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荣耀:末代皇后死亡揭秘 曾被弃尸水沟旁（照片）

　　末代皇后婉容，当年病死于何处，不同版本、说法各异，死后如何安葬，墓地设在哪里？60多年来扑朔迷离，一直缺少直接证据。

　　2009年6月21日，我的几位叔伯姐姐来家里做客。闲谈中自然谈到了我对“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历史考证，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一事，连带又谈起爱新觉罗家族；谈起溥仪和婉容。此时，我的智姐(李万智，吉林省司法系统退休干部)突然插话:“婉容的死我知道，是咱李家帮助安葬的……”智姐这一插话，立刻使我感到新鲜和好奇，这难道是真的吗？在我和姐姐们的追问下，智姐向我们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使末代皇后婉容病死延吉监狱并被妥善安葬这段历史，重现世间……

　　一

　　　我们李家是上世纪初从山东逃荒落户吉林延吉的。我的父亲李延田，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曾任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干部，当年受审查恢复党籍时曾由朱德总司令亲笔签字作结论。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被党派回东北，先后在抚顺、吉林(市)、延吉公安局任职。1946年，在延吉公安局第一科(社会科)任科长的父亲，介绍我老叔、18岁的李延侠参加了革命。当时，智姐记得，延吉监狱(当地称江北大狱)刚刚回到人民手中，正缺人手，老叔曾有一段时间在延吉监狱工作。

　　1946年的五六月间，末代皇后婉容和末代王妃嵯峨浩(溥杰的日本妻子)等，被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吉林(市)转送到延吉，就安置在延吉监狱。原来，1945年8月13日清晨，在苏联军队将占领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前夕，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不战自退，并向通化转移。身体衰弱、终日与鸦片为伴的婉容，也由太监背着，跟着伪满康德皇帝溥仪的小朝廷，尾随关东军向东溃逃。8月14日，溥仪一行逃到了临江的大栗子沟。8月17日，在大栗子沟日本人开的铁矿住所，傀儡康德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满洲国”宣告灭亡。8月19日晚，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转道奉天(沈阳)准备逃往日本(在沈阳机场被苏军逮捕)，就把婉容等家眷扔在了大栗子沟。不久，婉容等被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收容。

　　智姐回忆说，当年她虽然只有8岁，但家里的事记得都很清楚。一天早上，老叔回家说:“皇后娘娘来了，昨晚上闹了一宿，我也不能睡觉。”老叔说完，扒拉几口饭，又到监狱上班了。他说的皇后娘娘就是末代皇后婉容。在那段日子里，因看护婉容的仅他一人，老叔上班时间没有规律，经常是一天一夜才回一趟家，回来每次都凑在奶奶耳边说些什么。智姐听不清，但她记得老叔当年亲口对家里人说:“皇后娘娘自己住一个房间，身边没有人照顾，因抽不到‘大烟’，所以，一犯烟瘾，她就连翻带滚，又哭又叫，甚至把被褥和衣服都撕成了布条，精神很不正常。”奶奶听了之后，十分同情，就对老叔说：“不管怎样，人家也是皇后娘娘，一定要照顾好。她过去已经抽惯了‘大烟’，如今没有了，肯定受不了，再折腾下去就没命了。去找你二哥(我父亲李延田)，就说我说的，给皇后娘娘点‘烟’，让她安静下来再说。”老叔特别听奶奶的话，立刻找到在公安局任社会科科长的二哥李延田，说明了来意。其实，当时身为公安局社会科科长的李延田，可能负责婉容等的安置看护工作，他又派了自己的弟弟具体负责看护。为了不扩散影响，父亲李延田亲自用缴获的大烟土熬成烟水，让李延侠分时限量给婉容喝，减轻她的毒瘾发作。由于当年仍处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时状态，因此父亲李延田的真实身份(从事特工工作)是不公开的。恐怕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当年婉容喝的“大烟”水是谁给煮的。

　　在那段日子里，为了照顾婉容，老叔李延侠没日没夜地待在监狱里，整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胃病都犯了。那时，老叔的行动挺诡秘的，有一件事智姐当时觉得很奇怪：老叔下班回家，说领她出去玩儿。老叔骑一辆破自行车，没有后支架，下了车就往墙上靠。这次老叔是骑车带智姐去一家离市(县)公安局不远的饭馆，是朝鲜族人开的。老叔进屋就问:“好了吗？”服务员说:“没好。”老叔对智姐说:“走吧，你自个回家吧。”智姐只好自己回到家。隔一两天，老叔又骑自行车带智姐去那家饭馆，进屋仍然问:“好了吗？”服务员回答:“好啦！”老叔进去拎出一个饭盒，用白包皮包上，放在自行车把上，又告诉智姐:“你自个回家吧。”智姐生了气，回家对奶奶说:“奶，老叔下馆子去了。”当时家里穷，老叔又是“供给制”，是没有工资的，奶奶又管得严，老叔哪有钱下馆子？可是，奶奶听了智姐的“告状”话，没惊讶也没生气，只是点点头。现在想起来，老叔去饭馆，可能是给婉容买好吃的，也可能按我父亲李延田的吩咐，在送煮好的大烟水。可见，都是为了照顾好婉容，尽可能地减轻痛苦，延长她的生命。

　　智姐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晨，老叔李延侠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对奶奶说，皇后娘娘天没亮就咽了气，死时也没有亲人在身边。当时没上班，狱门开不开，手续还没办。办完手续，上了班才抬出去。不知是否领导有话，还是因为监狱条件太差，几个犯人用炕席裹了婉容的尸体，抬到了监狱东墙外的水沟旁。

　　奶奶一听老叔的介绍就急了，马上嘱咐老叔说:“这可不行，不管咋的，人家也是有身份的人，大清朝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娘娘，人死了连棺材都没有，这事说不过去。不管怎样，也要弇装入殓，有葬身之地。快去找你二哥(李延田)想办法。”

　　老叔听奶奶这么一说，也犯了难。他十分委屈地对奶奶说，现在这条件，棺材铺早就关板(关门)了，上哪儿弄棺材去？再说婉容是个被推翻的封建皇后，谁还愿意跟她“沾边儿”？奶奶激动地说:“不行！不行！皇后娘娘活着富贵，死了也要安身，一定要弄口棺材给安葬了，延侠你要是不去找你二哥，我去！”

　　奶奶说话挺严厉，老叔扒拉几口饭，出门就走了。奶奶在家里等老叔的回信。因为老叔当年才18岁，又刚参加工作，弄棺材安葬婉容这么大的事，他肯定自己做不了主。老叔一整天没有回家，奶奶仍不停地念叨，盼着。下午三四点钟，老叔回来了。向奶奶汇报说，又忙活了一大天，在监狱里找到几块木床板，和犯人一起钉了口棺材，虽然简易，但还挺结实。他指挥4名犯人抬着棺材来到监狱东墙外水沟旁，打开棺盖，又将裹尸的炕席打开，把婉容小心抬进棺内。其间还有什么细节老叔没有说，只讲了婉容没有什么东西(遗物)随葬，只有一杆黄色的烟枪是她生前喜爱之物，不弃不离，干脆当做随葬品放在了棺里。之后，钉上棺盖。老叔领着犯人，走了挺远一段路，挖了个大坑将婉容安葬。老叔还说，皇后娘娘人不胖，抬着很沉，走了挺远才挖坑埋的。这回埋得挺深，狗也扒不出，涨水也淹不着。奶奶听了老叔的“汇报”，脸色方才舒展开来。接着，奶奶问，这个事(婉容安葬)还有谁知道，老叔说，此为“秘密安葬”，不能“声张”，没有什么人知道，对几个犯人已下了“死令”，不许对外说。奶奶才放下心来，又去烧香拜佛祈求保佑。

　　智姐讲完这段往事后，在场的我和其他几位姐姐都说我们李家为“皇后娘娘”做了一件大好事，做得“值”。这时，我玉姐(我大伯父之女李万玉)突然想起一件更值得注意的事，她当场插话说，当年她曾经去过二叔(我父亲)办公室，是一幢旧式平房，室内有一排拉板式的格子，里面装被褥和物品。二叔没在办公室，勤务兵孙凤松接待。玉姐看见桌上放了一个灯样之物，就问孙凤松：这是什么？孙凤松神秘地回答:“这是皇后娘娘留下的大烟灯，首长(我父亲)指示登记入库。”值此，在场的姐姐们都分析说，安葬婉容，老叔肯定向父亲汇报了，父亲同意了，大烟灯只是对婉容安葬的一个报告和证明。玉姐的回忆使我们将婉容的安葬和父亲紧密地联系起来。

　　二

　　智姐(李万智)、玉姐(李万玉)对婉容安葬的经过的回忆，我们家人当然相信这全是真的，可是他人会怎样看呢？为此，我亦作了详尽的考证分析:

　　智姐为省司法系统(长春监狱)退休干警(科级待遇)，今年虽已72岁，但身体尚好，记忆清楚，无智力障碍；当年，即1946年，已经八九岁，应有完全之记忆，相信不会说假话，且此事曾在几年前和老叔的大女儿李万军说过，他们均有证实。

　　玉姐(李万玉)1932年生人，今年77岁，退休前是长春第十中学高中语文教员，为人直爽，一生“以德为教”。当年在父亲办公室看到的婉容遗留的大烟灯一事真实可信，至于大烟灯现在何处则不得而知。后来，我又见玉姐一面，玉姐谈起当年告知大烟灯为婉容所用的勤务兵孙凤松时说，他是永吉人，已去世。

　　智姐所说奶奶李邢氏，是信佛之人，素来行善，且一贯实行家长制。他老人家让老叔去找二哥(我父亲)，安葬婉容，是在意料之内、情理之中。符合她老人家爱管“闲事”、“助人为乐”的一贯人生。

　　老叔李延侠在上辈人中年龄最小，虽比父亲小十多岁，但做事踏实认真，解放后即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老实人。因当年有划清“阶级界限”问题，相信对重新安葬婉容这如此“重大行动”，年仅18岁的他，绝不会个人贸然所为。一定是按奶奶的要求，前去“请示”了我的父亲。至于老叔当年到底是什么身份，在得知婉容安葬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老叔之女李万华)专门到敦化市委组织部查阅了老叔(离休前曾任敦化市交通局长)档案。只见，在老叔的简历表上填写“1946年3月—12月在延吉(县)公安局司法科科员”。可见，老叔当年并不是延吉监狱的看守。因为按管理职能，未判刑之人不应收监，因此，也不应用监狱的看守。况且，当时是“战时状态”，我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八路军)正有计划地从长春、吉林撤退。婉容虽在延吉监狱留置，不属于收监，故不需用看守，是特殊时期应急之便，具体护管工作当然由公安机关(司法科)派专人了。而护送和管理职责应在公安局的第一科即社会科(战时比较重要的部门)。

　　婉容遗体被扔在水沟旁，显然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又获重新安葬，显然是经过父亲李延田同意的。为何秘密安葬，是为不扩大影响。玉姐(李万玉)在父亲办公桌上所见的、婉容所用的烟灯就是证明(烟灯和烟枪是配套的，缺一不可)。至于我父亲李延田当时是否在延吉公安局社会科，查《中共长春党史人物传第十三卷》(中共长春市党史研究室编，何景方著)中《李延田传》写道: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在我党领导下的抚顺、吉林和延吉公安局担任社会科长”，“1946年1月，李延田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延吉)”。这里，“延吉公安局社会科长”和“1946年1月”正好对应。档案又记载:“1947年1月，调任额穆县合并到敦化县，李延田被任命副县长，不久任县长。”而老叔此时也离开延吉监狱、延吉公安局跟着父亲去额穆和敦化县了。我又翻到父亲早年在笔记本中所写的简历，也明确记载:“吉林省延边公安局社会科长，1946年6月至12月。”

　　由此可以看出，1947年1月前，即1946年6月，父亲李延田正在延吉公安局任社会科长，他作出决定，理所当然。老叔等人予以执行，将婉容重新安葬，也在职责之内、情理之中。至于父亲上边还有什么人，不甚清楚。不过，按职责，此类事父亲即有权作出决定。也许父亲当时是“个人行为”，所以才让老叔进行“秘密安葬”吧(由此推测完全可能，因为此过程至今未发现有官方登记)，因此，其后许多年父亲和老叔也无需再提。查阅历史资料又得知，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八路军)进入东北时，毛主席、党中央曾经下达“妥善保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安葬婉容，也是一个具体落实吧。

　　又听智姐介绍，1946年延吉的公安局长正是父亲当年由党派去在东北军学兵队从事“兵运”工作的老战友聂怀德(曾任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父亲自西安事变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而聂则受党安排做其他工作，因而，初期父亲职级晋升很慢。虽然担任第一科(社会科长)，聂局长很多事都让父亲来决定。又查，当年，在吉林省委、省政府(1946年5月28日)即迁往延吉，可见延吉公安工作十分重要。

　　至于为什么由老叔前去安葬婉容，我理解，由于当时延吉刚刚解放，人们对伪满洲国充满了仇恨，“恨屋及乌”，对婉容可能也会很有敌意，去看护管理和掩埋尸体，不太情愿吧。这事只有老叔来干了，因既有奶奶的嘱托，又有我父亲的“命令”，且不能对外声张。老叔上了一宿夜班，又不顾疲劳担当起重新安葬婉容的“任务”，很够忙活，难怪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到家。

　　现在，我和姐姐们又议论起婉容之死和进行安葬这件事，这么些年怎么从未听长辈说过。我打电话问老婶，老婶不知道。老叔8个子女，也未有一个人知道此事。只是我问起老叔之长女李万军姐时，她说，前几年曾听智姐(李万智)说过此事，也没在意。由此可见，智姐绝不是偶然起意，而是“早就知道”，随感而发。我的父亲生前也从未说过此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前从未向我们谈过他英勇机智的特工经历。老叔和父亲做了好事都不愿留名，这大概是家族的传统。还有可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怕政治上会受到“影响牵连”吧。文革后的1984年，老叔来长春时，智姐曾问他安葬婉容的事在文革中挨斗时说没说，老叔忙摆手说:“没说，没说，不知道，不知道，别再提了。”智姐也赶紧捂住了嘴。

　　事隔多年，我的父亲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老叔也于上世纪80年代逝去。安葬婉容的更详尽情况已无从调查。在安葬婉容的事情上，我的家族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我想这绝不仅仅是“家族行为”，父亲和老叔只不过是尽了责任，奶奶此义举只不过反映了中国人之善良愿望和仁爱之心。归根结底，是党的政策的结果。

　　三

　　以上关于婉容之死和安葬经过被重新发现，不免引起一系列史学研究问题。

　　首先，是婉容病逝何地。王庆祥先生所著《婉容文绣传》、安龙祯等著《末代皇后婉容》书中提到: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披露:“‘八一五’后，她(婉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溥杰夫人嵯峨浩在她所著的《流浪的王妃》中提到:“婉容在曾经是朝鲜边境的图们，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的情形下，结束了她那悲剧的生涯”；李玉琴、李淑贤、王庆祥所著《末代皇后和皇妃》一书摘录了李玉琴的回忆录:“……部队正在为解放全中国而南征北战，带着她极不方便，加上她当时又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部队到延吉时，只好把她留在那里，以后听说她死在敦化了。”此外，于友发著的《从皇帝到公民》一书，《故宫旧藏人物照片》中的记载及《国舅·驸马·学者》等等书中的记述，也提出了当年婉容可能客死于吉林、通化、图们、敦化、延吉等地。但现已查明，兵荒马乱之际，上述说法都是传闻，并未亲见，因此皆缺乏有力的证据。而智姐和玉姐的回忆及我的考证，则再一次说明婉容当年确实病死于延吉监狱。

　　其次，关于婉容安葬经过。一种说法是:“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王庆祥在《溥仪和末代皇后婉容》一书中记载)，另一种说法则是“延吉监狱为她制作一口棺材”，“军区卫生部张连长带了一个排的战士，手拿锹、镐在铁道以南、帽儿山下的南山根，挖了个深坑。战士们把婉容的棺柩头靠长白山，依图们江掩埋了，堆成一个高高的坟头”(安龙祯等编著的《末代皇后婉容》一书中记载)。笔者以为，婉容死后“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只说了一半，这一半也未完全说对，婉容开始是用炕席卷着扔在延吉监狱东墙外的水沟旁。2009年7月18日，我和智姐、玉姐等赴延吉，来到延吉监狱旧址，现已为延吉艺术剧场，旁边立有纪念碑。我们沿着剧场的外围，绕过延边歌舞团等楼宇，由南向东，一直走到水沟边。智姐肯定地说，老叔讲的婉容先前用炕席裹着就应该是扔在这儿。后又用棺木装着往前走(向东)埋的，前面是东山。陪我们来的姐夫杨立德(今年73岁)介绍说，我从小在这附近长大，一生未离开过延吉。监狱东墙外当年是埋(扔)死人的地乱石岗子，现在建起了一群楼。他们的说法也和婉容安葬地相吻合。至于安葬的具体地点，可能在楼宇之中，也可能再往前不远——东山角下。另一种说法重新安葬没有指明。“军区卫生部张连长带了一个排”，这事不可能。安葬婉容，挖墓坑根本用不了一个排。另，婉容当时并不归军区看护，此事与军区无关。且当时是否已组建军区，待查。如当时真有一个排参与婉容的安葬，也够“隆重”的，这不符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且，那么多人参与安葬，其安葬地早就会有人指出，不至于直到现在仍是谜团一个了。智姐所说我老叔带4个犯人前去安葬比较确实可信。这次经李家智姐和玉姐的回忆，等于“婉容安葬经过”被重新发现，不但进一步验证了婉容的死地，而且更是填补了历史上的这段空白，否定了“用炕席卷着扔到北山上”的说法，使爱新觉罗家族和郭布罗家族减少了痛心和遗憾，增多了心灵上的些许安慰。

　　第三，安龙祯等编著《末代皇后婉容》一书中，关于护守婉容的战士和军区卫生部李科长二人引起笔者注意，此二人与我老叔和我父亲极有关联，现摘要如下:

　　和吉林市不同的是，在延吉的监狱中婉容、嵯峨浩和嫣生分别被安排在不同的牢房里。毓嵂、溥俭和毓岷和男犯人住在一起。婉容自己一人住在单独的监舍内，位于狱中的第一个房间。姚殿君(书中写该人为省公安局司法科副科长，其实当时“省公安局”未成立)同志回忆说，她当时不能行走，给她送去的饭菜也不吃，全都剩在牢房里。

　　毓嵂也回忆说:“当时婉容患病，精神失常，还要吸鸦片。公家(指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作者)特地给她吸烟。除嵯峨浩照顾他以外，还有个犯人名叫周冷兰，也经常照顾她的生活。”

　　嵯峨浩最关心的就是皇后婉容，因为她和婉容不住在一起。所以，当她带孩子嫣生外出玩耍时，她便向那位态度可亲的战士说:“我很不放心婉容皇后，能让我去看看皇后吗？”当时的嵯峨浩身着中国服装，彬彬有礼地向战士请求着。

　　“好吧，你去看看吧。”战士也客气地应允了嵯峨浩。但当嵯峨浩一走进婉容的牢房时就大吃一惊，只见婉容从床上掉到了水泥地上，而且她已经不会动弹了。

　　嵯峨浩对战士说:“要是这样，皇后就要死了，最好能让她吃点东西才好。”

　　战士说:“她的房间那味臭得都进不去人了，谁走进去都会染上病的！”

　　“请允许我走进她的房间，给她洗干净，只在用饭的时候去，行吗？”嵯峨浩真是好心肠。

　　那个态度亲切的战士痛快地答应了嵯峨浩的要求。“那么，你明天再来看她吧。”嵯峨浩次日刚走到婉容的房间时，就看见那位战士正在打扫房间，婉容身上也只剩下贴身的内衣。嵯峨浩到洗衣房一看，放满热水的洋铁水桶里泡着婉容又脏又臭的衣服，由于失控的大小便污染婉容的衣服，真是臭气熏天！
　　以后，这位热心的战士常给婉容清扫屋子。嵯峨浩天天给婉容送饭，她回忆道:“她(指婉容)看见我就叫起一个宫廷侍女的名字，同时还说:‘把手提包拿来，洗澡还没准备好吗？’婉容脸上居然露出了一缕笑容又说道:‘快把衣服拿来，大家也要早做准备。’

　　‘好！是要早一点，请先用饭吧！吃完了再换衣服！’我(嵯峨浩——作者)耐心地劝她吃饭。

　　‘还不快把衣服拿来！’婉容还是那句话。此刻的婉容把嵯峨浩当成了李玉琴，她又想起了在大栗子沟李玉琴给自己洗衣、洗被的情况。所以，婉容高兴地说:‘好！好！还是先吃饭’。于是，她真的开始吃饭了。”

　　住在“天一芳”饭店里的吉林军区卫生部的材料科李科长，时常用大锅熬大烟。当时负责打更的张传志同志好奇地问他:“熬那玩意儿干什么？”

　　李科长答道:“这是蒋部长让给‘皇后’熬的。”

　　监狱把卫生部送来的鸦片，定时定量送给“皇后”。

　　通过以上摘录分析，笔者认为，守护婉容的战士即应为我老叔李延侠，因为，看护婉容的只有一名战士，而老叔那段时间整天整宿不回家，其服务态度和热心都是老叔所为。而那位军区卫生部材料科李科长，即应似为我父亲李延田。其理由如下:由于当时为“战时状态”，我父亲的身份并未公开，以“军区卫生部”名义，照顾婉容，较为合情合理，容易被接受。但对“军区”、“卫生部”、“蒋部长”的提法尚需考证。军区卫生部材料科李科长为婉容熬大烟水，和我智姐所讲述二大爷(李延田)亲自煮大烟水，吩咐老叔分次定量给婉容喂服之情节惊人地吻合。在当时情况下，对婉容的管理和治疗应该是一致的，不可能再出一个“军区卫生部”，故管理和治疗事宜都应有公安局社会科负责。

　　至于婉容的安葬地，智姐听老叔说，当年是在原用炕席裹尸的地方又向前(向东山)走了很远才埋葬的，仍需进一步考证。能否寻到，仍然是一个历史谜团，有待于完全破解；寻到之后，如何再进行重新安葬等，这一切则要靠组织、靠社会了。笔者愿意会同相关部门、相关人员，以及爱新觉罗和郭布罗家族，继续进行考察和勘验，相信会有切实的结论。而且，应不会忘记作为重要物证——随婉容一起安葬的那杆漂亮的“烟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