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很黄很暴力的片子: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亡党祸根何时种下

  如何评价斯大林，是国际共运最大的认识分歧之一。这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做出如此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也犯了如此严重错误的领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残酷的斗争练就了他坚强的性格。他的名字，曾象征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稳固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他创立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来不断发展完善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纠正其问题和缺陷，而是将其凝固化、神圣化，视 为各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普遍经验”。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上世纪30年代，为巩固自身权力和维护其发展模式进行的“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面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照理应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俄共候选人，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 让电视台滚动播放“大清洗”的镜头和纪录片。选举结果表明，人们更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

  传统解释是：苏联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要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是客观原因；斯大林高估阶级斗争严重性，把党内认识分歧当做对抗性矛盾，是主观失误。因此我们一直称之为“肃反扩大化”。可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这一立论被动摇。

  第一，“大清洗”不是发生在革命初期阶级斗争尖锐、危及苏维埃政权生存时，而是在苏共执政20年、最后的“富农暴乱”都平息很久以后。被清洗者不是破坏分子或被推翻阶级的成员，而是各行业的党员干部和优秀分子。

  第二，清洗对象与党内斗争对象高度吻合，所有曾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人和党员干部，即使后来承认“错误”也无一幸免。

  第三，斯大林曾密电各地内务人民委员会，“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可以通过严刑逼供获取承认是“暗害分子”、“外国间谍”的供词。并要求快审快判，判处极刑后不准上诉、立即处决。

  显然，这不是“肃反扩大化”，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肉体消灭党内反对者和潜在对手。“大清洗”要解决的，不是阶级斗争中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党内斗争中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且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领导人大都被消灭。1.5万名红军指挥员在战前被枪决。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军团长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没有受过这样的损失。这直接导致苏芬战争失利，并刺激了希特勒的冒险野心。

  斯大林本人最后也成了这一斗争理论的受害者。在他把很多不是敌人的人打成敌人时，就在自己头脑中制造出更多敌人。1929年以后，斯大林深居简出， 再没下过基层。晚年生活圈子更小，“医生谋杀案”发生后，他疑心更重，甚至不看病，不吃药。独断专行的结果，是把自己和党、党内同志，甚至身边人都隔离开了。

  但如果像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就错了。类似现象已跨越苏联国界甚至斯大林能影响的范围，也没有因斯大林逝世而终结。

  1948年以后，东欧各国以清除“铁托分子”为名，处决和监禁了数以十万计的共产党党员干部，有的党减员达40%。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什么首先在东欧掀起轩然大波？因为有的东欧领导人除听命苏联指挥棒外，还借机铲除威胁其领导地位的人。对秘密报告反应最强烈的匈牙利的拉科西，就精心策划过多起大冤 案。后来东欧首先发生剧变，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

  和斯大林对着干的铁托，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是条受尊敬的硬汉，但对不支持他的人也毫不手软。据1987年出版的马尔科维奇的《荒岛真相》一书披露， 包括2名政治局委员、8名中央委员在内的二千六百多名不赞同与苏共闹翻的领导干部被开除出党，关押在亚得利亚海一个荒岛上。而一度被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 灯”的阿尔巴尼亚，也以“反修防修”为名连续开展“党内斗争”。

  有位“文革”期间去世的熟悉国际共运史的老一辈革命家， 曾对我谈到他心中郁结已久却始终没有答案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人才济济，并且是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无产阶级政党内，一个人可以剥夺那么多人革命的权利？为什么有时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整敌人还狠，而且一意往死里整？

  这两个问题曾长期萦绕在我心头，虽不能说今天已有成熟答案，但我们已有条件站在比前辈更高的视角，去思考这些历史悲剧的成因。

  首先因为共产党执政后，总体上沿用了革命时期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这在一定条件下很容易演变为对权力的滥用。其次，则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充分发达的国家发生，而是首先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专制传统浓厚的国家有关。历史的阴差阳错，使得执政的共产党，未能在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已达到的高度，重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反而更多地吸附了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包括用“阶级斗争”掩盖权力之争，肉体消灭反对派，表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已腐蚀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人。

  还有，共产党执政后，抱不纯目的的入党者也激增，为扫除升迁道路上的障碍，其利益便和“大清洗”绑在一起。当法制破坏殆尽，被害的不仅有反对派或被牵连的人，表示怀疑、不愿跟着跑的干部也会遭殃。一人遭殃又祸及亲族，受害者自然越来越多。

  因此，“大清洗”的发生，固然有领导者个人的责任，但本质上是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制度缺陷的产物。

  苏共的致命伤

  在苏共领导者中，最有民主风范的是列宁。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相结合，其他领袖还达不到这种水平，列宁经常成为少数派。

  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革命家沃罗夫斯基这样评价列宁：他“善于把许许多多人的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就像凹透镜的焦点那样”。而列宁病重期间最“焦虑不安”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权力失控。但列宁的早逝使这一党内民主进程中断。

  斯大林当政后，列宁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一些临时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措施，被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剥离出来，变成所谓“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而列宁关于发展党内民主和从战时状态转变的意见，却被有意忽视了。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赫鲁晓夫也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甚至侮辱。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扮演了斯大林的“掘墓人”与斯大林模式“守墓人”的双重角色。

  勃列日涅夫则是在不急不忙中，把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个调到中央，安插在重要岗位，形成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

  戈尔巴乔夫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他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挑了一通毛病，提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尤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戈尔巴乔夫当时反应失态，从没人敢这样当面公开批评他。次年1月叶利钦被降职为苏联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这样做的一个直接恶果，是大家亲眼看到他度量太小，以后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当他一意孤行的“改革”走入绝境，也无法通过党的集体智慧得到拯救。

  斯大林以后所有领导人都搞个人专断，并非偶然，而是苏共领导体制的固有弊病。

  随着苏共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时，“最大危险”已在孕育中了。当叶利钦蛮横地禁止共产党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层和广大党员竟万马齐喑，无人挺身而出救党于危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干部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败。

  “系千钧于一发”的恶果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在一个变化迅速、日新月异却又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一个大国大党的命运，竟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这是真正的“系千钧于一发”。

  苏联解体后，人们常谈到：苏联建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为什么苏共始终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其实90年前中共建党时，列宁已开始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谁都不清楚。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时，曾提出社会主义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用直接劳动取代商品交换等设想，俄共便想从余粮征集制直接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付给农民的工业品还不到粮价的1/4，1921年春发生了穿着军装的农民——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曾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支柱的水兵起来暴动，使列宁受到极大震动。正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雇工经营，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中小国有企业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相似。

  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1930年代的大饥荒。

  赫鲁晓夫执政11年，表面看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术，但主观随意性很大，包括贸然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党委，造成严重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对储量丰富又是主要出口国的苏联来说，如同“天上掉馅饼”，更助长了不思进取心态。反正“不差钱”，缺什么就去国际市场买。最多时国内消费的三分之一粮食要靠进口，农业就不会真正发展了。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也囿于传统意识形态，不愿“跟着西方跑”。在巨额石油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都被掩盖了，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了。

  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做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列宁墓的就是赫鲁晓夫。

  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称赫鲁晓夫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相隔还不到半年。

  密谋政治反过来又使领导者更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加剧了干部退化的恶性循环。戈尔巴乔夫能够成为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就与他任边疆区委书记时，经常盛情款待来此疗养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获得安德罗波夫赏识有关。因此，苏共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袖，本身就是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重症病人，但并非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还是有望治愈的。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很多干部群众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坚持按照自己的“新思维”，对苏共和苏联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大手术。而那些早已捞得盆满钵满、希望借机改换门庭、公开搞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关键时刻纷纷出手拔掉苏联这个重病者的输液、输血和输氧管，使后者死在手术台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邢广程总结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十大失误：“一、把脉失真。二、战略失本。三、理论失魂。四、改革失稳。五、高层失和。六、用人失准。七、对内失信。八、对外失慎。九、大局失控。十、应对失狠。”当一个大党大国的改革，已经沦为他国喝彩声中的“戈氏单人秀”时，出现这些情况都是不奇怪的。

  【《南方周末》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