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青春之歌》及其改编的电影都是红色经典。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曾经影响了一代人，而作者杨沫上世纪80年代曾表示晚年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可是因为年迈体衰，杨沫的愿望没有实现。

　　儿子老鬼希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的一生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的杨沫。他认为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杨沫》头版发行后，受到了评论界及各方的好评，但也有人说这是借写母亲的隐私来吸引读者。对此，老鬼回应道：“作为孩子，最了解的是家里发生的事，所以本书有些家庭方面的内容。其次，既是名人、公众人物，民众就有权知道你的私生活。因此，为了写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不走样的母亲就必须要写母亲的家庭生活、情感生活，否则这个母亲就不完整、不真实。”

　　评论家王干说：“杨沫有许多的象征性，是一个现代性符号。《我的母亲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刀切开了中国伦理和传统文化遮蔽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长辈。老鬼是以魔鬼的视角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用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非常有冲击力，揭开了父辈的伤痕，刺痛了父辈。

　　终结“不爱的遗传”

　　本报记者：看后记介绍这次的出版做了很大修改，包括订正了第一版的文图差错、增加了文字，除此之外您说您写作的心情也和那时不一样了，您能介绍一下您第一版写作是出于什么原因、事隔数年您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修改旧作？

　　老鬼：早在2003年，我就想在母亲去世10周年时干点什么。她生前曾表示希望把一个有关她的文章的评论结集出版。我为此找过北京出版社，母亲的好友在这里当领导，但被婉言谢绝。因为这种文学评论集除了专业人士看，广大读者不会买，没有市场。我不想再求人，决定自己给母亲写本书。把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介绍一二。我自然怀有私心，希望母亲晚一些被世人遗忘。因为任何伟大人物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流逝，这些人物都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何况母亲呢。她不是莎士比亚，作品和名字不可能千古流传。母亲才去世10年，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杨沫是谁了。我只能试图通过写这本书，让她晚一些被淡出社会。这就是我写母亲的最初目的。

　　2005年夏头版发行后，发现初版有很多编辑错误，与出版商不欢而散。因为合同为5年，就想等5年后再版时，把这些缺陷统统改正过来。2010年，母亲去世15周年前即开始着手再版的修改。其间，我数次去当年十分区所在地，找到了掩护过母亲的堡垒户后代，还找到了父亲为一位年轻烈士写的小传及许晴烈士、仓夷烈士和关露的照片。

　　这次再版，除了修正错误外，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一些内容。自己写作的心情更加平和。写头版时，回想起过去一幕幕母子间的不愉快，心情沉重，经常含泪，把母亲负面的部分说得很充分，对晚年母亲帮我的那一面没顾上多说。其实母亲高兴时也是有母爱的，特别到了晚年，返璞归真，给了我很多支援和关爱。这次再版，增加这方面的介绍。此外还补充了于洋及崔嵬的女儿崔敏谈电影《青春之歌》的一些情况；补充了母亲与一些朋友如吕果、舒丽珍等多年的友谊；补充了对母亲捐献版权行为的更理性的分析和反思。

　　由于旧版本还在市面上大面积流行，原先答应2010年出的出版社变卦了，才拖到今年母亲去世16周年再版。对同心出版社的勇气魄力和远见深表感谢。

　　问：座谈会上，评论家们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美学的角度给以了高度评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案例。您觉得呢？是不是感到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治疗内心创伤的过程？

　　老鬼：没有感觉写这本书是在治疗内心创伤。我写它只不过是把憋抑在胸的情绪发泄出来。当然我也曾请教过一些儿童心理学家，试图了解母亲不喜欢小孩的原因。我认为母性因人而异，有强有弱。每人因为遗传，因为生长环境，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同而不同。比如，一个危重病人终日在痛苦中挣扎，是无暇过问孩子的。

　　问：您在书中说“不爱是可以遗传的”，您在书中分析了母亲因为童年的失爱，对自己的孩子都显得很无情。您觉得要怎么终结这种“不爱的遗传”呢？冒昧地问一下，您和孩子的关系怎么样？

　　老鬼：在缺少亲情的家庭中生长出的孩子都比较自我，不会爱别人。因为他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自我照顾，自我保护，自我奋斗上，无暇其他。要终结这种遗传，关键是母亲养小孩一定要自己亲自带，不能交给别人抚养，哪怕是亲生父母也不行。不要因为工作繁忙、照看婴儿辛苦而放弃了喂养孩子的天职。只有亲自抚育孩子、照顾孩子才会对孩子有感情，有深厚的爱，否则母爱肯定欠缺，肯定要产生隔膜，或许是终生的隔膜。母亲杨沫的妈妈不管她，母亲等于是保姆带大的，她对她的妈妈自然没有感情。我有了儿子之后，自然不想让儿子遭受我小时候的对待，对他也算可以。淘气时打过屁股，但从舍不得打脸。与儿子的关系比那时父母跟我的关系要好。但我也有母亲的遗传，为写书不顾孩子，所以算不上好父亲。

　　问：网络上有一个很火的小组叫做“父母皆祸害”，数千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控诉父母对自己的精神、肉体的摧残，而大部分人的父母就是您这个年纪。做儿女的认为父母祸害他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疏离、冷漠、暴力，一种是控制，对儿女的经济、婚姻、工作都过于密切的干涉。有趣的是另一个针锋相对的小组叫做“反父母皆祸害”，说下一代一边啃老一边骂娘，简直是白眼儿狼。看您的书的时候，我不停地联想到网络上的这个现象，虽然只是一部分人，但是很能反映社会问题。我也感到您的这本书对有心的读者来说，能从阅读中观照自身，增进对我们的父辈的理解、对我们的文化基因的理解，也是和自己的历史和解的过程。您觉得呢？您会对那些控诉“父母皆祸害”的年轻人说什么？

　　老鬼：父母不是一贯正确，事事正确。他们也有错误的时候。应该允许不听他们错误的话。比如我写《血色黄昏》，父母就坚决反对，为此不惜跟我断绝来往。但实践证明，如果听了他们的话，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这本书了。所以对父母的话应该分析，不能盲目听从。父道尊严，家长至上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实在不好。父母与孩子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居高临下，一切唯父母的话是从。现在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无事不管，无事不操办，把孩子牢牢控制在自己爱的手心里很普遍，这与对孩子冷漠、粗暴、撒手不管同样令人受不了。恐怕也是导致年轻人控诉父母的主要原因。人的天性都喜欢自由，不喜欢被控制、被管制、被限制。做父母的应该明白要给孩子一定自由做主的空间，不要把自己的爱变成限制孩子自由的铁笼，那会引起孩子逆反。李峥嵘

　　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什么滋味

　　老鬼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据母亲自己说，她跟张中行同居后，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在农村，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幼小生命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放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到生第四个孩子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抱过她，亲过她，给她过生日。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过过生日。更没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

　　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做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是私事，常常排在后面。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多见。

　　我小时候曾患肠粘连，疼得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一再去北屋向她报告，她都无动于衷，继续任我疼得呻吟，也不过来看看我。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保姆向她通报再不看可能要出事，她才让哥哥带我去医院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涨得快要破，再晚就没救了……母亲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一点不管。她拉肚子、冻伤脚、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也没有去医院看的意识。她小时候得病后，都不治而痊愈。所以孩子得病，她并不着急。

　　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弄不清楚什么原因。母亲和父亲就认为哥哥是故意装病，以索取关爱和照顾。哥哥疼得无心上课，含着泪说：我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呀！母亲依旧严词批评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贪生怕死，娇滴滴，无病呻吟——其实哥哥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源于母亲遗传。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每顿饭就一碗米饭。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没有高干补助，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

　　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渐渐发现，对自己孩子不好，对外人好的父母大有人在。这种父母对亲人冷酷，一毛不拔，对外人热情备至，有求必应。因为在那个时代，对外人热情，对亲人严厉，会被认为政治觉悟高，有阶级感情，先人后己，会受到媒体、单位和周围人的肯定和赞美。而对自己家人好，再好也不会得到官方的首肯和奖励。反倒会被认为儿女情长，觉悟低。儿女情长在那个时代是贬义词，表示你境界不高。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一次，哥哥与母亲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至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吃饭屋的床上，盖着厚厚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没有。

　　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晚年终于母子一场

　　我对母亲的感情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非常复杂。我病危时她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她又帮助过我，我没有工作，她还曾一口气帮我写了五封信……令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我的妈不是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令我又恨她。

　　到了晚年，她又回归了正常的母性，我亦难忘，亦心酸。这种复杂的感觉一言难尽。如同芥末、葱头、蜂蜜、蚁酸、辣椒、臭豆腐混合在一起，无法形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市民生活，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真实客观，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 走出极“左”桎梏，她自己虽然年迈体衰，风烛残年，却挺身而出为那些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那么多的信任，那么多的提携。我缺钱，她给我找钱；我缺住处，她给我提供住处；我缺关系，她给我介绍关系……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的小名，足足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从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与我终于母子一场。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我的母亲杨沫》 同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