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度:“九一三”之后的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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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之后的众生相
2011年09月05日 12:18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舒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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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
当时(即得知一架大飞机被调到北戴河后)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5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13日凌晨1点,周总理让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往哪儿飞,飞机降在哪儿。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我一一报告。飞到赤峰附近,我提出是不是拦截?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向西时,我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15分钟,没有回答。周总理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我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周总理又来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要我用脑袋担保。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他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我向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两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理说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小人物费四金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搞政变,怎么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事件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下去,自己的结局可能会很悲惨;如果“作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专案组组长纪登奎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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