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书法社团活动计划:盛唐是如何被用人腐败搞垮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07:31:00
2011-9-22    公元8世纪中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仿佛刹那间力松劲泄,不但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更可怕的是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大批官员向安史叛军投降,地方上官吏劫掠百姓以为己利的行为也十分嚣张,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诗人杜甫记录了这些不堪回首的场景。

  每当我们回首盛唐一日转衰的这一幕,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何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空前强大的帝国,会无法抵御一场地方叛乱?为什么这次叛乱一起,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了呢?

  国力鼎盛时期为何出现贿赂之风其实,在唐朝国力达到顶峰的开元、天宝之际,问题就已经出现,只不过是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开元二十九年,正是唐玄宗期盼已久的“盛世”已经初步建立的时候,富有中央机构工作经验的苗晋卿被任命为吏部侍郎。

  当时天下太平,边疆也少有战事,官职的升迁只能靠吏部的选拔考核。正因为如此,苗晋卿的职责可以说举足轻重。当时的宰相李林甫兼任吏部尚书,但由于政事繁忙,所以官员的考核与选拔工作实际上是交给苗晋卿和宋遥这两位吏部侍郎来负责的。那么,他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呢?

  据记载,苗、宋主持选官工作的这几年,“政既宽弛,胥吏多因缘为奸,贿赂大行”。行贿赂之人的目的不外乎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任满需要考核的官员,希望吏部能够给他们一个优等的评判,让他们在升迁时比别人更有“竞争力”;二是等待任命的官员(包括以前做官但暂时未有任命者)希望吏部给他们一个好的职位。

  贿赂之风的产生,必定与执政者的为政风格有关。“贿赂大行”的状况为何会在这个期间出现呢?这也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是当时朝廷各机构膨胀过快,在各机构中任职的人员也高度官僚化,导致参加考核、等待任命的人员大大超过前代。从唐高宗、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始,随着要处理的管理事务越来越多、临时性的状况越来越多,原有的管理机构已经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出很多处理临时任务的人员,他们的称号为“某某使”,如括户使、劝农使等等。这些临时性的工作逐渐变为日常化,导致临时性人员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

  第二方面,是科举考试规模的日益扩大,导致出现了一大批有资格任职的人加入等待任命的行列。科举考试产生于隋朝,到了唐朝才初具规模。自武则天执政以后,科举取士逐渐成为读书人向往的出身模式,特别是进士科考试,被称为“华选”。每年都有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做官的资格,但官员职位却是固定的,僧越来越多,粥却未见增加,直接导致了“买方市场”的日益扩大。 第三方面,是开元中后期的政治局势,使行贿成为官员升迁必备的砝码。当各类机构中的临时性人员与科举出身的人获得任职资格之后,唐朝廷应该对官员结构进行调整,要么进行分流,要么扩大官员队伍,特别是中级官员队伍,让日益扩大的等待任命人员队伍有升迁的可能。

 

  可是,唐朝廷对此一直没有特别有效的应对策略,一方面造成大批有资格任职的人长年等待,另一方面,开元中后期李林甫等人做宰相之后,通过他们手中的权力干预官员任命。这种按照规矩办事到老难获重任而靠着钻营投机却能迅速升迁的状况,可以说是开元中后期开始的官场常态。而一旦贿赂成为任职的必要条件,那么官僚队伍自然不会形成对皇帝、对朝廷的真正忠诚,而是表面祥和稳定、内里离心离德了。

  为什么安禄山要将选官舞弊之事上奏给唐玄宗在贿赂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每年有多少人参加选拔呢?据说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中,又有多少是行贿的呢?难以确知,但可想而知不在少数。因此,得到肥缺者未必感恩,而未获美任者必怀怨恨。当然,每年都是怨恨者多而得意者少。这种情况到了天宝二载的时候,终于有了一次小规模的爆发。

  天宝二载,新近受到唐玄宗宠信的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奭参加官员选拔。前面我们说到的负责选官工作的吏部侍郎苗晋卿和宋遥想要讨好张倚,便在选拔的考核中做了手脚。这次被提拔任命的总共有64人,按照成绩优劣,分成甲乙丙三等,而张奭在其中名列第一。这样一来,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张奭向来不读书求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吏部进行官员选拔时,要进行政治素质和文化方面的测试,按照张奭的水平,根本不可能考第一。于是众人议论纷纷,舆论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