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宝马山房价:回忆在朝鲜战场上的日日夜夜

一个老兵的金色记忆
——回忆在朝鲜战场上的日日夜夜

刘贵元


（—）寻求生存之路
    我为什么要参加解放军，这首先要从我的身世说起。
    我的祖籍是山西省河曲县刘家塔乡石城村。父亲生于1901年8月，在九岁时就跟上他的六舅到后套，以春出冬回的方式给人家放羊打伴子，连续十几年。结婚后，夫妻俩在安北县定居。我是1934年9月在苏独仑乡瓦窑滩出生。从我记事起就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生活。日本鬼子把我们同龄的五个孩子被紧紧装进一个油桶后倒扣在沙地上，想捂死我们以此取乐，母亲和邻居们跑上推倒油桶，从桶里揪出我们几个才得救。因为受不了日寇蹂躏，我们搬家到套内南黑泥池。九岁那年到乌梁素海西畔佳不色尔，父亲给地主王乐义受苦，半种了十几亩地。我大舅向财主给我们借了三斗糜子作种子和口粮，种完地后剩下的糜子不够吃，主要靠吃野菜度日，险些饿死。秋收期间，海水猛涨，海堤决口，庄稼全部淹没。人逃到高处，但被水困住出不去，只能就在乌加河堤上用水里捞出来的糜梱子搭了个茅庵住。乌佳河封冻那天，气候严寒，借火撑在茅庵里做饭，干穰见火一点即燃，母亲把出生四个多月的弟弟揣在她皮袄怀里跑出来，一把火烧的什么都没了。全家五口人，冒严寒，忍饥饿，从冰上走出来，回到南黑泥池，住在我们原建的小土房里。但烧无柴吃无米，全家出动拣柴，亲戚朋友给些土豆煮着吃。更糟心的是到腊月初，母亲患伤寒病，随后全家人传染此病。快过年了，来了俩个摧债的，父亲对他们说：“人都病倒了，甚也没有，吃的就是房顶上的冻山药。”讨账的见状说：“咱们回去就说那家人都死了”。过年时，我五舅给二升黄米吃了顿糕。正月初三，我五爷爷病故，邻居苏毛儿鱼给了一捆芦苇裹住埋了。初七，不满一岁的弟弟夭折了。

    1947年我13岁，举家搬到蓿亥滩开荒种地，当年收成还可以。冬天我上学了，但没有御寒衣，买来羊毛拧成线，织了件毛衣穿，但仍冻得不行，就跑步上学回家。由于种地数量少害债重，仍解决不了温饱。母亲领着刚从口里来的爷爷和不满六岁的妹妹走村串户乞讨，爷爷被狗咬伤。我当时正在念书，心里十分难过。四九年"9?19 "解放了，但社会结构丝毫未变，穷苦人的生活仍很困难。五0年春，我跟随同村的几个青年人到三顶帐房打工，不料被狗咬伤，主家给工钱加养伤共计一块银元一斗糜米回家。因伤口感染，两个多月才痊愈。面对这种艰难困苦的处境，我决心寻求新的生存之路。

（二）到部队去成长

    1950年秋，肩负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任务的五0部队来到家乡。从部队的言谈举止看感到是一支受人尊敬的队伍。五一年刚过，部队要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入伍。我认为这是脱离苦境的机会。我虽不是文化人，但也是在学校念过书的，所以我报名参军。部队批准了入伍，家里老人也都高兴。没过几天父母听说招的兵是去朝鲜打仗，还是和很厉害的美国人打，心想就这么一颗独苗，咋能放心让孩子当兵？母亲穿着前抱一片后背一片两只袖子破烂的皮袄，到部队要儿子回家。部队首长对我说“你回家做通老人的工作再来”。
    回家后，我感到摆脱困苦的梦想破灭了，心里很苦闷，情绪很不稳定，但又没有多少理由来说服老人同意我当兵。爷爷看到这种情形就对父亲母亲说：“你们把他叫回来，他饭不想吃，觉也睡不好，看来是扭不过要当兵的念头，扭下去要出问题，想走就让他走吧。闰和子（我亲叔伯哥）和日本人、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仗，也只是负过伤，不会出大问题的。”爷爷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父亲同意我当兵，母亲违心地把我送到部队。蓿亥乡报名12人，批准入伍九人，加新安、黑泥池两小学的学生，共计37人。人员集中起来后送到团部所在地五原。

    五0部队正式番号是22师65团，直属华北军区管辖。这是个老部队，由姚喆等同志领导。65团团长尚学文是一位身经百战、遍体鳞伤、面额左侧有一道深深刀砍疤痕的老红军。这个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大青山为根据地，转战晋、察、冀、绥、蒙一带。部队全员的年龄偏高，30岁以下的不多，超过45岁的不少。文化基础偏低，连队有一个文化教员，多半是教教唱歌，部队忙于打仗、做地方工作，没时间学文化。所以在它工作范围的五原、安北两地招了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还有十三、四岁的娃娃兵。经短期整训后，把十八、九岁的分到连队，多数人留在司、政、后三机关。我到卫生队学医，做护理工作，后来到机炮连当卫生员。

    部队完成剿匪任务后，开展了军训和政审两项工作。军训很辛苦，队列教育、卧倒起立、匍匐前进、瞄准射击、武器擦拭，紧急集合，夜间行军等等很紧张。有一次晚饭刚开始，我嘴慢还没吃完一碗饭，就吹起紧急集合号，把饭菜都倒了集合出发，行军一夜，东方出现鱼肚白黎明时开始回营，我饿的走不动了。因患伤寒病时留下的后遗症，饿过了头就出现低血糖，冒虚汗、头昏，腿软的走不动，是抓住骡子尾巴才带回来。

    政治审查很严格，对每个人的历史、家庭经济状况、主要社会关系等均要搞清楚。新兵中政治不合格的退回地方政府，老兵中问题严重的由军法处惩办。方法是本人交代组织上调查。8月中旬，部队接到东移命令，从五原起程，背上全副武装步行先到包头。我是背着行李、急救药品和器材，用四天半的时间到了包头东河区。新兵脚上打起了泡，晚上洗脚穿破放水，白天走路再起泡，泡摞泡，老兵风趣地说：脚成了“加能炮（脓包）”。我瘸着走路，夜间还的到各班巡视，看有没有需要治疗的病号，就这样坚持到达目的地。在包头休息三天后，继续东行到沙县水间沟门驻防，继续练兵，全副武装上山挖战壕修工事，这样进行了一个多月。

    国庆节后，召开全团军人大会，听取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模范蔡二仁同志参加国庆典礼的报告。他说：“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了军队代表。总司令特意走到我身边，抚摸着我说，你回到部队代我向同志们问好，并告诉大家准备迎接更艰巨的光荣任务。”会后，部队展开了大讨论，议论朱总司令说的“更艰巨的光荣任务是什么”。

    十月中旬二次召开全团军人大会，由自治区领导杨植霖同志宣布中央军委命令：“根据朝鲜战争的变化，22师赴朝，全体指战员将要充实到正在朝鲜作战的67、68两军”。部队立即进入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正在这时，家乡传来好消息，连领导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我家分得胜利果实，有大中小三头牛，十几只羊、土地及粮食等物。我高兴极了，大家也为我高兴。这个消息也成为政治动员的一部分。同志们表决心，有的还写了血书，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在出发前，连里将结余的伙食费按人分了。我们连人、畜伙食在一起，生活较好，我分到70多元，通过军邮（免费）寄回家60元和个人不用的物件。于10月下旬从沙县乘火车直达与朝鲜一江之隔的辽宁省宽甸县。

（三）在朝鲜的战斗经历

    1、行军。 在宽甸休息三天后，经浮桥跨过鸭绿江，开始了对美作战的第一步——行军。在第三天下午，到达新义州时，遭遇敌侦察机扫射。由于首次遇到的突然打击，没思想准备，又缺乏经验，人员骡马很乱，躲到路壕、桥下的最多。高炮部队立即向敌机开火，迫使其迅速逃窜。解除警报号吹响了，部队开始集中，我听不懂号令，仍在渠壕爬着。连长开玩笑说：“看刘贵元隐蔽的多好，大家集合了，他还在那爬着。”事后，有经验的人告知：防空袭躲到壕沟低洼处即可，不能到桥下，那是轰炸的重点。

    从这天起，我们实行昼宿夜行。行军也是很艰辛的，要过许多关口，首先是瞌睡关。大家白天睡觉不习惯，都倒不过阴阳面。我在白天还得搞治疗、卫生工作，更是睡不好，加之年龄小、体力差，负荷重，我背着行李、急救药品、医疗器材、口粮（压缩饼干、炒面）30多斤。因此，夜行既累又瞌睡，中途短暂休息，一坐下就睡着了。朝鲜北部在北纬40度以上，又受海洋气候影响，气温低、降水量大，积雪多，尤其下大雪时，人在静态下很容易被雪埋盖，减员常有发生，所以中途休息必须人与人挨住，便于互相照应。其次是路难走。山多、山高、路滑且摸黑走，一不小心就摔跤，甚至有掉沟的危险。在过摩天岭时，步兵走捷径小路只有90多里，一夜就过去了，而我们只能走盘山大路，天亮才到了山顶。因防空袭下不了山，只有在山顶树林里休息。敌机一整天在山沟里飞，还能看到飞行员。如用重机枪完全可以把它打掉，只因怕暴露目标不能动。

    第二过封锁线。重要路段、十字路口、桥梁、口岸、兵站、部队指挥机关等要地，都是敌机、炮火的封锁点。这些地方人多车多路面窄、断面长，少则二、三里，多则五、六里，敌机轮番轰炸，通过时必须快跑，这是减少伤亡的唯一途径。还有个吃饭问题，午夜后饿了就啃压缩饼干或把炒面撒在雪上，拌起捏成团吃，这种吃法既有炒香味又能补充水分。 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艰难行军，终于抵达会师目的地。

    2、两军合并。65团充实到68军，人员分在三个师。我们机炮连编入202师606团（团长仍是尚学文）1营机炮连。这是刚从前线完成阻击任务后下来的，一个四四编制的连队只有十几个人了。据张锡林连长说：前沿步兵连的阵地失守，我们被敌人包围，重机枪坏了，炮已无法射击，敌人越来越近。在危急时刻，四排炮手于跃田拆掉炮架，发挥迫击炮能曲射打死角的优点，怀抱炮筒装弹转圈射击，打退敌人，保住了阵地。增援部队赶到时，于因烧伤过重昏倒。于跃田荣立二等功。

    两个连队合并后，我们的连长调走，原来的连长张锡林、指导员白怀俊仍留用。原有的卫生员王裕华，是一个老同志，患哮喘，体质差。我年轻体力好，应当多跑跑，所以把卫生员的各项工作承担了起来。解放军是个统一的整体，各部队的奋斗目标、大方向一致。但各部队指挥员的性格、作风不同，作战优势各异；合编后的人员来自十九个省，说话口音、生活习惯不同；原部队刚从战场上下来，失去了很多与自己朝夕相处、生死之交的战友，脑海里总是摆不脱怀旧思念的影子，有些惶惑不安；补充的新兵都是不懂部队生活的老百姓，一切都的从头开始；我们连多为老兵，换了新的环境，接受了新的任务，斗志旺盛。所以部队必须进行休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三部分人员进入磨合期，联络感情，建立友谊，加强团结，形成合力。

    整顿工作进展顺利，三部分人很快融合为一体。接着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国内地方上是“五反”）。连队是以正面教育为主，但对浪费现象查的很严、很细。我和通讯员李元秋（四川人）因乱扔手榴弹玩，经常持步枪、冲锋枪打猎，浪费子弹严重，除作自我检讨、受批评外，还给我俩各记九十多元的浪费款，说是以后要从每月三元的经贴费中逐步扣除（实际未执行）。

    但这个期间部队的生活出了问题。尽管国家面临许多困难，对“最可爱的人”所需物资，竭尽全力给予支持。但由于敌人对交通线的封锁破坏，加上积雪路滑，生活物资及时运不到，主食品种单调，吃的主要是高粱米，有时还带浓浓的汽油味；没有肉，吃不上蔬菜，食油也少，只吃盐水煮黄豆，营养严重不良，不少人患牙床出血、舌烂、口腔溃疡。更严重的是出现了夜盲症，夜间大小便还得他人领着。这给卫生员加大了工作量。连队居住分散，我每天不断的爬坡窜沟，给一百八十多名指战员送药（维生素），同时用鲜猪肝拌辣椒，开水冲的吃喝，治疗夜盲症。经过近一个月的工作，营养缺乏症基本得到解决。

    1952年春，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空投老鼠和跳蚤，有时雪地上的跳蚤黑色色的一层。六月份，友军六连住地百姓发生人间鼠疫。因此，部队普遍注射各种疫苗，人人吃磺胺类药以增强抵抗力；进行地面喷药灭蚤消毒；同时开展人人放夹板、支石板的灭鼠运动，以班为单位，每天交鼠尾巴，看谁打的多。在这场战斗中，卫生员是指挥员、技术员、运输员和战斗员。我还抽空给病号烫虱子、洗衣服。

3、白屯地修路。路是保障供给的重要条件，不但要修被破坏的旧路，还要建新路。这是我们打仗、背粮、修路、盖房“四大”任务之一。五二年春季接到修路命令，我连在白屯地一带开山建新路。

    上级发的炸药很少，主要靠锤钻撬棍凿石。进度太慢。我们就到旧的路桥附近找敌机仍下的未爆炸弹，在军械上士穆英的指导下，冒着生命危险从炸弹的尾部向里延伸掏炸药。其中在被破坏的铁路大桥附近河槽里找到一个破坏力巨大的重磅炸弹，长两米多（我身高1?76米，骑在炸弹上，两脚还着不了地面），用钢钎、铁锤从尾部掏出两麻袋十一面袋黄色（TNT)炸药。有了炸药，筑路进度加快了。消息传开后，兄弟连队也学我们寻炸弹掏炸药修路，整体施工速度大大加快。

    在建路过程中，我是昼夜在工地，全程参与，实在睏的不行了，就到汽车驾驶室打个盹。在完成小病治疗、创伤包扎任务后，还积极参加掌钎子、抡捶打眼、装药放炮、在炸弹壳内掏炸药等工作。修路地区不属前线了，人员的主副食、牲畜的草料必须到兵站领取。供应物资的兵站一般建在离前线较远的地方，它是敌机不分昼夜轰炸的重点，所以“背粮”是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白天进不去，只有夜行，还得跑步进去，背上百斤粮（包括军骡马草料）跑出来，一跑就是一里多，累的人心口疼，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伤亡。背粮是个大的行动，由于有危险，所以卫生员必须随军行动。另外，我们房东阿玛尼，她的老伴被敌机炸死，儿子上前线了，女儿患开放性肺结核，在医生的指导下，我还得天天给其打针送药。筑路工程结束后，我荣立三等功。六月五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4、“544”高地的阵地战。美帝国主义在50年9月25日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大规模的北进，战火已烧到我国家门口。我军从50年10月25日到11月5日发动了第一次战役，消灭一万五千多敌人，将战线从鸭绿江推进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敌人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稳定了朝鲜战局。之后，陆续又开展了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歼敌八万多人。五个战役共歼敌22万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并开始接受停战谈判。

    52年的战争态势从总体看，敌我双方处于战略对峙阶段。除上甘岭战役那是场比钢铁（削平山头三米高度）、拼意志，白天敌占，晚间我军夺回，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的争夺战外，敌我双方各守阵地的防御战，偶尔组织些小规模的出击、炮战、放冷枪的消耗战。与我一同参军的612团2营6连的班长杨文维，在开展“冷枪”运动中，和战士王军潜伏到距敌人二百米左右处挖掩体，用步枪（七点六二、八粒快）封锁敌人的交通要道、取饮用水、洗衣处，早出晚归，忍受烈日暴晒，风雨吹打和蚊虫叮咬之痛，紧盯敌人出没的地方。敌人一露面就瞄准射击，在25天里共打死14个敌人，被命名为神枪手，荣立二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月初进入前线阵地。我连驻守“544”高地，面对“883?7”高地的敌人，环境非常艰险。住坑道、掩体较安全，但坑顶、两壁渗水，吊上雨布，地下流水，铺垫上树枝睡觉，阴冷潮湿，患皮肤病、关节炎的人很多。白天出去晒一阵太阳，但有两种危险：一是地面炮火不间断的袭击，有种黑色的小型侦察机─炮兵校正机，它独行，所以称其黑寡妇，飞行速度很慢，有时觉得吊在天上不动了，人们又叫它吊死鬼。整天在阵地上空嗡嗡转，一旦发现目标就冒股黑烟急转弯，引来地炮首发烟雾弹，紧看着杀伤弹象雨点般飞来。二是飞机袭扰，两架侦察机不断在阵地上空盘旋，发现目标，马上大批飞机前来轰炸。还有一种大型轰炸机，带很多炸弹一次投下，人们叫它“大把抓”，杀伤力、破坏力很大，它一般是夜间出动。我的战友李荣同室九人就是被它炸牺牲的。

    我们连防守的阵地在步兵连稍后，任务是用炮打击敌人的火力点，封锁交通线。在前沿阵地防守四个多月，其间部队的生活得到改善，主食是大米白面，能吃上豆腐、豆芽，喝豆浆吃油条，有肉罐头；还能开展打扑克、下象棋、敲锣打鼓等文艺活动。八月中旬的一个早晨，雾特别大，能见度不足30米，我各阵地都到洞口敲锣打鼓。与此同时敌阵地前，轻重武器一齐轰打沟底。后来友军抓到敌人俘虏问：那天为什么轻重武器一齐开火？俘虏说“怕你们趁雾天向我们进攻，做防御射击。”其实是敌人士气低落，怕我们的心理战，用枪炮声压我们的锣鼓声。如遇敌人炮击、飞机炸，人员进坑道、防空洞，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我每日至少到各班换药、送药转一次，一有战事必须去，凡有伤员的地方都是危险的地方，救护伤病员是卫生员的神圣职责。

    5、学文化。从前线换防下来，部队进行休整。上级部署：全军开展学文化，在春节前使所有文盲认识两千个常用字。我酷爱学习，对全军开展学文化的决定十分拥护。但在三个月内让所有文盲认识两千个字的要求持怀疑态度。连里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团员动员会，后召开誓师大会，号召大家打好文化翻身仗。把有文化基础的都确定为辅导员，组织了以文化教员为统领的小教员队伍，我也在其中。最后专门召开了45岁以上（保健费领取者）老同志和辅导员座谈会，连首长指出：旧社会没钱读书，参加革命后没时间读书，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让大家读书，确实不容易。要求同志们拿出打日本、灭老将、战美帝的革命精神来学文化。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完成扫盲任务。

    扫盲运动以汉语拼音为武器的速成认字法。这就是从玻、坡、摸、佛开始。大家学习热情高涨，除课堂学习，把字母写在卡片上，装在衣兜里，走着坐着饭前饭后都背诵。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大部分人掌握了字母名称、声母、韵母，认识了阴、阳、上、去四种声调符号，转入认字的进程，每人发一本注音的书和练习本、铅笔。在学习中遇到发音不准的难题：南方人没有“喝”的音，“老虎”念“老腐”；山西人是“en、eng”不分等等，给扫盲工作带来困难。从总体看，进展较顺利。炊事班两位50多岁的老班长率先脱盲，为大家树立了榜样，增强了信心。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学习，文盲半文盲大多数脱了盲。只有三十多人没有达到扫盲标准。把他们集中起来叫“俘虏营”，（即每认识一个字，就等于消灭一个敌人，抓一个俘虏）。每个辅导员带一个，结成对子，吃、住、学习在一起，宣布完不成扫盲任务不能过春节。我们除吃饭、睡觉、上便所，一天学习十多个小时，闹得非常紧张。我带着一个湖南的年轻人，在说梦话中还高声读“喝乌腐老腐的腐”。春节前完成了扫盲任务，大家心情非常轻松愉快，尤其是脱盲的同志特别高兴，在春节期间，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给家人和亲戚朋友写信。在扫盲运动的总结大会上，连首长宣读了团委对我的通报嘉奖令。

    6、到元山打坑道。1953年春节期间，老兵猜测：“打仗中抽时间学文化，是给国内部队和人民树榜样的，我们可能回国”。“回国”是美好的梦想，人们议论得越来越厉害，沸沸扬扬，热论进入高潮时刻。连长传达上级指示：美帝国主义很可能走侵朝时的老路。毛主席指示：部队准备回国的不回了，正在回国途中的停下来返回朝鲜，准备出国支援的立即出国。

    听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们回国的梦不能圆了。上级命令我们限期赶到朝鲜东海岸元山，任务是打山洞，建工事，挖交通沟。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元山进发。过去行军我跟着连长在部队的前面走，因王裕华退役了，我现在在后尾搞掉队收容。在行军途中经铁岭（大山）时，遭遇特大暴风雪袭击，加上原有的雪，厚度足有一米，人们走路十分困难。因过度劳累和受冻，步兵连队出现了减员，我们机炮连有骡马闯路还比较好些。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立即按计划投入工作。工地就在海边，能看到敌人的军舰，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经常来袭击我们。我们连主业是打山洞，分部在几个山头，每个山头又设几个点，很分散，每个洞又分班轮流做作业。打眼放炮，搬运石头，创伤经常发生，小伤自救互救，重伤由我来处置。我基本是昼夜守候，到各工地看看，有时也参与打锤、装药、放炮、搬石头、装车推车运石。

    3月7日晚，指导员白怀俊从团部开会回来传达3月5日苏联国家领袖斯大林逝世，上级要求七日内不搞娱乐活动。其实也乐不起来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的震撼，乌云压顶那样沉闷。在当时，人们认为苏联是和平民主阵营的后盾，斯大林是统帅，失去他，担心朝鲜战争如何打下去？空气顿时沉下来。影响了士气这是个严重问题，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所以部队召开大会小会分析形势，教育大家认清形势，减除大家一些顾虑，并要求党团员带头，化悲痛为力量，鼓足干劲，努力完成目前的各项任务。经过做思想工作，忧愁情绪很快消失，各排、班、组之间开展了保质量、抢进度的竞赛活动，加上发的炸药充足，工程进度很快，到五月中旬就完成了任务。这次我又立了三等功。之后，部队进行短暂休整，准备迎接更大的光荣任务。

    7、最后一仗。抗美援朝战争到53年夏，已进行了二年多了，板门店的谈判时断时续，战争已进入关键时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之战，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他们国内人民的反对，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军事力量受到重创，士气低落；我们是正义之战，得到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持，士气高昂，军队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取得了经验。形势发展对我有利，和敌人决战的时机已成熟，上级决定在盛夏发动进攻战。

    我们团向科胡里地区进发。科胡里战斗是夏季总攻战役的前奏，是金城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好这一仗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行军途中，遭敌机袭击，我和几个同志被炸弹炸起的坑土埋了，由于挖掘及时，几个人只负点轻伤。

    6月9日夜，我们向科胡里南山敌阵地发动进攻。夜战是我军强项。晚十点钟开始万炮齐发，其中有杀伤力很强的苏制卡秋莎，炮轰近一个小时，敌地面坚固的工事基本摧毁，步兵发起冲锋。经一夜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凌晨三点左右，机炮连进入新占领的阵地，迅速构筑工事，准备迎战敌军的反扑。连指挥所设在原敌人的一个指挥所，把敌尸体扔掉后，我们就住在那里。敌军的优势是空军打击力强，通讯联络及时，步炮协同好。我军是能攻善守。10日早5点多钟，敌军先是飞机轰炸，随后是地炮打击，接着是步兵进攻，当日敌军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击退。之后几天的多次反扑均被我军打退。

    16日是敌人最猖狂的一天。敌机和地面远程炮轮番轰炸,持续时间很长，尤其集中对准团指挥部（距我连部不足300米）。我向连长张金贵提出到团部参加急救工作，连长同意了我的请求。当我走到团指挥部坑道口（原系敌人的坑道）时，遇敌机扔重磅炸弹把坑道炸塌，团长、政委牺牲了，团参谋长马如华（原是我营营长，大功功臣）负重伤。我被洞里飞出来的弹皮击伤了下颚和颈部，切入了两块弹皮，炸弹瓦斯的冲击波和坑道塌陷的气浪将我推到山沟下面，髋关节脱位，遍体挫伤，不能动了，因失血过多，处于休克状态。连军械上士穆英把我背回连指挥所，随即送我到67军战地医院三所进行抢救、手术（与我一同参军的赵丽珍等参加抢救工作）。取出弹皮、髋关节复位，创伤包扎，输液治疗。脱离危险后要送我回国治疗，我坚持回原部队，表示伤愈后继续工作。前线医院三所用汽车将我送往68军医院，到了医院看到我伤势很重，连车也没下，随即送到回国的火车上。后来得知，我们团坚守阵地到6月19日，友军又发起新的进攻向敌人的后方推进，我们团才撤下阵地来。

    8、养伤。在乘火车回国途中，为避空袭，只能夜行。由于铁路常遭敌机破坏，路况不好，行使速度慢，于7月1日回到祖国。

    我先被送入吉林省通化市后方医院治疗，皮外伤愈合后，转辽宁省瓦房店31陆军医院治疗。这是个综合性的大医院，伤病员大多数来自朝鲜战场，人们都非常关心朝鲜前线战况。听说我军英勇杀敌，大步向南推进，敌人连遭失败，迫使其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我志愿军历经两年零九个月，与十五个国家队军队进行了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共歼敌109万，其中美军39万人，终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家欣喜若狂，深受鼓舞。从新闻纪录片中看到，朝鲜国家元首金日成亲自为我的战友赵丽珍颁发佩戴二级国际勋章，并受到彭德怀司令员亲切接见，倍感自豪。

    我的伤是坐骨神经受搓，疼痛难忍，只能用小说《牛虻》书中的列瓦雷斯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保尔柯察金等人的英雄行为来控制疼痛，避免喊出声来，但眼睛充血快要瞎了。医生不让看书，我就偷着看。和我相同伤情的还有三个人，院方决定从大连请专家做刨腹切断交感神经手术。医生王琰事先悄悄告诉我做手术的消息，并说：“你年轻，手术会造成残废，只要能坚持下去，还有康复的希望。”所以唯有我坚持不做手术。那三位手术后不痛了，不久也能行走了，但残腿是用躯体摆动摔腿行走的。我又转入松花江呼兰第11后方医院三所治疗。几个月后，我的伤腿虽有痛感，但能伸曲且能拄着拐杖行走了。出院到沈阳健康二团，在沈阳军区医院治疗，之后又随华北军区训练三团到天津市医院治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疗，仍未痊愈，伤腿、脚充血发紫且疼痛，这在战伤医疗史上少有。

    我在54年10月退伍，退伍时部队给带了医疗费。因创伤性的髋关节炎，造成股骨头坏死，啃噬骨盆损伤严重，经受了50多年的痛苦于二00四年在北京301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术。根据二00四年国务院、中央军委（416）号令，补发了六级战残军人证书。

（四）收获

    我在部队只有短暂的四年，其中在朝鲜艰难的环境中战斗了21个月，在医院痛苦地度过了16个月，身体致残，给工作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但对我选择的道路一点也不后悔。我觉得：在我人生旅途中，最难忘、最壮丽、最精彩的是军人生涯这一段。像我这个读书读了只有一年又三冬三春，初通文字的人，在家庭极端贫困，无发生存，到部队是找出路的。“为人民服务”是受党和部队的教育，在斗争实践中才逐步领悟到的。由一个单纯谋生的人到能够成为较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战士，这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我最大的收获。

    “部队是个大学校”。我的第二个收获是培养练就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作风和勇于奋斗的精神。参加地方工作后，在不同行业和单位，尤其下乡工作十四年，在总排干的改造工程和新开总排的出口工程.，忍受着伤残腿的剧烈疼痛，泥里出水里进，带领干部群众率先完成任务，受到上级的表彰。就在退休后也基本没有停止工作，做了些有益党和人民的事。几十年来曾多次受到单位系统、旗、盟党组织授予的模范党员、优秀党员、各种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我的信条是：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不会停止工作。能够不停地为人民做事情，这是我最大的乐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话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