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

日前，浙江温州信贷风暴引发的资金链断裂一事惊动了中南海，温家宝总理风尘仆仆赶赴温州救火。据香港经济日报10月8日引述温州市金融办相关人士消息，9月底，温州市政府向浙江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期限1年，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同时，温州政府、银行和企业在国庆长假期发出动员令，纷纷出招，帮助中小企业共度融资难关。

另：农业银行温州分行已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全年新增信用总量150亿元，其中新增贷款100亿元以上。此外，农行还借力小额贷款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不断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多管齐下为中小企业输血。工商银行温州分行有关负责人士也表示，将继续向上级行争取信贷规模，新增信贷规模将优先倾斜支持小企业。

9月29日，温州市政府出台了多项解决中小企业债务危机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银行业机构不抽资、当地政府抽调25个工作组进驻市内各银行，防止银行抽资压贷导致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温州市银监局也已要求当地各家银行调低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不能超过30%；如企业财务危机牵涉多家银行贷款，银行间要“同进同退”，不得单独抽资。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考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他表示，“跑路”和“跳楼”在温州毕竟是极少数。他要求政府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10月7日，浙江省政府召开四级（省市县乡）政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政府部门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会议强调，今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资金供给紧张和融资成本快速上涨，令温州一些企业遭遇生存困境。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温州信贷资金链断裂由来

温州出现信贷风暴主要原因是投机失败，而非企业融资难 。1.温州不是个案,而是全国性的问题；2.银行和企业不讲财经纪律，最终让纳税人---老百姓来埋单；3.通胀，还是通胀！4.不是市场导致两极分化，而是不遵守市场纪律导致两极分化；4.宏观管理不到位，致实业难做。5.中小企业危机，温州的问题缓解了，全国怎么办？6.根子不在企业，根子在错误的宏调政策方面，这是调控不到位产生的恶果，不改变政策，各地实体经济迅速恶化的情况还会发生，甚至漫延，人民日子会过得更艰难。7.天天说不折腾了，实际上天天在折腾，现在只是折腾出一个温州，要是再这样下去，全国要出现多少个温州？

月息高出央行20倍民间融资再度疯狂

温州的民间高利贷早已屡见不鲜。2008年伊始，浙江地下金融利率一路攀升，有的地方短期拆借月息已经突破一角五分，高出央行基准贷款利率20倍，上演到了疯狂的地步。

　　央行执行“从紧”的信贷政策以来，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调至15．5％，信贷利率也较去年同期增长约两成。如果说民间借贷的活跃程度是当地经济的一张晴雨表，那么“从紧”政策下2008年首季度浙江民间借贷利率即达到历史高位，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是“饮鸩止渴”，还是绝处逢生？

　　民间拆借又现“一角利”

　　民间借贷盛行的浙江省，除了亲友之间相互拆借之外，略具规模的灰色金融早已自成一条“食物链”。这个“食物链”的上端由少数人把持，他们向手中有闲散资金的人集资。最近几年一般是以1分、2分利吸储，3分、4分利放贷。即使是在去年，月息4分的民间拆借利率仍然是地下金融比较普遍的市场行情。

　　“最近情况不一样了，就算是知根知底的老客户，借1000万元一天的利息最少也要2万元，一个月就是60万元，要是折算成年息就是70％的年利率。”浙江金华一位小有名气的拆借中间人告诉记者。

　　目前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是7．4％，在这位中间人看来，民间短期拆借按年利率算，如果在基准利率的10倍以内，仍然可以说是浙江这个“特殊金融土壤中比较正常的信贷行情”。

　　“这是熟人之间的行情。有些面生的客户，或者是借款期特别短的，7分利、8分利都很正常。而义乌这种企业多资金缺的地方，今年一角利，一角五的利都有。”这位拆借中间人说，“现在从银行拿贷款的年利率不到9％，但是民间融资如果按一毛五算，一年就是180％，是银行的20倍。这个的确有点高了，10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么高的高利贷。”

　　据了解，除了一部分企业银行贷款无门转而求诸于民间金融以外，有两类客户为高利贷制造了生存空间：一类是企业工商验资或是向银行申请再贷款时面临短期资金紧张的企业；另一类是国家政策规定严控贷款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产能过剩产业，以及眼下严格控制的房地产企业。

　　宁波一家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国家严控房地产投资，光靠一块地皮银行根本不可能批贷款，这个时候就靠企业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企业以关联的实业公司名义贷款，有的企业就求助于民间贷款。

　　银根紧缩引发连锁反应

　　2008年，延续10年之久的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调整为“从紧”，央行多次明确表示要“控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总量和投放节奏今年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

　　“根据央行的信贷政策，浙商银行今年的贷款计划是新增贷款量与去年持平，保持零增长。”浙商银行小企业信贷部副主管邓林俊昌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的银行来说，零增长就意味着贷款业务减速。”

　　从紧政策指导下，浙江所有银行的钱袋子都捂得紧紧的。当地一家地方商业银行一季度的第一周就已经把该季度的贷款额度放光，“无款可贷”成了许多企业在银行信贷部门得到的答复。

　　除了严控投放总量以外，银行贷款利息也水涨船高。据了解，以往商业银行放贷，对优良客户在利率上实行优惠，一般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可下浮10％，但是现在不但没有利率上的优惠，反而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浮。目前在浙江，银行放贷至少要上浮5％－15％，再加上屡次加息，今年的贷款利率绝对值已经比去年上涨了至少20％。

　　银根紧缩在抑制流动性过剩的同时，的确加大了许多正处于正常发展期企业的资金压力。除了贷款门槛加高以外，有时市场的关联传导是这样发生的：信贷从紧导致大企业资金链绷紧，这些大企业因此对下游的小企业在付款方式上不再接受赊账而是要求现金或票据结算，从而出现全社会的现金流相对紧张。

　        　高利贷只能“饮鸩止渴”难以绝处逢生

　　金融界人士认为，民间贷款利率向来是以银行利率作为定价基础的，水涨自然船高。银根紧缩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措施，而民间贷款追求暴利的性质决定了宏观政策的任何动向都有可能被其利用。客观地说，浙江民间游资的新动向只能是部分地反映了中小企业资金链的紧张。

　　融资无门的企业对于民间借贷既爱且恨。对于他们来说，最理想的金融环境当然是企业不需要依赖地下金融来绝处逢生，更不用依赖短期拆借来“饮鸩止渴”。

　　专家指出，浙江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教训表明，民间“灰色金融”巨大的社会风险一直与经济成长相伴生。信贷从紧政策下，如何在化解融资难矛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规避民间金融暗藏的风险，仍然有赖于创新从中小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信贷服务方式，并用立法等形式将民间信贷纳入阳光之下。

　　现有银行信贷服务的确存在许多真空地带，这也是民间借贷的生存空间。例如企业贷款到期后银行要求一次性还款，然后才能再次贷款，而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企业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来还款，民间拆借的主打品种“过桥贷款”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熊继洲认为，我国目前缺少针对小额信贷的政策和法规，因此不规范的放贷行为屡有发生。央行目前正在抓紧推动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设，加快起草《放贷人条例》等相关条例的出台，或将使民间信贷逐步合法化，而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当前小额信贷组织等存在的法律环境。

　　         一名家庭主妇与温州亿元"连环会案"的始末

2010年10月24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镇政府一官员告诉记者。公判大会意味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连环会案”正式进入法院审判程序。一年前，矾山连环标会轰然崩盘，一年后的今天，矾山镇的公众见证了对连环标会的清算。

    卓秋容标会

    毫不夸张地说，矾山镇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涉水“标会”。

    所谓标会，就是各类民间金融互助会的一种，是会首和会员一种共同的储蓄和信贷的活动。在温州当地，这种民间互助会形式多样，尤其在近几年，通过这种形式实行资金抱团，温州“炒煤团”和“炒房团”得以出现。

    据苍南县司法部门统计，矾山镇连环会案涉案时间三年，涉会金额1亿余元，会员人数在2000人以上。

    连环会案始发于2001年，始作俑者是卓秋容，矾山镇当地的一名家庭妇女。

    据苍南县某司法机构的卷宗显示2001年9月8日，妇女卓秋容组织了一场标会，会单编号为0033101，共有会员41股，每股金额300元，标会运行到2004年9月份，共向参会人员吸收存款高达345294元。案发后，导致参会人员无法收回的会款金额达55242元。

    其实在同一天，卓秋容还组织了另外两场标会，标会的会单编号分别为0033105、0033028.一天下来三场标会，卓秋容吸收存款高达36900元之多。

    一发而不可收。卓秋容的标会组织愈发扩大。2001年10月12日，卓迅速组织了一场新标会，标会会单编号0033107，会员37股，每股的金额从300元升至500元。截至2004年10月，卓秋容陆续组织了113场民间标会，以收取会款的形式，变相吸纳会款金额共计23560130元，卓秋容本人作为会首，净收“标会款”1867840元。

    “卓秋容标会”也承担了部分融资功能。一名参与“卓秋容标会”的陈姓会员透露， 2001年7月，陈姓会员的表哥投资陕北焦炭业的200多万资金就从矾山一标会融资而来。

    崩盘

    据苍南县当地司法机构的卷宗显示：除卓秋容以外，矾山镇连环会案涉案的“大会首”还有11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卓秋容身份类似的家庭妇女。

    根据苍南县某司法机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办案人员介绍，矾山镇标会从一个个独立的标会，成为连环标会，即标会把自己的会款投入另一个标会。其诱因，是标会的高利率在作怪。

    上述陈姓会员介绍，2001年标会初始，得标月息大多在8个千分点至10个千分点之间，而根据温州商业银行的记录，当时的活期存款利率仅为7.2个千分点。但随着标会的扩大，利率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了2004年8月份前，月息达到了50个千分点，而同期温州商业银行月息的22.5个千分点两者相差甚悬。最高时刻，1000元的投入一个月就有1000元的利息回收。由此，曾有人盘算：拿1000元钱入会，一月可回报1000，如此计算，一年就可得400余万。

    对高额标会利率的追逐让整个小镇感到疯狂。不可避免地，标会之间发生了“套利”行为，那些得标利率较低的标会向得标利率较高的标会靠拢。一些标会的会员得标后，便将会款转入到另一利率更高的标会，于是，形成了环环相套的连环会。比如，以魏乃俭为会首的标会，就有一部分会款“套”进了以卓秋容为会首的标会。魏的标会利率比卓低。这种连环会的“套利”机制又反过来推高了原有的标会利率。

    连环标会的出现，也使得以民间私人信托为基础的小标会丧失了其信任基础。风险急剧放大。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办案人员向记者分析，“这种私人信托基础的丧失也使标会成为一种可以骗钱的工具。一些别有用心者乘机也开始组织标会套钱。”

    据苍南县检察院公开资料，从2001年初至2004年10月份期间，郑益完组织了标会5场，骗取会款30余万元，供自己挥霍朱丽香组织了十个民间标会，涉案金额133万余元。朱的做法是将吸取到的会款一部分再入其他的更高利率的标会，另一部分当作个人的财产进行挥霍消费。

    由于标会的大部分资金并没有投资功能，自然不存在投资收益对标会的支撑。必然的结局是，连环标会的资金越“转”越少，崩盘不可避免。2004年10月，矾山镇连环标会轰然倒塌。遗留下巨大的民间金融窟窿。不得已，温州市苍南县政府出面牵头，组织成立了矾山连环会案民间清偿小组，对连环标会做“善后”处理。据民间清偿小组成员介绍，“目前，涉会126人已清偿了资金1280万元。，只占涉案金额的1／10.”

    辩证标会

    标会出现之始，的确是民间融资投资实业的需要。

    根据矾山镇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矾山镇全镇有特困群众1300人。矾山镇属于资本稀缺型地区。

    由于矾山镇有“世界矾都”之称，当地明矾矿储量占全国的80％。井巷建筑工程业成了矾山镇特色产业，全镇有近万人活跃在全国各地，承揽冶金、人防、交通、煤炭、水电、矿井、国防等地面与地下工程。另据温州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调查，温州活跃在煤炭行业的投资军团大多来源于井巷工程队。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最近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温州最早一批煤炭行业的投资团大多来自平阳水头、苍南矾山、桥墩等地。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南县支行的不完全统计显示，苍南投资团投资煤矿资金至少为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无银行贷款。

    几番碾转，记者联系到前述卓秋容标会的陈姓会员在陕北投资焦炭的表哥林先生。林先生目前投资600多万，3人合股。跟其他温州人投资一样，他们也实行资金抱团的模式。

    据林称，并非是他们不喜欢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而是没办法融得。由于目前这些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实行的大多是不动产抵押贷款，但在企业起步阶段，当地的融资者家底，要融到10万以上的资金非常艰难，而投资这些煤矿所需的资金起码在百万以上。

    “我们这里的贷款没人要。”苍南县矾山镇中心信用社一名信贷员向记者表示。他提供了一组数据，证明这几年的贷款业务处于萎缩之中，如标会盛行的2004年，年初的贷款总额为8562万元，而年末却缩小到8199万元。

农行苍南支行一名负责人介绍，矾山镇原来并不缺乏正规的金融机构。除了上述农村信用社外，中、建、工、农等银行均有在此设有分理机构。2002年建行矾山分理处首先撤销紧接着，中行、工行、农行相继撤销分理机构。该负责人还介绍，早在2002年，农行在矾山的分理处存贷款业务量就已经萎缩到5000万以下。据其分析，这些金融机构的撤离除了当地因为矾矿经济的衰落外，主要是标会盛行冲击到业务量。

温州钱殇到底谁之过？

十月温州，断贷围城。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加工制造业起家的温州，在最近几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错在谁？

无论是频发的老板跑路，抑或偶发的事主跳楼，都足以令世人对温州高利贷乱象痛心疾首，亦令高层震动，出手扶危。

目前已知的情况表明，在监管失控之下，银行资金、民间借贷合谋纠缠，酿出局部金融事端，人心一时惶然。

核心症结，正是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扭曲和官民借贷双轨。官方实际负利率与实际资金需求推高的民间高利贷，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关联？《财经》记者通过实地调查，渐次串联起扭曲的民间借贷资金链，亦初步还原催生此致命链条的复杂土壤。

比照高利贷崩盘的制度成因，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一系列对策尚属应急，针对问题症结，真正的解决之道仍在于为民间借贷寻求制度层面的更大出路。

因此，将温州当下金融乱象简单归结为资本逐利下的自食其果，不仅无法探求事实真相，也无助于寻求温州式金融危机的真正化解之道。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加工制造业起家的温州，在最近几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到底是谁之过？

冷静观察可知，在当年种种利好政策下养成的对外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令温州民营企业升级乏力，转身艰难，进而在外部需求不振、国内结构调整的大格局下进退失据，转而投入房地产、民间借贷等局部暴利诱惑之中。

值此实业维艰之际，由天量信贷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遂成诸路民间资本逐利标的。一推一拉之间，去实业追泡沫之途得以铸就。而官民利率歧途，更助长各类资金违规运转的热情，此一致命链条的打通，更令温州金钱生意势成燃油。及至宏调由大松转至大紧，且锁定资产价格泡沫不放松，温州钱商覆没命运已然注定。

可以说，温州的成败，集中展示了中国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得失。温州钱殇，亦为神州之伤。解困之道，在于破解改革瓶颈，真正放开市场。具体而言，尤需切实打造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助其专注做强，真正落实“新老三十六条”，广开投资渠道，及早实施利率市场化，理顺资金价格。

伤城治愈当为中国市场经济续写故事新起点

钱商覆没的真相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如今“断贷”风险大规模爆发，众多食利者亦各食苦果钱商覆没在所难免。

据了解，在跑路“跳楼”等坏消息频繁出现的浙江省温州市，55岁的阿慧之死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但却掀开了一起典型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一角。

阿慧本名张秀慧，9月23日凌晨4时许，她从温州市学路中路的人才大厦D单元26楼跳下。早上被人发现时，她身着红色衬衣和牛仔裤，倒在一片血泊中，其状甚惨。一些邻居认出了她，知道她住在人才大厦E单元27楼，是位“有点钱的人”，但没人知道她为何轻生。

亲属们随后发现一份内容简短的遗嘱，记录了她令人吃惊的借贷情况，也道出了她自杀的原因。

一位亲属介绍说，今年上半年，阿慧从亲戚朋友处借款，作为担保人，她又将这些资金借给一个叫陈繁蓉的人，再加上自己房子抵押借款，共计2000多万。阿慧和陈繁蓉既是邻居，也算亲戚，两人相识20多年，关系融洽，住在同一个小区。按照每月5厘的息差，如果这些资金能平稳运转一年，阿慧可获利上百万元。

然而，一夜突变。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其时关于温州市借贷人跑路的消息频频传出，两日联系不上，阿慧断定陈繁蓉已经跑路，这也意味着她筹集的2000余万元的借款再无着落，自己一贫如洗，负债沉重。

23日凌晨，阿慧再次来到陈繁蓉住处（D单元2610室）敲门多时，在确认无人答应后，撬门而入，但房内空无一人，绝望之际，她开窗跳楼。

阿慧并非企业老板，其所涉金额在温州当地并不算多，因此她自杀带来的冲击，仅在部分熟人邻居中流传，远不及其他跑路企业老板们那样引人关注。

但作为高息放贷的一个环节，阿慧之死却掀开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案的一角。据《财经》记者调查，涉案金额约2亿元。在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中，企业老板、担保公司（人）、银行、散户乃至政府官员争相在高息放贷中食利，最后又在泡沫破灭后各食苦果。

“断贷”围城

去年10月和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在温州，类似案件在2010年曾有20余起，但如今次大规模集中爆发，涉案金额之巨、范围之大，在温州金融史上屈指可数。

实际上，温州老板跑路从今年初即已零星开始。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位年初跑路的老板躲到北京，在一家医院附近租下房屋，专心等待怀孕的妻子生产。

进入4月，至少三家制造业老板失踪。6月，出逃者再添三人。

在当地人看来，本次危机的起端是今年4月，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据报道，黄鹤因参与赌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逾3亿元，只好跑路了事，留下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00多名无所依靠的员工。

这一事件牵涉面较广，成为温州借贷危机集中爆发的开始。其后陆续有企业老板突然关门跑路。

进入三季度，跑路老板开始出现民间金融机构老板的身影。7月初，名下拥有四家公司（一家投资公司、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两家实业公司）的温州市土地局原临时工王晓东一度“失踪”。据悉，王晓东涉嫌通过投资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以上。

王晓东推开的多米诺骨牌，一度被当地中止。9月初，《财经》记者在温州接触数位业内人士获悉，政府不希望媒体曝光，以避免民众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挤兑风潮。温州市部分官员甚至以为，局面仍在掌控中，当地可以安渡难关。

两个看来“正面”案例是，去年一位违规从事民间金融业务的温州律师涉及民间信贷金额20多亿元；另一名温商涉嫌处理非法地下“空票据”融资，涉及金额300多亿元（票据融资中，需扣除实物部分，实际融资额为数十亿元）。当地均妥善处理，没有酿成更大事端。而一个“反面”案例是，7月份江西发生类似事件并引发挤兑风潮，引得北京有关监管部门震怒。

进入9月，跑路事件陆续涉及数十家规模较大企业。

9月21日，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跑路，引爆了企业信用、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三重危机。

据称，胡福林欠下银行债务8亿元，月利息500万元；欠下民间借贷资金12亿元以上，月息超过2000万元。而其创立的信泰集团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区内，厂房占地120亩，员工超过3000人。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上街讨薪，震动温州市委市政府。翌日下午，在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主持下，一个名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的专题会议召开，29日宣布的措施尽出于此。

目前情况表明，此次温州面临的麻烦较大。多家企业主逃跑，直接促使了当地担保公司挤兑，从而波及其他借贷企业，工业企业积聚的温州龙湾区成为这场危机起点和重灾区。8月前后，危机蔓延到整个温州市，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银行和高利贷双重挤压下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

温州市某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看来，政府出手有些迟了。据《财经》记者了解，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连环“跑路”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在这场尚未平息的危机中，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繁蓉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她身兼企业老板和放贷人双重角色，在融资-放贷游戏中腾挪资金并获利。由于“下线”资金断裂和银行的抽资、不续贷，最终致使自己跑路、别人跳楼的悲剧发生。

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据仰义街道办事处分管副主任李一平介绍，该企业主要从事鞋盒印刷、加工等业务，有员工100余人，年产值700多万元，纳税约100万元。阿慧跳楼当日，陈繁蓉经营多年的印刷厂被查封。

李一平曾和陈繁蓉打过几次交道。在他看来，这位50多岁的老板很勤劳，工作兢兢业业。在其打理下，这家印刷企业生意红火，效益可观。该企业一位负责生产的主管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财经》记者，企业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提货的车子在院内等候，工厂要经常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陈繁蓉的企业被查封后，供货商和为企业代加工的户主前来讨债。据仰义街道办初步估计，该公司拖欠货款和加工费至少2000万元。当地政府机关在第一时间介入维稳，劳动社保部门代发了工人八九月份工资约60余万元。陆续离开的工人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遭遇，也无法理解这老板是“老高”（当地人对高息放贷人的简称）的现实。

在温州企业圈，“老高”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主因为资金周转不得不高息借贷，而另一些企业主因为传统制造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开始放弃实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或专门从事放贷，赚取息差。据估计，温州市高息放贷队伍中，中小企业主占相当比例。

在陈繁蓉的案例中，据其一位亲属透露，陈繁蓉欠债可能高达2亿元。通过多位债权人的描述，这些资金的来源逐渐清晰：亲朋好友的资金是一大来源，在熟人社会的温州，这种直接借款颇为常见，借款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每月利息多在1分至2分之间，收入极为可观。

眼看着别人通过高息放贷挣钱，阿慧也颇为心动。她对老邻居陈繁蓉十分信任，于是参与筹集资金。她以每月2分的高利息，先后帮陈筹得2000余万元资金，自己从中赚取约5厘的息差，若运转一年平安无事，阿慧和陈繁蓉可获利近500万元。

在温州，贷款利息每月5分颇为常见，这意味着100万元的贷款在一年后将多还款六十万元，今年资金紧张时，月息高达五六分，这是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无法企及的。

银行贷款是另一主要途径。陈繁蓉一直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矮凳桥分理处的客户，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陈繁蓉在该行抵押贷款约700万元，加上在其他多家银行的贷款，共计贷款2000余万元。

企业老板放贷，大多会将自己的企业作为融资平台，进行抵押贷款，在取得低息的信贷资金后，改变用途，进行多元化投资。陈繁蓉通过抵押担保、联保等形式得到的信贷资金预计不少于5000万元，这远远超过了繁蕴印刷厂的资金需求。

陈繁蓉的资金究竟流向何方，尚无更权威说法。部分债权人认为一部分资金是由陈繁蓉经担保公司放贷出去，但是碰到了亏损；另一种说法是部分资金借给龙湾区沙城镇副镇长董宇驰，后者欠债跑路，直接导致陈繁蓉资金链断裂。后一说法，未获当事人的证实。

10月1日，《财经》记者从龙湾区沙城街道办事处了解到，董宇驰两年前从邻镇调入沙城镇，在今年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后，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城建。7月底，董宇驰未经请假，多日缺勤，办事处曾组织专人到其温州市区的住处寻找，但早已人去楼空，与其一同“消失”的还包括其妻儿父母。一周后，办事处向龙湾区委区政府汇报，按照有关干部管理规定，予以免职处理。

在同事眼里，这位副主任精明、能干，做事干脆利落。在跑路前，董宇驰大量借款，其中包括一笔来自沙城一位村主任200多万元的借款。知情人士介绍说，董宇驰欠债7000万元，但董本人拥有多处房产，资产过亿元。

据知情人士称，他的跑路另有隐情：年长3岁的姐姐董维雄在杭州市经营地产项目，由于生意伙伴缘故生意失利，所投资金一时难以收回。

做局“联贷”

究竟是谁谋划了从银行的联保贷款，贷款行和签字借款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此之前一个月内，她有多笔大额资金入账，其中包括在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的联保贷款1500多万元。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也是陈繁蓉最为疯狂的一出集资秀。

在8月底，陈繁蓉开始联系亲朋好友、同事，以免交水电费或支付利息为由，先后带领50多人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签字办理小额贷款，每人贷款30万元，共计贷款1500多万元。这些资金以各种形式流入陈繁蓉账上，其中一部分由贷款人取走后交给陈繁蓉，更多的人则称并未见到贷款，而是被陈繁蓉直接取走。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前身为温州市郊信用合作联合社，成立于1953年，于2005年6月改制为合作银行，主要为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小额贷款。2010年该行推出“农户联保贷款”产品，即农户或社区居民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保小组，由该行各网点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贷款，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按照规定，这些贷款人需具备一定贷款条件，提交明确的贷款用途，联保的五个人必须相互认识，且需同时到场签署两份协议——“个人循环保证贷款合同”和“农户联保协议”。

在此案中，这些规定均未被严格执行，这些互不相识的贷款人既有普通工人，也有低保户、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残疾人，大多没有不动产。

黄先生是温州繁蕴印刷厂主管。9月6日，老板陈繁蓉找他谈话，说印刷厂要办一项福利事业，本厂职工可以免费使用水电，现有两个名额，而办理这些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婚姻状况证明以及水电费缴款单等资料。

黄先生信以为真。他动员儿子、女儿准备相关手续，之后来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墩桥分理处，按照陈繁蓉和银行工作人员指示的位置签了字，具体的协议内容当时他并未过问。9月28日，他见到了有类似经历的借贷人时才弄清事情原委。按照协议，他将承担60万元贷款的还款责任。

在陈繁蓉跑路后，愤怒的借款人来到矮凳桥分理处讨要说法，他们认为银行违规操作，和陈繁蓉串通骗取贷款。一些借款人说，陈繁蓉持有“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营销员”名片，在矮墩桥分理处也有专门办公室，和该分理处主任李军关系密切。这些借款人据此认定，银行隐瞒事实真相，并将贷款划入陈繁蓉账户，致使其携款潜逃。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行从未聘用陈繁蓉为营销员，她仅仅是该行一位客户，循环担保贷款是个人名义发放的贷款，是否全部流向陈繁蓉尚难确定，目前鹿城区公安局正在调查此案。这位负责人同时透露，该行矮墩桥分理处主任李军已被停职，正配合警方调查。

据了解，一部分贷款确实发放到个人，而后又转借给陈繁蓉，每月获得1200元到1500元不等的利息。在银行看来，这意味着部分贷款人在获得贷款后，实施了高息借贷行为并从中获利。银行内部人士称，他们因此怀疑，是这些借款人与陈繁蓉联合起来骗取银行贷款。目前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据悉，9月15日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曾召开会议，针对民间借贷问题，要求各下属机构进行风险排查，排查中发现了矮墩桥分理处多批次的联保贷款上存在问题。在陈繁蓉跑路前，该行一一通知贷款人确认贷款情况，并要求在“贷款证实函”上签字确认。

这引起贷款人的警觉，他们拒绝在这份证实函上签字，可惜他们并未紧盯陈繁蓉。此后不到一周，陈繁蓉突然关机“消失”，有人称其已携款潜逃。两天后的9月23日凌晨，借款人之一的阿慧跳楼自杀，陈繁蓉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梦断“续贷”

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跑路前，陈繁蓉收到的另一笔大额资金来自朋友阿光。9月19日，陈繁蓉打电话给阿光，要求短期借款196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称9月21日银行续贷后即可偿还。对陈繁蓉颇为信任的阿光不知是陷阱，很快将钱借出，结果几天后陈即消失。

据当地有关人士介绍，实际上，在今年7月份后，各商业银行已开始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所谓“还后续贷”已无可能。可惜银行的这些行动，并非人人皆知。

在温州，“还后续贷”是一种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续贷，新贷款用于偿还民间借贷。但是在今年7月份后，温州市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严防中小企业倒闭潮和民间借贷风险，并进行了内部风险排查，贷款规模已开始缩减。

据温州市金融办统计，今年8月份，当地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融资状况趋紧。业内人士认为商业银行在贷款管理上的“急刹车”，可能直接造成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这些企业转入民间借贷后，融资成本骤升，在银行抽资和高利贷挤兑下，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支撑，最终停产关闭。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银行不续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使部分中小企业主跑路、跳楼，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奎正即是其中一位。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从温州市顺锦商厦22楼家中跳下，落在3楼阳台上，当场身亡。沈奎正拥有正得利鞋业、青春秀鞋业、左右鞋业等多家企业、多个品牌，正值壮年的他，也是因为资金链断裂被逼入绝境。

初步估计，他欠债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2亿元，民间借贷2.3亿元，无力偿还。

银行方面披露的情况显示，近年来，沈奎正通过企业厂房、个人房产抵押和其他企业的互保等方式，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瓯海农村合作银行等多家银行融资2亿多元。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更麻烦的是，担保公司开始追债。据悉，在沈奎正跳楼前三天，他每天被人跟踪追债并遭遇恐吓，精神几近崩溃。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借故要回家洗澡，回到位于望江东路顺锦商厦A幢2203室。一位目击者称，他爬上窗台后，毫不犹豫地跳下，一了百了。

“温州危机”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温州有民间筹资经商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各类“会”（如乐清抬会等）。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资本的特色就是集体资本，即许多温州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民间筹集，这也是温州企业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

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正常的民间借贷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咨询）公司等融资中介已使民间借贷走向机构化、高息化、规模化。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显示，一些融资性中介机构利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通过组织个人贷款资金或储蓄存款从事高利垫资活动，借贷月利息高达三四分，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有所抬头。

据统计，2010年全市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诈骗立案20起，涉及金额9.92亿元，平均涉案金额4955万元，比2009年翻了1倍。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本身已成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品种。

经营一家印刷厂的陈繁蓉在两年前涉足此道，一方面她通过亲朋好友直接借款，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抵押贷款。据其一位亲属介绍，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贷。这也成为一部分小企业主赚钱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抵押贷款外，一些企业还利用企业互保、联保以及票据业务等方式融资。

9月29日，温州市金融办官员在通报当前金融运行情况时坦承，银行的部分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从资金需求来看，巨额民间资金已经超过了温州本地经济增长需要，大量转出温州市，进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如房地产。温州市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主要投资房地产、矿产，还有一小部分类似游资，追求短期暴利。

早在十年前，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上海、杭州两地房地产市场，仅2001年一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温州资本即高达2000亿元。数年后这些人获利丰厚，“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逐利的天性，让早期创业的一批温州人离开利润日薄的传统制造业，开始追逐高利润、高回报的房地产、金融投资。

2010年国内房市火热，各家银行竞相争夺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这为温州民间资本继续投资房地产提供了资金保障。一份名为“2010-2011年温州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至达到近3倍。”

但是今非昔比，曾经暴利的房地产投资如今成为“烫手山芋”。不断从紧的房地产政策，导致房价下跌，这让投资房地产的资金难以脱身。2011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束，贷款规模开始紧缩，此前的过度融资造成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下，民间借贷利率急速攀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可达四五分。在信贷紧缩和民间借贷利率上升双重背景下，在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投资的温州商人铩羽而归，高昂的借贷成本让部分投资者资金链绷紧，继而影响到企业生产。

4月份后，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为房地产投资失败、赌博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继而选择跑路。而温州市各家银行的抽资、不续贷，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倒闭。

8月份后，关停倒闭企业由龙湾区向温州市蔓延，跑路、跳楼由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温州地区的金融危机由此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中央决策部门开始介

危险四伏温州九成家庭和个人参与民间借贷

据央行温州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其中40%的资金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

 “十一”长假期间，不少温州中小企业主为民间借贷的资金链危机而忧心忡忡。受访者普遍表示，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难，“逼迫”企业不得不选择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而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如今已经牵连了当地的家家户户。

近期温州越来越多的企业主“跑路”已经引发了高层的关注。随着政府的最终介入和多项扶持政策出台，中小企业阴霾的生存困境或将迎来曙光。

“十一”长假期间的温州，气温骤降，阴雨笼罩着城市上空。不少温州中小企业主的心情和天气一样阴沉，越来越多老板“跑路”的消息和对整个资金链或将断裂的忧虑搅得一些人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都会私下议论着各处听来的最新消息。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温州调查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并明确提出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以及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等措施。至此，已持续半年的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和跳楼情况引起了高层关注。

中小企业主跑路成潮

自今年4月以来，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企业主仅9月以来就高达25人。他们要么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或者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

“跑路企业主和停工企业的数据没有办法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都是比较大的企业，那些小微企业根本不在统计范围内。”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记者表示，加上小微企业，跑路、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远不止上述数字。

“我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呼吁政府部门关注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周德文介绍说，“上半年已经有一些企业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但这些都是没有名气的小企业，所以没人理他们。”周德文一直向记者重复说，如果早点开始采取措施或许就不会蔓延成现在这种形势。

银行利息高昂融资无门

东信集团董事长王崇焕对本报记者表示，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危机波及的范围很广，从东信集团的感受来看，企业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过高的银行贷款利率。

“目前企业实际的贷款利息已经达到了15%-20%，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在10%左右，这就等于所有的利润都不够给银行的，温州企业主为什么不想做实业了？就是因为做实业总是亏损。”王崇焕称尽管不难从银行中贷到款，但是如此高的利息却令企业难以承受。他算了一笔账，一个企业若贷款20多亿，按照现在实际的利息算，每年就有3亿左右的利息要交给银行。

“企业的资金越来越紧张，我们这些搞实业的信心都不是很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主对记者表示，目前他的企业从银行中贷款仍然较难，即使贷到款，企业也没有那么高的利润支付利息。

周德文指出，目前大部分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主要是由于银行和民间借贷对企业的逼迫。他介绍，“我们有一个会员企业也倒了，他的事例非常典型。这个企业主欠银行5000万元，银行承诺先还钱然后再贷给他。因为没有那么多现金，他就先借了短期民间高利贷来还给银行，结果还款后银行变脸不再贷款给他，民间高利贷还不上，他只有跑路了。”

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主任邱世枝认为，除2008年金融危机余震的影响外，4万亿救市政策对中小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亦是不可推卸的影响因素。“4万亿下来后，政府加快投资、银行也不计风险地贷款，有些企业经不住诱惑，贷款几个亿投资房地产和太阳能，现在来看这两个行业都一落千丈，信贷用完了，又不能让企业倒闭，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市场，高利贷由此进来，也就是毒药进来了。”

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应运而生

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便转向温州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而跑路或跳楼的企业主或多或少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些瓜葛。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也自身具备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

随着今年以来国家控制通胀、流动性不断收紧的影响下，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借贷利息一路疯涨。周德文称，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

据报道，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

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这些钱当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440亿元）。其结论是，“民间借贷已成为楼市后的首选投资替代品”。

邱世枝说，民间借贷市场都是地下操作，很难做准确的统计，在温州有一部分人自己没有钱，募集到钱后以高利息放出去；另一些人本身有做工业的平台，在温州有很大的厂房就比较容易拿到银行贷款，工业利润下降后，为了补贴工业的亏损就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以更高的利息放出去。这种现象在温州普遍存在。“温州服装业、打火机、眼镜、皮革等基本上是无利可图的，所以他们就发展非主营业务，倒卖人民币搞个差价也算是非主营业务之一。”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复杂。由于过高的利润，这个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各路资金，其中有人专门长期从事民间借贷；上市公司的资金；也有国企和公务员的资金。民间借贷的过程也非常简单。

多项扶持政策将出台

目前，温州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终于引发各级政府关注。9月29日，温州市政府出台了多项解决中小企业债务危机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银行业机构不抽资、当地政府抽调25个工作组进驻市内各银行，防止银行抽资压贷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断链。温州市银监局也已要求当地各家银行调低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不能超过30%；如企业财务危机牵涉多家银行贷款，银行间要“同进同退”，不得单独抽资。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国庆节长假中赴温州考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他表示，“跑路”和“跳楼”在温州毕竟是极少数。他要求政府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曾轰动一时的跑路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于10月5日回到国内，谈判企业重组事宜。业内人士预言的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因政府的最终介入而渐显曙光。

危机成因温州大批企业放弃实业转投房地产

　吃得苦，受得累，信誉好，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商人打下的金字招牌。然而，随着近期温州数十位昔日富商老板资金链断裂后“跑路”，使得温州商人以及当地经济状况备受拷问。

相关人员在温州实地调查期间，多位温州商界人士向晨报记者感叹温州商人的可贵品质正在淡去，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并且有一些还渐渐沾染上了赌博等恶习。

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大部分温州企业主依旧保持创业激情，但一些“跑路”老板却迷恋虚拟资本游戏，倚重高息的民间借贷，押宝房地产，最终只能饮鸩止渴，作茧自缚。

上世纪靠一个纽扣挣1分钱发家的精神已荡然无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温州艰苦创业的精神让人记忆犹新。不仅在温州当地，在全国中小城市都能看到温州人开设作坊，全家老小起早贪黑，一起干活加工眼镜、电器的身影，他们甚至还要自己蹬着三轮车送货。　　

50多岁的章华妹是“中国第一个个体户”，如今她是“伟星”纽扣温州总代理、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解放北路，店铺加上仓库已经有200多平方米，主要做批发，生意红火。章华妹对晨报记者介绍，1985年孩子刚出生8个月，自己便在自家门口摆了一张小桌子，卖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后来便主要销售用于制衣的纽扣，“一个纽扣挣1分钱，靠辛苦劳作打下了现在的基础”。和章华妹一样，来自苍南县的管氏几兄弟从穷乡僻壤走了出来，刚开始干小工，后来做批发、贸易，发展到现在旗下有5家子公司。

管氏企业中温州翔怡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小春对晨报记者介绍，当时打火机零售价1元一个，而利润一个1角，但有一大批温州人正是如此发家的。

温州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在1992年以5000元下岗工人安置费起步，创办工厂生产打火机，两口子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义无反顾打拼天下，到1997年获中国最强打火机企业称号。

对于那个时代温州商人及其骨子里面的精神，周德文概括说，“上世纪80年代为“四千精神” ，即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说了千言万语、想出千方百计；90年代为 “四自精神” ，即自力更生、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现如今，转投房地产埋隐患

然而，转瞬之间，温州中小企业突然面临大量倒闭的消息，令很多温州商人开始反思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9月27日，“正得利”鞋业的老板沈某跳楼自杀，在温州双屿的“中国鞋都”乃至同行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位工厂员工黄先生说，沈某之前在全国各地投资了大量的房地产，其中也使用了大笔的民间借贷。同时，另一说法称沈某迷恋上豪赌，结果欠下巨债，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

在周德文看来，如今大批企业逐渐放弃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以及虚拟经济，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以打火机企业为例，2001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市场份额，而十年后保留下来的企业却已经不足100家。

　这期间，当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机的机会，于是温州炒房团名声鹊起，以至于发展成老公开厂赚钱，老婆全国买房的掘金路径。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

在暴利的引诱下，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迷恋上房地产这个游戏，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借助高利贷。与此同时，富裕起来的温州商人也渐渐沾染上赌博的恶习，甚至靠高利贷筹集赌资。

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使得民间借贷繁盛。今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上半年，温州当地发生的民间借贷高达485.5亿元，是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管小春介绍，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也节节攀升，根据近段时间行情，每万元的民间借贷月息，已经高达600元，此后，还有个别企业所借贷的钱，每万元月息已达800元，甚至1000元。

周德文强调，随着去年以来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频出，房地产利润难以支撑高昂的高利贷利息，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倒诸多温州商人的最后稻草，于是“跑路”成为必然的结局。　　

扩大放贷等于用纳税人和存款人的血汗钱为投机者买单

实质是，温州中小企业借高利贷不多，放高利贷多

在温州，跑路的“老高”(当地人称放高利贷的人为“老高”)越来越多了。

9月6日，放贷人方明和朋友一起吃饭，饭桌上，有人建议悬赏100万元，请警察动用公安系统力量、或者是利用网警的技术来寻找藏匿起来的“老高”，在座的某位放贷人叹口气说这方法试过了，没有警察愿意接活。

饭桌上的这些人大都是逃跑者的“上家”，借钱人失踪了，留下数以亿计的债务，等待他们的只有两条路：或者替逃跑者还钱，或者还不起债务，自己也跟着玩失踪。

较少高利贷进入实业

温州“跑路”现象也引起一些研究机构的重视。据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经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估计今年大约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微博)也认为，如今的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对于他们来说，别说8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但由于民间融资的途径狭窄，中小企业又不得不借高利贷，不借就可能马上倒闭，而借还存在转机的可能。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统计，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年化最高利率在40%左右。但周德文认为温州民间借贷实际年化利率应高于40%。“官方数据来源于众多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等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这些被监测对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贷’的供给者，由于自身的不正规经营，透露给官方的信息会有所保留。”

周德文说，温州36万家中小企业中已有20%歇业或停业，如果下半年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停产甚至倒闭。

记者在温州当地采访发现，方明这个圈子的高利贷放贷人大都不支持温州中小企业因利息高而停产的说法。因为“真正做实业的公司，借高利贷并不多。”

一位制造业的刘姓老板和方明持相同看法：“因为原材料、人工各种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紧缩，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低了，有的老板会把企业资产转化成借贷资本，这样比做实业赚得更多。一旦钱亏了，只能跑，但这是少数。”

换句话说，温州中小企业借高利贷的不多，但把本来用于实业的资金拿出去放高利贷的却不少。方明认为，在温州，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参与放高利贷。

“但是，温州人那么工于算计，他自己心里的账算得很清楚，本身用心在做企业的老板，不会把所有的钱拿来放高利贷的。”另一位放贷人说。

跑路多因赌博成就

在高利贷的链条上，有庄家，有散户。温州民间钱多的，就成立了投资公司；钱少的，就用寄售行、典当行等形式。方明的朋友开了一家投资公司，方明把钱借给他，月息3分，该投资公司再投出去，月息五六分不等，主要看借钱人、担保人是什么身份。

温州以人情借贷居多。如果是朋友之间的借贷，会事先打听清楚借款的用途，是做生意还是放高利贷，担保人是谁。如果是高利贷，要么双方合伙做，利润分担；要么是A把钱借给B，B每月给A利息，就当A放了高利贷给B。“有的人不打算在借贷这件事上花精力，宁愿把钱给朋友，朋友拿去放贷也好，投资也好，只要每月按时还钱就行。”方明说，这种情况更多。他和朋友之间的高利贷往来就属于这种情况，朋友的投资公司汇聚了亲友们的资金，如同一家基金公司，方明们是散户，朋友是操盘手，目前盈利状况良好。

但就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情关系，让温州的高利贷链条风险加剧。

不久前，方明的表哥说有个国外朋友带回来1亿欧元，想做一些生意，请方明给介绍一个做黑客的网络高手，顺便向方明融一些资金。方明还没来得及借钱给表哥，就传出了表哥携全家老小失踪的消息。

原来，表哥不小心把几千万元贷给了赌徒，赌徒输钱后跳楼了，表哥不得已，卖了自家两栋楼，还了一部分债，又用1亿欧元的项目骗了一些贷款，举家逃跑。“逃跑的前几天还开着跑车，全身上下的名牌，没露出一点儿要跑路的迹象。”

高利贷到链条的末端，都是六七分的利息。假设借1000万元，以6分月息计，一天产生利息2万元，一个月利息60万元，单利年息为720万元，谁还得起这么高的利息呢？

数位温州放贷人认为，真正造成“老高”跑路的根源是赌博。

“真正借六七分利息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短期周转，借了过几天就还，这种情况比较少；一种是赌徒，认为赌一把能赢，才会借这么高的利息。”方明说。正是后一种行为，使得高利贷充满了危险。

温州天浩置业有限公司(微博)总经理陈鸿也持相同观点，高利贷和赌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资本丑闻就是源于赌博。

赌输了，没钱还账，只能偷偷跑掉。但是，放贷人、担保人、或者小额贷款公司要替他偿还债务，如果这些人还不起，也只好跟着玩失踪。

寓居温州5年的小徐告诉记者，温州春节期间赌博之风尤盛，许多寓居海外的温州人回乡过年，聚众赌博，在赌桌上借的钱利息非常高，有时会高到月息1毛2、1毛3。

对温州经济影响不大？

用各种方法套现参与放贷的人在温州不是少数。方明的父母也一直在放贷，还要把正在出租的房子卖掉，拿来放贷款。房子一个月租金才多少？放贷来钱快。尽管知道危险在加剧，可还是准备套现继续放贷，这种人在温州可谓不少，由于这样的投资回报率更高。温州有一句话，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买卖没人干的。在泡沫破灭之前，能赚点儿就多赚点。

和目前很多人观点不一致的是，个别人认为高利贷对温州本身的经济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温州人并没有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只把手头上多余的资金用来放贷，风险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温州人不可能把唯一一套自己住的房子拿去卖掉，然后来放贷款”。

另外，相当一部份人认为高利贷存在是合理的，“只要有人有要求，必然有人提供服务。”但他承认现在高利贷是个巨大的泡沫，哪天泡沫破灭，一是要看政府的态度，如果政府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比民间借贷利率低，那么泡沫就会被戳破；二是散户的心理。温州人喜欢扎堆，大庄家(投资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的钱是由许多散户构成的，散户的恐慌必然带来泡沫提前破裂。

温州高利贷老板八成债主为公务员

在近期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的温州，其中牵涉当地一些公务员的投资资金。

事情缘起是：温州市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为当地龙头民营企业顺吉集团融资的名义，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于本月21日携带这些资金举家潜逃，数日后施晓洁、刘晓颂被永嘉警方抓获。

由于施晓洁原是顺吉集团的财务人员，加上传说她是顺吉集团董事长施顺吉的亲戚，案发后，这起高息集资的多名债主上门围堵顺吉集团，追讨欠款。

有记者调查得知，施晓洁一家在永嘉开设有多家担保公司，经营高利贷业务，施晓洁所筹集的资金主要集中在家族的担保公司。目前尚无确凿证据显示此案与顺吉集团有关联。施晓洁夫妻目前以涉嫌集资诈骗被拘留。但13亿巨资仍下落未明。

“8月份有8亿多元资金流出，其去向无法查证。”施晓洁家族一家开户银行的一位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

更引人注目的是，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中的债主，相当部分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我们债主圈内的人估算，这起案子中大约有八成的债主是公务员，有的是局级以上的，现在这些人都想低调收回资金了事。”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债主告诉记者，温州的高利贷债主许多是小额放贷人，知道一些圈内人的情况。

这意味着，在温州，随着连串高利贷事件密集爆发，“官银”介入高利贷的身影若隐若现，其进出路径渐显清晰。“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

“8亿官银”疑云

据了解，此案的核心人物施晓洁，原为顺吉集团财务部人员，于2009年9月离职。之后，她以顺吉集团的名义伪造了一些资料给下家或者银行。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施晓洁离职后，顺吉集团有时财务工作繁忙时，也会叫施晓洁送一下资料到银行，她是利用这一机会以顺吉集团的旗号对外进行高利贷集资，为其家族的担保公司提供运作资金。

“集资时年息有高有低， 借贷资金利率在24%到140%之间，最高的年息达到140%以上。”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集资案债主告诉记者。

施晓洁家族一家开户银行的人士透露，在8月份通过银行账户获悉，施晓洁夫妻一个月中打出资金有8个多亿。银行有初步查询过，“这8亿资金出处账户的户主都无法查找，要么身份是虚构的，要么人已经失踪。”

案发后，顺吉集团于9月24日刊发公开启事，称顺吉集团经营状况正常，外埠谣言已对其声誉造成影响，对于散播谣言的机构和个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顺吉集团为永嘉当地一家国家公路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注册资本6580万元。旗下有多家从事市政工程、混凝土制品、建材设备、水电开发等业务的控股子公司。

但许多债主并不相信顺吉集团称此案与其无关的说法，仍然纷纷找顺吉集团追讨“欠款”。

关系图谱

在轰动一时的原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碎尸情妇案中，“官银”介入高利贷的身影更为清晰。

温州一位了解案情的政法界人士介绍说，在瓯海当地，有人帮谢再兴操作放高利贷。谢以1000万为本金放在某担保公司，获取每月5分的高额利息，由于谢的特殊身份，每月50万利息在11月之前都打入情妇邵的银行卡，杀人后谢一次性全部取走本金。据称，这个担保公司的人，被纪委和杭州警方找去谈过几次话。

在公开判决的案件中，官银与高利贷缔结的另一案例，是今年上半年浮出水面的云天房开案。

温州云天房开公司与平阳房管局合演的套取购房资金的把戏。房开首先是以6亿多元高息集资拿地，其中包括了相关监管机构官员的资金。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资金中，基本都在月息3分起，如此利滚利，资金的缺口越卷越大。这些有资金参与赚高息的官员为了保证自身资金安全，开始联手与房开老板非法融资。

平阳县检察院关于此案的档案显示，云天房开公司及其关联的公司向银行、社会借贷、一房多卖套取资金等手段涉及的金额近20亿元，直接债权人(单位)60余人，间接债权人八九百余人，范围波及龙湾、泰顺、平阳三个区县与天河镇少15个村3万余人，泰顺与平阳近2000户购房户，牵及建筑施工企业5家。

在这个过程中，云天房开负责人徐世国与平阳县房管局相关官员相互配合，对其所开发的平阳“鳌江21世纪商住广场”实施一房多卖，多次予以预售重复登记备案，最多一套经平阳房管局预售登记备案达11次，骗套取无辜购房人资金达3亿多元。涉嫌合同诈骗，双方目前均被判刑。

实际上，官银参与高利贷，并非是温州独有的现象。浙江省江山市有关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是浙江省首个严禁公务员涉足高利贷的文件。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江山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则称：出台此类意见是要求公务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企业融资难成了温州中小企业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民间借贷只是压垮企业的 最后一根稻草 ”

一提起老板沈奎正的死亡，孙玉华禁不住泪眼婆娑：“老板为人好，对员工也好，要不是高利贷步步紧逼，他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据了解，今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上半年累计发生民间借贷４８５．５亿元，民间借贷成为当前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持续上扬，月息高达３－５分，个别甚至达６分至１毛。民间借贷的疯狂从今年上半年纠纷就高达７０００多起也可见一斑。

综艺鞋业皮革供应商、君远贸易公司老板金亨擘说：“现在高利贷利滚利，年利息高达６０％，但是企业利润也就是３％到５％，别说把制造业逼进了死胡同，即使是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也扛不住啊。”

记者在温州当地知名论坛“７０３８０４”看到，有网民这样评价现在的温州经济：“高利贷毒害下的温州经济就像一个靠喝自己鲜血解渴的病人。”但为何这么多企业还是选择了“饮鸩止渴”？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民间借贷有着生存的客观环境，超过半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足够支持，只能被迫向民间借贷，刺激了民间借贷的发展，使其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些温州中小企业主告诉记者，在宏观调控、流动性收紧的大背景下，银行为了保持利润上涨提高企业贷款利率，并出现扣留部分贷款作为“存款”转贷给其他企业的现象，延长了还与贷之间的间隔，甚至“还而不贷”，导致企业被迫利用高利贷过渡并陷入危机。

“银行宁可把钱借给一直在亏损的央企也不借给我们，企业老板又不是傻子，如果银行能贷到款，谁愿意去找高利贷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皮革厂老板说。

周德文说，现在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就是去年产业空心化延续到现在的集中爆发，而产业空心化具体表现为大量资本逃离实业，大量企业外迁。同时也与温州企业“老旧模式”密切相关。温州大量企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一直延续传统的薄利多销观念。温州仅仅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缺乏增长后劲。

此外，记者了解到，部分“排头兵”企业的消亡也与企业决策者把生产战线拉得太长有关。２０１０年温州市金融办对３２４家企业的调查显示，２００８年被调查企业进行主营业务以外的投资有１１９家，２００９年增加到１３８家，２０１０年一季度达到１６３家。２００８年以后，信泰集团“转型升级”，将大量的流动资金投向了光伏产业；而正德利鞋业集团也将流动资金大笔投向土地和房产购置上。

 结束语：温州信贷风暴中媒体偏爱描述中小企业融资难、资金链紧张、银行惜贷、面临关门倒闭等状况，这也成为救市政策首要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温州9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每年上千亿的信贷金额不给它们给谁？融资难一般是说大量企业缺少资金购买原材料而不能开工，但温州大部分企业并不存在这种情况。现实情况恰恰是温州企业个个都不差钱。一份名为“2010-2011年温州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至达到近3倍。”

    在温州这场愈演愈烈的信贷风暴中，疯狂逐利的不仅是链条末端的企业老板，以媒体披露“八成债主为公务员”释放的信号来看，“官银”的存在不仅仅说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支持“不遗余力”，其中的灰色地带也是有利可图的，这正是中国版“影子银行”的生存土壤。包括银行业内不受监管的证券化业务、委托贷款、信托、小额信贷乃至典当行，甚至不少体制内企业以及上市公司也加入其中。这些企业、机构利用自身优势，从银行获得正常利率的贷款或从资本市场筹集到资金后，通过多种方式经营高利贷，这从有的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是依靠投资信贷获得的这一现象可见一斑。

在温州2010年百强企业名录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余40多家制造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这说明，把银行的钱不是用在实业上，而是用在开发房地产上。银行的钱说到底是国家的，而国家的钱是普天下纳税人的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当救世主，其实是为投机分子创造财富鸣锣开道。我们知道，温州的一些民营与私营企业实际上缺的倒是“经济良心”。如果用纳税人的钱去支撑这些企业，这与我们中国人买美国人的国债富养老外又有什么区别？

中小企融资困难在全国各地都是难题，但在热钱汹涌的温州则不是。政府拉着银行盲目出手救市，无异于主动充当投机分子的人质，好心办坏事的闹剧将再次上演。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高利贷也好、跑路也好，跳楼也好，其实属于民事纠纷，跟政府一点干系都没有，因为政府从来没有倡议或鼓励过民间借贷。资金断裂引发的社会秩序混乱，政府虽有责任管理，但不是以牺牲纳税人的利益，运用金融手段。如果把这些事全都包揽在自己身上，不但偿付资金发生困难，而且为成为笑柄。如果政府一味要强出头，只会增加银行坏账风险，到头来是用纳税人和存款人的血汗为一地的投机者买单，或者开动印币机。试问？政府有义务买单吗？

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这一场信贷风暴的发酵线路图：温州人靠低端产品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抽离实业赚快钱（炒房、炒矿、炒物资）→→被套或亏损→→贷款→→孤注一掷想扳本（加倍炒房、炒黄金、白银、期货）→→银行信贷收缩→→借高利贷还贷→→想继续贷款→→贷不到→→借高利贷借新还旧→→演化成金融传销炒钱→→房地产难出货及金银期货大跌→→借债人跑路→→金融传销击鼓传花游戏中止→→高利贷资金链断裂→→民间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