张数桢少将
     尉迟凤岗少将   吴国璋少将   庞泰峰少将   赵锡章中将 方叔洪中将   萨师俊上校
     毛岱钧少将   胡文臣少将   赵渭冰少将   邹慕陶少将    黄启东少将   林英灿少将
     郑做民中将   张   敬少将   刘世焱少将   朱实夫少将    吕旋蒙少将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

　　二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数目————-日本军人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减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得到的就是被中国军队消灭的人数，即：一百九十八万四千日军死在中国战场。

　　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存的史料，共有二百零六位国军将领在抗戰中捐躯。从如此多的高级将领牺牲在与日本军队的正面战斗中，可以推测阻击日本军队的艰难激烈程度。

　　根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血祭太阳旗》一书（该书的许多资料都是从日本方面的文献直接翻译的），在华毙命的日军将领共有一百二十九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被八路军击毙的有三个，包括阿部规秀中将。

　　要知道，日本当时是世界一流军事强国，装备的精良，训练的有素，远远非中国军队能够相比。但是，竟然有那么多的高级将领战死在国民政府军队手中，可见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抗之英勇，战斗之惨烈。

　　在抗戰条件最为艰苦的1944年，仍有如下的日军将领被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击毙：4月19日，陆军中将下川义忠在湖北被击毙；6月1日，陆军中将横山武彦被击毙；6月10日，日军的木村千代太中将在河南被地雷炸死；在7月21日，和尔隆基少将在长沙会战中，被飞来的炮弹炸死；7月23日，大桥彦四郎少将在湖南作战时被击毙；8月6日，志摩源吉中将战死在衡阳城下；8月20日，大西洋少将在空战中被中美联合空军击毙。

　　国军高级将领在抵**本的“一号作战”中，竟然有九位将军壮烈牺牲，他们是李家钰将军、陈绍棠将军、周鼎铭将军、王剑岳将军、王甲本将军、阚为雍将军、陈济恒将军、史蔚馥将军和吕邡蒙将军。同期在其他地方牺牲的还有吕广伟将军和张景南将军。有的将军虽然没有战死，但是仍然可歌可泣，例如衡阳保卫战就非常壮烈。在所有援军被日军击退的情形下，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坚守了四十多天，全军绝大部分伤亡，无一退却。在日军突入衡阳城以后，国军逐街逐户进行防守时，方先觉给蒋委员长拍发了如下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军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绝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此战役令日本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一万九千多人，几个将军战死，连参加此战役的日本军人都佩服方先觉等中国将士的献身精神。

　　关于日军在中国的伤亡人数，各种记载不一致。何应钦在他的《八年抗戰》中，记载日军在华的死伤人数是二百四十一万八千零二十八人，其中死亡四十八万三千二百零八人，受伤的是一百九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人。何应钦的数字很谨慎。

　　将以上伤和亡的数字加起来，就是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人。显然，何应钦和黎东方的数字比这都太小！

　　中国**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大年教授，他引用的数字是：一百九十八万四千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他是利用日本军人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减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得到的就是被中国军队消灭的人数。这个数字与上面提到的日本人的数字相差不大，也就是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人数实际上是两百万人。

　　中国抗戰史上应该有国民党厚重的一笔

　　今年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如何纪念抗戰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是一种国力和实力的体现，更是彰显大国风采之时。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日见故去，那段历史日见成为尘封，党争的硝烟也已经越来越远。因此，给人一段真实的历史就极为必要。

　　但是，在已公布的历史中却存在着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

　　比如在历史教材中，gcd的抗戰史处于主要地位，国民党则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未必如此。

　　首先，从双方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来比较：1在**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如果不是积极抗戰拼死抵抗，怎么会如此惨烈？在gcd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国民党军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

　　其次，从抗击日军的数量和地域来看，国民党军的贡献则远远要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几万。国民党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地区，只是局部战场。国民党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而gcd的军队聊以自慰的平型关大捷只不过是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

　　再次，抗戰胜利对日受降之时，中国的代表是国民党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很多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只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很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