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达创战者b站av号:智慧与人性

（一）

通常认为，智慧是对事物的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字典上就是这样说的。这种解释，其合理的成分是建立了智慧与思维活动之间的联系。但认识、辨析、判断处理的能力，还有正确与否之分。所以，这一定义不够准确，而且未能揭示智慧对于人类的意义和价值。

智慧，应当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形成的，人与自然、与他人以及与自身和谐相处，从而能够使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能力。智慧的价值是什么？智慧的价值在于使人类获得幸福和快乐。而人要幸福快乐，就必须与自然、与他人以及与自身能够和谐相处。这样一种使人幸福快乐的能力，才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智慧，才是智慧的应有之义。

和谐，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尽管“和谐”一词，象“小姐”一样，这几年被用滥了，但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本文权且沿用。

能够很好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堪称是智慧。怎样才算“很好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呢？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狂妄地“征服”与“改造”的结果，就是招致自然的反抗和报复，最后受害、吃尽苦头的还是人类自己。“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即马克思的生产力）越强，可能造成的危害越大。“改天换地”的代价是植被遭毁，土地沙化，沙尘暴肆掠，水土流失，河水泛滥。短视的工业化又使环境受到污染，大好河山简直成了垃圾场，大气层受损，气候变暧，整个人类岌岌可危。所以，“生产力”不是智慧的代名词，它甚至是愚蠢的代名词。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才称得上是智慧。说到这里，还没有说明白究竟怎样才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是思想意识上要尊重自然。另外，人类除了要摸准自然的“脾气”免受自然的伤害，还要保护自然。然后，才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就是要把自然当做是人类的朋友。人类和自然同属于宇宙大家庭的成员，理应“互敬互爱”，而不能“大人类主义”。这样自然也才会“心甘情愿”地为人类合理利用。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更要提倡互敬互爱，因为这是该词的本义。尤其不能人为地夸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夸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是人为地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比如，曾经的“户口”政策，把人分为权利待遇截然不同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过一系列的不合理政策、法律，赋予部分人以特权，使不合理的等级特权制度化、合法化。这种“户口政策”至今仍然还有很多保留。此外，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夸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把社会生产中的分工不同，说成是彼此对立、不可调和甚至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并煽动一部分人仇视另一部分人。这种观点最后成为专*制统治者残酷迫害他人或诱导民*众相互残杀的理论工具（西方社会也因此把马教理解成恐怖主义的邪教，不无道理），为害极大！ 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就是除了自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之外，要保障个体在社会权利上的自由、平等，提倡人与人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配合、协作，以达到互惠互利。既便是公平竞争，对弱者还要给予一定的保护，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这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智慧。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还要重视有关的如何正确地认识、善待自身的智慧。为什么有的人各方面的条件、状况都不错，却感觉不到快乐。而有的人条件差得多却能自得其乐。有些人对待他人，对待工作都很不错，就是不能善待自己。这就涉及到与自身和谐相处的能力。如何使自己热爱人生、热爱生活，不能不说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当然，这种智慧的形成，同样也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的。

以上是智慧的三个方面。然而，智慧又从何而来？
智慧是人脑的产物。过去说“实践出真知”，是不确切的。实践本身出不了智慧，重复性地简单劳动不能产出智慧；实践对于智慧的贡献，充其量不过是为大脑的“生产加工”提供部分原材料而已。看上去有的实践中“产生”了智慧，其实还是大脑工作的产物。穿着衣服、鞋子跑步，好象是衣服、鞋子在动，其实还是人在跑。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不明白，曾经的我们何以如此的愚蠢可笑!“批林批孔”那会儿，曾经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试问，一个起早摸黑整天“实践”的人，与一个不参加实践而是认真观察思考的人相比，究竟是哪一个人的智慧多呢？过去之所以要说是实践出真知，我想还是出于政*治欺骗的需要，是为了贬低脑力劳动，打击知识分子，最终达到颠倒是非，愚化民*众的目的。

影响一个社会智慧水平的因素有哪些呢?
人分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哪一个人种或民族，天生就特别聪明、特别优越。影响人们智慧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智慧的“创制环境”和“传播环境”。智慧的创制环境是指某一社会到底是在鼓励、保护人们思考，还是在抑制、打击思考。比如，思想言论自由，就是政治、法律方面对独立思考的鼓励和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则主要侧重于从经济利益上对智慧创制者加以鼓励和保护。智慧的传播环境，就是通常所说的教育环境，是影响智慧的传播、普及的速度、质量和范围等方面的因素。 有的国家是实实在在的重视教育，而有的国家则不够重视或者只是口头重视而实际上不够重视。智慧的创制环境、教育环境的好坏，又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因为，专*制社会，本质上是依靠欺骗和暴力来维系其统治的，所以不需要智慧，甚至排斥真正的智慧，因而也不会真正地重视教育。对其而言，民*众和官员越愚昧，越缺乏政治智慧，其统治则越牢固。因为，“会思想的奴隶就是最危险的奴隶”。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的书生,到GCD的“文革”害死成千上万个知识分子,无不证明愚昧与专*制的血肉相联，而智慧则是其天敌。哪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其重视的“教育”，也不过是影响其“物质财富生产”的教育，或者就是愚化教育、奴*化教育，不会重视体现真正智慧的人文思想教育。某些国家的领导层基本上都是理工科出身，也是有内在原因的。

（二）

人性就是人的属性。其有先天的方面，即自然性的一面，也有后天的方面，即社会性的一面。人的情感和理性的基础，是先天的，而其内容又必然地带有社会的影响，因为人毕竟生存在社会之中。比如，人会思考，这取决于其先天的大脑功能，而其思想的内容，即思考些什么，怎样思考等等，又渗透着社会的因素。人的性格也一样。本文的重点，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性格的不同点。如雪曾在另一文中认为,万恶之源在于愚昧,万善之源在于智慧。人分善恶，善恶是相对的，因而智慧与愚昧也是相对的。但是一个人的善恶，必定取决于其是愚昧还是智慧。

比如说，是否自私。如雪认为人都是自私的，其区别在于是合理自私还是极端自私。一个极端自私的人，往往害人害已。这样的人能说是聪明或智慧吗？而一个合理自私的人，于已有利，于人无害，能说他愚蠢吗？再如，做事既稳重又果敢的人，必定是一个智慧之人；而优柔寡断或草率武断的人，必定是个稀里糊涂之人。因此，人的性格或者说整个人性，都是由一个人的智慧的多少、种类及其结构所决定的。具体到某一个人来说，如果其掌握的智慧多、种类齐全、结构合理，其人性就是相对完美的。反之，就是有缺陷的。

又比如说奴*性。奴性是甘于受命运摆布，甘于受他人奴役、剥削的性格，而且同时，也是心安理得地欺压他人的性格。后一种情况，有人称之为官性（或老爷性）。比如，有时我们称某人老爷架子或官性十足。为什么强调官性也是一种奴*性呢？是因为官性与奴才的奴*性在思想本质、心理基础上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奴役、剥削是天经地义、合乎情理或无法改变的。两者之间只是所处环境以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有奴*性的人，当他没有奴役、剥削他人的权力和能力，处于受欺压的地位时，会甘于受他人欺压，而且打心眼里羡慕、崇拜欺压者，觉得他们有能耐，多荣耀，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如此该多好；所以，一旦咸鱼翻身，有了欺压他人的权力和能力时，不仅会心安理得地欺压他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奴隶翻身说来也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来说，“革命”就是不如改良。奴*性的两种形式，还会同时表现在同一人身上，如有的人对人穷位卑者趾高气扬、颐指气使，而面对位高权重者，则又是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这不仅不足为奇，而且还是内在必然的。所以，与奴*性相对立的不是主性或官性，而是具有平等意识的公民性或自主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且也只能是自己的主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力。人与人之间，只有基于平等自愿基础之上的契约才能要求他人做什么。政府也是基于民众的自愿才能享有权力。这就是西方的“社会契约论”。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管教小孩是不能打骂的。他今日被打骂,明日就会打骂别人。这就是打与挨打的统一。人的奴*性从何而来？奴*性是专*制的产物。专制就是以专横无理的强*权和无知无耻的骗术控制人。强*权就是暴力或暴力威胁。专横无理的强*权有来自国家的强*权，也有社会或家庭的强*权。所以，打骂小孩也是一种专*制，虽不是政*治专*制，但也是一种家庭专*制。专制*行为本身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这种教育养成奴*性人格。 打骂小孩怎么会养成奴*性呢?为什么不是培养反抗性呢?他们不是也会反抗吗?某人不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吗”？ 其实，这种反抗只是类似于疼痛的本能反应,而不是对其无理性的深层反思。久而久之，小孩在潜意识中对打骂的方式就接受或默认了。所以长大了他们也打骂。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没有受到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国教”影响呢？就算我们这些大人，许多人不都认为“打是亲骂是爱”，“棍棒底下出孝子”吗？”许多强权、罪恶，正是以爱的名义而行的。所以，国人的奴*性，其实从小时候的家庭教育中就已经有所形成。奴*性人格的证明，还可见于历史上的平民起义，得了天下以后当初的奴隶便和原来的统治者一样，甚至变本加厉。奴*性最严重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症”，指的是在长期无望摆脱强暴之下的人，会产生对强暴者依赖和深爱的心理疾病。

马克思说，人性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人性取决于阶级性，阶级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其实，人一点也不取决于阶级性，人的本质只受其智慧决定。虽然从外在表现来说，“被剥削阶级”（这是他们的表述，未必确切）的人没有欺压他人，似乎人性要好，但多数人其实只是不具备欺压他人的条件。就象有人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一样，其实不是有钱变坏，而是无钱没条件坏。就内在的本性而言，“被剥削阶级”的人与“剥削阶级”的人相比，人性绝对好不到哪里去。而人性较好的，却是那些存在于各个不同阶级中，其思想认识能够超越于现行社会制度的人。

以上说的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中的不同人性。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人性就更为不同。
专制社会，民众长期受欺骗、压制，必然缺少政*治智慧，导致愚昧、软弱，从而普遍具有奴*性。鲁迅、柏杨等人把奴*性认定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因为中国专制统治的时间太长，奴性成了国人的普遍属性而且浑然不觉。鲁迅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做不了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柏杨称中国人有“万岁癖”，没有万岁喊就不自在；没有菩萨要泥塑一个，没有皇帝可以随便捧一个，只要有地方叩头跪拜，只要能喊万岁就心安理得。
而自由社会，因为提倡言论自由，人*权得到保障，民*众必定普遍具有政*治智慧，公民性也因此得以养成。
同样的人种，在不同的国度，其人性也大为不同。比如，在美国的华人和在本土的华人，总体上看是大相迳庭的。专*制社会与自由社会相比，其民*众的整体智慧水平肯定是相差悬殊的。专*制时间越长的国家，民众越愚昧，人性就越有缺陷。总而言之，专*制导致愚昧，愚昧又恶化了人性。这一点说明了中国人的奴*性，并不是中国人的人种有问题。这也提示了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如果是人种有问题，岂不成了绝望？

（三）

人的天性，是自由、平等的。真正讲起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爱自由、平等的。西方学者称，自由是人的第一规定，是人的第一属性。人是自由的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思想必然应该是自由的。奴*性则是受专*制统治的影响，人性被扭曲的产物，是人的病态。要使人从愚昧、奴*性和丑恶当中解脱出来，首要的根本的途径，就是要消除专*制的国家政*治制度。否则，侈谈重视教育，提高民众素质，都是一句空话。费九牛二虎之力改变了一个人的奴性，却又新冒出了十个奴性人格。因为政*治专*制是最大的专*制,覆盖着整个社会。相对于个人是那样的强大，大得简直就是头顶的天空，让人无可逃避，因而其影响力也是难以抗拒的。政*治专*制是最大、最快的奴性人格繁殖体。

判定一国的政治制度是否专*制，不妨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进行判别，即这个国家的当权者是如何使用军队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军队，是用来抵御外侮、维持和平或救灾救难的，绝对不会用于对付手无寸铁的国内民*众。假如起来造反的人果真是少数坏人，其他的民*众和警察就足以应对。当一个政权需要动用大兵来对付国内民*众的和平抗*议时，这个政权必然是不得人心的专*制独*裁政权。

虽说政*治专*制与国民的奴*性是互为因果的，但是要改变现状，只有从改变政*治制度着手，才能有所突破。一是因为，人性的改变过程较长，而政*治制度的改变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二是，专*制统治实质就是奴*化统治。政*治制度不变等于是在复制、强化固有的人性。因而，只有制度变革先行，才能改变民众的积习。制度要发生变化，只需当政者的认识转变即可。而国民性的转化还有个惯性的作用。根据牛顿第一定律：“质量大的物体惯性大”，国民性的载体最庞大，所以其惯性也最大。（物理学原理对分析社会现象一样有用哦？）譬如，我明知熬夜的习惯不好，却一时难以改过。而我知道某种东西有毒，我就绝对不会吃，因为前者已成习惯，后者不是习惯，只要认识了就行。当然，政*治制度改变了，并不等于万事大吉，还要辅之以人性的教化，直到奴*性彻底转化为正常的人性为止。只有这样，制度才不致于逆转。象有的国家那样，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其社会制度还可能会发生反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