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贸大学华侨学院:二战德军：用嗑药打造出“不眠不休”的战争机器

1943年3月，德军在南部战线发起反突击，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这是正在哈尔科夫指挥坦克作战的德军党卫军第二坦克部队司令保尔.豪塞尔将军。
 

资料图：二战期间的希特勒
文章摘自《看历史》2011年6月 作者：关飞 原题为《纳粹士兵：在药与酒之间》
希特勒曾痛恶烟酒上瘾的人，他甚至说永远不会拥抱抽烟的女人。但在二战后期，他自己也逐渐由于失眠而嗑药成瘾，变得神经兮兮。这位元首或许不知，他的士兵早已在向盟军举手投降之前，就做了药与酒的俘虏。
大战场上的小药片
1939年9月1日破晓时分，希特勒按下了战争电钮，纳粹德军入侵波兰。两个月后的11月9日，波兰前线一名19岁的纳粹德国士兵给远在科隆的父母写信说道：“这里太艰苦了，我要隔2到4天才能写一次信，希望你们理解。今天写信的目的，主要是想让你们帮我弄点脱氧麻黄碱……”
1940年5月20日，他再次在家信中说：“能否再多给我弄点脱氧麻黄碱？那样我就不会‘断粮’了。”7月19日，他又从波兰城市比得哥什写家信道：“如果可以，请再给我些脱氧麻黄碱。”
这个不断地写家信要脱氧麻黄碱的青年，后来成了一名作家，还在1972年获得了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海因里希·伯尔。令身处战场的年轻作家如此着迷的脱氧麻黄碱到底是什么呢？
脱氧麻黄碱，即苯丙胺，俗称为“安非他命”，是一种神经中枢兴奋药，持续服用的人会明显地自信心增强、爱冒险、精神集中，同时，饥饿、口渴、疼痛等感觉也会减弱，甚至不想睡觉，目前多数国家已经将其列为毒品。
1938年，柏林的泰穆勒制药公司向市场推出了一种脱氧麻黄碱药物，大受欢迎，它很快就引起了纳粹军医奥拓·兰克的注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柏林军事医学院免疫生理学研究所主任。1939年9月，兰克在90名大学生中做了临床实验，发现这种药很可能会助“元首的战士”一臂之力。军中的第一批实验者是入侵波兰时的德军司机，他们服用脱氧麻黄碱之后，变得不知疲倦、勇猛异常，长驱直入开进了波兰。这样的结果让兰克喜出望外，于是，这种药物就被草率地在军中推广了。
1940年4月至7月间，3500万片脱氧麻黄碱等药物被发送给了德国陆军和空军，伯尔只是“嗑药的战士之一”。这种药物在纳粹国防军医院中的代号叫“OBM”，包装上贴着“兴奋剂”字样的标签，说明书上则说“吃1至2片，就可以不用睡觉”。但纳粹高层军官们却开始担心，这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很快有人发现，有些士兵服药后，身体出现了盗汗、失调等症状，甚至有人送命。
纳粹德国卫生部长列奥纳多·康迪开始怀疑脱氧麻黄碱的副作用，根据纳粹政府制定的《鸦片法》，1941年7月1日开始，该药物在纳粹国防军中被列为“限制使用药”，理论上讲，想嗑药没那么容易了，但事实是，1941年纳粹军中共发放了近千万片的脱氧麻黄碱药片，禁令成了一纸空文。据纳粹政府的统计数字，从1939年至1945年，总计有大约2亿片脱氧麻黄碱药片被发放给了纳粹德军士兵，如果以纳粹德军在1941年最强盛时的全欧洲军力分布——总计一千万来粗略计算的话，6年中每位纳粹士兵至少吃了20片，服药量高得惊人。
明知药物具有副作用，并且已经列为“限制使用”，却在军中如此滥用，究竟那些小药丸有什么魅力，使得上自军官、下至士兵的纳粹军团都无法割舍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为镇压异己和推行种族主义，在国内和被占领国建立了众多集中营。集中营也称“死亡营”，通常建有用于大规模屠杀和进行人体试验的毒气室、尸体解剖室和焚尸炉。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不眠不休的嗑药勇士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些小药丸的功效。1942年1月的东线战场上，五百余名德军士兵被苏联红军包围了，他们想过突围，可是大雪没腰深，温度在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如此恶劣的环境连行军都很困难，谈何突围？
一名纳粹随军军医在之后的报告中写到了他们当时的窘境：“在及腰深的大雪中突围行军6个小时，越来越多的士兵感到筋疲力尽，他们宁可直接躺在雪地里死去，也不想再走了。”怎么办？不突围只有死路一条，这股德军的指挥官毅然决定：发药片！药物的效果被那名军医记录在报告中：“服药半小时后，士兵们都说倍感精神，行军中也灵活了许多。”
6个月后，军医的这份报告被递到德军高层的手中，他们又惊又喜。久久徘徊在将军们心中的焦虑似乎得到了些许的缓解：随着战线的不断延长，纳粹德国兵力吃紧，德军高层深知这些小药片可以帮助他们打造出更多不眠不休的“战争机器”。这就是为什么从德军高层的角度，他们会对这种副作用明显的药物滥用视而不见的原因。
于是，德军于1942年6月18日印发了美其名曰为《抗疲惫指南》——其实那就是一本“服药说明书”，其中写道：“每次服用两片，之后3到8个小时就可以不用睡觉；服用两次，可以让你坚持24小时。”
战争后期，德军节节败退，他们对于药物的依赖也就更加严重了。1944年3月16日，在德国北部港口基尔，纳粹海军中将海勒姆斯·海耶请求发给他的士兵一种药，可以让他们瞬间斗志昂扬。很快，基尔的药学家吉尔哈德·奥尔泽舒斯基就向海耶展示了一种名为D-IX的药物，它是5毫克可卡因、3毫克脱氧麻黄碱、5毫克优可达（止痛有奇效）的混合物。如此剂量的东西放在今日，基本就是毒品无疑，这名药学家也会被当成毒品贩子逮捕，但当时由于战争需要，在纳粹德国海军的很多小型潜艇如“海豹”和“海狸”中，水手们吃这种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而这种名为D-IX的超级精神药剂的最初临床实验者，可并不是纳粹潜艇上的水手们，而是集中营里的囚犯。在柏林以北的萨克斯·豪森集中营，这种药物的测试结果“很诱人”：囚犯们服药后，背着将近20公斤重的行李毫不休息地行走了70公里。这样的效果让纳粹将军们非常满意，希望可以尽快地将这种药向全军发放，但诺曼底盟军登陆的炮火摧毁了他们的梦想。

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占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德国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躲在总理府地堡里自杀。这是美国《生活》杂志1964年12月11日刊载的希特勒自杀后的场景。 新华社发
酒精比元首更迷人
药物虽然可以令战士们精神百倍，但毕竟供应量有限，只能在紧急关头用来提提神，多数情况下，支持他们挨过战争黑夜的，其实是酒精。
由于德国的成年男人快要被战争给消耗光了，纳粹政府不得不鼓励和征召很多的男孩来充当战争炮灰，为了尽快抚平这些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除了药物，酒精也成了最廉价的“战争药剂”。酒被当成奖励在军中发放，杜松子酒也在德军的军需店中出售，如果这仅仅被视作是德国人的饮酒文化，那未免也太过于简单了，也有人认为赚酒鬼士兵的钱是一种回收军饷的好办法。
德国弗莱堡的历史学家彼得·斯泰恩卡帕认为：“对于军中的纵酒，纳粹军官的态度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不会引起大范围的聚众醉酒就可以。”1940年7月，法国败在了纳粹德国手中，就在那样的“喜庆时刻”，希特勒却说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我希望那些因为屈服于酒精的作用而做出犯罪行为的德军成员，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写到这里，希特勒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爱读书的“清教徒性格”又显现出来了。
对于前线战壕里的战士来说，有时候酒精的诱惑比元首的话更有吸引力。因为仅仅距离希特勒痛斥军中纵酒一年多以后，纳粹第三号人物——陆军元帅瓦特尔承认，他的部队“对于道德和纪律的最为严重的违反”，就是纵酒。他认为正是酒精的作用，导致了他的部队发生“内部争斗、意外事故、虐待下属、暴力对抗上司，甚至包括违背人性的性犯罪”，瓦特尔认为“酒让军纪荡然无存”。
情况严重，为了防止军队掉进酒坛子里无法自拔，纳粹向酒精宣战了。根据一份纳粹军医官的自述，一旦士兵被诊断为“酒精上瘾”，那么根据纳粹德国《遗传性疾病防治法》，上瘾者会被开除军籍，重者会被做绝育手术，甚至“安乐死”。
但事实上，尽管有元首的“禁酒讲话”和“被绝育、被安乐死”的禁酒命令，但是只要想到喝上一口便可以暂时缓解一下战争中的紧张、恐惧与绝望，士兵们还是选择了偷偷地拿起酒瓶子。

战场上的古德里安（资料图）
战士、药与酒的关系
由此可见，纳粹士兵对药物的依赖其实是纳粹军方积极推动的结果，军官们希望通过脱氧麻黄碱等药物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那些药丸也恰恰可以让士兵们在战场上充满精力而绝处逢生；而纵酒是被希特勒、瓦特尔等纳粹头目所憎恶的“败坏军纪”的祸根，但却是战士们自我安慰的麻醉剂，军官与士兵对待酒的态度是对立的。
不过，纳粹从严的禁酒政策的确起到了点作用，酒也不好弄了，药就成了战士们唯一的依靠。在很多伤兵之间，吗啡成瘾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很多军医都是吗啡上瘾者。
为了防止吗啡的滥用惹出事来，名为奥托·伍斯的纳粹高级军医、精神病专家在1941年2月写了一份《对抗吗啡成瘾的建议》，将所有嗜好吗啡的伤兵都登记在册，有规律地发放吗啡，并且帮助他们戒掉，“这样有利于监控，防止这些人有什么犯罪行为”。
而吗啡这种药物在德国军人心中的地位确是近乎神圣的，法国曾利用一种非洲可乐果树的果实提取物来提高士兵的精神，但德军绝不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嗑药的军队。法军服用后就可以在非洲的烈日下轻松行进55公里。后来，这种提取方法被用来制造一种全球风靡的食品——巧克力。俄军在历史上基本都是依靠他们饮食中最常见的麻醉剂——烈酒伏特加来充当麻醉药物，以克服战争恐惧症的。英国则曾购买过24000丸的“西至龙”：一种精神增强药物，可以让飞行员连续执行任务超过48小时而无需睡眠。
如此普遍的军中嗑药和饮酒，只说明：战争之恐怖，正是人类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