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衔:转贴：洪钤：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

转载

杂谈

赵老师让我想到两句话，八十年中风与雨，八千里路云和月

人这一辈子，难啊！

除开这些，此文史实里让人心动的三个点

1、涉及张爱玲的……

2、涉及张徐陆之恋的……

3、涉及某先生的？是谁？相当出名吧……

 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hong_zhaoqingge.htm

查了一下，原来是老舍……
陈子善写道：“赵清阁临终前把老舍写给她的七八十封‘情书’统统付之一炬，真是可惜啊！”

朋友当即接一句：“那说明她是真的爱老舍。”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晨五时许，我在细雨中赶到上海华东医院,在细雨中,伴送赵清阁阿姨从病房进到阴森冰冷的太平间——她人生最后——的这段路。1955年，我曾在北京中苏友好医院太平间，跟随母亲目睹了生命已去的父亲被“美容”的整个过程，那是很残酷的一种经历。但当时我还系着红领巾，我还不能真正明白失去慈爱的父亲，对我意味着什么。随后，在医院一间不大的房间里，父亲不多的好友们对棺木中的父亲送去他们最后的注视时，我竟还能想到去安慰一直痛哭不止的母亲。但我在送别赵清阁阿姨时，被悲哀充塞着的整个人，除了悲伤和难受，我思想已近麻木，大脑无法做任何真正的思考，甚至连大声痛哭也没有。只是在茫然中，我却仍然能清楚地知道：那是对于我的一个时代的逝去，赵阿姨是最后那个离去的人。

女作家赵清阁去世整十年。这十年来，我把对赵清阁阿姨的那种痛心扯肺的怀念，深藏于心，无法言说、难于言说，甚至不能真正言说。

女作家赵清阁和我父亲洪深是忘年之交——父亲生于一八九四年，赵清阁生于一九一四年。而赵清阁阿姨说她和我，也是忘年之交。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和你父亲的友谊，能延续到你，到了第二代，我是非常高兴的。这是不容易的。”赵清阁阿姨把对我父亲的友情和怀念，延至到了我的身上，这是我有幸。在赵阿姨生命最后的二十年，我幸运地能和她时常见面长谈、深谈。这让我有机会可以向她请教，可以向她提出许多我想了解但却不清楚的事情。从中，我受到教育，也得到不少人生的启迪，受益很大。二十年来，我们之间这种亲密的、不受年龄限制的交流，使赵阿姨对我有了不一般的信任；而我对她也有了深深的感情，那是敬佩、尊重，还有理解。

以中国新文学而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赵清阁阿姨，应该算做是第二代女作家。赵清阁阿姨开始文学工作的时间很早，不到二十岁，她已经在家乡河南省的省级报纸上正式发表作品。二十来岁，就在上海担任了中国第一家妇女出版社《女子书店》的总编辑，同时主编《妇女文化》月刊。直到一九九九年去世，赵清阁阿姨始终没有放下过笔，她的文学创作经历了包括抗战八年在内的国民党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文艺整风”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阶段。在大陆，长寿作家有，但在这么漫长的世纪岁月中，真正没有停笔、始终坚持以写作为基本工作的作家却不多，少之又少。赵阿姨自己也说：“我对文学艺术执着的追求是少有人能比的！什么都不可能让我放下笔不写，什么都不可能逼我放下笔不写。”不停笔写作，就是思考不停，就是奋进不停，就是不肯丢失良知、不做社会“局外人”的生命实践。

然而，才华和勤奋努力纵然帮助赵清阁阿姨比较顺利、成功地走上了文学之路，并且一直受到不少前辈们的欣赏和看重，但她从来没有成为大红大紫的一线明星级的女作家，譬如也是新文学第二代女作家丁玲女士那样。这不仅是与赵阿姨作品风格，更多是与她个人气质、人生价值观有关。

在“政治第一”的现实环境中，赵阿姨在政治上从来不为左派“欣赏”和接受。我父亲欣赏和关心赵清阁阿姨，但父亲并不是个被认可的“左派”。父亲甚至连左派“核心”外围的边都挨不上，这也是有事可证的。我觉得，父亲至多不过被看作是一个“有使用价值”的、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战救亡时期，年近五十岁的父亲率领着抗敌救亡演剧队长时间工作在抗战救亡宣传第一线：他们到战争前沿做慰问宣传，他们跋涉在四川省的山区和乡村，向广大的农民宣传抗日。所以，如果说父亲是左翼文化阵线中一名冲锋陷阵的排头兵，也许更确切些。能在正义之战中做一个实实在在真正发挥了作用的小兵，我觉得是光荣的。

赵清阁阿姨，由于个性、身体情况一些原因，抗战时期她是在武汉、重庆，也曾在成都，从事抗战文学工作。不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主持文艺杂志编辑方面，赵阿姨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我读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新文学史，书中“抗战文学”阶段，提到了赵清阁的抗战戏剧创作。但是，提到她时，是把她归入在“国民党作家”范畴。从赵清阁抗战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她文学活动的实际情况来说，该书对赵清阁这样归类，没有说服力。这种说法，大概是当时赵阿姨所来往朋友中各方人士都有，因此“阵线不够鲜明”而引起的一种错觉所致。

赵清阁阿姨对我谈到她和朋友交往时，总是说：“我是以文会友。”有时还不无自得地、很自然地吟出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诗句。——赵阿姨喜欢把自己抄录的一些古人诗句夹在书中，以随时默诵。其中，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句，除了有《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中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外，还有我很喜欢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句。——赵阿姨这种“以文会友”的观念，主导着她朋友圈子的“成份”。因此，赵阿姨朋友中，既有被共产党力举为文化领袖人物的郭沫若，共产党在文化界的领导阳翰笙等人。——她和他们很熟，来往频繁。同时，赵阿姨朋友中也有一些国民党文化人，还有一些所谓的中间派文化人士，以及一些政治倾向不明显、政治态度不明朗的文化人，他们也都是赵阿姨“以文会友”的“友”。当然，这绝不是说赵阿姨“会友”没有原则，那些低级的、乃至黄色的“文人”，那些人格不高、道德低下、做人不正派的“文人”，总之，文品、人品恶劣者（赵阿姨习惯称这种人为“小人”）根本不具备赵阿姨“以文会友”的文人资格。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赵阿姨就被左派认定了是“不能信任”，甚至“不是朋友”。应该说，赵清阁阿姨“以文会友”的态度，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她这种态度，对促进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有帮助，对消减文化宗派情况有益。何况，当时还正处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二次公开合作时期，对于真诚的合作关系来说，赵阿姨既和共产党人做朋友，也和国民党人做朋友，实属正常。

可是，左派对“赵清阁是站在右边”的看法显然不可动摇。一九五Ｏ年二月，上海市召开第一届文代会。那次会议让赵阿姨第一次“领教”了新的社会环境的“威力”。会前，文化系统领导指定要赵清阁作为“白专典型”在大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判”。当时赵阿姨还算年轻，极有个性的她，“棱角”还在，她对这样的一种“要求”，当然不能接受。赵阿姨态度坚决地表示：不接受会议的这个安排。于是，在指定赵阿姨做公开自我批判的前一天，有关领导派了赵阿姨的朋友、戏剧家熊佛西先生和另一位朋友一起去到她家，进行说服工作。两位受命而来的朋友，向赵阿姨表示了不完成任务就不离开她家的态度，熊先生的话，都说到了：“我要‘求’你了！你不肯，我不好交帐。”这个地步。双方僵持到近凌晨，最终赵阿姨虽然答应了，但有前提：“绝不涉及政治，只谈创作，可以检查文艺思想。”并表示：“如果我提的上面同意，我今晚赶写发言稿。若不可以，明天我会都不去开了。”第二天，赵清阁阿姨满腔委屈地上了台，她是一直眼泪不止地做着“检查” ——台下听的不少人，还以为她是因为检查“深刻”而哭。真是阴差阳错哭笑不得。

那天，做了检查的赵阿姨散会后走在众人后面离开会场，她在门口见到显然是在等她的女作家张爱玲。张爱玲迎上来主动和赵阿姨握了手，没有多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后来，张爱玲去香港前特地邀赵阿姨在咖啡馆见一面，告诉她自己要离开上海的事。抗战胜利后，许多文化人士复员回到上海，张爱玲的才华引起他们注意，张爱玲当时的实际处境他们也清楚。一些文化界前辈——包括我父亲——出于对张爱玲的爱惜，亦是出于一种帮助，于是叫同为女作家的赵清阁阿姨去找张爱玲约稿。因而两人相识。张爱玲可以离开，可赵清阁阿姨无处可去。她在诸多压力——生活、工作、经济、感情——之下，一直闭门谢客，并由过去的“喝酒”而变成了“酗酒”。身体也从此坏了。回忆这一段日子，赵阿姨说：“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会疯，但还算好，没有出事。”直到这年秋天，赵清阁阿姨为上海《大同电影公司》写剧本《女儿春》，她这才“出山”。《女儿春》影片得到肯定，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免税奖”。

赵清阁阿姨经过这样沉重打击，以及有了几年新的社会环境的锻炼，多少也明白了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刚硬”了。在1957年春天开始的那场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劫难中，赵阿姨虽然还是重点被关注对象：上海市委宣传部点名要她参加座谈会，并要求她在会上发言。还好，赵阿姨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很谨慎、很有分寸，她的发言过了关。发言稿在上海《解放日报》刊出。

一九六六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场大浩劫，国家如此，赵清阁阿姨难逃厄运的遭遇，自是不在话下了。

一次，赵清阁阿姨在和我谈起一位朋友——也是父亲朋友——的后人在国外奋斗有成的情况时，玩笑般地说：“当年我若不是搞文学，而是画画，那我这辈子大概要好过得多。”文学与社会紧密相连，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所写的文章难免触动到社会敏感问题，因此给自己带来“麻烦”。而画家，画幅梅花，画幅山水，“危险性”就要小得多。一般而言，画家的生存状态要好于作家的。所以，赵阿姨会对我说：“有一枝画笔，在国外就可以安身。但一只钢笔，不能带来任何保障。”

赵清阁阿姨说当初她应该做画家而不是当作家的话，当然是笑语。但赵阿姨可以选择做画家的话，却是不假。赵阿姨曾进入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正规学习美术，师从留学法国的倪贻德教授习西画。1948年上海《文潮》杂志，刊出过赵阿姨一幅铅笔画：高尔基头像，这可以作为她美专学习的一个纪念。但赵阿姨被文化圈内人更熟知，也更被欣赏的，是她所作的中国国画。说赵阿姨的国画是文人画，应该不为过。自我感情的抒发和意境的追求，在赵阿姨的国画作品中得到了表现；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这种风格，也为赵阿姨所喜爱。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赵清阁阿姨上海长乐路寓所，我协助她对家中藏画进行登记造册。清理中，她告诉我：可以从这些画中选一张喜欢的。我立即高兴地选了赵阿姨作于一九六三年的一幅画。她一看到我选的那幅画，就笑了，说：“当年老应（著名电影／戏剧导演应云卫先生，文化大革命中游街批斗而猝死）问我要这幅画，我没有答应。现在我送给你。”“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造反派”抄了赵清阁阿姨的家，这张画也作为封建反动的“罪证”之一被抄走。劫难之后，此画失而复得，虽然画轴处和裱褙的锦缎面上，均有几处明显的脏污，所幸，画面完好。这张画用淡墨所绘，特别让我喜欢的是，这幅画：“月上梢头时，一女子倚窗沉思。”的意境，我觉得很接近画作者赵阿姨本人气质。用赵清阁阿姨自己的话来说，中国有三位女作家——凌淑华，陆小曼，和她自己。——她们又都是画家。

赵阿姨不仅喜爱和熟读中国古典诗词，而且对中国经史诸子也有兴趣去读。这在前辈作家中、尤其是前辈女作家中不普遍。在和赵阿姨闲谈中，她曾开玩笑说：“对一些作家来说，可以读洋文，甚至可以用洋文写文章。可是，如果让他们读古文，就好像是在让他们看‘天书’似的。”这也足可以表明赵阿姨对自己厚实的国文功底是如何自信，她从经典中也吸取了丰富的养料。1943年前后那段时间，赵清阁阿姨把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分别以书中几个主要人物为主线，创作改编成了独立的红楼梦系列剧本四部。这些剧本，可以看出赵阿姨文学的才华，也显示了她对古典文学作品不一般的认知水平。为促使我学习，赵清阁阿姨把她自己读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十卷本的《礼记》送给了我。我的国文水平，至多不过是刚入学的“蒙童”阶段。这套《礼记》，至今我还不敢开卷学习诵读，辜负了赵阿姨的鼓励和期望。

赵阿姨的书法，深得文学界懂书法朋友的好评，被他们赞誉为文坛女作家“第一”好字。赵阿姨的这一笔好字，是靠着她从小就开始临帖，长期练出来的。赵阿姨写的楷书，字形端庄，笔划娟秀，给人一种优美、洒脱的视觉感。我写的字，被赵阿姨批评过多次。她说：“你的字，没有‘体’，没有‘形’，让人看了不舒服。一看就知道是没有临帖练过字的。”并开玩笑地说：“我闭着眼写的字，都比你们这些晚辈好。”我脸红了，我的字确实糟糕。赵阿姨告诉我，要能写好字，必须要练字。她还对我说：“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写的字，都是有‘体’的。我写字，主要是学习过王羲之‘体’，后来，比较多地学习了赵梦頫‘体’。你父亲的学生马彦祥，受他父亲——著名历史学家马衡先生——影响，他写的字很有根基：王羲之‘体’、柳公权‘体’。”她还要求我：“你应该练练字，临临帖。”老来学吹打，我的字始终写不好。除正规地学习过绘画外，赵阿姨在音乐方面也有不错水平。她有一把随着她四处奔波的小提琴，辛苦写作之后拉拉琴，是她对自己精神的调养。这把琴，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从重庆复员回上海的路资，被赵阿姨忍痛卖掉了。赵阿姨甚至还能作曲，她在编辑《女子月刊》时，曾应20世纪30年代的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和诗人陈凝秋要求，为他创作的诗《夜的十字街头》谱曲。当时，陈凝秋为这首诗已经作了简谱，赵清阁阿姨帮助他把旋律进行了调整：男女合唱音域分别由男人唱低音DF调，女人唱中音升Ｇ调。这样，唱起来时，协和动听，凄婉感人。

一九九四年六月初，赵清阁阿姨在饭店请客，这不符合她一向的行事方式。那天应赵阿姨之约去的人，除了我母亲之外，其余的都是她的晚辈，总共在一起还没有凑到一个满桌。那天去的人，没有一个是把“吃”放在心上，只是感到有些意外。原来，赵清阁阿姨是借“庆祝”自己80岁生日这个机会，要和关系比较亲近的朋友们聚一聚。吃饭间，赵阿姨主动提到：“我八十岁了。近来，常有人问我：一个人生活，是否孤单。”稍停后，她用稍稍提高些的声音，仍是平静地继续说：“我的回答是：我不孤单，但我感到孤寂。因为我的好友，一个一个都离去了。可以交流的朋友越来越少，以至都没有了。因此，孤寂之感油然而生。”赵阿姨少小离家，并且一生未结婚。虽然自她父亲去世后，她曾经承担了继母和两个同父异母妹妹的经济供给，但赵阿姨和她们没有什么来往。对于赵阿姨来说，她缺失了亲情。不过赵阿姨很知足：她为自己的生活能得到朋友们的友情和关爱而庆幸。当时，听赵阿姨说这番话，我感到了些许凄凉，但还不能真正理解这话所代表的一种生存状况，更不可能有很深的体验感受。随着自己一天天老去，我这才开始明白和感受到了当年赵阿姨那番话的沉重。

赵清阁阿姨感叹过：“环境是怎样制约了文学创作！”晚年的赵清阁阿姨，已经写不动大部头文章了，她也根本没有这种愿望了。她不愿意、也不喜欢参与文学界的事情和活动，她坚持“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态度，因此甘于自己的这种尽良知、尽己力去写作的寂寞生活。她的散文，特别是她怀念不在世朋友们的散文，是赵阿姨晚年作品的主要成绩。她写的散文，文字清新美丽，描写生动鲜明，内容具有丰富史料价值。赵阿姨把她对朋友最后的爱，把她对善良人们最后的祝愿，也把她对社会邪恶最后的鄙视和厌恶，全都通过这些散文留给了我们。

我业余最大喜爱是读书，尤其是喜爱读文学书籍。我对文学的关注和兴趣，在我学习和从事的工科之上。“文化大革命”后，我认识到，必须加强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能够对历史、对社会，有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判断。为了能够对父亲有一个符合真实历史事实的认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我开始系统认真地阅读父亲作品,努力搜集父亲在1949年10月之前散布在各报纸、刊物的文章，也注意汇总有关父亲文化和社会活动的背景资料。赵阿姨了解了我想“研究”父亲的想法后，非常支持，鼓励我要在文学上做些努力。赵阿姨指导我说：“你要先从给爸爸编年谱做起。”她告诉我，这是因为：“编写研究对象年谱，是研究的基础。以此掌握全貌，建立起研究工作的大局观。”所以，她建议我读些作家年谱，并推荐了当时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徐志摩年谱》（徐志摩亲属晚辈陈从周先生编撰）一书。

抗战胜利后，赵清阁阿姨和陆小曼在上海相识。一九四九年十月后，她们又都居住在上海，为了使陆小曼能成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赵清阁阿姨出过力。对于陆小曼本人，赵阿姨是持同情的基本态度。至于如何看待和那位浪漫诗人有过“关系”的几位不俗女性，赵清阁阿姨的观点是清楚的。她在阅读了国外出版的诗人原配口述成书的《张幼仪传》（记录编辑者是口述者的侄女）后，认为那是值得尊敬的一位女性。书中，诗人发妻坦诚自己和诗人从未亲密到诗人和小曼女士那般程度，并且说，她和诗人夫妻之间是“话不投机，顶多三句话。”她表示理解丈夫和小曼女士的情真意深。这位不寻常的女子认为“自己应该让出来”，这才成全了诗人和小曼女士能得以结合。赵阿姨感叹道：“这是何等气度与见识！但是，世上就真有这种女子。”感叹同时，亦是佩服之时，赵阿姨称赞道：“这才是真正‘大户人家’的气度。”同样，林徽音女士对诗人明确表态“你没有解决（离婚），别来动我脑筋，别想进我（心）门！”所持的自重，赵阿姨亦赞叹为是“大家闺秀”的风范。赵清阁阿姨所赞叹的“大户人家”的气度和“大家闺秀”的风范，是指她们在处理和诗人感情关系这件事上，表现出的那种有身份、有教养、有操守的处事作风。相比之下，能写善画的才女陆小曼和诗人的恋爱，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尚存在之时。所以，尽管陆小曼在世和生后，也确实受到了一些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责备和委屈，尽管赵阿姨对陆小曼不仅有同情，而且也给予了自己可能的帮助。但这并不能改变赵清阁阿姨对他们如此结合的不赞同态度。同样是面对诗人的热烈追求，两位女士表现截然不同。赵清阁阿姨对我说：“相比之下，林徽音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处理，显然是小曼所不及的。”

许多次，赵阿姨都对我强调了：“在这种切身感情事情中的表现，也是一个人的人格和操守的体现。”她的这种观念。赵阿姨认为，不论是早期自我标榜的“新女性”，还是现在时尚流行的“开放”女性，她们许多人对生活“操守”不以为然，或说她们根本不看重生活“操守”。

可是，让人遗憾和尤感痛心的是，由于一段战乱时期的友情，从文化界圈内相识人之间的传言，进而演变到不相干、甚至根本不识当事者其人的社会流言，让赵阿姨始终处在一种不能“道”、无法“辩”的受伤害的弱者境地。而在赵阿姨晚年，友情的一方——一位我尊为长辈的（父亲去世后，他是父亲治丧委员会成员）、早已有家室并事业有成的某先生，——“文化大革命”后，被拥上文学大家之位。这就使得他和赵清阁阿姨二人之间的友情，更是成为了热点。某先生的研究者，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境外的，不管是年长的文学工作者还是年青的文学研究生，为了能得到他们所期望获得的材料，一齐把目标都朝向了尚在世的赵阿姨。可以说，赵清阁阿姨因此得到文学界、甚至社会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女作家应该受到的关注。对于独立的、自尊的赵清阁来说，这样的“关注”和做这种所谓的“热点人物”，自然难以接受。面对这般的关注，面对人们提出和关心的那些明显含有“窥探”之意的问题，赵阿姨是痛苦的。那时，赵阿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地不接受这种采访，以避免自己更多的受“伤”。当然，她也不想因此太“得罪”了人。所以，赵阿姨在回复这些人的采访要求时，总是客气地坚持强调“研究作家，一定要读作家作品，从作品中进行研究。”的观点，尽量婉言拒绝他们来访。我自己也代表赵阿姨处理过这样的几封来信，代她拒绝了来访要求。

赵清阁阿姨这种痛苦，我能够理解。她为了逃脱家庭包办婚姻，还不到15岁就离开家庭，踏上了人生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经过奋斗，她开始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立足社会的基本经济能力。赵清阁阿姨对自己艰难奋斗取得的社会独立是珍惜的，她把维护和爱惜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这种独立视为是不可分的。为了能够做到洁身自好，赵清阁阿姨对自己始终不敢放松要求。因此，赵阿姨的人生路，走得艰辛，走得很累。赵阿姨气质淡雅，虽是一般书香门第而非大家出身，但她身上自有一种透着高贵气息的矜持。她和那种感情可以随意付出的轻浮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和生活方式。这些，那些和赵阿姨共事过、相处过、而又不乏善意的人，会有同感。

父亲的一位学生，离休前曾是国内某对外刊物的总编，对我说过：“对赵清阁，是毁誉参半。”他本人，对赵阿姨持肯定态度。他不清楚赵阿姨个人感情的情况，但他对她的文学成绩是肯定与好评的。但我从另一位革命文化前辈口中听到的赵清阁，可以说，是些不入耳的话。

而我，也有自己的判断。判断，源于许多方面，其中人生观、社会价值关，当然是基础。

赵阿姨在生命最后的20年中——20年，不是一个短时间段——向我坦陈和“展示”了她的人生经历。当然，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她个人生活中最为隐密的、关于她和异性的那段超过友情却并不是实际爱情的感情经历。虽然，有些时候，这其中有些情况，她在和某些人谈到相关事情时候，也会有所提起。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赵清阁阿姨谈到的，最多也只能讲些片断，说些局部。她不能够全讲，她也不可能把话说透。所以，每当经历了这样一次欲说又止、无法畅所欲言的谈话后，赵阿姨便会感到郁闷，情绪不好。

我清楚，赵清阁阿姨之所以能对我完全放开地、自由地谈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她需要向人倾诉。赵清阁阿姨需要向一个她认为是能理解她的，而且认为是绝对可靠的人，去倾吐出一切。而我，就是恰好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出现的，被赵阿姨认为适宜的这样一个人。我想，赵阿姨除了认定我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必要的判断能力之外，也因为，她相信我，对我也有一定好感。于是，我就成了赵阿姨在她生命特定的那个时间段里，她的那个特定的倾吐对象。我也因此才有可能得知了一些上一辈人不少真实的表现。我很感谢赵清阁阿姨对我这种不寻常的信任。

抗战时期，赵清阁阿姨正当年青，如此有才华，如此多才多艺。她作为一个独身女性，在社会上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关注”，欣赏的有，关心爱护的有，羡慕的有，爱慕的有，当然嫉妒的也一定有。在国难当头、抗战救亡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在文化人退至内地聚集大后方团结共同救国的具体环境中，赵清阁阿姨有了从此给她的人生带来了许多痛苦、许多干扰、许多误解的一段友情。

赵清阁阿姨外表清秀，她的形象和一般北方人的外表不大相同。但她个性中，却有那种燕赵古国男儿的刚勇之硬和侠义大气之度。因此，赵阿姨会让人留下“是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香港作家刘以鬯先生文章语）的印象。事实上，不少朋友和她交往，对赵阿姨的第一“概念”是作家，而非“女子”。就连一些朋友们的太太——如我母亲——不仅和赵阿姨熟悉，关系也不错。交往中，她们习惯把赵阿姨看作是和自己不一样的：她们是丈夫身旁的妻子，是相夫育子的贤妻良母；而赵清阁阿姨，那是干事业的女作家。她们不会因为自己丈夫和赵阿姨交往密切而不放心。

个人感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作为晚辈，我对于已不在世的长辈间的感情事情，是不能说什么的。可是，对于是“误会”也好，对于是传言也罢，我不希望那种并非眼见为实的传言继续传播，我很难接受那种把实际感情阶段的事情去夸大到、猜测成“肌体之亲”的流言。不论现实社会对异性之间的关系“宽容”到了什么程度，也不论社会中那些“开放男女”人数有多少，我还是相信，不负责任的流言，对于自重自尊的人、对于洁身自好——如赵清阁阿姨——者，永远都是一种伤害，严重的伤害。这种关于隐私的、不实事求是的“耸人听闻”的流言，对提倡诚实态度的社会文明的发展，会产生不洁净的影响。希望无辜者不继续受到伤害，希望社会不被流言污染，也是对善良无辜者的一种尊重。

关于赵清阁阿姨和某先生传言的所谓“高潮”发生的那段关键时间，其实并不长。研究者愿意的话，应该是可以从赵清阁阿姨那段时间的生活情况——她住在什么地方，是和别人合租住，还是自己单独租住，什么时间是合租住，什么时间是单独租住，她居住处有哪些作家邻居或朋友，那段时间有哪些朋友到过她的住处，他们交往情况是怎样的，……，——得到接近真相的结果。如果搞清楚了这些问题，一些事情便容易清楚。

赵清阁阿姨曾特别向我提过一件事。当时在重庆某次文化人聚会上，一位和赵阿姨他们关系一般的二流作家，喝了酒后，乘着酒劲有意大声地说：“鹤发红颜……。”多少有点“不怀好意”地对在场的赵阿姨和某先生进行调侃。赵阿姨听到后，愤怒地立即起身离去。那次，应该是所谓“流言效应”表现最严重的一次——公开场合，公开指向二人。但是，它毕竟不是主流。后来朋友告诉她，她离去后，许多人都指责那个假“酒疯”者，说他太不像话，太过分了。我认为，这件事情，反映了那个时候舆论对他们二人关系的一种看法，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时候他们关系密切事实的一种反映。因此，引起一些对真相不清楚人的猜疑，甚至出现某些不怀好意的“中伤”，可以理解。只是，这个“关系密切”的程度、真实的程度，究竟是怎样的？这显然不是靠“推断”可以简单就下结论的。其实，那时和赵清阁阿姨接近，和她往来密切的朋友们，对那段时期赵阿姨生活的真实情况是了解的，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大自然公正也无情，先后都已把他们带离了人世。如今，不再有真正的、直接的“知情者”在世。

那时在重庆，被战火隔断了与家人正常联系的孤身男性大有人在，其中已经有名而后来更有名的文化人也有几个。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他们建立和发展新的感情关系，不算奇怪。同样，随着抗战胜利的又一种历史背景下，战争状态下的新感情也有不同结果：有理性使之，道声珍重割断了新情，保全维护了原来的家庭；也有重组新家，舍弃旧人的。印象中，对这些人感情上的这种表现，和赵清阁阿姨遭遇到的“引人瞩目”，大不一样：对于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过什么称得上真正“流言”的传播。这有点令人“不解”，原因大概也不单纯。它让我想到了《红楼梦》中那个“心比天高”的晴雯姑娘，想到了那个美丽、倔强女子的不幸命运。

说赵清阁阿姨年少才就高，不算过分；说赵阿姨心气亦高，也不算错——这从她“以文会友”的取舍态度中也表现出来。赵阿姨从踏入文学界开始，就不断地得到前辈们的欣赏、乃至提携。老一辈的苏雪林、谢冰莹，以及谢冰心、方令儒，还有陆晶清，甚至许广平等诸多女作家，都对赵清阁阿姨持关心和爱护态度。当然，对赵阿姨持这种态度的异性前辈作家就更多了——我父亲就是突出的一个，其中更是不乏文学名家。赵清阁阿姨因抗战文艺工作而和某先生认识，因和某先生成功合作剧本创作而倍受关注，这也使关于二人关系的传言更甚。有理由相信，赵阿姨是双方中那个绝对的被动者。当时二人感情的实际情况，实在不是外人要去“关心”和能够“关心”的。赵阿姨曾对我说过，在她得知某先生家属欲来重庆全家团聚，但存在路费困难问题，她就独自去找当时负责“救济总署”工作的端木恺律师——赵阿姨在“图书编译委员会”工作时，就和端木先生认识。——希望他能以援助著名作家名义给予某先生家属来川路费适当帮助。后来，某先生确实得到了“救济总署”对他家属赴川路费的资助。这件事也表明，那个时候赵阿姨希望某先生全家团圆的良好心愿。此后不久，赵阿姨就到成都的《中西书局》任编辑工作，离开了重庆。

“文化大革命”后，一时，回忆故人的文章蜂拥而起，赵阿姨自己也对故去的多位朋友写了充满真挚感情的怀念文章。一九八三年，赵阿姨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上发表了“怀念洪深同志”一文，这并不是她在该杂志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当时，上海的、外埠的不少刊物——也包括《新文学史料》——都曾向赵清阁阿姨约稿，希望她能继续写一些她交往过的文化界朋友的文章。这中间，自然也有希望赵阿姨写回忆某先生文章的意思。我记得，一九九Ｏ年三月一天，赵阿姨很严肃地对我谈了她对这些（写某先生）约稿回复的态度。赵阿姨说，她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可能写这个人！她说，因为“我要写，则必有贬词，但我不忍。对这样一位多年朋友，如今他去后，我不忍这样写，故只能不写。”她还说，也因为“没有必要写。”。赵清阁阿姨手中确实保存有某先生的部分来信，但这些来信时间，全部是1949年12月以后的，而且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劫难后，存留下来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来信，它们一共只剩有几十封。赵阿姨之所以一直保存了这些来信，不是怀旧，只是为了自我保护：希望实在不得已时，她手中的一些二人感情情况真实叙述的来信，多少可以说明他们感情交往中的实际情况。可以肯定的说，对于其中涉及二人感情内容的来信，赵清阁阿姨从来就没有过要把它们拿出来公开发表的想法。至于有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之前某先生的一封来信之事，更是事属子虚：因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之前的来信，赵阿姨一封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为了复印和抄录这些信件，以作副本，赵阿姨很信任地、先后两次把所有的信交给了我。我也因此才能够读到所有来信，并熟知了这些来信的全部内容。这些来信的内容，并不全是“风花雪夜”。最初两、三年时间中的来信，确实揭示了那个时候书信人真实的感情状态：悲伤、眷恋、不舍、无奈……，和不有作为的空洞自责。逐渐的，来信中个人感情色彩一点点褪去，直到几乎完全消失。来信除了时不时地对老友身体健康关心外，就是两位作家、两位老朋友的交流：——完全常的交流——文学创作的交流，共同朋友情况的交流。例如，一九五五年九月一封来信中，一开始就讲起我父亲“洪老早患癌症，大家不敢告诉他。”信中也提到我母亲，说“我送到墓地，洪师母哭得死去活来，我也落泪不止。”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某先生来信次数明显减少，间隔时间也比较长，信的内容也出现了社会中流行的“套话”。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阴风即起之前他最后的那封来信，甚至还要求赵阿姨：“经常学读毛著，作作笔记。”变化是惊人的。现实巨大的制约力和影响力绝对不能低估。一九九六年赵清阁阿姨在编辑她此生最后一本书《书信集》时，把上述来信中的四封来信，也收编进了该书。那四封信多少也反映出这两位作家通信的一些情况。

顺带提一下，赵阿姨这本《书信集》的出版很不顺利。编辑此书的当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表示承诺此书出版，并收了稿件。但一九九七年三月，这家出版社告知赵阿姨：“因涉（写信人）权，可能引起矛盾，如家属经济权、信中有关问题争议等等，决定不出版了。”从最初当面的承诺，到如今的“反悔”，赵阿姨觉得自己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可是，现实却立刻又一次“教训”了她。一九九七年八月，赵阿姨高兴地告诉我：“我的《书信集》，现在上海《文汇出版社》出。”没想到的是，这家出版社拿到此书稿件后，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又以上次那家出版社同样的理由告知赵阿姨“决定不出版了。”但稿件却并没有和退稿信一起还给作者赵阿姨。两家出版社这种表现，让赵阿姨很不明白，也很不愉快。二ＯＯ六年十月，这本《书信集》以《沧海往事》的名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校对署名史承均）。只是，此书署名编辑的“赵清阁”阿姨，已经看不到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下旬赵阿姨住院，我去看望她，那是我和她生前最后一面。当时赵阿姨身体情况相当不好，呼吸非常吃力，讲话极为困难。她见到我，就挣扎着、尽最大力量要对我讲些什么。她很郑重地告诉我说：前几天，她把那些信和所有的副本，放在脸盆里烧了。而且，她对我重复了两遍说：信，是她亲自烧掉的，她亲眼看着它们被烧成了灰。说完后，她长呼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这也是赵阿姨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有的事，很难解释，像赵阿姨把某先生来信烧毁的举动，就是这样。赵阿姨是在毫无任何特殊情况征兆下，“突然”地决定烧掉这些信，而且立即就自己亲手烧掉了它们。这真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只手在点拨似的，让她后来能安心离去：赵阿姨不愿意留下有损朋友——即使是严重伤害了她的朋友——形象的“实证”。因为，赵阿姨这一次住进医院，完全是个偶然。当时，赵清阁阿姨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她只是到医院进行每月例行检查，医生以“医院条件好，便于身体健康观察。”为由，强制留她住院：当时甚至连赵阿姨提出先回家拿些东西后立即就来住院的要求，都得不到允许。虽然，以赵阿姨患有多种慢性病的身体情况来说，住院调养也未尝不好。可是，赵阿姨住进医院时身体情况属正常，但进去两三天后，就患上呼吸道重疾，并很快因并发症而不治而去。我怀疑这与医院病房的中央空调得不到有效消毒问题有关系，以至含病菌的空气通过空调管道流至各病房，赵阿姨体质弱、免疫力差，她很容易被感染是不奇怪的。

赵清阁阿姨一生没有结婚，她始终单身一人生活。不能说这全是“流言”所传因为某先生的缘故。其实，赵阿姨离开重庆到成都之后，曾在那里发展过一段不错的感情，对方年龄相当、学养不差，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但喜爱文学。关于赵阿姨的这段感情，那时圈内和她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们，也是知道的。后来，因为一些不大的、但赵阿姨却认为是不能忽略的原因，她主动断掉了这段感情。但她对于对方，还是有着尊重的。真正影响了赵清阁阿姨对异性感情态度的，大概是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这段时间里。那是因为赵阿姨对“许诺”的相信和事实的相反，让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此后，她大概也很难再对异性产生感情信任。在我看，如果抛开“谁对和谁错”不谈，生活中的人，的确有懦弱和勇敢之区分，有自私利己和奉献利人之不同。尽管有时也可能是因为有着无奈的苦衷。

我曾经不算礼貌地问过赵清阁阿姨一些她个人的问题，她对此有过清楚的表示。一九八九年十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赵清阁主编的现代女作家散文小说集《皇家饭店》。这本书是赵清阁1947年应上海《晨光出版社公司》之约而编，并于同年十月出版，主编者赵清阁也创作了一篇小说《落叶》，收入该书。我读了赵阿姨手中的原书，又得赵阿姨新版赠书再读，对小说《落叶》已不陌生。赵阿姨告诉我：“《落叶》是小说，所以有虚构。但它是在真实事情基础上而成的。”的确，当时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引起过读者“猜测”。因此，赵阿姨的这个说法，使事情清晰起来，就连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条街道和那座教堂，我也觉得熟悉：如果我是骑车到赵阿姨家，每次都会路过那里。赵阿姨还告诉我：“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是真实存在过的。小说的情节，是实际发生过的。”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时赵阿姨讲这些话时用的那种轻微的、难以描述的语调：是勾起万般回忆？还是又感到了实际的痛苦？或是对未兑现承诺的负心者的憎恨？……好像都有点，又好像都不是。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赵阿姨那复杂的情绪内，“恨”的情感——憎恨？悔恨？——无疑是存在的。最后，赵阿姨特别让我注意小说中那句话：“中年男人是世故的自私的。”她说这句话的语调，含有轻视，甚至愤怒。小说中，那中年男子对这种指责是默认的。这或许可以说，小说中的这句话，也是赵清阁阿姨对男性在感情生活态度上的一种评价。

赵阿姨不止一次地对我谈了她对某先生的“看法”。她亦多次不无沉痛地向我表示了她的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这样一位只活了六十多岁，但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中国作家中都算是相当有份量的人。作为从中国文学史来说，应该维护他作家的一个完整性。”赵清阁阿姨这种从大局出发的襟怀，她这种不计因二人关系自己受到的委屈不公，不计因此自己遭受到的伤害痛苦，仍然能够实事求是地给予了正确文学评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

关于和某先生的这段友情和感情，赵阿姨对社会、对公众，始终不置一词，始终沉默，直到走完自己八十五年的生命历程。对方“毫发不伤”地得以全身而退，对方家庭得以完整无损生活幸福。而成全了他们的赵清阁阿姨，却在被“传言”所误解、被“流言”所伤害中生活了几十年，在这种欲说不能的痛苦处境中被折磨了几十年。赵清阁阿姨不带愧疚地、坚强地走完了充满磨难的一生，不容易，也了不起。

斯人已去。请给这位女作家在天际之上飘游的灵魂以安宁吧！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上海《解放日报》在报纸里面版面右上角，发了一则“著名女作家赵清阁入党”的消息。世事实在难以预料，这位一生都遵循着人道主义、人性良知为旨进行文学创作的赵阿姨，这位始终对政治“敬而远之”保持距离的赵阿姨，这位被红色政权当成“白专典型”批判的赵阿姨，在又一拨的“吸收知识分子新血液”态势之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影响而言，文学界中的中青年，对赵清阁恐怕是不知的，即使在世的年纪更大些的文化圈内人，知道、了解赵清阁的大概也不多。真正所期望的影响，也许还是赵清阁的那些旧交——海峡那边的苏雪林，大洋彼岸的谢冰莹，……——其实也不多了。

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先进分子”之后，赵清阁阿姨并没有出现什么实质上的变化。她照样没有到单位坐班，还是坐在家里写东西；她照样基本不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活动；她也从来没有因此就为“歌舞升平”写过什么和做过什么。那么，这个政治身份对赵阿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此，她是这样对我说的：“过去（他们）一直不信任我，现在我成了他们中一员，也算是给自己‘正’了名。”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我却觉得赵阿姨这话中更含有一种苦涩的“自我揶揄”的味道。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不愿意让赵阿姨为难，就没有做更深的询问。但是，从赵阿姨一开始接触到这件事情后，她表现出的那种矛盾心理，她所面临的某种程度的“身不由己”的实际处境，她的不安，她的思虑，我是清清楚楚地看到的。我知道，赵阿姨自己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但做出这个决定，现实给她的压力影响也不小。

当然，赵清阁阿姨也很清楚自己这种“在组织”的身份，说话、写文都十分注意。未想到，她在给台湾苏雪林的一封回信中，还是被认为存在“问题”。苏雪林知道赵阿姨多病，靠自己工资和写点小文章稿费的经济收入很有限，但赵阿姨必要的生活开销却不小，因此来信关心地询问赵阿姨生活是否困难。赵阿姨回复说“还可以”。而赵阿姨信中的这个“还”字，竟引起一些人的相当不满：大陆社会欣欣向荣，大陆人民生活幸福有保障，赵清阁对自己的生活怎么能够只说是“还”这么勉强呢！这显然让赵阿姨感到很不快，同时心中也有些不安：她不想自己在晚年还有什么大麻烦。于是，她停止了和已经就不多的几个境外朋友的通信联系。朋友们理解她的处境，不想连累了她，也就不再和她联络。在一个全球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的时代，在一个经济向全球化发展、文化向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有些人如赵清阁阿姨者，却反向而行之，割断自己和外部的联系。这只是赵阿姨的不识大势吗！？

难道赵清阁阿姨晚年这个选择，也是“历史的误会”？！

一九四八年赵清阁阿姨进入上海《大同电影公司》，担任专职编剧。

抗战胜利后，战时成立的“抗敌演剧队”编制取消，广大抗战文化战士的生活失去了最低保障。有坚持不解散、继续戏剧工作的，但处境艰难。一九四七年春，演剧九队滞留无锡，父亲专程从上海赶到无锡为九队导演了话剧《丽人行》，就是表示他对九队的支持。父亲为了帮助这些抗战文化战士，为了他们今后生活能有一个起码保障，他去找当时上海参与投资经营电影业的柳中亮先生，希望他能够出资建立一家电影公司，招收抗敌演剧队队员进入公司工作。一九四八年年初，《大同电影公司》在上海创建，柳中亮先生是公司老板。那时在无锡的抗敌演剧九队的一些队员，也因此成为了《大同电影公司》的合同演员，他们从无锡进到了上海。出于对抗战救亡文化战友的人道关怀感情，父亲提出了建立电影公司解决他们就业困难的这个办法。因此，上海《大同电影公司》的创建成立，和《大同电影公司》能够同意和原抗敌演剧队成员签约的实际作为，可以看作是事实上对父亲提议的采纳和一种支持。实际上，在当时这也确实为一些抗敌演剧队员现实生存问题予以了基本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同电影公司》从创建到运行，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人道帮助作用，是一个不必回避的事实。

不久，父亲就为公司筹拍了由欧阳予倩先生编剧的电影《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导演署名是洪深和郑小秋），女主角姐妹花之一，是第一次演电影的九队演员朱琳女士——一九四九年十月后去到北京，现已是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父亲为了这部电影成功的保障，他亲自去找了当时有名的电影和话剧演员、被誉为“四大名旦”之一的舒绣文女士，请她出演电影中另一位姐妹花女主角。舒绣文女士欣然答应，对这部电影顺利拍摄和公演出了力。后来，父亲和赵清阁阿姨合作编剧的电影《几番风雨》，《大同电影公司》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前拍摄完成并公演。

柳中亮先生的公子柳和清先生，也在《大同电影公司》任职，和赵清阁阿姨是同事。一九五二年大陆开始实施“国有化”政策，民营性质的《大同电影公司》收为国有，他们两人也一同被收编到当时上海唯一国营的《联合电影厂》（即后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们仍然是同事。如今，柳和清先生夫妇二人是香港永久居民。今年初柳先生回沪，曾到我家看望了我年过九五高龄的母亲,谈话中，我们对离开人世已十个年头的赵清阁阿姨，都深为怀念。当初我也是因赵阿姨介绍和柳和清先生认识。这些旧事渊源，虽是些琐事，但也是历史的小片。因此在这里也特别记上一笔。


二ＯＯ九年二月写于上海


注:此文曾刊于《香港文学》二ＯＯ九年十月号(上)／十一月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