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吴国光谈中国政治:语文教师与文学经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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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教师与文学经典 [ 2007-1-28 7:41:00 | By: 暖春 ]  

新课程标准颁布以后,语文教学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任何改革都会带来阵痛,在实施新课标“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我们的语文教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闲惑:在引导学生阅读文学经典名著的同时,作为教师,如何提高自身的阅读修养,以适应新课标课外阅读的要求,当好学生课外文学经典阅读的“守门人”和“推动者”呢?笔者结合阅读实践谈点粗浅体会,权作引玉之砖。

语文教师首先要加强阅读意识

陶冶了一代代人精神的文学经典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对中学生来说,阅读经典名著,接受文化传承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当前中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兴趣并不那么浓厚。这与语文教师引导有关。要改变这种状况,作为语文教师,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是首先加强自身的阅读意识,成为一个勤读文学名著的人。

但是,愿意去啃文学名著的教师已经越来越少了,名著逐渐被淡忘从而疏远教师的生活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系列调查报告来看,教师的文学名著阅读确实存在隐忧。原因有:教学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大,时间紧;繁多的进修和培训让人不知所措。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应试评价体系造成的急功近利思想。他们被应试教育机器磨平了棱角,很少有自己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多少教师知道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是谁以及其作品怎样?有多少教师大学毕业后就和中学语文教科书外的书籍永远说了再见?有多少教师甚至连本专业的杂志、著作都不看,眼中只有练习与考试?专业书尚且如此,遑论名著了。

长期以来人们只意识到教师这个职业“教”的社会职责,却忽略了他们“学”的重要件。似乎让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师指导、监督学生阅读的合理性,却从来没有质疑过教师自身的阅读状况。阅读,是对教师伪基本要求。“养其根以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非阅读不能使教师充盈自己的思想。假如教师自己不博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没有丰富的阅读实践,自身的阅读素养不提高,却要求学牛不折不扣地阅读新课标推荐的名著,那么我们可曾想 过,当学生因阅读而大踏步前进时,让一个除了教材、教参什么也不看的教师去指导学生阅读,这跟让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去培养雄辩的演说家有什么两样呢?不阅读的教师的语文课堂怎能有思接千载的机智,神采飞扬的潇洒?自我解读文本的能力怎能提升?如何能闪现文学光彩?又如何能丰富自己的心灵,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

新课标特别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强调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语文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关键就在于语文教师自身的学养、自身的文化积淀。于漪老师说得多好:“语文教育质量说到底是语文教师的质量”, “要提高语文教师修养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读书,语文教师应该把阅读和写作视为自己生命的体现形式”。也正如赫尔岑所说:“不去读书的人,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教养,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力。”

要改善中学生课外阅读的症结,王富仁教授认为:“前提是提高教师自由阅读的积极性。如果教师的兴趣、精力只集中在升学率上,那无论怎样努力去引导,都无益于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所以关键不在于教师怎样做,首要的是端正观念。”“在我看来,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文学读者,是一个懂得欣赏文学的人,一个能够不断提升自己文化视野和精神素质,从而不断影响学生的学习者。”一言以蔽之:作为学生课外文学名著阅读“守门人”和“推动者”的教师,关键是要端正认识.提高自己的阅读修养。

语文教师一定要有版本意识

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素养、理解世界文明进程最好的老师。但是目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出版市场,有些不可靠的版本、低劣的翻译、不入流的选本,在潜移默化中误导广大师生,使他们无法体味到经典名著隽永的魅力所在。于是,这就对师生们在购买和阅读经典名著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选版本。

然而,对于名著版本的选择实在是一件需要瞪大眼睛甄别的事情。让人痛惜的是,许多师生都没有版本意识,尤其学生,老师让读名著,就随便抓一本看看,也不管版本适不适合自己阅读。实际上,一些中国古典和现代作家的经典名著存在版本问题,外国文学名著的译本存在的问题不少。因此,这给多数师生的选择带来了困惑。面对浩大的文学盛宴,笔者通过四年的阅读教学实践和向专家学者、翻译家讨教,选择推荐以下经典名著版本、注本、译本,仅供参考。

1.中国文学经典名著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北京第2版。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目前在书市上《红楼梦》的版本已多达上百种,分为脂本和程高本两个系列,脂本和程高本的差距很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以最早或最为通行的刻本为底本,校点、注释基本汇集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价格合理。应首选由冯其庸等3人作校、注的修订新版本。

茅盾《子夜》,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版。在《子夜》诸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是初版本和修订本(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在初版本基础上改动600余处。修改主要在性内容和革命(者)及农民、工人的叙述方面。修订本的出现是作者对新的禁忌的一种回避。一些人贬低《子夜》,所依据的却往往是其修订本。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家》版本演变之复杂,修改次数之多,可为新文学作品之最。1986年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全集》第一卷中的《家》为定本。定本在初版本基础上共修改14000多处。《家》的版本变迁有艺术质量的提升,但读者也不难看出作者所受的外界压力。

老舍《骆驼样子》,1939年3月上海人间书屋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骆驼样子》的修订本。修订本较之初版本有90余处修改,对性的内容、阮明的故事、样子的堕落等几乎删尽。《骆驼样子》修订本的修改几乎不是艺术上的改进,是作者应对新的历史语境与自我检讨的结果。

曹禺《雷雨》,194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雷雨》有初版本和不断的修订本。30年代的《雷雨》有结尾,解放后曾删去,剧中人物鲁大海由煤矿工人变为革命者,与生父资本家周朴园进行誓不两立的阶级斗争。应选择初版本。

钱钟书《围城》,1985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4次印刷(定本)。定本在初版本的基础上修改1470多处。有对与“性”相关的叙述、比喻、用典的修改,更多的是字、词方面的修改。《围城》修改不像其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那样受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版本的变迁真正体现了一部名著的成长。80年代以后,国内外的《围城》批评几乎是一片赞美声,这与它不断修改不无关系。

清末张之洞主张“读书宜求善本”,叶圣陶在与朱自清合著的《略读指导举隅》的“前言”中,强调阅读指导的第一步就是“版本指导”。中国文学名著经典版次多,令人难以择“善”而从。一般的做法应认定其初版本。鲁迅先生本人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往往采用作者的初刊本。他说:“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

2.外国文学经典名著

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阅读原文,二是阅读译作。对于绝大多数语文教师和学生来说,阅读外国文学名著只能依赖译本。于是译音的水平、译作的优劣,会相当程度的决定师生们对文本的把握、解读和判断。怎样选择优秀的翻译作品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文学翻译现状堪忧,图书市场浮华无序,像《巴黎圣母院》、 《红与黑》、 《基督山伯爵》、 《呼啸山庄》、《简·爱》、 《复活》等等,版本之多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当然,严肃、认真、高品味、高质量的文学复译,是文学翻译事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许钧先生所说:“文学复译是一种文化积累,前译与后译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是一种继承与拓展的关系。”但是,广大师生面对同一名著好几个版本的局面,不免茫然。以下推荐好的译本:

《安徒生童话》,叶君健译,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纪念安徒生诞生200周年纪念版”)。译本被誉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译本之一,并荣获丹麦女王颁发的“丹麦国旗勋章”。这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惟一获此殊荣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10月第5版。目前在我国已出版有二十多种译本,但人们常说的“影响了我国几代人”的主要是指梅益本,此译本经过了一个“千锤百炼”的校订加工过程,最后一次校订是1995年进行的。

塞万提斯《堂·吉河德》,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第2版,或董燕生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堂·吉河德》译本多达17个(1997年统计),杨绎先生译的《堂·吉河德》曾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我国西班牙语教科书编写者之一、西语界公认的西班牙语专家董燕生教授的译本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尹承东认为:“董教授的译本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上下左右全面衡量起来,我认为至今是最好的中文译本,至少是最忠实的译本。”

雨果《巴黎圣母院》,施康强,张新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巴黎圣母院》早在1923年就翻译成了中文,此后,陈敬容、管震湖、陈宗宝、潘丽珍、施康强、李玉民、罗园林、罗仁携等都作过全译。施康强,中央编译局译审。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在重译《巴黎圣母院》。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张冠尧生前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兼加拿大研究小心主任,荣任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长,北大“才子”,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中法文皆极佳。

巴尔扎克《高老头》,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安徽人民出版社。傅雷是翻译法国文学的泰斗,他以卷帙浩繁、技艺精湛的译品而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一两位的翻译巨匠。译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除了他,还有谁能同时兼备对音乐和文学等领域集大成的造诣?其全部译作,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傅雷译本版权早已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令人遗憾。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草婴或周扬、谢素台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8月版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草婴本准确、严谨。译者曾获得苏联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周扬、谢素台译本是从英语转译过来,但文采斐然,又经著名俄文翻译家蒋路全面校订。周扬曾写信给予热情赞扬。《复活》,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l版。后来的译本无出其右者。

海明威《老人与海》,赵少伟或吴劳译本,漓江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拥有海明威《老人与海》独家版权;赵少伟译本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苍老、怜悯、精确、耐心和坚硬的哀伤,仍不失海明威一贯的精练、冷硬和遒劲。

普希金《普希金诗选》《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诗选》,卢永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叶甫盖尼·奥涅金》,智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新版。译本把原作的格律特点“奥涅金诗节”表现出来了。俄罗斯国政府文化部曾向译者颁发了普希金纪念章和感谢状。

《泰戈尔诗选》,冰心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译音用优美流畅的译文体现出原汁原味的名著风格。

莎土比亚《哈姆莱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第2版。较之所有别的译本.朱译莎剧的词汇量是最大的,这与莎剧中独一无二的大词汇量十分吻合。朱生豪用优美典雅的汉语形式来表达莎士比亚戏剧的灵魂,以自然的声音贯穿于诗歌创作和译莎实践中,保持了诗魂和神韵,达到了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最高境界,译文之精妙至今无与匹敌。

司汤达《红与黑》,罗新璋或郭宏安译本。《红与黑》是复译最多的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郝运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闻家驷译本、张冠尧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许渊冲译本、译林出版社1993年郭宏安译本和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罗新璋新译本。围绕《红与黑》的翻译,学界和译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一时使它的翻译景观十分热闹。

荷马诗史《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计1994年版。1999年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但丁《神曲》,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神曲》涉及十分广泛的知识,许多典故、术语很生疏,阅读时必须借助于注解译本首次从意大利语直接译成汉语,译文优良,注释译密,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三届鲁迅文学翻译奖。

歌德《浮土德》,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浮士德》国内流行的主要版本先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郭沫若译,1978年重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钱春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董问樵译。樊修章翻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歌德文集第一卷·浮士德》,绿原译。它们各有千秋,董问樵的译本通俗易懂。译文晓畅而又不失文采,对原文忠实而又富于民族特色。且对书中众多的象征意义如何解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雨果《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983年版。比较忠实于原文、在读者中影响最大的全译本是内留法学者李丹、方于夫妇用长达半个世纪的心血译竟的。近些年又先后出版了多种复译本,译音有李玉民、州长治、潘丽珍和郑克鲁等。李玉民译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郑克鲁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都是优秀的新译本。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的译本最为传神。但该译本由于问世较早,某些语言与当代语言习惯有一定的距离。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与李健吾的家人(版权继承人)研究,决定由出版社编辑负责核校,不要重新编辑加工、由李先生的女儿李维永审阅认定。这样产生的新本子,既保持了李健吾先生译文的原貌,又消弭了原译文中的若干小疵点,算得上是“一流的选题,一流的翻译,一流的编辑”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周克希的译本也不错。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影响较大的有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藏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目前,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前任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复旦大学夏仲翼教授应河北教育出版社之邀,全力以赴正在重译《卡拉马佐夫兄弟》。几个版本的区别主要在于注释的详略。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吴健恒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与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合作推出,《百年孤独》的第一个中译版于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黄锦炎等译。此后又有两个不同的中译本面世,分别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高长荣译)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吴健恒译)。吴健恒译本是全译本,没有删节。

川端康成《雪国》,高慧勤(笔名艾莲)译,漓江出版社1985初版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8月版。以人民日报出版社版本(艾莲译)为最佳。她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川端文集的主编。译本真实完整,不断修订,语言优美。

此外,吴钧燮译的《简爱》、杨苡译的《呼啸山庄》、石永礼译的《双城记》、张谷若译的《德伯家的苔丝》(修订本)、赵萝蕤译的《荒原》、郑克鲁译的《茶花女》、李玉民译的《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李文俊译的《喧哗与骚动》、施咸荣译的《等待戈多》、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贾刚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 季羡林译的《沙恭达罗》、纳训译的《一千零一夜》等等,译者都是译界前辈,是名家,他们的译品是可以信赖的。阅读名著不但要熟知名著的译者名,还要选择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拥有《围城》等现当代作品的独家版享有权;外国名著出版“时势造英雄”,人文社和译文社重振雄风,译林社难称老大,河北教育出版社已成磐石之固,北京燕山出版社也突显崛起。有规模成系统地出版外国文学名著,此五家值得信赖。

语文教师肩负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使命,一定要有“版本意识”,要善于选择好的版本、好的注本、好的译本。教师只有具备深厚的阅读修养,才能根据新课标的阅读教学需要和本校藏书情况正确地指导学生阅读优秀版本,或指导学生自行选择版本,这样,学生的课外阅读文学名著活动就一定会走上健康、有序和高效的轨道。

语文教师还要有文学史意识

新课程标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推荐的文学作品。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可见,新课标的制定,融入了文学史的眼光.并将文学史研究的变化带进了课外阅读书目,如推荐沈从文的《边城》,反映了近年来现代文学史研究对那些偏重于艺术追求,而对现实需要回应并不及时或态度暖昧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的重视和推崇,呈现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这种变化,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为更多具有相当文学价值的作家作品进入中学生的视野开辟了道路,赋予了课外阅读一个多元文化场景。学生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的阅读,粗略地了解了由文学作品串连起来的文学史。显然,新课标将课外阅读纳入文学史的维度。而文学史需要对作品和作家进行分析与论述,并根据这些分析和论述呈现出文学衍变过程和发展面貌。这就要求我们指导教师具有更多的文学史意识,应当加强自身的素养,通过自身文学史知识的丰富来开拓学生的视野,通过自身分析和鉴赏文学作品能力的提高来正确指导学生的阅读,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然而,许多教师自进入教师角色之后,心中很少有人文学史线索是清晰的,读大学时只是将老师的授课笔记背熟混个好分数,极少有人将“文学史”的课本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的,现在他们的知识仅停留在大学时的知识阈内,已经失去了关心文学发展、文学现象的兴趣,对文学研究的进展信息不敏。他们在指导学生对文学经典名著解读时,习惯于现成的结论,漠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还仍以大学读过的文学史教材为依据。因此,教师要提高自身的阅读修养,就要有良好的文学史意识,要扎扎实实地读几部中外文学史,更新文学史观念,以新的文学史观重新诠释文学经典名著,从而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能进行的个性化解读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那么,有哪些值得认真读的文学史新著呢?

(一)中国文学史著作

1.《中国文学史》(四卷本,2005年第2版),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是“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编写。2000年获得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此书集合了多所高等学校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编纂而成。本书从中国古代文化的演进中来 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阐释和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的分析也多有创见。此书是企图打破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模式而探寻新路的著作,是教育部的重点推荐教材。

2.《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下册),朱栋霖主编,“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部推荐教材。

3.《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伟等编,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教育部推荐教材。

4.《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已主编,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新版,教育部推荐教材。

5.《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本书力求做到以点带面,即通过若干作品的重点描述来显示文学的趋势,着重探寻1949年以来的在当时未能正式出版(发表)的文学作品(即书中所谓的“潜在写作”),指出其意义和价值。对“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的强调,也是本书独具的特色。该书是教育部推荐教材,2002年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6.《中国当代文学史》,王庆生主编,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部推荐教材。

7.《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严家炎主编,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编写。该教材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酝酿,国家教委(教育部)高教司曾委托严家炎先生主持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拟打算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以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改革,因二十世纪尚未过去,此项工作也就搁置下来了。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直到新世纪悄然过去几年,在这样的背景与积累下,严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重中之重”之一,应运而生。该教材在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严家炎的主持下,组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专家学者构成的强强联合的编写队伍。陈思和、程光炜等8人参加了编写工作。时代呼唤继往开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气之作,严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即是对这一呼唤的回应。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二)外国文学史著作

1.新编《欧洲文学史》(1—3卷),李赋宁任总主编,刘意青教授等任分卷主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1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参加编写的兄弟院校专家、学者达90位之多,该书的时间跨度、所涉及的国别范围是我国外国文学史中最完备的一部,与现有的外国文学史相比,有较大的突破,代表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类提名奖、第六届全国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外国文学史》(上下册),郑克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编写。获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教材二等奖。教育部推荐教材。

“文学史的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大诗人艾略特这一精辟的论断。强调了文学史修缮的必要性,文学史的现时性,以及文学史传统对现时的引导意义。同样,新课标下的教师的文学史知识理应更新,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阅读。

文学作品的意义在历代读者和社会阅读中产生,语文老师应该了解文学作品在它“出生”以后的评价遭遇,积累文学批评史的知识,把握作品进行审美的嬗变史,可读《新编外国文学史——多维视野中的外国文学名著》,章安棋、梁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面对新课标下的课外阅读现状,作为学生课外文学经典阅读的指导者,语文教师亟待阅读修养的提高,这其中,培养自己具备良好的阅读意识是关键。让我们努力成为精神世界的的美食家,把新课标“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开列出的中外文学经典菜单变成美味可餐的盛宴,奉献给最广大的中学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