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经济成欧债危机节点 金砖国家愿参与援助

　　欧债危机再次拉响升级警报。

　　继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之后，意大利债券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进一步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入“深水区”。

　　与此前爆发债务危机的其他几个国家不同，意大利的经济规模较大，同时在稳定欧洲金融系统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一旦意大利债务危机成真，意味着其此前计划对其他几个债务危机国承诺的787.85亿欧元救助资金，可能化为泡影，造成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规模的明显收缩，同时还将形成一次身份大转换，从施救者的身份变成等待救助的“重灾区”。

　　意大利的命运，也被视为欧洲债务危机下一步走向何方的关键节点。

　　期待外援的情绪，比以往更加浓厚，国际市场上开始响起一种声音——希望金砖国家，包括中国——这个经济增长迅速、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外汇储备的新兴经济体，对欧洲施以援手。

　　中国该不该救欧洲？怎么救？欧洲对中国的援助，会不会有回报？在世界经济中有一定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欧洲和中国，是否能通过救助实现共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和金砖国家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帮助欧洲摆脱危机？

　　欧债大救援的中国角色

　　王文

　　欧债本身并没有到不可救的程度，现金并不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关键在于欧元区能否摒弃分歧，在于欧洲自救的意愿有多强烈，改革的措施有多坚决

　　目前中国官方输出的主基调是积极应对。9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大连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进一步表达了中方的态度：“欧洲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一直关注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遇到的困难。在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多次表示中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继续加大对欧洲的投资。不久前，我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通电话，再一次向他明确表示，中国至今相信欧洲能够克服困难，中国仍然愿意扩大对欧洲的投资。但是同样我也希望，欧盟的领导人、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要从战略上看待中欧关系，比如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他还说：“下个月我将同欧盟领导人进行会晤，我希望这次会晤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有所突破。”

　　欧洲还有救吗

　　值得关注的，还有更接近实际操作层面的中国相关官员与接近政府机构人士的表态。

　　目前，对于救援欧洲，国内学者间有不同的声音。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观点有代表性：“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救不了任何国家。”他说，“盲目购买欧债肯定不是好事。”

　　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为防范风险，中国可能不会急于买入太多欧债。“中国已经买了很多欧债(大约占外汇储备的1/4左右)，如果欧元下跌，中国将出现亏损。欧洲到底怎么走，只能由其自己定，中国能做的很有限。”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这样说。

　　在一些论坛上，部分网友对欧洲国家还需要发展中国家救助，颇有疑虑。在《环球》杂志官方微博上，有网友说：“中国是救世主，好像不是吧，那所谓的‘世界警察’呢？怎么不去找？”

　　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更加稳定的欧元区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谈到，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如果陷入混乱和崩溃，会给欧洲经济前景带来灾难性影响。无论是汇市出现动荡、贸易流动发生剧烈变化，还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会冲击到中国经济，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郑联盛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中国是否应该出手，应该进行综合性的成本收益分析。

　　他认为，中国如果选择进一步援助欧洲，其收益主要体现在政治收益与市场机会两个方面。

　　从政治收益上看，援助之举可以体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可以为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进一步贡献力量；同时，中国还可以把握契机，增加与欧盟国家的谈判筹码，例如敦促相关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中欧关系中，赢得更为主动的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可能获得的一定的市场机会。”郑联盛认为，欧洲国家的国债价格目前正处于相当便宜的历史低位，如果现在投资这些国家的国债，可以获得较高的预期收益率。

　　但是，上述可能出现的市场机会，也恰恰是未来风险可能高发的地带。

　　“如果中国继续购买更多的欧元区国家发行的债券，未来可能要承担的主要成本以及来自于这些债务的违约风险，还有这些国家随后将进行的债务重组的风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对记者表示。

　　以阿根廷债务危机为例，2001年该国发生主权债务违约，违约规模高达1300多亿美元。阿根廷其后提出实行债务重组计划，最终国债的支付比例为其账面价值的50%。由于危机之下，其债务实际价值已经缩水，因此最终实际支付的比例，不足应付本息的30%。

　　眼下这场欧债危机可能会给其债券持有人带来的损失，有没有遭遇阿根廷债务危机那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违约与重组“事故”的可能性？标准普尔的数据显示，目前总值约为2600亿欧元的希腊政府债券在债务重组后，其实际价值将在账面价值的基础上收缩70%。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中国目前低价买入欧债国家的国债，可获取抄底之利，但是这些国家的债务违约一旦爆发，则非但不会达到预期收益，还会有损失。

　　以希腊为例，其1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100%，其支付义务的兑现可能性存在不确定性。目前，中外市场普遍预期，希腊债务违约和债务重组几乎已经是其债务危机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

　　怎么救欧洲？

　　记者采访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最终参与救援可能是大概率的事。在这种背景下，下一步更应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救。

　　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在欧洲救援中的角色》报告指出，中国应该在严控风险的条件下，基于主动原则，采取审慎有序的政策，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即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正是这样一笔巨额资产，促使欧洲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国家期待中国能够有所行动。

　　但是，外汇储备的投资结构在一个阶段内具有一定的粘性，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难以随时调整，因此，包括币种、比例在内的投资结构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另外，无论是以外管局为代表的政府机构，还是其他市场机构，都应以防范风险为投资的主要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国出资救援欧洲，一定要控制好程度与规模。现在中国外汇储备每年的增量仍然较多，可以考虑拿出部分增量，来购买部分欧洲国家的长期政府债券。”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

　　购买欧债，还应重视投资组合的配置与平衡。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说，中国不应简单地购买欧元区国家单独发行的债券，如果购买，则可以考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债券。

　　而另一种与欧盟合作开展投资的多边方式是，与欧洲央行或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开展合作，采取实质上紧急贷款的措施，将中方资金交给上述两个机构，再由欧盟或者欧洲央行出面进行资金担保。此后这笔投资的收益率，可由中国与欧盟共同谈判、确定。

　　对于直接购买欧洲国家发行的政府债券，也应该仔细考量投资对象的搭配。由于意大利成为欧债危机链条的最新爆发点，其身份很可能从欧债危机的救援方转化为被救援方，因此当前市场对于中国援欧的主要着眼点，集中于对意大利国债的投资。

　　“但实际上，意大利国债只是选项之一，从收益和风险的角度，其吸引力都有限。”何帆说，不同的投资主体的配置方式也应有所不同。目前，意大利国债收益率不到6%，高于美国国债2%的收益率。

　　从国家外管局投资的角度考虑，购买意大利国债可能更具吸引力。而从市场投资机构的角度来看，则不尽然。以中投公司为例，自公司成立以来，其累计年化收益率为6.4%，其2010年境外全球投资组合年收益率达到11.7%，因此如果单独投资意大利国债，收益并不明显。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若想深层次地帮助欧洲度过危机，并避免自身的投资陷入“泥淖”，不应只着眼于其政府债务危机，更应该看到这场危机的整个链条，下一步将燃向何方。

　　欧洲债务危机的下一步，不排除其银行业面临危机的可能。以希腊债券为例，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欧元区金融机构持有了超过90%的比例。希腊一旦发生债务违约与债务重组，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将变得“相当难看”。

　　这一风险已现些许端倪。9月14日，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公司将法国兴业银行等银行等级下调一个评级。市场据此普遍预判，欧洲银行业会在不久的将来经受一次“降级潮”的考验。

　　上述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有这样的建议：中国可以和欧元区、欧盟、IMF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框架下，设立欧洲银行业救助机制，由多方共同出资设立救援基金，采取股权和(或)债权等方式进行救助，同时由欧元区和IMF担保中国资金的安全。

　　欧洲会回报吗？

　　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到，希望欧洲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市场及外媒普遍推测，这会成为中国对欧洲出手救援的一个条件。

　　对这种推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指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支持欧洲应对债务危机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并不认为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他同时表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对于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方对此非常失望。

　　“中国从大局考虑问题，那么欧洲方面则应懂得投桃报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丁一凡表示。他认为，对于中国可能实施的援助投以相应的反应，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回报，而是从中欧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来看待。“也只有能够促进中欧战略合作的更加深入，中国的援助才显得更有意义。”

　　而一位接近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欧盟是否能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一直关注的问题，这实则牵扯到中国产品出口、企业在欧投资的各方面进程与收益，有利于推动中欧长期的深入合作。

　　“这正是中欧双方战略合作的题中应有之意，但这一过程，可能伴随着中欧双方包括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博弈。”这位人士谈到，“同时，中国出手援助欧洲，期待促成的合作筹码，并不仅限于这一项。扩大对欧投资规模、扩展投资方式，也是中方关注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撰文指出，中国不会承担全球经济“救世主”的角色，中国的投资方也不会成为欧洲的救星，不要说中国一国，即使是“金砖五国”也难以承担起“拯救”欧洲的重任。

　　事实上，德国及欧元区其他国家的主流看法也认为，债务危机国自身的危机，应主要靠自己解决，主要办法是紧缩财政开支，改革财政收支结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只是这场援救的外围参与者，既不是资金的主要提供方，也不是救援计划的决策者，同样也无法约束和评价被援助国家的财政、金融、经济结构改革。“主要的作用，在于体现中方的立场，同时提振市场信心，并提供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何帆表示。

　　陈炳才认为，对于救援概念的理解，应该重视“利益交换”的含义。从中国自身利益角度考量，在救助方案中布局好中国的综合利益，以实现更高层面的战略意义。

　　例如，可以考虑借此机会，实现欧洲对中国更大强度的高端技术出口，改变过于严格的贸易壁垒现象，进一步放开中国在欧洲企业中的持股比例等等，“为中国的产品、企业与资本进一步走出去、技术引进来争取空间。”

　　意大利等国在财政整顿的过程中，将可能采取包括出手国有资产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郑联盛认为，中国可以考虑购买这些国家的部分国有资产，以战略投资人或财务投资人的身份持有优先股，一方面达到对欧进行资金支持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更高程度地保证中方所出资金的安全与收益。

　　还有谁在救欧洲

　　IMF是欧元区之外，对陷入债务危机欧洲国家施以援助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0年5月，为帮助当时处于债务危机漩涡中的葡萄牙与爱尔兰筹集资金，并保护欧盟各成员国的金融稳定，欧盟与IMF就共同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并成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一年多以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行的债券已经成为欧洲债务危机国家募资的重要途径。

　　未来，为施救欧洲，IMF还会通过直接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向欧洲输入流动性筹资。此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其他国家对欧洲进行资金支持的力度，提高其他国家的救助意愿，并对救援国的资金安全给予更高的保障。9月21日，IMF重启了总额5710亿美元的资金池，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应对欧债危机。

　　郑联盛表示，中国可以考虑购买IMF发行的救助欧洲的债券，购买以IMF为“中介”发行的债券，实际上将成为IMF的债权方，所面临的风险会相对降低。

　　在欧债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同样值得关注。作为罕见的举动，美国财长盖特纳出席了9月17日召开的欧盟财长会议。盖特纳认为，欧洲要解决分歧，须筹集更多资金。但欧洲一些国家认为，盖特纳只是在说教。奥地利财长玛丽亚·费克特表示，在欧洲经济的基本面比美国要好的情况下，由美国告诉欧洲应该怎么做实在有些奇怪。对盖特纳提出的对目前44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工具进行杠杆化操作的建议，欧元区主席容克则明确表示，这是欧元区内部事务，“我们不会跟非欧元区国家讨论这一问题。”

　　欧盟无疑需要自救。这是最为重要的。当然，如果形势紧急，也可能出现多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联手相救的局面。为缓解欧洲银行业已出现的流动性不足，9月16日，欧洲央行表示将联合美国、英国、瑞士和日本央行在未来3个月内启动注资计划，将分3次向欧洲银行业输入流动性。这一救援行动将为欧洲诸多银行提供不限量的3月期美元贷款。

　　此外，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于近期表示愿意参与欧洲援助行动。9月14日，巴西总统罗塞夫表示，巴西愿意参与对欧洲的救援，帮助相关国家处理债务危机。巴西财长吉多·曼特加也表示，“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可能将采取联合行动，帮助欧元区缓解危机。

　　目前，金砖国家已经有所行动。巴西《经济价值报》的近期消息说，“金砖五国”已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购买了部分欧洲债券。新兴市场国家力量的共同介入，将为欧洲债务危机国摆脱困境带来促进作用。

　　截至目前，因欧元区财长会议未能达成救助希腊的具体方案，欧债危机的解决没能取得突破，同时，会议毫无进展更凸显出欧元区内部的分歧。这无疑又加重了市场的担忧。在欧元区内部无法发出同一个声音、形成同一个方向的力量时，金融动荡就难以排除，信心危机就可能继续恶化。

国际金融协会总裁：欧元崩溃性很小

　　欧元崩溃可能性很小

　　——专访国际金融协会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萨特尔

　　《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蒋旭峰

　　当前美欧发达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主权债务危机等诸多挑战，引发各界对全球经济走势的担忧，并进而导致全球股市最近接连暴跌。《环球》杂志记者近日就这些热点问题，采访了国际金融协会(II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萨特尔。

　　萨特尔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作为国际金融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他主要负责该协会的经济政策研究、宏观经济展望等事务，他对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等领域都有深刻的见解。在加入国际金融协会之前，萨特尔曾担任巴克莱资本常务董事以及新兴市场研究部主任。萨特尔也曾在世界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及英格兰银行等机构工作。

　　欧元应该贬值

　　在萨特尔看来，当前的欧债危机，一条的改善途径，就是欧元贬值，通过贬值来提高欧洲的竞争力。瑞士最近遏制瑞郎升值就是一个例子。但考虑到欧洲是中国最大出口目的地，如果欧元真贬值，势必将严重损害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对于欧洲财政统一，萨特尔认为，难点不在于德国的反对，而在于奥地利、芬兰等欧盟小国的反对。至于德国在欧元区的作用，萨特尔似乎也颇有微词，他在采访中甚至暗示，德国的发展靠的是出口而不是内需，因此是欧元区成就了德国，但德国则没有对欧元区提供足够贡献。

　　《环球》：你认为欧元区是否会长期陷入经济低迷，有人说至少是10年？

　　萨特尔：欧洲的问题很大，问题的症结在于脆弱的欧元体系，欧洲银行业和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关键挑战，而且欧元区尤其是南欧一些经济体的竞争力严重不足。

　　改善欧洲当前状况的一条途径是欧元贬值，对于竞争力较弱的欧元区国家而言，欧元保持全球最强势货币之一不利于它们发展本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我认为欧元对所有主要货币的汇率都应当下调，其中的一种做法就是欧洲央行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有意思的是，在过去几个月中，市场也是预期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将从紧变宽。

　　《环球》：欧元贬值将带来怎样的市场效应？

　　萨特尔：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大多数国家要么希望本国的货币保持稳定，要么就是希望本国的货币贬值，希望本国货币升值则是罕见的情形，瑞士央行刚刚宣布将瑞郎与欧元设定最低比价，来遏制瑞郎持续升值。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困境：大多数国家希望拥有更便宜的货币，但是在货币市场中，一方的货币贬值往往意味着另一方货币的升值。

　　《环球》：欧元有没有解体的可能？

　　萨特尔：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我认为欧元崩溃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是因为欧元区各国领导人对捍卫欧元有强大的政治意愿。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现存的欧元区体系运转并不完美，需要变革来注入新的生命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紧密的财政和经济政策的融合，这将使得欧元区在事实上变得更像一个国家，当然这在政治上也有很大难度。

　　《环球》：欧元区拥有统一的货币联盟，但缺乏统一的财政联盟，这在近期遭到较多诟病，欧元区是否应做这方面的努力？

　　萨特尔：建立统一的财政联盟自然是必要的，但主要挑战在于其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因为这需要南欧与北欧的国家都接受这一做法。目前各国都愿意努力维持当前的体系，但并不愿意采取一些激进的举措。

　　我并不担心德国对此反对，而是担心奥地利、芬兰这样的小国会表示反对，这些国家对于加强欧元区各国的财政关联性存在较多抵触情绪。由于欧元区采取任何措施都需要各国达成一致，我担心有这些国家的阻挠，这项动议是否能够获得通过。

　　《环球》：德国和法国是否会因为救助欧债国家，而被拖入危机，拖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萨特尔：到目前为止，德国的经济增长依旧在欧元区中保持着上乘，法国的增长略显缓慢。但是，我担心的是，德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出口拉动型，而非内需拉动型；目前，欧洲其他经济体需要德国购买其他经济体提供的更多产品与服务，而不是需要一个拥有强大制造业的欧洲竞争者。德国保持着相当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但人们对此关注不多，因为欧洲整体而言经常账户是基本保持平衡的，但德国经常账户盈余的状况其实较为突出。

　　防范“硬着陆”：中国表现不错

　　对于目前世界的整体态势，萨特尔指出，最大的威胁，是美欧的债务危机相互交错，并且都伴随着政治体制的危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发动机已经失去了动力。

　　他指出，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主要是发生在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而非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等主要的新兴经济体防范“硬着陆”风险做得较好，政策当局在防止经济过热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较为经济较弱的新兴国家，比如土耳其由于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赤字上升，可能正在由繁荣走向衰退。

　　《环球》：你认为这次的危机是2008年危机的延续，或者说那场危机根本没有彻底结束？世界经济真正的复苏还要有多久？

　　萨特尔：大家目前的看法有些过度悲观。今年春天全球经济遭遇一系列冲击，包括日本地震海啸袭击、中东局势不稳、油价高企以及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我们当时就知道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会减速，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看法。

　　目前使我们陷于悲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美国债务危机以及背后的政治机制危机；其次，疲软的经济增长使欧洲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两个与债务相关的挑战相互交错，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丧失，并可能带来衰退的风险。

　　但如果我们能够切实解决债务危机，这些不利的影响将开始消除，日本遭受地震海啸袭击的冲击已经过去，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有可能要走向宽松，那么全球经济发展的下行风险就会降低，我们不至于要面临新的一场衰退，不过未来一两年全球经济或许还将步履蹒跚。

　　《环球》：你曾经说过，世界是“2和6”的世界，即发达国家的增长和通胀是2%，发展中国家都是6%。今后的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偏离这个轨道，比如发展中国家能否控制通胀，避免经济“硬着陆”？

　　萨特尔：这个风险在上升。例如土耳其和一些类似的小国，从繁荣走向衰退的过程非常快。但是中国、巴西等主要的新兴经济体防范“硬着陆”风险做得较好，政策当局在防止经济过热上下了很大功夫。

　　以土耳其为例，土耳其在应当加息的时候进行降息，那时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加息，土耳其宽松货币政策的做法带来了国内需求上升和信贷扩张，但也造成土耳其经常账户赤字急剧增加。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常账户赤字如果过大，就会导致经济体的脆弱性增加。而今年土耳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0%左右，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数字。不过，对于中国、巴西，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来说，他们都有着较为可观的经常项目状况。

　　《环球》：如果以你喜欢的足球打比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如何应对目前IMF总裁拉加德指出的全球经济“新危险时期”？

　　萨特尔：以足球比赛为例，政策制定者必须像一支球队那样踢球，而不是各奔东西。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场上的各个队员缺乏协调。例如欧洲的银行监管者认为大多数银行资本金充足，不需要补充资本金；而拉加德则认为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增加欧洲银行的资本金。

　　他们的观点可能都有道理，但市场投资人士就会感到困惑，因为两个相矛盾的信息不可能都是正确的，连政策制定者都无法达成共识，何谈市场的信心？因此我认为在讨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等政策之前，应当具备伦敦G20峰会的精神，即思想上更加团结一致。

　　(新华社华盛顿分社实习生边岛对采访提供了协助)

　　来源：2011年10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