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价格最新报价:一个村庄里的中国（2）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投资。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子做数学题。

乡村基督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基督”热，S村也有些农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众居多。许多家庭因此矛盾丛生，一般主要爆发在年节时分。男人们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众则竭力反对，但许多家庭慑于“主”的威仪，最后不得不放弃祖先崇拜，一个鞭炮都不放，一个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过了年了。邻村人口多的，一般会成立个中心，来做礼拜。几年前“信主”的人们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唱起来，为村里的男人们耻笑。不过，也有农民们说，在超度时，歌词还是很感人的。上文所述烂死在家的女人曾经是信过主的，据说后来不信了。于是有人说，“主”要一直信下去才灵。同样，S村那位得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们对他的描述是，现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暂时就不“信主”了，回来再信吧。和赌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显减少。但的确也有些出去打工回来后继续参加礼拜的。

感恩

农民的可爱可怜，常在于他们感恩。

在S村笔者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过去，感谢邓小平，让孩子读书；现在感谢朱镕基，让我们有好房子住”。1998年洪灾时，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发了一通脾气，“豆腐渣，豆腐脑工程”自始闻名。政府给每家被水浸过的农户补贴一万五千元迁向高地兴建楼房。

移民建镇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则一分钱也不给。结果是，洪水没来，老房子倒都砸了个精光。S村的变迁，远不只是几间老屋的拆毁那样简单。这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倒在断壁残垣中，每一片砖瓦都有一篇沉重的历史，有些我们虽未曾亲历，却已置身其中。

乡间新人类

几年前，很难想像，当你坐在舒适的城里用ICQ聊天，互联网的另一端接的却是某户偏远农家的房顶。如今，S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自从两年前通了电话后，当年考上大学的回家总会捎上个笔记本电脑来村里上网，更有农村小孩拿OICQ聊天。当城里许多青年还不知道时下流行的《流星花园》为何物时，这些乡下少年已经在县镇的网吧里把《流星花园》观摩个底朝天，F4的招贴画也爬进了农家新刷的墙壁。很难想像，这些蓄着长发，戴着耳环，伴随着OICQ成长起来的少年将来会继承父业，赤脚干活。他们虽然不会闹出《刘三姐》里“我走前来牛走后”荒诞，同样也不会与牛共舞了。更不必说，在S村，很多农家在外出打工时已经将牛卖掉，换几张通往城市的车票。

坐在一家农户的屋顶上，我和两个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少年聊天，当我问他们外出是否称心时，他们都说比在乡下好。当被问到如果在城里过得不好会不会回到家里种地时，他们的回答很坚决，都开始说“NO”了。这让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岁，漂零在外，过着赚完路费就跑的生活。也许将来S村的少年会把这种“漂漂荡荡找不到岸”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在城里挣扎的底线，即使将来沦落这般，他们也认为比守在乡下，过那种“钱不顶钱，还搞不到钱”的乡村生活要强。

据笔者统计，S村共有水田150余亩，旱地30余亩，全村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超过全村劳动力80%。16岁到50岁的少中青年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许多农民工为省钱甚至不回家过年。由于劳力稀少，野兽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经撂荒；在水田150亩中，有30%也已无人耕种，而且原来两季都改成一季，据村民们讲，现在S村的粮食总收入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严重的是，以现在这种趋势，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积抛荒，耕牛仍可能被多卖掉些。言谈中，我也发现许多农民对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途深感忧虑。用他们的话来说，原来粮价卖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还得降。所谓“钱不值钱了，粮食更不值钱了”。

哪些人没出去打工？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有哪些吸引力？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选择出走？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类；

A：孩子在学，等小孩读完书再说；

这类人通常已经有四五十岁，有大孩子在外面赚钱，能接济家中弟妹上学。从年龄与身体上，他们已经不太适合体力活，但有机会会选择外出打工。理由有两个，一是想帮已经外出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中无人，闷得慌。当然也不乏赶潮流而蠢蠢欲动者。

B：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出去但又回来了；

譬如陈木匠，年轻时学了点木匠手艺，在当地算是有活钱的。1998年，他与人一起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儿，后索性回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成本太高，担负不起”。通常，农民工外出身上只带300元，一个月不到，所花路费与房租（与七八人合租）再加上伙食费用超出预期，遂只好“保存实力”，回乡另图良策。

C：没有孩子读书负担，孩子已经外出打工可以接济家里的；

村长有个哥哥，早年丧偶，与二子相依为命，有两件事能印证他们的苦难生活。一是这两个孩子当年过冬时至少有一个是露膝盖的；另一件事是某年农业欠收，一家“三条光棍几个月没有油吃”。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湛江和深圳打工。过年时都未回家，村长的哥哥说，等开春了，要去和他们团聚团聚。

D：下岗后到乡村廉价度日的；

主要是女性，曾经不属乡下。她们从前的生产生活都是城里人的方式，但现在她们已经失去工作，没有生产就无所谓城里乡下，而生活已经和乡下人一样，打麻将，吵嘴，甚至有些也蹲在墙角吃饭。S村的村民把她们当作乡下人。

E：年老体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农村，通常六十多岁仍在干农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们显然不适合到城里打工，他们进城主要是因为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邀请，照顾小孩或安享晚年；在乡村，由于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传染疾病已呈上升趋势。许多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明显增多，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但也有因为无钱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乡治疗，农场也为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旧病复发，便会回乡治病一个月，理由是乡下治病便宜。春节间病情已经稳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岗。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猎户、村干部、小学教员、农村雇佣阶层，小商贩……其中农村雇佣阶层是个新的阶层，已经除了泥瓦匠、木工外，还形成了一支帮人种地的特殊队伍，从帮忙走向雇佣，从人情走向经济。

扬汤止沸的减负号角

2001年9月，该县发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笔者曾对此进行了采访，经过了S村。

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S村的农民们是这样说的:一亩地大概收700斤谷子。现在国家对稻谷的收购价是50公斤42元左右，即一亩地能创造的价值是7X42＝294元。在这294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复合肥、氯化钾、农药等投资，约100元。即一亩田的实际利润为194元。这里人均一亩四分田左右,以农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拥有水田1．4×4＝5．6亩，其中三分之一能种下二季。此外每亩还需上交农业税、村提留与乡统筹等，当地农民自己说，本地的税收与提留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亩地需缴纳45元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缴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两百元）。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农民从地里刨回家的钱只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个孩子上小学的年费用就超过了6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同时支撑两个小孩上小学，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关于赋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也有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捐税并非症结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们的遭遇的谷贱之伤（及其导致的零盈利与负增长），而欧洲等许多高福利国家缴税并非不重，但他们在交完高税后，仍有高盈余，满足他们汽车洋房的消费。

关于农民负担的问题，笔者和许多农民有过交谈，大体的说法是上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的确是好的，但下面对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还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农民也坦陈，其实他们并不怕国家要求上交多少税费，关键是现在的农副产品不值钱。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基数，即使国家将农民的负担削减为零，也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支付儿女昂贵的读书费用。S村的农民所说更是一语中的，其实漫说是国家把那点负减为零，即使国家把同等的钱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把几百元的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会在离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据S村的村民说，在地方粮站，常有农民为卖粮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现农民因为卖粮给摔死了的事情。丰收也似累赘，于是，许多年轻健壮的农民只好一走了之。

明天的地谁来种？中国农业有没有危险？

内虚与动荡

十几年前，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先生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2000年5月的《读书》杂志刊登了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该文指出我国目前正害着城乡综合症，三农问题严重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连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续下跌，通货紧缩。

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发职工工资级别，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但效果总是不显著。究其原因，就是农民的内虚没有解决。从1996年以来，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从19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了卖难，价格下降。其后农村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但没有开拓，反而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基础，到了1999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出卖都成了问题。2001年，中国家电业传出即将崩盘的危言，而在笔者走访S村时发现，村民们竟然没有购置一台彩电，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ＶＣＤ机等其他消费品。他们的家电，仍只有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后买的黑白电视机。一方面，城市消费饱和，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品消费停滞不前。在S村及笔者走访的周围的几个村庄，农民们大多都会怀念1997年之前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农副产品价格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在1995年，粮价每100斤能卖到70-80元（现在为４０元）。彩电农民并非不想要，只是没钱买。盖房与供孩子读书，让大多数农民负债累累。

李昌平在日前接受北京一家媒体的采访时也呼吁，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在很多地方，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没有消费能力。我们经常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而70%的农民如果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我们的经济怎么发展呢？如果农民子弟不能得到良好教育，生活没有保障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如今，许多十六、七岁的小孩被迫中断学业，他们中绝大多数远走北京、江浙、广东等城市找饭吃。村落里变得冷冷清清，田野里疯长的杂草见证了这些农民远走他乡的城市化梦想。无疑，在生存（养家糊口）与发展（小孩上学）的天平上，更多的农民宁愿或只能选择前者。一方面，他们可能会成为新鲜血液，为中国的现代化补给营养，另一方面，如果长期漂浮，衣食无着，也会成为“血栓”，造成社会的不安与动荡。

后记

新中国的现代化，不外乎一部对农民的压榨史。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个金字塔，农民则是金字塔底深埋于泥土的部分，多少个世纪过去，阳光却总也照不进去。透过S村的点滴，我们看到一些农民的日常生活，一些淡漠了时间、痛苦与侮辱的心灵。他们五十年的挣扎，尚可说是中国乡村生活中幸运的一群。五十年来，我们的城乡是两国，那些进城的农民，不过是在国家政治彻底破灭后，涌向另一个国的难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