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戟之灵第二季分集:就“中国难做人”向杨洁篪外长进一言

 

就“中国难做人”向杨洁篪外长进一言

 

——中国需要科学正确的国际定位
作者：郑彪
 
       杨洁篪外长在今年两会上感叹“中国难做人”，可称为一种当代外交上的“中国困惑”。其根源在于，现实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但是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都还没有为自己找到明确和正确的定位。实际上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给出了中国的政治定位，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受西方理论影响很大，近年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够，未能与时俱进，政治上没有跟上中央战略部署，思想上对如何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甚理解，主观上有走中国道路的愿望，但是理论上还受到西方束缚，对中国没有做出正确的国际定位或定位不当，外交战略缺少正确的政治方向或方向模糊，莫衷一是，政策实践也就难免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的同时，有一些举措失当之处，在国内外遭到各种非议。近年来国内外舆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不少尖锐的批评，有些话说的很难听，也不尽公正；也有一些尖锐而中肯的批评，或不那么尖锐而不乏中肯的批评，如说“崛起中的中国形象仍然模糊不清”，“其外交政策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重点”，常常是“微笑与冲动并重”，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的国际定位不当有关。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对小平同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思想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甚至加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自由主义理解，把“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误当做中国的国际定位并奉为僵化的教条，也导致理论和政策上的偏差。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西方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太大，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尤甚，一些有影响的学者长期跟着美国跑，甚至2006年某权威杂志竟然以《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的题目赫然以卷首语发表，更以权威的口气断言“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其导向一目了然（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改变，近来如何确定中国的国际定位，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以实力引领中国国际定位的思路仍是基本思路，由此必然导致“中国还要韬光养晦100年”的观点仍可能继续成为主流观点，而内外形势都没有实践这种思路的可能。所以，这种思路很可能误导部长阁下，进而必然误国，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发展、国家地位的变化、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不相适应。为此笔者冒昧地向阁下进一言，提出以价值引领中国国际定位的基本思路。而且，鉴于如何确定中国的国际定位，这个问题的价值和利害太大，太重要，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任凭西方思潮影响和仅在狭窄的专业圈子里讨论，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或需要交由全社会讨论，百家争鸣，集思广益。

       本文所谓“进一言”，实际上包括三句话：一是科学正确的中国国际定位，其基本原则和思路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应以中国为本位，在此基础上借鉴外国（不限于西方）好的东西，不宜一味西求；二是科学正确地审时度势，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深刻地分析世界历史发展现状和趋势，也可以辅之以地缘政治分析，以便知己知彼，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也不是从静态的实力比较出发，科学地认识中国的人类使命和地位，既不躐等，也不畏葸，正确地确定中国的国际定位；三是提出笔者对中国国际定位的基本观点。
 
       一、向中国历史汲取智慧
 
       这里主要是指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发掘21世纪国际定位的基本原则和思路。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政治古国，搞政治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特长，说是中国古人的“绝活”，也不过分，因为中国创造出价值独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体系，以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历经劫难而不灭，还长期引领东亚世界。西方罗马帝国的灭亡，就在于没有一套优越的价值体系，后来将从亚洲传来奄奄一息的基督教尊奉为国教，以为得到一碗续命汤，也未能为其续命。中国人自古不是不争霸，相反中国先民逐鹿中原，征战杀伐太久，感到杀伐在政治上没有出路，感到厌倦（玩腻了），加以中国人文化早慧，从夏商周三代的兴亡演变中，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到春秋五霸的“春秋无义战”的政治实践中逐渐悟出一个真理，就是政治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引领，需要“师出有名”，这个“名”，就是正义，如此，政治才有出路，否则就只有毁灭。《论语》中“政者，正也”以价值判断为政治定义，实为孔子对中国先民政治经验的理论概括，随着儒家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孔子的这个观念也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后成为中国政治的正统观念。崇尚正义，是中国价值独具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正因为中国政治崇尚正义，中国“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抟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高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①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一贯认为自己的文明价值为最，比游牧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地位为高，所以不认同外来文化，直到西方发生工业革命，演变成“机关枪文化”（辜鸿铭语），强加于人，中国人也不愿意认同。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经劫难而不灭，扑而复起，屡仆屡起，乃至近代以来从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得以翻身解放，独立自主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起来，以至有今天中华复兴起步的局面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以正义（价值）引导政治（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以中华文化凝聚人心，以人民群众的平安和福祉为政治依归，以世界大同的怀抱与和平原则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处。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也代表正义和中华民族的大群利益，否则，中国在两汉以后就不会有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黑暗和混乱的状态逐渐自我整合到隋、唐统一的历史趋势，秦汉中国早就步罗马帝国的后尘，完蛋了；也没有唐朝的富强与宋朝政治虽弱，经济技术和外贸却高度发达，达到世界经济技术的高峰，更可贵的是，两宋在政治动荡中竟能取得以新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上的伟大成就，以至达到中国思想史也是世界思想史的高峰，没有这些扎根于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政治根基和各领域不断与时俱进的伟大成就，中国在元朝以后被落后的游牧文化戕害和统治，也早就完蛋了。满清其所以必亡，不仅在于满清政府政治上反动，而且还在于满清政权在文化上反动，即始终以落后的游牧文化凌驾于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即使是康乾这样优秀的满人，在儒家文化上有很深造诣的满人统治者，其内心深处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曾国藩为首的一代儒学名臣以拯救中华民族和文化为己任，勉力支撑大局和危局，太平天国运动一起，满清早就垮台了，哪里还有什么“同治中兴”？诚然，曾国藩等人政治上反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镇压农民起义，与之相比，满清权贵集团更加反动，攻克南京以后，卸磨杀驴，终将汉人排挤出核心政治，最后满清政权垮了不说，中华民族险遭灭顶之灾。与满清权贵集团相比，曾国藩为首的中兴名臣代表中华民族利益，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正义。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成为清末民初许多先进中国人的偶像，包括蒋介石、毛泽东等，蒋介石一辈子想学曾国藩作君子不成，毛泽东早年崇拜曾国藩，后来信仰马列主义。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深，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乃是由于马列主义能为中国指明摆脱殖民地命运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革命道路，使得孙中山晚年也能服膺这一主义而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跟定共产党，也是由于共产党代表正义，能为人民谋幸福。共产党和新中国成立本身以及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都是这样一种价值定位。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才符合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利益，才能够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90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1年，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道路。百多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无数仁人志士、共产党人为之牺牲奋斗的中华复兴伟业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顶着来自西方巨大的压力，昂然起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一帆风顺，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干扰，历经艰难曲折，但是人民仍然相信中国共产党，跟着中国共产党，宁愿“唱红打黑”，也不相信什么西方的“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也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且胡锦涛总书记公开宣布“绝不改旗易帜”，包括2011年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公开宣布“五不搞”，这就不仅代表正义，而且坚定了全党全军全民的政治信念，人民相信共产党追求正义就能够维护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安全，为人民谋福祉，而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不能。在中国，正义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构成执政合法性的道义基础。维稳开支超过国防，是不正常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只有伸张正义，打击邪恶，保护劳动，节制资本，才能从根本上维稳，降低社会经济风险和成本。在国际上也只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才能广收人心，才有中华复兴的可能和相应的地缘政治空间。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非常英明，正如毛泽东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竖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知所趋赴。”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和对外构建和谐世界，都是这个道理。

       有趣的是，西方人早就认识到中国政治文化崇尚正义的特征和对西方拥有的道德优势，16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向罗马教廷报告说：“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人和地区所不及，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还说，“中国拥有众多接触的人才和高深的学者，他们极为重视学术，并且以为研究学术是一件顶光荣不过的事情。在中国有大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柄的。同依赖中国作学术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样。”（1552年写给葡萄牙国王若翰三世的信）沙勿略的观察很深刻，中国自古崇尚正义，与重视学术有关，且“政者，正也”的政治名论就出自孔子。历史反复证明，正义是中国历史传统，属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具有极其巨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影响力，是真正强大的软实力，也是21世纪中国国际定位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里需要厘清几个似是而非的认识。老话叫“弱国无外交”，其实不确，惟其硬实力弱，才需要软实力加以辅助，包括外交上的折冲樽俎；也由于硬实力不够，才需要外交上纵横捭阖，搞统一战线。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无数这方面成功的事例，晏子使楚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新中国一穷二白，以弱国对强权，但是敢于举义旗，不仅抗美援朝，且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建立威望，广收人心，所以五十年代的外交工作一举打开局面，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六十年代以后中苏分裂，中国反帝反修，左右开弓，一度相当困难，对外援助也超出国力，但是敢于高举义旗，善于纵横捭阖并不错，至今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尚存，仍是中国外交的资产（老本）。中美俄“大三角”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国是最弱的一方，尚且胜出，不是纵横捭阖？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义旗不再高举，有其必要，但也没有放下义旗。为此中国在外交领域节省了和平崛起的成本，但是在道义人心上也付出不小，特别是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向美国和西方输送利益太多，这个政治大帐算起来得失盈亏如何，也需要认真总结盘点。现在中国又赢得纵横捭阖的大机遇，实力上也有这种能力，所差的只是政治决心、政治意志和政治智慧，而这些都需要追求正义的远大理想支撑，否则有机遇有条件也实现不了。这个理想，来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基础就在这里，离开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几千年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包括1949-1978年中国外交的成功经验，在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是破解“中国难做人”的外交困惑，开创21世纪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根本所在，这都不是在思想理论上一味西求所能解决的。

       又多年来中国喜言“双赢”，外交上也是如此，这还是西方观念。“双赢”理论上来源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原是西方19世纪中叶以来鼓吹的自由贸易理论，用于欺骗殖民地国家，是一种西方殖民者虚伪的鬼话，自己都不相信的。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所谓“双赢”，也是不真实的。多年来有些中国学者官员为了取信于西方，以为用西方理念表达中国诉求更容易为其所接受，所以喜言“双赢”，意图是好的。殊不知反倒使西方国家疑窦丛生，因为这原本是西方用来骗人的，现在被中国接过来向西方反宣传，又据说中国自古善于“韬光养晦”，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与其被西方误解，不如恢复中国传统，大大方方，堂堂正正，中国自古追求正义，现在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中华复兴乃是正义之举，和平崛起，无可非议；又和平不等于缴械，也需有必要的武力保驾护航，这是西方经验也是国际通则，中国无意挑战别人，更无意称霸，且中国在国际上一向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几千年就是如此，不仅不称霸，还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后仍将继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望国际社会予以理解，望西方国家予以放行。古代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人类文化边缘，近代靠战争崛起、暴富以来又妄自尊大，对中国历史文化不了解，更不理解，需要多交流，多宣传，也需要坦诚相待，不需要藏着掖着。西方文化是实力第一，但也有主张正义的一路，惜不是主流，但西方主流文化也不敢公开反对正义，相反还要打扮成正义。中国自古是君子国，君子坦荡荡，如此一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右翼势力反倒不便正面反对中国，也可以使一些中间人士疑窦顿消，更有利于在发展中世界和西方进步力量中赢得支持。

       以实力原则领先的国际定位，也是西方观念，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经验的理论化。以实力领先，不是不要价值，但其价值是口号，是虚伪的，是欺骗舆论的，例如近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贝克又提出美国对外动武应遵循“务实理想主义”，务实是实打实的，理想则有特定含义，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全球霸权理想。以价值领先的国际定位，是中国观念，就是仁道主义也是人道主义，内圣外王，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经验的精华所在，需要加以继承、提炼并上升到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并融入马克思主义，以此来为21世纪的中国进行国际定位。以价值领先的政治定位，不是不重实力，相反必须有实力为基础，但是实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发展变化的，得人心者得天下，是通过得人心转换为强大的实力和地缘政治优势，这是一种战略的通过动态实现的定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成功地运用了这个战略思想。
 
       二、科学正确地审时度势
 
       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左右为难，也就“难做人”。对外交家讲审时度势，不免班门弄斧。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审时度势，最根本的是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分析世界形势，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不仅得不出科学结论，还会适得其反。如果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世界历史进程，就会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新自由主义的回光返照之后已经走向全世界崩溃，世界再次艰难地向左转，社会主义国家历经艰难曲折又在迅速发展和经受考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出谷底，世界政治进入全球觉醒的新时代，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加剧，新兴国家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壮大，世界体系正在酝酿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经济迅猛发展和世界变局的浪潮已将中国推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放弃了科学的理论工具，也放弃了人类高远的政治理想，必然沦为庸俗的“经济人”，也就没有了远见卓识，更谈不上战略思维了，最后注定沦为被宰割的羔羊。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当代世界形势，笔者在其它地方多有论述，此处不赘。

       西方惯用地缘政治理论，资本在全球逐利，所以擅长全球战略思维。地缘政治学是西学中很有用的学问，可惜中国学者不喜欢学，西方也不鼓励中国人学。而地缘政治思想原本是中国“土产”，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具有极其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其核心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对中国历史影响极其深远，直到今天仍然是极其宝贵的政治思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西方思潮影响下，近年来中国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竟然公开著文宣称，在当代条件下“人心向背已经不起作用”，这种观点明显代表国际垄断资本利益，对中国外交有严重误导，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按照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实现和平发展和中华复兴就必须重视人心向背，在国际国内争取人心，这也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基本思想。确定中国国际定位，即使按照西方地缘政治学来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也大同小异。首先，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是争夺资源（中国地缘政治思想核心是争夺人心，有人心就有资源）。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和技术这两项中国曾经最缺乏的资源中，现在资本已经不是问题，技术需要靠自主创新，靠依附西方已经没有出路，而中国最缺乏的资源包括能源，都在第三世界国家。所以，目前全球地缘经济形势也逼得中国必须重新结交穷朋友。交穷朋友就不能光要资源，即是公平交易也不够，就需要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否则就寸步难行。这次利比亚事件，西方意在排挤中国，而中国举措，不仅利比亚不满意，许多进步势力和人士也多有微词，更助长西方国家气焰。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实践是高瞻远瞩的地缘政治理论，即使今天解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实践上也还有老本可吃，理论上仍需要研究，汲取经验。

       其次，从西方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维度地缘文明看，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实为西方文明崩溃，两百年来西方文明引领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走进死胡同。人类文明面临转型，普遍对西方文明由失望而绝望，日益向东看，对中华文明寄以厚望。人类社会危机深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心加速向东方和南方倾斜，美国霸权已经终结，正在后撤，利比亚问题上德国的外交行动正在加速大西洋联盟的分裂解体，日本特大地震引发的地缘政治灾难不仅重创日本国运，而且其地缘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已成定局，也重创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美国自身难保，无力援助日本，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东的战乱不可能挽救西方的败局，全球政治觉醒推动多极地缘政治力量日益兴起，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兴起重新燃起发展中国家的希望之火，世界进步力量对中国寄托了无比殷切的希望，就连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希望中国将他们的负担一肩扛过。中国的周边国家，即使各有其算盘，内心也无不了然东亚的历史、现实和地缘政治趋势：美国终归是东亚的过客，连日本都要脱美归亚，遑论其他国家？这种东亚的地缘政治心理，在这次日本灾难之后只能有增无减。

       全球地缘政治趋势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趋势是去西方化，特别是去美国化。后美国世界已经到来，继续追随美国，无异于为霸权殉葬，于是各国纷纷寻求自身新的国际定位，“去美国化”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新趋势。这也是亨廷顿所说的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出现按地缘文明集结的政治趋势。连美国自己都在后退，美国不想放弃霸权，但是又不得不从霸主地位后撤，是美国在调整自身的国际定位。德国外交也在“去美国化”，原因是看到了后美国世界德国的地缘政治机遇，即认为德国有可能成为衰落中的西方文明的领头羊。这是德国的新政治思维，日本也早有新政治思维，只是鸠山政府下台，遭到重创，今后将卷土重来。大和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日本自救想绕过中国实不可能，美国不愿意，也没有办法。

       当今世界，大道晦盲，人类社会危机深重，失去方向，时代呼唤大贤。苏联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人类开辟出社会主义大道，曾经是世界大贤，可惜善始未能克终，恰如先贤魏征所言：“凡昔元首，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美国崛起，从西方自由世界领袖跃居世界霸主，世人以为美国代表普世价值，有大贤出世，甚至一度有众望所归之势。没想到美国由于文明积淀不足，居心叵测，更私心膨胀，金銮殿还没坐稳，就在全世界大打出手，更弄出金融海啸，殃及全球，结果不旋踵就从霸主国的宝座跌落。1991年至今才二十年，人类目睹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衰落，再看这两个国家的历史，都落入了人类历史的怪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美国还在衰落之中，但如果不能悬崖勒马，其亡也为期不远。世界再次呼唤大贤，大贤安在？
 
       三、如何科学正确地为中国定位
 
       当前的现实是，一方面，人类社会深陷危机；另一方面，给世界人民带来希望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正在面临西方国家的加紧围堵。从国际方面来说，世界形势和格局都在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的崩溃，世界进步力量在积聚，寻找方向，渴望领导，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谷底，中国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变局的核心。这次历史变局，将决定人类社会命运也包括中国命运。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当代国际社会实际上已经给中国定位：要么中国做世界的领导者，如世界大多数国家和进步力量所期待的那样，如此社会主义运动可望复兴，人类社会可能得救，中国也利在其中；要么中国在“文明冲突”中灭亡，像美国思想、战略和政策实践所明白无误地“亮剑”表明的那样。换言之，中国当头，人类社会有救，中国也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不当头，失道寡助，全球地缘政治形势逆转，好虎架不住群狼。当今之际，如果中国敢于担当，挺身而出，则其他主要反西方的地缘政治力量将会跟进，世界各种反美反西方力量将得到整合，形成一种拯救人类社会也拯救中国自己的进步的地缘政治力量；而大搞“文明冲突”试图实现“黄金十亿”的盎格鲁-撒克逊反人类的地缘政治力量将得到有效遏制，进而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而崩溃。如果中国首鼠两端，犹疑不决，国际地缘政治整合的大好机遇转瞬即逝，失去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时机，则给西方集中力量“整治”中国的大好时机，中国会陷入极度困境。而一旦中国由于综合危机爆发而陷入大规模地缘政治灾难，则下一个目标俄罗斯就在劫难逃，将被西方国家彻底肢解。之后，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命运，包括日本和东南亚在内，统统都不言而喻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是翻脸无情。这就是由亨廷顿《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揭示，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明白无误地证明的。只不过长期以来很多人被西方文明迷惑，新自由主义中毒太深，抱有危险的和平主义、绥靖主义思想，没有读懂，处危境而不自知，还认敌为友，更以身饲虎。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也早已形成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博弈和争夺，两种发展和改革思路的地缘政治实质，就是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博弈和争夺，国际国内两种地缘政治力量已经在融合，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缘政治力量早已融合，代表人类利益和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地缘政治力量由于觉醒较迟，正在融合，目前围绕中国国际定位的争论和斗争，本质上反映了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表述，叫阶级斗争。一方面，马列主义对中国还很有用，必须坚持和巩固其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当代“文明冲突”条件下，民族斗争、种族冲突、种族灭绝、“黄金十亿”、“垃圾人口”等等新马尔萨斯主义已经超出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范畴。

       以上提到了国际社会为中国做出的两种定位。关键还在于中国如何为自己作国际定位，这方面似乎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根据西方理论立论的思路。

       4月13日《环球时报》发表了王缉思教授的文章，从实力定位、地缘政治定位、国家政体属性定位和国际角色定位四方面论证了中国的国际定位，并将“中国的国际定位概括为以下四点：

      （1）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发达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还有很大差距；

      （2）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区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

      （3）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领土尚未完全统一，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

      （4）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

        ② 作者是国际关系领域有影响的学者，但该文将实力作为中国国际定位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依据，这是典型的西方观念，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不符。

       且该文由实力原则指导提出的四个要点没有正确地概括出中国应有的国际定位，既不符合人类文明转型和世界政治潮流，也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心东移趋势的要求不符，从中不仅看不出中国应当干什么，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与西方国家有何区别，除了继续追随西方国家，没有任何新思想，字里行间只透出四个字“中国不行”，而且“样样不行”，视野狭隘，毫无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和世界大国的气象。这样定位，恰如孟德斯鸠说中国人“为气逊而为志柔”，其实是骂中国人既没骨气也没志气，如此定位，结论恐怕中国只有再“韬光养晦100年”，而“有所作为”也就说说而已了。其理论原因在于作者没有马克思主义，也不大了解西方地缘政治学，一味追随西方的自由主义。按照这种定位和思路，中华复兴无望，中华覆灭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