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死与生：同性恋人群成为都市吸引力标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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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客促进繁荣？

　　城市中的怪客与失败者，也就是城市的多元化与鱼龙混杂在文化意义上是好的，那些吃不起饭的穷光蛋们可能是下一个伟大的作家、摄影师或者画家。巴黎、纽约和北京都曾经最好地证明过这一点。那些后来这些城市引以为傲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开始时都是作为一文不名的来客进入这些城市的。美国的整整一代作家和艺术家(海明威的一代)都是流放的一代，他们将巴黎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因为纽约的高楼大厦实在是太过乏味了。美国文化崛起在巴黎的包容之上。美国文明习惯在午后躺在巴黎咖啡馆的窗外午睡一会儿——这是马尔科姆·考利在 《流放者归来》中的玩笑。

　　可是怪客们和城市的繁荣有必然的联系吗？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拜物的年代，如果万不得已，我们何不把那些未来的大师和今日的失败者们让给那些不嫌他们烦的地方？

　　1998年，正在做人口和高科技产业地理分布及驱动力研究的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碰到了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加里·盖茨。后者也在做一项分布研究，不过是同性恋人群的人口统计学分布研究。“我们见面没多久就发现，盖茨的同性恋人群分布图和我所发现的高科技产业区的分布图几乎完全吻合。”佛罗里达教授说。

　　后来在他出版的著作 《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中，佛罗里达教授解释了这种巧合。“在一定程度上，同性恋人群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关于多样性的 ‘最后一块领域’，既然能够接纳同性恋者，因此同性恋聚居区对其他各类人群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对同性恋人群的开放程度就成为衡量人力资本低准入门槛的良好指标；而人力资本的低准入对于激励创意和高科技增长的重要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将同性恋者称为 “创意时代的金丝雀”——正像在工业时代煤矿中的金丝雀是衡量矿下是否安全的标志一样，同性恋人群成为创意时代某个地区对创意人群是否具备吸引力的标志。

　　佛罗里达教授将这种同性恋指数作为衡量多样性的标准，纳入了他制定的衡量地区创意能力的“创意指数”中。“创意指数”由下面四个同等权重的因素构成：创意阶层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以人均专利数来衡量的创新；高科技产业；以同性恋指数来衡量的反映某地区对不同人群和观念开放程度的多样性。显然这四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作用。正如他已经揭示的那样，同性恋人群的分布和高科技产业的分布惊人吻合。而且还不仅如此，技术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音乐发展的圣地：西雅图不仅仅是微软和亚马逊的总部，还是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涅盘和珍珠酱等乐队的大本营；奥斯汀除了是戴尔公司的诞生地和总部外，还是威利·尼尔森和第六街区音乐的故乡；高科技公司聚集地旧金山湾区曾经也是感恩而死和杰斐逊飞机等乐队的活动地。“它们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反映了这个地方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人群和新的创意”，有时候这些新的人群是摇滚乐队，有时候是同性恋者，有时候是诗人，有时候就是那些创业英雄。

　　无论是作家、摇滚歌手、设计师还是各个地区都想吸引的高科技创业者，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属于佛罗里达教授定义的“创意阶层”。在这位作家和教授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叫创意阶层的人群。“过去的20年中，一种新型社会阶层兴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新阶层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与社会，而这种改变也会持续下去”。在2002年时，美国有大约3800万人口，全部就业人口的30％属于这一新阶层。“新技术、新产业、新财富和所有其他正面的经济成果均来源于创意”，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创意经济时代，正如人类曾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一样，我们也正在经历一个向创意时代的转变。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很像另外一通哗众取宠的陈词滥调，但是佛罗里达教授却以严肃地态度讨论了这个看上去有些虚无的话题，并且认真地将 “创意人群”作为一个阶层提出来，研究这个阶层和我们即将进入的创意经济时代在工作、生活和社区上的变化。

　　佛罗里达教授定义的创意阶层，“显著特点就是其成员从事着旨在‘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的工作”，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信奉的价值观是个性化——“他们不喜欢听从组织或机构的智慧，抵制传统的集体性规范”；精英化——“创意阶层非常重视精英人物具备的实力……努力工作、勇于挑战、自我激励。希望凭借工作上的优秀表现获取成功”；多样性于包容性——“有才华的人反对通过种族、民族、性别、性倾向或外貌划分等级”。

　　在工作上，创意阶层往往对工作内容与工作环境的要求重于对薪酬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薪酬不重要。德鲁克1999年时发表的观点仍然适用：“对于这些产业所倚重的 ‘知识工作者’，进行经济上的收买将不会奏效……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尽量在金钱上满足知识工作者的需求，但当此举行不通时，那就需要满足他们的价值观，并让他们获得社会承认与影响力。”佛罗里达教授说，对于创意阶层，尽管他们需要足够的钱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他们感到收入不足以体现自己的价值，那么，即使他们的收入足够付清所有账单，他们也开心不起来”。同样，令创意阶层不开心的还有 “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以及一成不变的标准着装”。他们欣赏的是装扮随意的“无领办公”，尽管创意阶层的工作时间要远远高于其他人群，但是他们最反感的就是固定上班时间。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也有选择性，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不再把工作作为选择生活在某个地方生活的第一理由，创意阶层开始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有了新的要求，比如演出是否足够丰富、人们对不同人的包容度如何等等。这也正是为什么佛罗里达教授会发现，同性恋人群的分布地图和高科技产业的分布地图，甚至摇滚乐队的分布地图会有重合之处。

　　这就对那些希望能够吸引创意阶层的城市提出了要求。大部分的城市规划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大部分的城市执政者和规划者也是如此。他们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大规模地投资基础设施、通过税收政策来吸引公司入驻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佛罗里达教授则争辩说，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公司在跟随着人力资本的移动而迁徙。公司需要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人力资本聚集地，那些创业公司就更不在话下了，“如果旧金山的硅谷在多年前没有接受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特殊的年轻人，那么也就不会变成今天的模样”。因此，要想发展创意经济，最好的方法并不一定是修建大而无当的公共工程或者为吸引公司入驻而大规模减税，而是通过营造城市的丰富性、发展城市除工作场所和家之外的第三空间等方法，来吸引创意阶层，“创意是目前全球竞争的关键，比商品、服务或资本的流动都更为重要”。

　　城市之死？

　　“其总体框架构思绝妙，但是，一座城市仅靠政府就能生存吗？”

　　刘易斯·芒福德在游览完华盛顿城之后如此问道。在刘易斯·芒福德生活的年代，华盛顿城还是美国的一座新兴城市，它由政府聘请一位法国的年轻城市规划师设计。它是彻头彻尾的一座新城，几乎可以按照人类关于城市的理念从一片空白开始建构。但是刘易斯·芒福德显然并不满意，因为它把 “人文关怀和邻里需要”弃之不顾。

　　没有比纽约城之子刘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称他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更真心实意的城市赞美者了。在1938年出版的《城市文化》中，他说：“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会聚体。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生活散射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会集聚焦，最终凝聚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所以，城市就成为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城市这个环境可以集中展现人类文明的全部重要意义。”

　　城市需要的是“种种关系”，唯有人类社会各种光谱的聚合，才能让城市生长和繁荣。但是城市并非不会死亡。芭芭拉·塔奇曼，因为写作《八月炮火》和《史迪威在美国与中国的故事》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每一座大都市都会在其势力和经济繁荣达到鼎盛的时期，开始出现法规和秩序的轰然倒塌——“这倒真是历史上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难题”，刘易斯·芒福德补充道。

　　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描述过一个正在衰老的城市。那是他生活和工作过多年的第二故乡：匹兹堡。匹兹堡一度异常繁荣：“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匹兹堡是一座综合性的高科技工业城，是那个年代的硅谷。匹兹堡的金融家和企业家们缔造了美国的钢铁工业、铝工业和现代电力工业。梅隆家族是早期的风险资本家，像许多科技型高成长公司投入资金和管理支持。”

　　佛罗里达教授引用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研究说，“国家和地区的衰落是组织性和文化性动脉硬化的产物，是“制度性硬化症”，“在一个时代中成长和繁荣的地区会很难甚至不可能接纳新的组织和文化形式，无论这些新形式有多大益处。在这种情况下，创意和增长会转移到其他地区，因为这些地方能够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去适应和利用这种转变。”

　　包括汽车城底特律和19世纪末的 “硅谷”匹兹堡的衰落正是因为如此。成熟的文化已经僵硬固化，不但难以从自身衍生出多样性，而且也难以吸引到多样性的到来。它们开始缺乏包容性，怪客和失败者们意识到这不是属于自己的城市，与怪客和失败者们疏远的同时，创意与繁荣也被疏远。佛罗里达开玩笑说，自己发现了一个便捷的方式来判断一个城市是否有未来或者可能赢得繁荣，“如果一个城市的领导者告诉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着装，带我到休闲的时尚咖啡厅或餐馆就餐，并鼓励我公开探讨关于多样性和同性恋的话题，那么我可以肯定，这个城市能够吸引创意阶层并在新兴时代实现繁荣。若相反，如果一个城市的领导者告诉我要 ‘穿套装打领带’，带我到私人俱乐部就餐，并告诫我‘不要谈论关于波希米亚人和同性恋的话题’，那么我有理由肯定，这个城市将举步维艰。”

　　这个简单的判断标准无论是对于北京还是上海——这两个中国包容性最高的城市的领导都是一种苛求。但是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一座城市不能仅靠政府生存，北京和上海的非政府部分异常多样与繁华。这两座城市是中国非主流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也是中国主流文化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当然，其中的因果关系说来复杂，而且容易引起争论。外乡人成为某个城市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或者是科技企业家和商人，在这两个城市过去二十到三十年的历史中快速上演过多次；与此同时更多抱有幻想的外乡人还在不断涌入这两个城市。他们渴望在大城市立足、生存，甚至成功，无论是因理想之名，还是因功利之名。

　　当大城市开始排斥外乡人或者拒绝多元化和降低自己的包容性时，就是这个城市开始衰老和死亡之时。这在当代历史上最为明显。无论是佛罗里达教授的研究，或者是我们自己在书本上或现实中目睹的历史，都在证明这一点。那些单调乏味的城市，往往驱使那些富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意精神的年轻人远走。无数个故事都在讲述同样的主题，无论是电影、小说还是口头流传的成功故事——成功说起来乏味和面目可憎，可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城市有众多弊病，有很多可能始终无法得到医治，不管是交通拥堵、城市贫穷还是街头犯罪，但是只要城市仍然拥有包容性，仍然对怪客和失败者们有吸引力，那么城市就仍然会生机勃勃地活着，大口呼吸，创造文化和经济上的繁荣。而那些限制和排斥这种多元化与包容性的城市，显然，并未认识清楚城市死与生的逻辑，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享有目前的这种繁荣，却不知道从多元化与包容性彻底消失的那一刻起，整个城市就开始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老和死亡。(作者：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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