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市人才网:“磁县事件”前后的郑维山

“磁县事件”前后的郑维山
１９６８年早春，在河北省邯郸地区磁县县城内，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影响京广铁路畅通，解放军奉命执行任务时向正在武斗的造反派开了枪，造成一定的伤亡，此事被称为“磁县事件”。
磁县，古称磁州，地理位置比较重要。它南接河南，西临山西，东望山东，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是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铁路的必经之地。
也许正是磁县的边缘化地理位置的缘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串联阶段，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汇集了上千名外地人。那时，操山东方言、山西口音、河南腔与河北土语的造反派，在磁县县城聚集，他们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讲……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就这样在磁县境内熊熊燃烧起来。
很快，形形色色的各群众组织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垒局面，有的地方保守派占上风，有的地方造反派占优势，通过不断联合、分化，磁县境内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
一派是１９６７年３月成立的“磁县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县总”，总部设在磁县的来村公社白庄。另一派是５月份成立的“磁县红色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总”。两派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反革命派。“红总”一派由于成立较晚，一度受压。两派相互攻击，贴大字报，展开辩论，对立情绪逐步激化。
在所谓“一月风暴”的推动下，两派都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于是开始夺磁县县委及政府的权。全县的工作全面瘫痪，生产和生活秩序一片混乱！
两派组织由口号辩论、大字报相互攻击升级为拳打脚踢、棍棒争斗。后来，两派开始了抢夺武装部的弹药库和民兵的枪支弹药，并构筑炮楼、战壕等工事。
“红总”虽然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然而却以拥有大量武器和占据县城主要城区而在战斗中占有相对的优势，“县总”在人数上则明显占上风。
京广铁路告急，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接到上级命令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８日，“县总”组织人员进城开会。由于暗带枪支，两派在会议中发生武装冲突。事后，双方的对立情绪继续膨胀，导致了一连串武斗事件。
当“红总”通过武斗全面占领县城后，主要力量在城外的“县总”则开始用武力攻城。
“红总”以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为核心，在县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高点架设机枪、冲锋枪，构成了严密的火力配置，封锁控制了全城的主要街道、路口，严防“县总”偷袭。“县总”则采用当年八路军武工队的办法，不断派出“侦探”化装成走亲戚的老百姓混进县城。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斗持续升级。到了１９６８年的２月份，磁县武斗已到了近乎疯狂的状态，局势已经失去控制！
两派组织的武斗，影响到京广铁路的畅通，先是疯狂的武斗波及到过往的列车，后来发生了袭击、拦截火车的情况……
北京，国务院业务组接到铁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报告：
京广铁路河北省磁县段告急，这里的造反派拦阻列车，将京广铁路的５０对电话线破坏了４８对。当铁路工人乘车去抢修被破坏的电话线时，车子中弹２１发，７人被抓走……
消息很快报告到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周恩来为此感到不安。
其实，磁县的武斗只是中国当时情况的一个缩影。就在京广铁路磁县段遭到破坏的前几天，另一条铁路大动脉上的重要枢纽徐州，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徐州事件”于１９６８年２月６日下达了“二六命令”，只是当时“二六命令”没能立即传达到磁县。
不要说磁县的群众组织不知道这个命令，就是当时的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也是在２月８日晚才从电话里听到这个命令的。
１９６８年２月８日，郑维山刚参加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当晚，便在石家庄八一剧场看演出。２１时，党委办公室秘书吴炳州接到了总参作战处蔡洪江的电话。
蔡洪江显得十分焦急：“总理电话指示，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广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经林副主席批准，××军应立即派两个步兵团到达武斗现场，负责隔开，进行政治攻势，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指出破坏铁路、电话线是完全错误的，如继续这样做，就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对极少数坏头头必须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具体按‘二六命令’办。总理和杨代总长要直接向郑司令员布置任务。”
接完电话后，吴炳州感到事情重大，立即找到郑维山的秘书杜辛报告了有关情况。杜辛也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驱车赶到八一剧场，向郑维山作了报告。
郑维山一行急忙赶回招待所，要通了北京的电话。电话中，杨成武的声音急促，说：“总理要找你。磁县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影响了铁路大动脉，要采取果断措施。详细情况总理还会向你交待，这项任务非常特殊，一定要坚决完成好。”
这时，周恩来的电话来了：“维山同志，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广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你们马上派一个团到那里，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可以按‘二六命令’处置，‘二六命令’你们可大量印发，广泛宣传……”
周恩来说：“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就在郑维山和周恩来、杨成武通电话的同时，秘书正通过保密电话记录蔡洪江传达的“二六命令”的具体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
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国防战备和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必须确保其安全。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美帝、苏修、日本、蒋匪的特务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欺骗和蒙蔽部分群众，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桥梁建筑，袭击列车，杀人劫货，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为革命造反派。为此特命令如下：
（一）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法办。受蒙蔽群众要立即提醒，反戈一击有功，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交出刽子手，揪出幕后操纵者无罪。
（二）铁路系统的革命职工，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狠抓革命，狠促生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加无产阶级党性，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人民解放军，坚决同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作斗争，保证铁路运输畅通。
（三）铁路沿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有维护铁路交通安全和保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必须保持高度革命警惕，发现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情况，应立即报告当地驻军，并协助他们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铁路交通安全。
（四）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要遵照１９６７年“九五命令”，立即采取行动，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积极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坚决镇压和逮捕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如遇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进行抵抗和逃窜时，我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追击，沿铁路的广大人民群众有责任配合解放军进行阻击、追剿和包围，务期达到聚歼目的。
我全国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务须同铁路革命职工和铁路沿线广大革命群众密切合作，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蔡洪江特别强调，要注意第四条。
看完“二六命令”，郑维山说：“这就对了嘛，这个命令早下就好了！对那些破坏分子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他当然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军队没有介入地方的运动。随着运动的全面展开，一些地方部队开始“介入”当地的“文化大革命”。到了１９６７年夏，各地相继发生武斗，也随之发生了抢夺军队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事件。那时，部队接到的命令是“五不命令”，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事情愈演愈烈，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九五命令”虽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抢枪问题。因此，军队对“二六命令”是真心拥护的。
郑维山思忖片刻，站起身对旁边的秘书说道：“要××军军长！”
雷厉风行，两大军区的部队迅速开进磁县
郑维山要找的××军军长张英辉是当时驻防在石家庄的部队最高首长。郑维山简单地向他交代了任务，说：“你们派一个团，立即出发，到磁县执行任务。必须尽快恢复京广铁路畅通，但也要竭尽全力以强大的政治攻势来恢复铁路畅通。”张英辉问：“如果他们不听，怎么办？”
郑维山说：“如果政治攻势不成，在必要情况下我们只好封锁枪眼，一定要把双方隔开，将武斗制止。一定要注意，弹药必须控制，不能放在战士个人身上。”
布置完任务后，郑维山又接到上级打来的电话，说总理要他立即回北京参加研究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当晚，郑维山便返回北京。
实际上，与郑维山同时接到命令的，还有武汉军区的有关领导，要他们从驻防洛阳的×军也派一个团执行这一任务。
于是，两个军区各派了一个团开往河北省磁县。中央军委何以对小小的磁县武斗事件派了两个军区的部队参与呢？有人分析原因是：首先，磁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调以上两个军区的部队来此的速度最快；另外，为避免军队卷入磁县的派性斗争，支一派压一派，同时派两个军区的部队可以互相制约，确保军队在处理磁县武斗事件中的中立立场。
１９６８年２月９日上午９时，北京军区××军的一个团、武汉军区×军的一个团先后到达磁县县城外集结地域。
与此同时，邯郸市联委、峰峰矿区、临漳等地与“县总”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支援“县总”。
９时４０分，两个团的部队在××军副军长曹步墀、参谋长耿淑明的指挥下，来到磁县城门外。部队首先全面展开了政治攻势，用广播车反复广播着党的方针政策。
对拒不弃城的“红总”，解放军则用大功率的喇叭广播着“二六命令”。
在刚刚升起的朝阳中，战士们分四路纵队朝四个城门走去，他们手拿“红宝书”，身背冲锋枪，高唱语录歌，列队前进。
由于“县总”处于弱势，见到解放军开到磁县县城附近，他们不但不抵抗，而且要求为解放军带路，向解放军报告“红总”的消息。当部队向城里开进时，他们跟在部队的后面，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组织，也随着“县总”跟进。部队官兵一再劝诫，仍不能使其完全与部队战士分开。这无形中给人一种解放军是来打击“红总”的印象。
“红总”拒不停火，解放军被迫开枪还击
据当年把守着磁县鼓楼的重机枪手赵培卿回忆，当他看到解放军战士排着整齐的方块队伍，拿着《毛主席语录》，身背冲锋枪，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口号，朝磁县北门走来时，有人说：“这是假解放军！”他将信将疑。当队伍走到距离鼓楼３００多米时，当过兵的赵培卿感觉到，这支队伍队列整齐、步伐矫健，闪亮的帽徽和领章，绝对不会是假解放军。特别是那些战士的口音，明显是南方口音。
就在这时，有人朝解放军的队伍开了枪。广播车上有人中弹倒下。紧接着，走在队伍前排、手持毛主席语录牌的战士也倒下了。解放军战士就地卧倒。“红总”利用已经构筑好的明、暗火力点，用步枪、轻重机枪向部队猛烈射击。
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十分激愤，他们强烈要求还击。然而，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仍然只能冒险继续进行政治攻势，希望能够使受蒙蔽的群众放下武器。但近乎疯狂的“红总”根本不听这一套，他们的火力更猛了，压制得部队抬不起头来。双方对峙到中午，部队伤亡激增。几乎与此同时，京广线上的２０６次列车从磁县经过，气焰嚣张的“红总”再次袭击了列车。
时任北京军区×××师政委的曲凤图回忆说，当时他们在磁县设有作战指挥所，他不断地将这里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当负责执行任务的副军长见无法凭借政治宣传争取两派放下武器、停止袭击列车时，终于下达了向造反派鸣枪警告，迫不得已时可以用火力封锁枪眼的命令。
１４时，两个团分别从不同方向向城内制高点上的造反派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前来制止武斗，你们必须立即放下武器！”
“如再顽抗，我们将对其严惩！”
但“红总”方面，枪声仍在响，子弹还在飞。
部队开始鸣枪警告。
此时，盘踞在制高点的造反派中，有些人放下了武器，但多数人还在顽抗。部队只好采取措施，封锁这些火力点。
“开火！”
指挥员一声令下，从两个团中挑选出来的“神枪手”同时开枪，一个又一个火力点被打哑了。
造反派毕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解放军真的开了枪，造反派便被打得四散奔逃，“红总”的防线很快就被冲垮了。傍晚时分，“红总”占据的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高点，全部被攻下。“红总”的防御核心——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也很快被解放军占领。“红总”成员一个个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被看押起来。
当晚，铁路部门迅速抢修了铁路电话线，京广铁路恢复安全畅通。
含沙射影，郑维山被诬陷为“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
完成任务后，××军向北京军区作了报告，郑维山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批准了给上级的报告。
“磁县事件”后，磁县严重对立的两派不复存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４日，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磁县各直属单位，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也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常的工作秩序得以恢复。５月，磁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机制。
但是，关于“磁县事件”的各种说法并没有因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而终止。反而是一波三折，越传越邪。
据参与“磁县事件”作战指挥的×××师政委曲凤图介绍：“磁县事件”后，有人传说，１９６８年２月９日１８时左右，军队有关部门收到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电报，电报转达周恩来的意见，“磁县事件”要和“徐州事件”区别处理，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按“二六命令”对待“磁县事件”。又有人说根本没有此事，是谣言。也有人说，当时的中央有关部门偏听偏信，只是听了“县总”反映上去的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开枪决定。还有人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看到造反派被打了，当然不高兴，所以要对此事提出质疑。
传闻毕竟是传闻，郑维山对此并没有太在意，因为他最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后来，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北京军区只得派出工作组对关于磁县开枪事件进行调查。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郭春宣是调查组长。４月，郭春宣带领毕可升、孙春明一行三人前往磁县实地调查。４月２９日，调查报告出来。“磁县事件”中，“红总”和“县总”双方共有５０００余人参战，其中“红总”参战近８００人。除京广铁路交通受阻外，在两派的武斗中共烧毁粮食８０多万斤，皮棉１０余万斤，还烧毁部分建筑物和一些机器设备，直接经济损失达２７万余元。
事隔三年，在１９７１年１月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江青等人以磁县开枪事件为由，诬陷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下令开枪镇压群众……”江青说：“郑维山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郑维山一贯有军阀作风。他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
在江青等人的策动下，对郑维山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有人说，郑维山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有人攻击他一直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对此，郑维山保持了沉默，却又被说成是顽固对抗。
事隔多年之后，郑维山还一再提起此事。他说，这才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封锁枪眼完全是执行了军委指示的，江青却说我“下令开枪镇压群众”，“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
江青等人究竟知不知道郑维山是奉命处理“磁县事件”呢？
应该是知道的。“二六命令”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能不知道吗？
在华北会议上，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说了话。他对全体与会者说：“磁县事件，是上面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江青、康生等人非要把擅自下令开枪镇压群众这样的罪名安在郑维山头上呢？
郑维山在后来的言谈中曾经提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他的真实目的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话是有道理的。
在“文革”过程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他尽自己所能，使国民经济能够运转，对那些制造动乱的坏分子有所遏制，而这些正是江青等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要在乱中夺权，乱中渔利，周恩来越来越成为他们的障碍，打倒周恩来，是他们早晚要走的一步。也正如郑维山后来所说：如果当时我说是周总理下命令的，不是正中那些人的下怀吗？
郑维山被批判后，“磁县事件”又出现了新的波折——有人散布说这一事件是郑维山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是血洗磁县。一些不明真相者跟着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
据《磁县志》记载，１９７１年９月，有关部门对“磁县事件”中在押的４８人予以平反，并当场释放，销毁在押中的所整档案。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８日，邯郸地委在肥乡县办了“磁县事件”和“清队”扩大化学习班，追查肇事者，分清责任，落实政策。“磁县事件”的参与者，无论是“县总”还是“红总”，均被当作受害者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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