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的前妻是谁:回首重话晚晴园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于2009年初，承接晚晴园于辛亥百年全新开幕之常设展览的布展工作。身负此一策展重任，我们再三思索：如何诉说这段故事及历史？如何将前人的美德与基业做完整的呈现，以实践“父伦子述”的理想？几经思量，我们发展出四个策展方向：晚晴园角色再定位、聚焦新加坡及南洋、兼具微观与宏观，及突破传统展览模式。

晚晴园角色再定位

　　张永福将晚晴园交予孙文作为南洋革命基地的决定，不但改变晚晴园的命运和自己的一生，更牵动整个中国及华人的未来。因此，晚晴园不但象征南洋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定位与角色，亦反映本地华社的多元面向及历史发展。

　　此次展览，国家博物馆的策展团队盼能展现当时历史事件、文化流动、身份认同、个人故事，及社群集体记忆等元素交织的过程，进而突显晚晴园重要的历史价值。晚晴园的存在，无疑联结了本地华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因此，我们希冀晚晴园能被视为新加坡华人社群共同的文化资产。

　　同时，策展团队秉持客观的视角及学术精神叙述这段历史，我们尊崇孙文为建立共和所作的努力，但也避免在展览中将孙文“神圣化”。毕竟，许多本地的革命志士，早在认识孙文之前，便已积极从事革命运动，他们与孙文之间的纽带，是坚定的友谊及平等的革命伙伴关系。

聚焦新加坡及南洋

　　再则，我们思考的重点是：如何让晚晴园不同于世界各地的孙中山纪念馆？

　　张永福在其回忆录《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强调，海外华人最能感受自身民族独立自由的必要性。他认为，“华侨心理”才是真正的革命策源地。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此次晚晴园全新常设展的故事线，从新加坡和南洋出发，以本地革命先驱的故事和贡献，以及他们与孙文和同盟会间的关系为主题，继而探讨这些革命先贤当年作出这些政治选择的原因。我们希望借由聚焦于新加坡及南洋的故事线，吸引更多本地民众参观，并让本地青年学子对这段和华社密切相关的近代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兼具微观与宏观
　　策展团队面对的另一项思考是：展览的故事线应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就结束吗？

　　为妥善规划此次展览，国家博物馆李楚琳馆长和笔者曾向杨荣文先生、王赓武教授及颜清湟教授请益。访谈当中，杨荣文先生强调：“辛亥革命并非单一的历史事件”。王赓武教授则认为：“辛亥革命带来的真正变革是文化上的变革，这远比政治体制的革命来得重要。”

　　1919年间，一群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和掀起反封建与反帝国主义的思潮，这些主张深深影响与冲击新马华社的发展。王教授指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诞生于1919年绝非历史的偶然。颜清湟教授也表示：“辛亥革命对于本地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新马华人的政治觉醒及日后本地的政治发展。”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新马昔日的革命党人与受新思想、新制度所启发的本地华人，并未停止关注中国政治的发展，反而更积极实践孙文倡导的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等主张。当时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无可避免地牵动新马华社的发展，其后至二次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一连串历史事件，也激发本地华人全方位的人文思想启迪，以及对于自身民族认同和现代化追求的思考。

　　因此，这两年多来，国家博物馆尽力说服各界，允许晚晴园全新常设展的规划，兼具微观与宏观。我们将展览故事线延续到二次大战结束前后，借此探讨南洋革命运动的始末，及民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对于本地华社的影响，并忠实呈现晚晴园与昔日新加坡同盟会成员在1911年后的命运轨迹。

突破传统展览模式

　　此次展览既由国家博物馆负责策划，策展团队便希望善用本馆丰富的馆藏，及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的资源。展览中所陈列的展品，一部分是文物，另一部分是复制品。文物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物件或真迹，例如孙文绘像及林义顺的旌义状等。晚晴园全新常设展所展出的文物大约180件，计有145件是国家博物馆馆藏。复制品约有265件，其中多为历史照片、文件和报刊的复制件。这是因为纸张类的文物保存不易，且需避免长期受灯光照射，因此这些物件必须以复制品的形式做长期的展出。

　　此外，部分展厅亦有多媒体制作的呈现，设计内容包括孙文亡命海外鼓吹革命的过程、1900年代新加坡的人文景观、新马黄花岗烈士之绝笔信，及1925年本地人士为追悼孙文所创作的歌曲等。

孙文造访新加坡的次数？  　　孙文造访本地的次数实难确认，各方研究资料显示，孙文在1900年至1911年间曾停留新加坡八次，但日前《联合早报》刊登杜南发先生令人欣喜的新发现，推测孙文曾造访本地九次。然而当年孙文亡命天涯，在各地忙碌穿梭，因此不易推敲他的行程与行踪。再则，张永福在自传中指出，孙文在1900年之前或曾停留本地数次。无论如何，1900年至1911年期间孙文每回造访新加坡，皆对于他在南洋发展革命事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应是最具意义的重点。 　　笔者就孙文数回造访本地的细节有以下的发现：

一、1900年7月之行

　　孙文曾于1900年7月9日来到新加坡，先前一些研究指出，孙文为营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而来到本地。宫崎的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对于他在新加坡遭到逮捕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而《孙中山全集》亦收录孙文在1900年7月10日与本地殖民政府官员瑞天咸的谈话。若细读这两份文本，便可知孙文与宫崎早有计划到新加坡，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商谈合作事宜。孙文向瑞天咸表示，他从西贡来到新加坡后才惊悉宫崎被捕，他也表明此行目的是希望能会见康有为，就中国的问题向康氏征询意见。孙文甚且幽默地说：“康有为的头颅价值十万两，比敝人的贵上三倍。”

　　至于1900年孙文来到新加坡时的住处为何？1900年8月2日本地英文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的报道指出，孙文当时住在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且装扮成日本人的模样。

二、1908年孙文的行踪

　　先前的研究大多表示，孙文在1908年3月抵达新加坡。然而，《香山明清档案辑录》、《胡汉民先生年谱》及1908年4月13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的报道皆指出，1908年孙文被安南法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旋于当年1月底从河内经过西贡来到新加坡，本地殖民政府知情却未加干涉。1908年2月8日清廷外务部发驻英李大臣电文内容即为：“孙文到坡，住潮人张永福家，坡督知而不拒。”笔者比较好奇的是，1908年1月至3月期间，孙文是持续停留在新加坡，还是曾经造访新加坡以外的地方？这些历史细节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淑世之德，可敬可爱

　　曾经身负重任的晚晴园，在辛亥革命前后被张永福转卖而暂时退出历史舞台，但于1937年间又重回人们的视线——六位本地华社翘楚，包括李光前、李振殿等人合力购回晚晴园，将其赠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后再交由国民政府管理与重修。二战结束后直到1951年为止，晚晴园一度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的南洋办事处。

　　另一方面，昔日同盟会成员如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林文庆与陈嘉庚等人，在当时除了以各种方式支持孙文及投身中国的政治和教育事务之外，亦自始至终深切关怀本地事务，不忘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实践公共参与的理念，充分展现当时本地华人多元的政治想象与身份认同。这种值得赞誉的“淑世精神”，即为兼善天下之人文精神。  　　尽管几度沧桑，晚晴园及本地革命先驱曾经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不因历史的更迭而有所改变，这些历史轨迹都是新加坡华社发展过程当中无法抹煞的记忆，深具价值的文化资产。因此，辛亥百年晚晴园全新常设展的完成，将不会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记录本地华社历史的句号，我们将延续为本次展览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策划相关主题的展览，届时期待大家的参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