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别墅 上海: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文人风骨  师永刚 冯昭 方旭 序:1949年后的背影 1962年，胡适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在宝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过境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彷佛滑过一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随之云散的是一些慧星般的名字或者浮突在书册上的脚迹。1976年，林語堂病逝于香港，隨后移灵台北。雷震1979年病逝，由于他生前要求不聲望，喪禮稍嫌冷清。1987年，梁實秋病逝台北，留下了后人難忘的學術典範。钱穆，傅斯年、罗家伦，蒋梦鳞……斯人独去时，身后留下怅然一片。他们当年渡海赴台，身负在学术与政治两岸间不得自拔，但如同一篇推定胡适先生身后的断论所称：

　　"可以认同的一点是：胡适是个学者，甚至是很著名的学者，然伟大与否则各有认识。胡适一生既有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大志愿，又遭遇了国共双方不待见的尴尬，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胡适受蒋介石之邀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胡适的自由、民主实践也只是纸上之梦。不过，1962年在台以院长身份去世，多少使国民党政府博了个尊重文化人的名声，这对胡适来说，是幸与不幸，都难以盖棺定论。"而这些逝去经年的名字，又何曾有几个脱离出政治的评价与学术的功成。当年钱穆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为了对抗1966年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73岁的钱穆在此时受邀移居台湾。学术终难脱逃政治使用的尴尬。而多年后的今日，他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登陆，人们已忘记了他身上的那些政治的痕迹 ，甚至忘记了他在台湾，更多的人记住的不过他是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家而已。而那位雷震先生，所推行的主义则成为后人追认他的方式。这些从一九四九年后就与故国大陆脱离开文化传承的学界大师，则在今日再渡大海，被大陆学界追认与传承。

　　历史的吊诡与传承启合总会有自己的迷样通道，他们不过是符号或者是传奇部分的音符。更多的政治的外表退去，在今天，对于中国一代，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们迷样的背影。年代不过是背景。

　　文化断层，在中国已经日益成为沉重并且隆重的话题。从"五四"的文化断层开始，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出现过多次断代。对过去的文化精髓的淡忘或无视，已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这种文化知觉麻木的现象并非是新知识爆炸的副产品，而是更多地因为了知识屏蔽的结果。

　　1949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发生了变化，政治发生了变化，人情发生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变化，文化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这一个地理与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断代，不期然地也给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文化断代。以人文为例，那些前半生对我们还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其后半生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以及文化记载之中。这种遗忘居然很清晰地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个甲子以后的2007年，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记忆与认识仍有许多的残缺。他们离开中国内地之后的行踪、作为，并不完全记载于我们的文化档案里。

　　譬如，并非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被鲁迅痛骂的梁实秋，他后来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甚大；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钱穆，受到蒋介石的高度礼遇，晚年又被卷入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之中；罗家伦，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台湾曾经努力推广过简体字，最后落寞地成为一个国民党党史研究家；1967年，从海外被邀至台湾定居的林语堂，在岛内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他以客卿身分与蒋介石相处在台北阳明山上；蒋梦麟，当年的北大校长，晚年居然成为了"台湾现代农业之父"，他还坚持推动了台湾的人口节育政策；而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湖北黄冈人殷海光，在台湾经历了从追随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的巨大转变，最终成为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还有雷震，1950年他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却最终反对蒋而成为台湾著名的政治迫害案件主角……

　　这些文化大师，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重新被激活：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他们的晚年都在台湾度过，他们将自己的背影留在了海峡那边。

　　还有更多的背影，我们无法一一纪录。我们想说明的是，我们如何选择以及为何选择这些背影并不是本书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告诉你的是，这些名字与这些人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这九个人，是我们用在台湾多年的研究经验，这些经验不是史家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人文的，甚至是报告体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些生活要件，或者是细节，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野史，更或者是报道中的传说。我们是站在记者的立场来还原的历史报道。所以这不是他们严格的历史传记，而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记录。

　　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将如何去修复我们被损坏的文化硬盘。这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是我们编著这本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