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三笑完整版:孙中山为何改变选择

孙中山为何改变选择

孙中山为何改变选择

□   马   勇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说到辛亥革命当然少不了孙中山。而要说孙中山，又不能不说中国革命的起源，说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晚清的中国革命，在孙中山的概念中，就是民族革命，就是推翻满洲人建立的王朝。而在孙中山那个时代，说句实在话，民族主义的思想已非常薄弱。经过两百多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经过西方殖民者的刺激，“新异族”早已取代“老异族”，中国读书人已没有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紧张，汉族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体制下活得有滋有味。尤其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近半个世纪中，满洲贵族集团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而经营权、管理权几乎都交给了汉族高官。清廷虽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上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是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满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尽力地工作。

汉族特别是汉族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反满意识强烈的孙中山，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而是要参与联合政权，希望在联合政府中谋得一个职务，哪怕这个职务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年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意见在孙中山自己看来是有价值的，但不要忘了，他虚拟中的读者是李鸿章，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的幕僚早在10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上强盛的根本原因，李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大变法纲领相比较，虽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就连严复不是也曾“拟上皇帝万言书”吗？

在李鸿章看来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在上书者孙中山看来却是非常不一样的大事。孙中山此时不论多么有名，他的名只限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中，还是典型的“名不见经传”。而李鸿章是什么人？那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最为信赖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国的“栋梁”。

李鸿章的重要地位，孙中山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孙中山还知道，李鸿章不同于一般的老官僚，李门下有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门生或幕僚。

孙中山对这次上书看得很重，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就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为此他放弃了药房和诊所，那可是他的吃饭买卖，而他本人已经拖家带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将所有希望都押在了李鸿章身上。

1894年6月下旬，孙中山信心满满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还有好朋友陆皓东。到了天津，他们手持沪港两地一些重量级政治文化名人写的介绍信，拜见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述说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罗丰禄、徐秋畦答应尽量帮忙。孙中山的上书很快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似乎也就孙中山在这封上书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和安排。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中国之要务，表示愿意出国考察农业，以便拯救农业、农村和农民。对于孙中山的这个要求，李鸿章欣然答应，责成罗丰禄代领农桑会筹款护照一本交给孙中山。至于接见面谈的事情，李鸿章推托实在太忙，也就不见了。

李鸿章不愿意见孙中山，或者说是罗丰禄、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没有安排接见，这在当年，真的算不上什么事。尽管孙中山有那么多社会贤达写的推荐信，可你毕竟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当然，李鸿章不见孙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军务繁忙。这一点是孙中山最大的不满和不理解。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此时真忙得不可开交。是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紧接着中日之间为是否派兵前往朝鲜镇压起义发生持续不断的争执。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判断，决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军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李鸿章的决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孙中山、陆皓东抵达天津的时候，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双方虽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爆发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见孙中山，似也在情理中。

孙中山当年并不这样看。因为他把这次北上看得太重了，他不仅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那么多朋友郑重介绍，结果只拿来一纸护照。这些事实不能不对孙中山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

中国圣贤一直告诫当权者要礼贤下士，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读书人要格外尊重，绝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读书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面，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但他们的内心却异常丰富异常脆弱，经不起任何轻视或白眼。否则，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无法预测。近代中国几个来自下层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经历，如果不是李鸿章阴差阳错错过了与孙中山见上一面，如果能够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么中国近代的历史必将改写；如果北大校长蒋梦麟能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给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增加几块大洋，说不定毛先生也就在那儿安心整理图书抄抄目录卡片；如果胡适之、张申府当年不是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无视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讲师梁漱溟那样以相对比较平等的身份寒暄几句，估计后来的历史都会重写。历史的走向都会因这些偶然性而改变。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机缘巧合使李鸿章没有接见并提携孙中山，李鸿章的这一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变得对整个体制彻底失望，由先前真诚地想进入体制谋取发展，转而决绝地要推翻这种体制。他不仅不再相信李鸿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也不再相信清廷统治者有能力有诚心带领中国继续前进，他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同时代人提出的改良维新方案不屑一顾，对严复所张扬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他也不再感兴趣——孙中山此后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动，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唤醒民众，推翻满清，重建汉族人的中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