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最恨的军队领导是谁？

林彪贺龙等元帅在庐山合影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组织，经毛泽东审定同意的。

    它把《海瑞罢官》这部戏剧，硬同为彭德怀翻案联系起来，于是就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并对剧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大加讨伐，并抓他的“后台”北京市主要领导彭真。

    11月，正当地方上大肆批判《海瑞罢官》，抓吴晗“后台”的时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林彪也正在加紧进行一场倒罗瑞卿和抓他后台的活动。

    按照林彪的旨意，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组织批判斗争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

    11月31日，批斗会议将要结束，会议的主持人来到贺龙的办公室报告：“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斗萧向荣，而他的后台是罗总长。”

    贺龙听后问道：“有什么根据吗？”

    “有。

    一次某国家的国防部长来我国访问，接待单位为他安排了一些打仗的影片，而这位外宾不喜欢看打仗的片子。

    罗总长知道后就说：‘不爱看战争片子，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总长说这种话，就是暗指林总，是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那位主持人答道。

    贺龙听罢，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回答很不满意。

    这与地方上正在进行的把《海瑞罢官》同为彭德怀翻案硬拉在一起有什么区别！因此，他又问道：“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主持人回答。

    贺龙与罗瑞卿相知甚深。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认识的。

    解放战争时期，罗瑞卿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第二兵团政委期间，曾多次指挥部队同贺龙指挥的晋绥军区部队并肩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到了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9年9月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贺龙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罗瑞卿是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从此，贺龙同罗瑞卿工作联系更加密切，而且对建军治军的思想基本一致，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彼此了解也更加深了。

    贺龙不相信罗瑞卿会做任何有损于党和军队的事。

    总参谋长反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这种大帽子怎么能随便往罗瑞卿头上乱扣！因此他非常严肃地对来人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

    罗总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

    过了两天，批萧会议的主持人于12月2日又来找贺龙了。

    贺龙让他坐下说话。

    谁知他一落座就哭了起来。

    贺龙秉性刚直，豪爽，不喜欢婆婆妈妈，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因此，他很不满意地说：“哭什么？有什么事就讲嘛！”“贺总，就是前两天向您报告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出会议简报了，在简报中还是要写明萧的后台是罗总长，你看怎么办？”

    主持人说。

    贺龙一听就火了，大声说道：“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吗！”主持人显出很为难的样子，说道：“贺总，你上次的指示，我回去向大家传达了，但不解决问题。”

    随后，他进一步问道：“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有问题？”

    贺龙认为，罗瑞卿是党和国家的栋梁，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

    他为了对党和国家负责，为了不让罗瑞卿这样的好同志受冤枉，便不顾个人的安危，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主持人又问：“你的话能不能传达？”

    “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

    他这样一表态，“贺龙是罗瑞卿后台”就成了铁板上钉钉，这正是林彪想得到的。

    不久，贺龙也将大难临头了。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委的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但是，林彪身体不好，无法坚持工作。

    1962年3月起，林彪因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和聂荣臻两位副主席身上。

    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大胆去做，由军委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示主席、中央决定。

    毛泽东于9月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正式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与会的中央政治委员一致同意。

    从此，贺龙成了真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对中央这个决定，林彪不好公开反对，但他认为贺龙夺走了他手中的兵权，所以心中万分不愿意，并对贺龙产生了强烈的嫉恨。

    由于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两人兵权在握。

    因此，林彪考虑，他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必须先打倒这两个人，重掌兵权。

    于是，从批斗萧向荣起，有预谋、有步骤地迫害罗瑞卿、贺龙的活动开始了。

    1965年12月6日，贺龙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让他立即到上海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按以往惯例，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事先要把开会的时间、内容先通知与会者，将会议有关文件资料送大家阅读，准备意见。

    而这次却一反惯例，对中央要在上海开常委扩大会议，什么内容，事先没有给贺龙透露一点消息，所以他感到很突然。

    动身前，秘书请示他要准备什么材料，贺龙考虑前不久，中央发出了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指示，这次上海会议可能与战备工作有关，于是他让秘书带上了作战地图。

    12月8日，贺龙到达上海，会议已经开始。

    这时他才知道，此次会议是要揭发批判罗瑞卿。

    贺龙下榻在兴国路一号，与刘少奇住处相距很近。

    开会当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前来拜访，恰好李井泉也在。

    大家寒暄过后，不由得把话题转到这次会议上来。

    刘少奇问：这次批判罗瑞卿“事情真有些突然。

    贺老总，你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

    贺龙说：“我也是今天到上海才知道的。”

    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事先知道吗？”

    李井泉回答：“我也不知道！”听了两人的回答，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这么说，我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其实，这次会议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对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干部事先都打了招呼，惟独瞒着贺龙和罗瑞卿本人。

    也可以说，对他们两人是“突然袭击”。

    因此，贺龙一到上海，听说这次上海会议是专门揭发批判罗瑞卿，他不禁想起了一个月前，林彪策划批判萧向荣，抓萧向荣的后台，会议主持人一再让他对罗瑞卿表态，他公开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等等前前后后的情况，敏锐地察觉到情况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预感到这次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自己。

    但他又想，自己光明磊落，没有和罗瑞卿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心中很坦然。

    更使贺龙想不到的是，就在让他对罗瑞卿问题表态的同时，1965年11月30日，叶群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及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写的11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告罗瑞卿的黑状。

    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班子要夺军权”等等。

    毛泽东相信了，便于12月2日指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

    这个批示，肯定了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这一套。

    于是，林彪就拿着这把“尚方宝剑”，谁要对他的“突出政治”稍有不同看法或疑问，就把他们打成“折中主义”、“机会主义”予以打倒。

    凡是有政治野心，搞阴谋诡计的人，皆生性多疑。

    林彪下决心要整倒罗瑞卿的原因之一，是因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在处理军队一般工作时，为照顾林彪的身体，有些事情直接去请示毛泽东。

    林彪认为罗瑞卿是故意越过他，疏远他。

    其实，罗瑞卿也是按照林彪的意见工作。

    因为林彪曾让叶群向办公会议传达过他这种意见。

    然而，这完全是林彪耍的政治手腕，谁真要这样做了，他就恨谁。

    更使林彪不能容忍的是罗瑞卿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工作联络频繁，关系越来越密切，怀疑他们暗中活动，夺了他军权。

    罗瑞卿知道林彪多疑，曾当面向他解释：主席看你身体不好，让贺老总多管点军队工作。

    谁料到越解释越引起林的猜疑，他居心叵测地对罗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可见林彪对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多么的嫉恨！这次上海会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

    会上印发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那些揭发诬陷罗瑞卿的材料，然后进行所谓“背靠背”的揭发。

    叶群代表林彪揭发罗瑞卿，她说：“今年2月，罗瑞卿让空军司令刘亚楼转告她，提出要林彪下台的四条意见，就是：‘(1)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3)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4)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刘亚楼对我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这四条意见，是罗瑞卿交待让谈的……”

    “我说：‘林彪同志的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

    ’刘亚楼说：‘你如果办到了，总长不会亏待你的。

    ’这时林彪同志才说：‘罗瑞卿是野心家！’”她还说：“1964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家里来见林彪，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

    ’出门后又声色俱厉地大喊：‘不要挡路！’林彪同志气得昏迷过去……”

    叶群先后讲了三次，滔滔不绝地讲了10个小时，给罗瑞卿罗织了很多罪名。

    对叶群的揭发，许多与会者不相信。

    一是死无对证，难于置信。

    邓小平说：“刘亚楼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二是对像罗瑞卿这样的高级干部，是否会说这种话，表示极大的怀疑。

    刘少奇说：“难以置信。”

    有的甚至说是“奇闻”。

    贺龙与大家有同感。

    他回到驻地，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讲了好几个钟头。

    讲了罗瑞卿许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

    叶群说的那些，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

    有一天，叶群突然拜访贺龙。

    她说，林彪很关心贺龙，要她来代为问好！林彪对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如今他整罗瑞卿，很想知道贺龙有什么反映，自己不好来，就派老婆来察看动静。

    两天后，薛明回访叶群。

    叶群说：“今年8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以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

    叶群虽然讲这些话言不由衷，但确是事实。

    自从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他与林彪搞的那套空头政治相反，脚踏实地抓国防建设，搞整军备战，特别是从实战出发，狠抓部队的军事训练，掀起大练兵高潮，使人民解放军的军政素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好评。

    而林彪则长期称病不工作，除了躲在阴暗角落吹阴风，搞阴谋外，没有干别的。

    叶群还说：“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是因为怕贺总骂我，我摸不透贺总脾气。”

    接着，她心怀叵测并带有威胁的口吻对薛明说：“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不卑不亢地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薛明过去讲了叶群什么？要追溯到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

    叶群原名叶宜敬，1937年在南京时，曾在国民党电台当过播音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国民党教官关系暧昧，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还向CC系特务办的壁报投稿等等。

    在延安整风时，薛明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以及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同志的良好愿望出发，就劝叶群主动把她的这段历史向组织讲清楚。

    这时，叶群已同林彪结婚，自恃有林彪做靠山，对薛明一番好意非但不领情，还大吵大闹地撒起泼来。

    薛明出于无奈，只好拉着她到组织部门去讲理。

    就这件事，林彪和叶群一直耿耿于怀，记恨在心。

    此时，叶群又旧事重提，显然是别有用心。

    贺龙听取薛明向他讲述叶群谈话的情况后，对叶群的话表示怀疑，说道：“叶群说她对你们以前的事情不记恨，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

    从这次上海会议，联系到叶群的旧事重提，贺龙预感到，林彪已向他伸出黑手。

    因此他说：“这次会议也不仅仅是要打倒一个罗瑞卿，他们是有更大阴谋的……”

    上海会议开了7天，到12月15日结束。

    在会议中，除了林彪及其亲信对罗瑞卿攻击诬陷之外，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罗瑞卿承认他在工作中可能有缺点错误，对林彪等人对他的造谣诬蔑一概否认。

    但依然给他扣上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并撤掉了他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立即隔离审查。

    而且“罗瑞卿问题”株连到了贺龙。

    会议一结束，贺龙即于12月16日去广州。

    他在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就到四川大三线视察正在建设中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官村坝铁路隧道工程等等。

    4个月后，当贺龙于1966年4月9日回到北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车轮已迅速运转起来了，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贺龙从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一贯对党忠心耿耿，对党中央、毛泽东坚信不移。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对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指示，他总是坚定地、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然而，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很不理解，特别把那些为党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干部，那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战功赫赫的将军，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反革命”，甚至“叛徒”、“特务”，他从心底里不能同意。

    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鼓励之下，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掀起了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当贺龙了解到他们把批判甚至丑化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时，心急如焚，再也坐不住了。

    贺龙认为“这样做很不对”，因为国家主席的政治形象，不仅是他个人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对外也代表国家。

    “刘少奇现在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他心中很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凶险，而且从上海会议后，他自己的处境已很不利，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立即找了一些老同志商量，决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当时，中央让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贺龙派薛明到人民大会堂去找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团结。”

    贺龙所以要专门向周恩来反映这个意见，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派往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造反派正抓住王光美不放，进而攻击刘少奇。

    周恩来听了薛明的汇报后问：“这都是谁的意见？”

    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王任重他们一起研究的意见。”

    当贺龙听薛明告诉他，已将他们的意见当面向周恩来汇报时，他如释重负地连声说：“好，见到了就好。”

    因为，他相信周恩来能作出妥善处理。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和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党的生活会议，“解决刘少奇、邓小平问题”。

    会议越开越紧张，上纲上线也越来越高。

    贺龙认为这不符合党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关系到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原则问题上，不能信口开河。

    于是他决定保持沉默。

    一天，毛泽东见到贺龙，问道：“你发言了没有？”

    贺龙说：“还没有发言。”

    “怎么不讲一讲？”

    毛泽东又追问了一句。

    贺龙很坦诚地答道：“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啊！”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默默地走开了。

    不久，生活会就不开了，有人问贺龙：“怎么不开了？”

    贺龙说：“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8月下旬，军委常委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主要是讨论在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

    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肖华、代总长杨成武等人参加。

    在会议之前，肖华在驻京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汇报会上有一个讲话，对当前的运动作了估计，对今后应当如何办提出了意见。

    主持人叶剑英说：“肖华这个讲话已印发给大家。

    肖华建议军委讨论一下，如果同意，就发下去，以便部队有所依据。”

    他讲完话，贺龙首先发言，他说：“肖华同志这篇讲话，我已看过两遍。

    我认为他讲的一些问题很重要，讲得也很好，我同意转发。

    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起来了，需要加强领导。

    开展‘四大’的单位，要做到既搞好运动，又不耽误工作；现在不搞‘四大’的单位，要保持绝对稳定，不准把部队搞乱了。

    这些肖华同志都讲了，我认为就应该这么办。”

    这一席话，反映了他主张加强对部队运动的领导，保持部队稳定的迫切心情。

    徐帅、聂帅也都同意，其他人也无异议。

    然而，林彪则相反，他希望越乱越好。

    在开会前，肖华曾专门去请“林办”主任叶群参加，她断然拒绝，还说：“我不到会就不承担责任。”

    开会后，叶剑英为慎重起见，决定向林彪请示一下，如果他同意，就尽快把文件下发。

    毛泽东秘书在左上角用铅笔注了“已送”二字就退回“林办”。

    就这样，经军委常委讨论决定采取的一项稳定部队的重要措施，被林彪以“主席没有明文批示”为借口给扼杀了。

    9月中旬，有位被“造反派”作为“走资派”和“叛徒”批判的老干部，拿着他的检查稿给贺龙看，想听一听他的意见。

    贺龙见到检查稿中有“炮打司令部”的提法，很不以为然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吗？”

    在当时，贺龙敢于这样讲，要有何等的勇气！有一天，康生见到贺龙，问：“贺老总，你知道杨植霖吗？”

    “我知道。”

    贺龙说。

    接着康生又冷冷地甩出一句话：“他在伪军里工作过，是叛徒。”

    听了康生的这番话，贺龙的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怒火。

    他觉得：你说话怎么如此轻率，把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视作儿戏。

    “叛徒”这两个字，就把杨植霖置于死地。

    面对同志遭诬陷，他岂能不管，便针锋相对地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

    后来，每当杨植霖提起此事，总是怀着对贺龙深深的崇敬和无限感激的心情说道：“当时他老人家自己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

    这种甘为党的事业和他人而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革’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他的可尊和可贵。”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林彪在会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大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会后，全国掀起了“扫除阻力，搬掉拌脚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于是，军队院校也乱了起来，大批外地军校师生涌进北京，与地方院校红卫兵搅在一起，冲击军事机关，连国防部也遭到了冲击。

    他们抢劫机密文件档案，扰乱了部队和机关的战备和工作秩序。

    为了给军队院校师生做工作，中央军委“文革小组”于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出席了大会并讲话。

    当时，贺龙的处境虽然已很困难，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挺身出来讲话。

    他强调指出：军队院校的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好样子，“发扬三八作风，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

    他希望尽可能为减少“文革”动乱造成的损失作出自己的贡献。

    林彪对大会很关心。

    会后，他让秘书把四位老帅的讲话念给他听，并问道：“都是照稿子讲的吗？”

    “内容有什么特点？不同点是什么？”

    秘书答道：“除了贺老总是念稿子外，其他三位老帅都是即席讲话。”

    林彪在军队搞掉罗瑞卿之后，接着就是要搞掉他篡党夺权的障碍贺龙。

    秘书心里清楚，这时林彪最注意贺龙的言论和动向，所以对贺龙讲话的情况作了特别说明。

    在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首先公开跳出来诬陷攻击贺龙的是康生。

    他于1966年7月捏造了贺龙和彭真要搞“二月兵变”的弥天大谎。

    康生为什么要捏造贺龙搞“二月兵变”？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

    1964年10月，苏联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搞掉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

    中共中央认为，这可能是改善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契机。

    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康生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当着六七位苏联元帅和外国记者的面，向贺龙挑衅，公然诬蔑毛泽东，说什么“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

    甚至放肆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贺龙一听他攻击诬蔑毛泽东，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

    并立即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马上找苏共领导严正交涉。

    为此，勃列日涅夫、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代表苏共中央、中央主席团公开向周恩来、贺龙和中国代表团表示道歉。

    苏联发生“宫廷政变”和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他在1965年10月以后的几个月中，一再向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打招呼，提出要防止和对付“兵变”和“政变”。

    林彪很会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大念兵变经。

    他说，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并列举了从周朝到民国发生政变的例子。

    随后，林彪话锋一转，联系到当时国内的形势，煞有介事地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

    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

    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在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

    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于1966年9月22日印发全党。

    林彪大念政变经之目的：一是要迎合毛泽东怕丢失江山的心理，表明自己忠于和紧跟毛泽东；二是要造成好像真有人要搞“政变”的紧张气氛，制造混乱。

    康生对林彪的讲话很欣赏。

    他看到林彪越来越受毛泽东的宠信，地位青云直上，大有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之势，便决定攀附林彪，找新的靠山。

    他的政治嗅觉很灵，早已知道林彪心中所恨的军队领导一个是罗瑞卿，另一个是贺龙。

    如今罗瑞卿已被他搞掉，接着就是要搞他的“后台”贺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