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股东会决议怎么写:日本行，中国更行

       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允许外交人员运用“合法手段”来搜集情报。 

　　二战以后，日本把搜集情报的重点由军事转为经济，提出“情报就是生命，情报就是金钱”。日本情报活动的85％属于经济情报活动，获得的情报80％来源于公开信息。

　　据悉，日本人无论是谈判还是开会，都会有专职的记录员，不仅记录会议发言，还会记录会议室周围的情况，比如墙上挂着什么东西以及谈判双方各自穿什么衣服，说话时会有什么动作，以此推断对方习惯、嗜好等等。

　　日本人还利用外交、贸易、学习、探亲访友、参观旅游、考察投资等方式搜集情报，甚至对黑板、菜单、记事本、垃圾也进行分析研究，说“谁知道日后什么才会重要”。良好的情报意识，使得日本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处获得先机。

　　日本订阅中国省级甚至地方小报，分析研究整理，资料分工极细。《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有一项工作是剪报。“当时的日本记者让我按照政治、经济、军事、法制、青少年教育、交通、农业、外交、人物、新闻等等做剪报，然后再分类收藏保管。这样，有突发事件或者是专题报道时，他们就可以马上借鉴、参考。”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内外形势复杂，中国对大庆油田情况实施严格保密。日本从中国《人民画报》上看到北京公共汽车上的瓦斯包不见了，于是推断中国可能找到大油田。根据《人民画报》封面上铁人王进喜穿着棉大衣，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断定油田在东北。又根据滨州铁路线列车车窗烟灰的厚度，推断油田到北京的距离，估出油田位于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根据油田设备不用马拉人推而是肩扛人抬，推测油田离车站不远。有关报道说王进喜到了马家窑，说“好大的油田啊”，日本人断定马家窑是油田的中心。根据王进喜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日本人说，肯定是出油了，否则他当不了人大代表。又根据照片中钻台扶手栏杆高一米及其外径、直径，测算出油井产量、直径。从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全国石油产量减去原产量，得到大庆油田产量。日本推断，中国为扩大产量，必然向外国购买设备技术，于是进行针对性的专门设计，等到中国向国际谋求设备投标时，日本就捷足先登，争取到了订单。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某代表团到天津访问，会谈时电灯突然一闪，他们认定天津电力供应不足。天津提出购买日方电力设备时，据此作出形势判断的日本没做丝毫让步。

　　龙须草席在明朝时曾出口日本，清朝时则作为皇家贡品。1953年，龙须草席出口挣了大量外汇，并在莱比锡世界工艺品博览会上被誉为“中国独有的工艺品”。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人来中国详细了解每一道工序。不到一个月，日本就造出了代替手工锤草的机器。日本由出口代替进口，并逐步垄断国际市场。

　　日本举行蚕业学术会，对中国代表竭尽地主之谊，盛情款待；中国人把治柞蚕病的配方、使用方法甚至病源全盘托出。日本还用同样方法从中国获得宣纸、景泰蓝、豆腐乳、榨菜、龙泉剑、和服绸织机等制作工艺技术。

　　古人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许多传家宝、看家本领，由于我们保密意识不强，粗心大意，一点点拱手送人。

　　中国人经常宣传日本盗取中国技术，以此证明日本人的阴险狡诈和情报意识的强烈。其实中国也不是无所作为，曾多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偷学日本技术。 

　　民国初年，烟台钟表工业创始人李东山多次东渡日本，以购买设备为名，在生产现场眼看心记，还请日本技师吃饭。对于一些日本人不肯传教的关键技术，则以重金贿买。李东山最后仿照日本钟表生产出“宝时”钟表，利用全国抵制日货运动，打开销路。

　　20世纪30年代，日货横行中国。纺织大王刘国钧本着实业救国的精神，从日本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方液仙派人偷学日本蚊香技术，生产的三星牌蚊香战胜了日本的野猪牌蚊香。中国人还偷学了日本轮胎、毛巾制

　　造技术，有效抵制了日货，在中国商业谍报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长期以来，中国情报信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缺乏情报信息搜集和研究，反情报意识薄弱，对日本人不戒备，对本国人更是不在乎。

　　据报道，改革开放后20年，中国国防科技部门至少有2.24万项科技成果泄密。中科院直属的140多个研究所和省市自治区分院泄密的科技成果4.37万项，降低密级１万多项。涉及商业保密的侵权案件每年以150%的幅度增长。1997年发生重大泄密事件100多起，科技类、经济类占70%，其中多故意性情报买卖。窃取情报行为不可取，但是保护情报之心不可无。

　　认真到极致

　　100多年前，不认真，不讲纪律，让中国人吃了大亏。

　　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访日炫耀武力，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上舰参观，看到北洋水兵衣服放在炮管上，栏杆扶手也不干净，把他的白手套弄脏了，于是他向统帅部报告：“清朝海军舰艇虽然吨位高，但不堪一击……纪律如此，士气可知，虽有一两名将，何能为力？”教育家陶行知更是感叹：“兵舰的大炮好比是人身上的头脑壳，把一条裤子套在头上，则头成了什么东西，况且是示威，岂不更是笑话……从甲午一直到现在，日本之所以胜，中国之所以败，都被东乡一语道破了。”

　　无独有偶，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在葫芦岛乘军舰，他带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军舰上灰尘遍布，气得大骂海军司令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的。”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更何况是用于作战的军舰。一支纪律松懈、管理低下、缺乏精密意识和严谨认真精神的军队怎么能无往而不胜？

　　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一板一眼，服从已经成了习惯，他们只管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固然有时候刻板僵化，缺乏个性，却能严格执行军令。

　　抗日战争前，日本人到法国学习飞机驾驶技术，比中国学生摔的飞机多。就是因为当出现故障或天气不好、方向不明时，中国飞行员常会选择安全着陆，而日本人一定会研究原因，尝试突破障碍。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仍秩序井然，武器登记造册，枪械擦拭得干干净净。有的日军因为不知道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仍孤军奋战，单枪匹马死守阵地：小野田宽郎在菲律宾丛林里单独坚持26年，横井在关岛坚持了27年，被称为“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的广已田在菲律宾坚持29年。他们以采食野果和鱼为生，被人发现后拒不投降，直到当年的长官亲口下令，才走出深山老林，过上正常人生活。

　　严谨认真、忠于职守也是日本的国民特性。鲁迅回忆，他的讲义被藤野先生“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涂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鲁迅认为：“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马马虎虎病，这种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中国有许多事情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鲁迅在弥留之际还说：“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

　　日本人讥讽中国人是“五分钟热度，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说：“日本人是彻底的，而中国人则是适可而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