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 白房子:父母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呵护我们的孩子

父母是我们的孩子

我的诊所里有个房间专门用来存放病历，大小跟能停两台车的车库差不多。这里始终静悄悄的，对我而言，是个庄严的地方。

高4.5米的房间四围竖立着直顶天花板的不锈钢置物架，架子上放着档案箱，箱子内装满病人的病历，我估计有一万五千份。这些病历记录了我行医几十年以来与病人多达二十五万次面对面的接触，有笔记，也有录音。

根据法律规定，这些病历我只需保存7年，可是我不曾丢弃任何一份。病历中记录了病人自述的病痛、忧虑和恐惧，也保存了体检、化验与X光检查结果与会诊意见，还往往（非常频繁）记载着数以百计的病人（有的和我认识几十年）所经受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经过。这些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的病人委托我照料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病史与人生故事，允许我探查他们的身体或从血管抽血。他们信赖我，所以愿意接受许多更进一步的检查，愿意忍受不适、痛苦与有失尊严的治疗，相信我能减缓他们的痛苦，消除他们的恐惧，让他们恢复勇气，相信我能治愈他们的病痛，甚至相信我能挽救他们的生命。

虽然许多病人走了，但他们总留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翻阅一份病历，就会想起这个人。如同跟家人相处，我对某些病人特别喜爱。当然，有的病人不喜欢我，因为我可能令他们想起以前的医生，抑或是和他们以前的医生很不一样。有人不喜欢我，因为我必须向他们传达各种坏消息。有的人是因为接受我的建议，病情却不见好转。有人不喜欢我的直言不讳，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我又不够坦白。有人厌恶我，因为他们起初很崇拜我，不久就发现我不过是个凡人。无疑，我无法看好所有的病，无法让所有的病人满意，可是仍有许许多多的病人年复一年地找我，一个十年过了，又一个十年。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现在多半也老了。他们信赖我，我对他们的感觉仿佛是对自己父母的感情。假如我说我其实很爱他们，大多数同事会嘿嘿一声嗤之以鼻，笑我很假很做作，甚至认为我难以理喻。

我和第二任妻子丽结婚9年了。记得刚认识那会，她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成功律师，我则是得州小有名气的医生。我们就这样谈了一阵子远程恋爱。她希望我离开得克萨斯，到她那边过安逸的退休生活。她收入颇丰，也愿意负担家计。她很热爱查尔斯顿，那里有她许多朋友。我如果去她那边，我们可以在湿地旁的富丽海滩买栋小屋。每天早上，草地上红翅膀的燕八哥会啁啾啁啾地唤醒我，日子就在观赏大苍鹭和白鹭在浅滩上行走中度过。我可以写作，愿意的话（没人强迫我），我可以找个诊所兼职。丽交友广泛，机会多的是。

我考虑过离开父母、离开病人，到东部去，不过也就考虑了一分钟，或者多一点。反正不久，我的未婚妻就搬到西部来了。

不久前的一个早上，天还未亮，我的闹钟响起来了。半睡半醒的我摸索着按下闹钟，可是哔哔声并未停止。拿过闹钟一看，才清晨五点，比平常起床时间早了两个钟头，这才发现那声响来自床边桌上的手机。我的床边桌上除了闹钟还有电话、呼机和手机，每晚睡觉前我得把每一样都放好，以便有急事的人找我。在圣安东尼奥，这种等候召唤、随时待命的日子我已经过了将近30年了。

我接过来一听，打电话的是个警察。

“是医生吗？”他问。

“是。”我回答说。这时我已完全清醒了，一颗心怦怦直跳。我所担心的除了众多日益老迈的病人，还有我的子女和双亲。

“我是圣安东尼奥警局的贾沙警官。南希?温德斯是你的病人吗？”

“是……出什么事了？”我认识南希超过20年，她岁数跟我母亲差不多，已经80多了。两年前我诊断出她有卵巢癌，经过手术、放射线治疗与化疗，恢复情况相当好。几年前丈夫去世后她便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她常参加一群朋友组成的妇女团体的活动，团员都是我的病人，只是人数一天天减少。有时候她们会在我常光顾的一家海鲜餐厅吃早餐，我碰见了便过去打招呼，她们一起笑着说她们是我的老病人了，我跟她们一样都在变老。

“她女儿无法联系到她，所以请我们帮忙，我们获得允许进入温德斯太太的屋子，发现她躺在床边的地上，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她女儿不希望解剖验尸。”

这就是警官打电话找我的原因。假如我能合理地用医学道理解释病人的死因，那么他转告法医后，也许就能免去原本要强制执行的调查。

“是这样，”我说，“我上周还替她看过病，她的癌细胞出现转移。你叫法医打电话给我，如没有其他可疑之处，不必解剖验尸。”

“医生，没任何可疑之处。我会把你的话记录在报告里，谢谢你的配合。”

我挂断电话，思忖着南希可能的死因。假如癌细胞侵入主动脉，大量出血可能流入腹腔。也许她中风或心脏病发作。不管她是怎么走的，整个过程相当快。她不用离开这座城市，离开她仅有的朋友，搬去与女儿同住了。南希的女儿忧心忡忡，一直想让她搬过去住。她上次来找我看诊时，谈起搬家的事，谈到自己时日不多。她左右为难，不知道是该听孩子的话，还是想办法一个人过下去。

“南希，”我告诉她，“我知道你很为难……不过时候也要到了。”

“医生，我知道你说得对，”她说，“很快，我很快就会做决定。”

她当时还没准备好，我便不再催她。

警察来电后，我犹豫该不该通知南希的友人，转念又想到由她女儿自己通知比较好。我也纳闷，当初有没有能注意的地方、什么能做的事情，我却没留意到，使她无法多活一些日子？她看诊时有没有抱怨异常的疼痛呢？她的粪便有没有出现变化呢？

人都有一死，死法却难以预料，尤其当我们年老、受慢性病折磨时。心怀悲悯的医生经常忍不住对那些病情急转直下、发生意外结局的病例反复探究。这一回，以南希的例子而言，我自认问心无愧。

这天我刚好休息，感觉很疲倦，却再也睡不着。想继续读前晚刚开始看的小说，也是无法专注。想吃点东西又没什么胃口。整个早上都忙来忙去，整理那永远做不完的待办事务清单，做完一项删除一项，比如更换空调的过滤罩和清扫车库等不用大脑的项目。我一天都不想说话，连电话都交给别人去接。

下午，丽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没事”，她不信，我只好说“我累了”。过了一会，她又问，我干脆答道“我不知道”，因为我确实不知道。

最后我明白哪里不对劲了。南希?温德斯死了，这才是早上那通电话对我最重要的信息。丽没听见电话响。我们结婚不久，她就锻炼出一种能力——即使电话、呼机响了或是我接过电话说话，她也能不受任何影响继续睡觉。

我把南希的事情告诉丽，提到这几年给南希看病的情形，她的病痛、她的挣扎、她的幽默感、她的自尊与独立。我提醒丽，有次她在海岛餐厅见过南希。

“我还是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难过，”我说，“我已尽力治疗她，挽救她了。我以为这么多年过来了，那么多人走了，我应该看得开了。”

“难过没有错，”丽说，“那是你在哀悼她。”

这点我当然知道。精神病学家、生死学大师库伯勒?罗丝博士说过，悲痛有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几个阶段。数十年来，我把这个理论重复说给无数的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听，重复说给死者活着的家属听，我几乎在梦中也能像念经一样背诵它。只希望我给予病人家属的协助，多于我给自己的帮助。

在行医生涯中，我尽力以医学院与住院医生时期遇到的良师为榜样，慎之又慎，却仍然犯下至今仍萦绕心头的错误。我尽力从这些良师身上学习。即使那些我身为人子对父亲所犯的错误，也从反面鞭策我，使我日后成为更好的医生。我相信，父亲听见我这番话一定会很欣慰。这也是我唯一想告诉父亲的，可是已经太迟了。

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教学医院的内科受训，任何想象得到的医疗问题，都有人比我更了解，都有人比我更有经验。看病的人排着长队，有的生病，有的垂危，我们总能从中学到东西。

那段日子我时时感到自己处于一种“不适”的状态。我担心那些不知道的事情，尽力使自己免受失误的影响，我努力不让这身上浆的白袍成为我面对人类痛苦时的盔甲。当时我并不知道，此后的医生生涯我依然处于这种“不适”状态中。

唯一不同的是，我的旧的熟悉的“不适”逐渐被另一种“不适”所取代。美国医疗界的丑恶现象让我心痛。你一定听说过这样的报道或故事：医学科学家为了继续拿到研究费用，不惜卷入与企业的可疑关系及药厂赞助的非法研究中，做出违反医疗道德的行为。私家医生争先恐后地炮制出吸脂机、血管遥控器和各种身体机能增强法等等挣钱的花招。我们需要训练多少医生去做消眼袋、抽脂，或丰胸手术？只要翻翻地区电话簿的“医生”分类就知道了。医疗辅助计划中的病人在疗养中心因长期卧床生了褥疮，我想找个愿意帮他治疗的整形医生，却是难如登天，让我这长期从事基层治疗的医生感慨不已。

越来越多从事全科基层医疗的同行不再替医保病人看诊，有同行这样告诉我：“他们光是脱衣服穿衣服，从助行器、轮椅爬上检查台再爬下来，就花了太多时间……根本不划算因为不去想孕妇吃什么钙片最好。”另一同行在批准老年病人入院之际，一定会问他是否预立医嘱，否则根本不会探问主诉或把听诊器放入耳朵——病人预立了医嘱，他就可以在病历第一行直接写上“不予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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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管理式照护模式使医患关系变得更为商业化：医疗人员更为谨慎行事，医患关系降格成商务契约，医生病人间的关系变得随机、松散。

然而，尽管我对医疗行业的过度商业化颇感担忧，但对于我那些日复一日尽力照料病人（是我的也是他们的）的同事们，我只有衷心的感谢和赞美。没有他们，我将无所适从，难以进行工作。我的病人由于急性心肌梗死而痛苦万分的时候，是我那强壮坚韧的心脏科医生，几十年来三更半夜跑到急诊室和我碰头，然后迅速将病人送入手术室，为他切开阻塞的动脉。假如手术失败，病人需要进行心脏搭桥手术，那么下一个得醒来的是心血管外科医生。我也忘不了老朋友骨科医生。记不清有多少次，骨质疏松的老人跌倒，摔断了腿，是我那骨科医生紧急为他们做手术。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们共同见证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这一行，从最具声望的医学院，到街角随处可见的小诊所，全都辞却了替病人代言、为病人着想的角色。

读医学院时，有个内科教授给我的评语是“该生对病人关切极深”。他没说我是他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因为我不是；他没有评论我的专业知识，没有夸我的诊断技巧高明，因为我确实担当不起。那时我还是个有点稚嫩轻狂的医学生，以为教授轻视我，事实上，这位教授深知“好”医生要逐渐明白的道理：长远地看，医者唯一有意义的特质就是对病人是否真心关切。只有具有这颗关切的心，我们才会时时谨慎用心，思虑全面，面对矛盾数据时才会有压力感责任感，待到病人有了明确而正面的反应，我们才能安心。

家庭医生暨诗人威廉斯曾如此描述自己与病人的关系：

我把自己投入到他们的思绪中，想象我就是他们，至少

眼下的我确实变成他们……这样，当我脱离他们，变回我自己

……仿佛从睡梦中苏醒。

我并不完美，但期望尽我所能为病人服务，就好比他们是我的家人。我不会置身事外：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将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同在人世，只要活着，便要一同走过生老病死。假如他们先我而去，我会在丧礼簿上签上我的名字，在他们入葬时伫立雨中。

多年的老年医学实践和身为“老老人”之子的亲身体验，使我明白一个真实而无可逃避的人生道理：父母若活得够久，终将成为我们的孩子。这么说并无贬义。事实上，有接近半数的父母去世前会罹患明显的失智症，其余的多半终将因癌症或心脏疾病而体能衰退。如果我们能将长辈视为必须照顾的人，正如他们一度照顾我们，也许便能以更具同情的态度对待他们。无可否认，几乎所有的父母终有一天会仰赖我们，依靠我们强壮的臂膀，渴望我们的关心和同情。我们要照料他们的一日三餐，替他们支付账单，送他们去看医生。还有，在最后的时刻陪在他们身边。

“你看起来很累，小杰。”不久前父亲对我说。那天他的状态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坐在院子里看着红雀和冠蓝鸦飞进飞出喂鸟器。

“爸，忙了一整天我当然累了。”

“也许你该退休了。”他说。

“我还年轻，离退休还早着呢，再说退了休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钓鱼，记得我们以前常常钓鱼吗？好久以前的事了……”

“那谁来照顾我的病人？”

“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医生。”

我的老爸，他依旧能让我感到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