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排名:中国吃惊：欧美或将进入“经济的永冻层”！ WTO副总干事Alejandro Jara：中国表现惊人

近日，知名经济学家斯图尔特?弗莱明撰文指出，目前，尽管相关机构一再发布“安民告示”，减轻各方对危机发展和经济前景的担忧。但仅靠经济模型和预测拯救不了欧盟和美国经济。危机反映出欧美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甚至触及一些理念性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更新理念，并果断采取行动，欧元区有可能会无序解体，进而拖垮欧盟和美国经济，酿成不亚于30年代大萧条的又一次金融海啸，使欧美进入“经济的永冻层”。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危机引发关于经济理念的思考。经济预测是一种复杂的、计算机自动生成的数学运算结果，其质量好坏，与生成它的数据和假设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输入垃圾数据只能产生垃圾预测。过去十多年来，即使是最流行的经济预测也或多或少忽视了金融领域，包括投资银行、股市、汇市、债券及其衍生品的交易。而在当时，这些金融业务已经在左右一切日常经济活动。如此简单的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大西洋两岸经济陷入当前可怕境地；同时也说明：无论是欧委会还是作为发达国家智库的OECD或者IMF，其发布的各种经济预测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数据根本无法预测今夏消费者和商务信心的突然暴跌，也无法理解和解释此前一直驱动经济发展、如凯恩斯所言的“动物精神”的全面崩溃。
　　二、各机构预测难掩危机严重后果。欧委会、IMF和OECD均预测，欧美经济在经历了两年摇摇晃晃的复苏后，开始走向停顿。但现在谈论最多的是，欧盟和美国经济是否已走到“二次探底”的悬崖边上，准备上演2007年版“大萧条”之续集，或者象汇丰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所预言的那样，即将进入一个“经济的永冻层”。不管诸位相信与否，这其实还是一种比较幸运的结果。欧元区资深官员已经开始公开使用“衰退”这个字眼，来描述欧洲的经济前景；而在私下里，他们与金融市场有同样的担心：那就是欧洲主债危机可能会释放出更加可怕的恶魔。如果主债危机导致欧元区无序解体，那么欧美经济下滑就不能再用“探底DIP”来形容，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用“暴跌PLUNGE”来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可怕情形，并会使用诸如“第二次大萧条”之类容易让人联想起1930年那场大危机的词句。
　　三、发达经济体内部发生内讧。9月8日，特里谢在开完为时一周的内部会议后情绪激动地表示，欧央行内部很团结，目前已全面进入“危机管理”模式。然而就在一天之后，这句话不攻自破。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斯塔克(Juergen Stark)因反对债券购买而请辞，暴露出欧元区决策层内部极深的裂痕。在斯塔克发难之前，IMF总裁拉嘉德呼吁各方合作采取行动，指出“面对持续恶化的经济前景，各方对主权债务人和银行的担心不断上升，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信心危机”，警告“与2007年危机爆发之初各国采取的应对策略相比，当前的政策的范围要小得多”，建议“相关国家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使经济复苏平稳渡过当前的危险阶段”。
　　正当七国集团需要对外显示团结一致的时候，美国却沉不住气了，盖特纳在G7马赛会议上发飙，将此前对欧盟的不满一古脑发泄了出来，认为欧盟要为当前的信心危机负责。盖特纳自有他的道理。当罗马和雅典手忙脚乱地谈判救助计划时，整个欧洲都在燃烧。原来默不作声的芬兰开始对救助条款“鸡蛋里找骨头”，各成员国在审批通过第二次救助计划问题上也都按兵不动。无怪乎巴克莱的首席欧洲经济学家朱里安?卡陆(Julian Callow)指出，“9月份将决定欧元的未来。”鉴于当前经济政策挑战的复杂性，欧央行及欧元区内容意见出现分化，倒也可以理解。
　　四、手忙脚乱解决不了当前问题。在美国，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新的预算法案，如果国会通过，将会有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出台。但是，对于肩负沉重社会福利负担的欧洲而言，是否能够效仿美国呢？英国似乎正在研究出台更多非常规的货币刺激措施，而这又是欧央行的强硬路线者们最痛恨的手段，倒不是因为欧央行怀疑货币刺激政策的有效性，而是欧央行的专家们，包括特里谢，一直坚信，欧洲当前最需要更严厉的手段，迫使那些不法成员国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但问题是，时间已经不多了，而欧盟和欧元区内部的政治决策程序无疑又是极耗时的。目前，欧央行正在设法减轻其肩上的负担。其中一种可能，就是将欧洲目前的救助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转给一家银行。有关官员表示，这样做无需17个欧元区成员国专门立法通过。
　　五、欧元区无序解体将拖垮欧美经济。瑞银也选择这个时候过来凑热闹，发布了关于欧元区崩溃的成本预测报告，指出弱国离开欧元区后第一年的代价是其GDP的40-50%，强国(如德国)的代价则是20-25%。瑞银的测算方法和结果随即遭致攻击和否定。可是，如果考虑到大西洋两岸经济的紧密程度、世界金融市场的脆弱程度以及亚洲经济易受感染程度，瑞银估算的代价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欧洲单一货币体系的无序解体将是一次沉重打击，受打击的将不仅是大西洋两岸经济，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业已受损的形象以及美国和欧盟的全球声誉和影响力。经济模型显然也无法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十年。入世十年给中国带来诸多变化，得益于贸易的增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之而来的并非都是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不止一次表示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最多的国家。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WTO副总干事Alejandro Jara接受本报记者专访。Jara从事贸易政策工作已经长达35年，在成为世贸组织副总干事之前，他是智利驻WTO的代表，参与过和中国的双边谈判，当时就期望中国能早日加入WTO。Jara用“惊人”来形容中国入世十周年表现，他认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在WTO内部的平稳融合，并发展成为主要参与者。对于WTO眼下最大关切——多哈回合谈判，他坦言谈判现在已经进入僵局，今年已经无法完成。虽然区域合作的加强导致人们对多哈回合谈判的热情降低，但Jara依然认为WTO有它不可代替的地方。“有些事情不能仅通过双边来解决。”他说。每个贸易措施都会涉及政治《21世纪》：中国加入WTO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你如何总结中国在过去十年的表现？Alejandro Jara：对于中国的表现有很多衡量的方式，我想用一个词：惊人的。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融入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融入的过程很顺利，但也不是说没有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贸易实现了巨大增长。贸易越多，问题也就越多。不想遭遇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进行贸易。中国不仅贸易实现了增长，也更多地参与到了WTO的体系中来，在参与和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机智、建设性、创造力和活力。中国已经成为WTO的主要关键国家。《21世纪》：中国已经从新手发展成为主要关键国家了？Alejandro Jara：15年前，WTO的核心国家是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四年前是美国、欧盟、印度和巴西；现在有五个，多了一个中国。有人甚至提出了G2的概念。《21世纪》：你认同G2的概念吗？Alejandro Jara：对于G2、G4、G5这些概念，我提不上是赞同还是反对。WTO是一个多边机构，它的决定是基于各方共识。不管讨论的形式为何，只要它有助于建设共识，都是受到欢迎的。但大家要看到问题所在，是谁的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达成共识的效率。《21世纪》：中国商务部方面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你赞同吗？Alejandro Jara：对于政府实施的措施，尤其是限制贸易的措施，并不关乎合法与否，这些措施都经过授权。从数字上来说，中国是受这些措施影响最多的国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主要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欧盟。《21世纪》：不久前，WTO驳回了中国对美国轮胎特保案的上诉，你怎么看此案？Alejandro Jara：我们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秘书处负责实施这个机制，我不能回答具体案例的问题。《21世纪》：你是否认为这个案例有政治因素牵涉其中？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奥巴马是为了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发起了轮胎特保措施？Alejandro Jara：从不同程度上说，每个贸易措施都会涉及政治，无论是好是坏。如果你告诉我某个案件和政治有关，我也不会惊讶。最终做出决定的都是政治人物，他们有政治责任，政治因素会牵涉其中。《21世纪》：鉴于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你是否对此感到担心？Alejandro Jara：我们注意到了全球经济放缓的问题，这意味着更少的消费、生产、投资和贸易，这会导致失业率增加这种社会灾难。我们看到经济已经出现一些复苏的迹象，但这不会自动提升就业率，这便造成了问题。失业率带来了保护主义的压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每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些限制性政策，它们可能影响了一两个经济体，但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的贸易来说，这只是占了世界贸易的一小部分。第二，大部分这些措施都已经被WTO协议所预见，因此这些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得以实施。它们都在控制之下，因为它们会受到挑战。虽然看到更多的限制政策在被运用让人不安，但是其实并不比过去多。《21世纪》：WTO能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吗？Alejandro Jara：WTO能帮助政府不做愚蠢的事情。多哈回合今年无法完成《21世纪》：今年原本是多哈回合谈判结束的期限，你现在对它感到乐观吗？Alejandro Jara：不同政府和团体在去年举行了高层次会谈，各国领导人和部长都在说希望今年能够结束谈判。我们在日内瓦进行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够使之成为可能。现在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在今年完成了。这不是乐观、悲观的事情，现实就是我们不能在今年完成了。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而是因为一些关键政府认为它们内部的分歧太大，又找不到化解分歧的途径。我们需要建立程序，找到推动各国前进的基础，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这还需要一些时间。《21世纪》：你是否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僵局？Alejandro Jara：是的，因为我们无法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未能达成共识，尤其是在一些关键国家中，比如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和巴西。《21世纪》：完成多哈回合的最大障碍是什么？Alejandro Jara：你需要找到平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我们试图第一次实现农业贸易的自由化。这意味着消除、减少很多农业方面的补助，尤其是在工业化国家。为了使之成为可能，你需要找到平衡，使农业方面付出的代价能够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现在这种平衡还没找到。没有人能够得到他想要的所有东西，可能需要比他们事先准备的付出得更多。在这一过程中，各方需要表现得更加灵活和富创造力，也需要现实主义。《21世纪》：有人认为坏的协议总好过没有协议，也有人认为宁可不要协议也不要一份坏的协议，你会选哪一个？Alejandro Jara：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取决于不同人的眼光。因此，对一方好的协议可能对另一方却是坏的，对一个国家农业来说坏的协议可能有助于它的服务业和工业。《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扮演的角色？Alejandro Jara：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它的经济，它还可以做得更多，如同它在双边问题上如建设自贸区表现的那样。中国从多边贸易体系获得了很多好处，它也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者。中国需要做的是建设更好的市场、更好的规则。中国不仅要为多哈回合谈判做出更多贡献而努力，也需要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中国已经表现出了积极、建设性的一面，现在只需要继续如此，在成员国之间寻找共识。《21世纪》：区域性合作正日益受到重视，地区合作的加强是否导致人们对多哈谈判期望值降低？Alejandro Jara：两个国家之间或者是国家群体之间讨论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些国家想实现贸易自由化，打开市场。其次，这些国家不想遭到歧视。打个比方，韩国和美国开始谈判，欧盟也会紧随其后，因为他们担心失去韩国市场，这样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并非坏事，因为这有助于实现经济自由化。不过意识到另外一些事情同样重要，有一些事情出于政治原因不能通过双边来完成。当你面对一个对农业实行高度保护的国家，你不能实现贸易和农业自由化，你唯一能做的是在WTO寻找解决方案。《21世纪》：现在大家经常会讨论对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你是否认为WTO需要像IMF那样进行改革？Alejandro Jara：WTO是一个新的机构，它于1995年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建立。我们在15年前才重新改造了自己。其次，多边贸易体系传统上就是灵活的，它一直在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程序和实践可能出现，打破过去。但现在我不认为WTO需要改革，现在一切都还好。其实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能看到小的变化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