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数学课本有几本:周永康重要讲话:逐步使流动人口稳定下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28日下午在京出席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科学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会上，北京、浙江、四川、上海、江苏、湖南和广东深圳等地主要负责同志从不同方面介绍了社会管理工作的情况。

　　随后，周永康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看到，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社会管理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要充分看到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备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坚定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要清醒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国社会管理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存在许多不适应，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按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进一步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做好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调适社会心态、应对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为顺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本世纪上半叶两大宏伟目标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周永康强调，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力度，紧紧围绕推动科学发展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坚持民生优先，统筹考虑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群众；要加强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工作，把社会管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末梢，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基层，不断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服务能力；要抓紧完善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要立足国情和实际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及时总结推广基层经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之路越走越宽广。

　　周永康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到硬道理与硬任务统筹抓、第一要务与第一责任一起担，狠抓各项部署和措施的落实，确保每年都能解决几个突出问题、办成几件惠民实事，力争经过3至5年的努力，使社会管理服务水平有大的提高，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见到实效。

　　由“治安”改为“管理”，两字之差，预示社会治理由过去单一强力控制向社会综合协调转变，将更加注重利益诉求

　　9月16日，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回良玉宣读了中办、国办关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被赋予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职能。

　　中央综治委更名，预示社会综合治理由过去强调社会控制向更多元管理的转变，更加注重社会的协调，以及背后的多元化利益诉求。

　　“维稳”的过去与现在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安定团结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此后，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针对严重刑事犯罪急剧增多的态势，1983年8月，中央下发《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将“严打”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首要环节，并开展了为期3年的“严打”战役，从重从快判处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

　　但是，“严打”的策略并未换来社会的稳定，此后，重大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还是很猛烈。

　　中央综治办一位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严打”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打防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之后不久，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指出：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个月后，3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下设办公室，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

　　同年 12 月，中央综治委又制定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的规定》。

　　1993年11月2日，中央综治委、 中纪委、中组部、人事部、监察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把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确保一方平安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政绩考核、 晋职晋级、奖惩挂钩。

　　综治委成立20年来，“稳定压倒一切”已成为官员的惯性思维。

　　最近几年，社会矛盾的凸显，群体事件的不断发生，引发执政者对“稳定压倒一切”社会治理思维的反思。中央高层曾多次召开有关社会管理创新的专门会议。

　　去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进行第23次集体学习。

　　今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指出，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认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在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通过中央综治委更名的提议。

　　上述中央综治办负责人透露，更名后的该机构将充实领导力量，增加人手。

　　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研究室主任徐秉治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由“治安”改为“管理”，预示综治委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治安管理的基础上将增加社会管理职能。

　　多元社会需要新的治理模式

　　9月15日，北京书法家王宝洺闯入北京同仁医院，用菜刀将该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徐文砍伤。

　　据媒体报道，王宝洺行凶动机或与发生在2006年的一起医疗纠纷有关联。

　　2008年8月，王宝洺一纸诉状将同仁医院告上法庭，但遭遇“无期限休庭”。此后王宝洺一直维权未果。他在博客上抱怨：由于医生徐文的首次破坏性手术，使其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两次大手术，并且成为一名丧失了语言功能、劳动能力、嗅觉功能的残疾人。

　　近些年，由医疗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逐渐增多，医疗诉讼专业律师刘晔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医患纠纷发生后，有多种解决渠道：首先是医院和患者沟通，在实践中，这一环节成功解决率达90%以上；其次是通过卫生行政部门维权；最后，患者去法院诉讼。

　　“如果诉讼这一环失灵，在处理医患冲突时，司法不独立、不公正，患者就会产生极端想法。”刘晔说。

　　具体到同仁医院案件，为何解决纠纷的三个渠道都失灵，目前尚不清楚，但因为利益诉求而引发的血腥案件却是现实。

　　近些年，由拆迁、征地引发的暴力群体性事件更是频发。

　　去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难以避免地会经常地大量地表现出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课题”。

　　徐秉治认为，有些社会矛盾表面看似治安问题，实际上，矛盾原因来自多方面，甚至有些矛盾和政法根本没什么关系，例如城市保障的民生问题，以及城市管理引发的冲突。

　　上述中央综治办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因利益诉求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是可以通过教育、协商等办法，采取经济、法律等手段解决的。

　　“很多社会矛盾纠纷相互交织，有时依靠一个部门解决不了。”中央综治办协调室负责人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多元化价值观念迫使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相应调整。社会管理要在理念、方法、体制上进行探索创新，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把工作做到矛盾激化的前面，多元化处理矛盾，要关注矛盾双方的利益诉求，不能‘一打’了之，否则，无论个人或执政者都将付出沉痛代价。”徐秉治慨叹道。

　　依法治理方致个人和政府双赢

　　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矛盾的增多，基于维稳需要，中央政法委鼓励各地探索解决矛盾的治理模式。

　　7月21日，北京成立综治委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工作协调委员会，旨在加强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通过构建社会矛盾多元调解体系，在萌芽状态掌握并解决矛盾纠纷。

　　8月初，广东省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这是广东省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成立的专门机构。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由中共省委副书记兼任。

　　从2006年开始，作为沿海发达城市的上海，较早地开始以解决矛盾纠纷为宗旨的“大调解”实验。

　　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体制由政府统包，社会自治发育严重不良。如何把管治变为共治、把控制转为治理，成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难点。

　　实际上这一点在中央高层已达成一致，7月份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强调社会协同。

　　何增科认为，过去主要靠政府推动社会的建设，现在应该形成一种合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包括个人)要在社会中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社会综合治理既解决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又着眼于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要更加注重背后的利益诉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建顺则认为，不管名称如何变更，社会综合治理要加强依法治理，惟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才能真正实现个人和政府双赢

　　核心提示：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

　　睡觉前忘了关手机，结果天才蒙蒙亮，就被手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一看，全是垃圾短信：譬如赶紧打钱到某某账号，譬如某房产公司最新笋盘推出，等等。因为熬夜，所以很想睡懒觉，但睡意全被那些垃圾短信搅散，心中那个恼啊。

　　平白无故被骚扰，被破坏心情，这样的事每天发生。侵犯你不多，就侵犯你一点点，你还没法还击，没法解决，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你一点辙没有，只能选择忍受。而这一切都是无端的，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你没有任何错，唯一的原因，或者说唯一的错，仅仅在于你是一个普通人。

　　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切身感受。这感受，被最近的一则新闻印证。媒体报道，手机运营商手中都有一份神奇的“红名单”，只要你上了那份“红名单”，垃圾短信将远离你的手机。不过要上这名单，你得是一定级别的领导才行，至少得是省市级。

　　原来，杜绝垃圾短信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仅仅因为，你不是领导。这即意味着，你不是省市级以上领导，进不了那个高贵的圈子，那么你每天被侵犯一点点，每天被骚扰被破坏心情，就是活该，就是天经地义，没谁会当回事。

　　岂止手机短信二元结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典型的二元结构。一头是领导，依然至少是省市级以上领导;一头是我等普通人。领导的一切都绝对保障安全，绝对保障充裕，绝对保障物美价廉，交通如交通管制;医疗如耗用公共医疗资源85%的高干病房;教育如主要为领导子女服务的重点学校制度;一日三餐如正在全国遍地开花的特供食品基地。至于普通人，对不起，只好承受看病难，读书难，行路难，乃至一日三餐几乎找不出一种安全食品等种种高昂成本，所有那些高昂成本无一不透支生命，让人心酸，让人疲惫，让人绝望。

　　在中国做一个领导感觉真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无微不至，比照顾婴儿更周到更精心。出门碰到下雨，都无须自己撑伞，自有撑伞的随员亦步亦趋;甚至六一节去幼儿园看表演，宁可让孩子们在烈日暴晒下献歌献舞，也要保证领导在阴凉处安然正襟危坐。作为比照的是，做一个普通人真苦。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往往是挣扎的一生，这挣扎往往无异于一场噩梦。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

　　我们常常谈到中国的二元结构，但都是城乡二元，东西二元等等，鲜有注意到，普通人与领导的二元结构。一旦不再是普通人，一旦进入省市级以上领导的圈子，恭喜你，你就自由了，解放了，就可以拥有审美人生了。但如果进入不了那个圈子，如果只是普通人，抱歉，你就在茫茫大海中苦苦泅渡，自生自灭吧。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普通人的歧视，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权利，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

　　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普通人是什么?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如果这基础中的每个成员，每天都被侵犯一点点，每天都在惶恐焦虑中度日，那么基础不牢，社会稳定又何从谈起呢?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绝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放眼那些真正的长治久安的国度，就不难发现，在那里做一个普通人真幸福。做一个普通人，等于处于私人生活的堡垒之中，没有任何非法的力量胆敢侵扰，可以那么自由，那么安详，那么满足。而愈往上走，要牺牲的私权愈多，而且制约愈多，骚扰愈多，责任愈大，风浪愈大。侵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私权都是大罪，都往往导致身败名裂，但对身处权力高层的人，则报纸上可以每天骂声不断，迎面碰上可以随手扔去一枚臭鸡蛋。从这比较中，可以发现这么一个原理：普通人的权利愈有保障，普通人的生活愈是安定，则社会愈健康。

　　而这，恐怕才是社会稳定的真正奥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