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图104”客机轰鸣着滑上跑道，送行的中国党政领导人都是穿着“毛式”制服和深色呢子大衣，在旭日的光辉中眯细眼睛，向准备发起猛冲的飞机招手。

　　这是公元1957年11月2日上午8点。

　　一阵震耳的呼啸，“图104”前冲而去，机头渐渐仰起，不知不觉已经脱离了地面。

　　塔斯社的一位记者站在送行的人群中，怅然远望升高的飞机，眉毛一扬嘴一抿，作遗憾状摇摇脑袋。毛泽东登机前，他曾追着毛泽东提问，想请毛泽东讲几句话。可惜，没成功。世界上除了斯诺和斯特朗，很少再有记者荣幸地得到毛泽东的谈话。塔斯社的记者足够顽强，从毛泽东下汽车便追在屁股后面不肯离开，—直追上飞机舷梯，被那位卫士长不客气地扯到一边，最后只得到毛泽东一句话：“我要说的，等到了再讲吧！”

　　这是苏联派来的专机，机舱里清洁、舒适，布置得整齐美观。有办公的桌椅，也有休息的床铺。机组人员自然都是第一流的，机长和助手技术高超，经验丰富，飞行很平稳，桌面上几乎能立得住铅笔。空中小姐们都是精选来的，一个比一个漂亮，而且热情庄重。她们包围了毛泽东，争着握手，而且握住就不肯放开，热烈地问候，纷纷表达着自己的崇敬热爱之情。可惜她们都没有学会讲几句中国话，只能由李越然翻译。

　　“好了好了，可爱的姑娘们，该请我们尊敬的客人休息一下了。”尤金走过来为毛泽东解围，站到姑娘们中间用柔和的手势示意道：“去吧去吧，握过手就去干自己的工作。路程还远，要让毛主席休息好么。”

　　空中小姐们频频回头地退出去了。毛泽东没有休息，先去看望同机出发的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对宋庆龄总是表现着特殊的尊敬和关心：“怎么样，还适应吧？”

　　“感觉还好。”宋庆龄微笑点头。

　　“累不累？”

　　“不累。”

　　“路途还长，到了莫斯科估计还不能马上休息。在飞机上倒是轻松了，趁这个机会你要休息好。”

　　“主席，你的事情多，责任也大，你更要抓住时机休息好。”

　　毛泽东笑着点头：“团长副团长，我们都要休息好。”

　　回到前舱，毛泽东对李越然说：“你去把尤金叫来，我要跟他谈谈。”

　　尤金一进来，毛泽东便笑着打手势，请尤金在桌子对面坐下。

　　“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毛泽东不乏玩笑地眨一下眼，“对不对？”

　　尤金带着哲学家的认真表情，很沉着地点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

　　“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尤金不自觉地抬起右手，手指从波状的头发里梳过，哼了一声，说：“那好吧，争取及格。”

　　毛泽东依然带着那种诡秘而近乎玩笑的神情，说话的口气却是极认真：“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

　　尤金一个劲眨眼，好像电影摄影机的快门闪个不停，终于为难地咧下嘴角：“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

　　“怎么样，考住了？”毛泽东灿然一笑，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说，“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两个人在北京就时常聚谈哲学，现在又肯定否定、偶然必然地热聊一番。

　　快到依尔库茨克了，飞机将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尤金告辞去办一些事情，翻译借机将一份讲话稿送给毛泽东：“主席，这是为您准备的机场讲话稿，你过过目吧？”

　　毛泽东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地抓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扫过字里行间。摄影师侯波蹑手蹑脚溜过来，选位、对焦、咔嚓，按下快门，然后又蹑手蹑脚溜出去。

　　毛泽东摆动一下铅笔，头也不抬地吩咐：“请尚昆同志来一下。”卫士长闻声而动，请来中办主任杨尚昆。

　　“主席，我来了。”杨尚昆站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掀起眼皮，用商量的口吻说：“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杨尚昆小声解释：“这是公开出访，依照国际惯例还是讲几句好。”

　　毛泽东沉吟着，又问：“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就算了。”

　　“这只是做个准备，”杨尚昆指指讲话稿，“不一定照着念。”

　　毛泽东想了想，把讲话稿慢慢装入上衣口袋：“好吧，备用。”

　　“图104”在依尔库茨克机场降落。苏联派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费德林副外长专程来到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

　　费德林是位著名的汉学家，精通中文，口操流利的汉语，不需要翻译，一上飞机就向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热烈打招呼，机舱里气氛更活跃了。他多次到中国，与中国领导人都比较熟，交谈起来自然不会没有话题。毛泽东谈兴正浓，一边吸烟一边要茶水。空中小姐闻声而动，不到一分钟，盖碗茶就送上来了。

　　毛泽东揭盖看看，露出一副滑稽的表情。费德林欠身望去：糟糕，特级龙井茶叶全漂浮在水面上。他忙朝那些空中小姐走过去。

　　“姑娘，你把操作程序弄颠倒了。”费德林拍拍送茶来的那位空中小姐的肩膀，“要先放茶叶，后倒水，开水要滚烫滚烫才行……”

　　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深度花镜时而搭在鼻梁上，时而摘下来放在一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始终保持一种恭敬的神态同毛泽东和邓小平交谈。当费德林同毛泽东谈话时，他就去向杨尚昆同志介绍莫斯科会议的筹备情况。

　　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多钟，“图104”客机经过8小时的飞行，来到了莫斯科上空。

　　这一天，莫斯科的天气同北京一样晴朗。“图104”从两千米高度进入莫斯科上空。翻译李越然从舷窗向外眺望：灰黄的田野，蔚蓝色的莫斯科河，色彩斑驳的树林，被公路和林木分割成各种几何图形的城市建筑，宛如一幅油画尽收眼底。他转望毛泽东：“主席，到了。”

　　毛泽东沉稳地点点头，没有朝窗外望，也没有着急戴他那顶礼帽，只是对卫士长吩咐一声：“给我点一支烟吸。”

　　“图104”呼啸而下，降落在伏努克机场。在跑道上飞驰一段，逐渐减速，然后慢慢转头，经滑行道停在候机楼前。

　　赫鲁晓夫表现热烈的时候喜欢动手动脚，甚至对于他称之为“革命的圣徒”的胡志明主席也是这样。这时候，他一边向胡志明拍拍拉拉，比划着手势，一边一道朝飞机迎过去。他们的身后，跟随着一串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

　　胡志明到苏联来也是客人，但他与毛泽东从延安时代便建有私人情谊，他是以老朋友的面貌出现在机场的。当舷梯与飞机舱门对接好时，他尊赫鲁晓夫在前，依次在舷梯脚下排列开。脚下是红地毯铺就的一条路。

　　舱门打开了。几名工作人员的身影闪了几闪，让开一边，毛泽东魁梧的身影出现在舱门。舷梯下立刻响起掌声。

　　毛泽东俯瞰机场，礼节性地挥动两下手，又蹙了蹙眉，他看到来人太多……还有仪仗队！

　　赫鲁晓夫仰视毛泽东，小而胖的两只手不紧不慢，合乎礼节地鼓掌。他只看到毛泽东招手，没有看清毛泽东蹙眉。

　　毛泽东缓步下梯，他在沿着舷梯走下时，目光只注意脚下，并不在意欢迎者的掌声已经变得热烈。剩最后三级阶梯时，他才抬起眼皮望着赫鲁晓夫浑圆而结实的面孔。那面孔堆着笑，已然伸出两只手。

　　毛泽东依然保持固有的步态，只是庄严的面孔上也浮出一抹友好而深沉的微笑。他只伸出一只手，当他终于踩到红地毯时，这只手已经与赫鲁晓夫的两只手握到一起。于是，毛泽东“留一手”的作用便显示出来：不失亲热地搭在赫鲁晓夫右肩上。当他们互相亲颊时，他们的拥抱姿式毛泽东更像兄长，尽管在国家关系中要尊苏联为“老大哥”。

　　“感谢你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表示出由衷的喜悦。

　　“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

　　“你说的很对。”赫鲁晓夫频频点头，可是最后一下点头有些吃力，他已经体会出，毛泽东一句话就为会议定下了基凋。

　　世界上所有领袖人物，不论喜欢不喜欢毛泽东，都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条事实：只要同毛泽东到了一起，你就会不知不觉地以他为中心，简直中了魔似的身不由己。

　　毛泽东已经同胡志明拥抱在一起，并且谈的全是私情话：

　　“身体还好吧？”胡志明亲颊时嘴巴贴着毛泽东耳边问。

　　“好着哩，你怎么样？”

　　“比上次见面还要好些。”

　　“上次是夏天。”

　　“这次不用脱汗衫了。”

　　“上次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的上次是指在北京勤政殿接待胡志明。夏天太热，毛泽东请胡志明脱掉汗衫，赤裸了上身纵论天下大势。当时毛泽东便讲了“这是在家里”的话。

　　结束拥抱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是亲戚。”

　　赫鲁晓夫明白这个“我们”是指中越及毛胡之间的关系，他虽然笑容可掬，心里不无一丝醋意。他嫉妒毛泽东与胡志明及越南劳动党的特殊关系，多少年后他还抱怨胡志明的遗嘱里“没有提到苏联给越南的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接下来，毛泽东顺序同到机场来迎接的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一一握手。赫鲁晓夫跟随一旁做介绍。全部见过面后，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过来引导，请毛泽东检阅仪仗队。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陪同下，沿红地毯走到三军仪仗队前。他站住脚，将头上的礼帽摘下来交给翻译李越然，面对仪仗队的陆海空士兵，用他那激昂高亢的湖南腔，大声问候：“同志们好！”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威虎势，发出震耳的三声欢呼。

　　毛泽东只点一下头，表示满意，表示感谢。他重新戴好礼帽，经仪仗队前，直奔汽车走去。他讨厌过多的仪式。

　　大凡与赫鲁晓夫接触过的外国领导人在谈起赫鲁晓夫时，总不外乎两种形象：或者吵吵嚷嚷、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或者粗鲁暴躁、飞扬跋扈，诸如脱下皮鞋敲联合国的长桌等等。不过，赫鲁晓夫在毛泽东面前从未有过此类表演和形象。他是庄严沉稳的，并且彬彬有礼。

　　他陪同毛泽东上了第一辆“吉斯”车。这种车很宽大，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坐后排，前排和后排之间可以拉出一排略为低矮的活动椅，上面坐了毛泽东带来的“哼哈二将”——卫士长李银桥和翻译李越然。前排是司机，司机旁边是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阔夫。他被指派为警卫毛泽东的卫士长。

　　这样，毛泽东便有了两名卫士长。

　　翻译李越然将手搭在座椅靠背上，身体后扭着只坐了半个屁股。他必须为两名共产党领袖搞好翻译。

　　“卡达尔、哥穆尔卡、金日成、胡志明……”赫鲁晓夫扳着手指介绍已经到来的共产党领袖。介绍到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毛泽东对这两位来自西欧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领袖似乎很感兴趣：“他们住在哪里？”

　　“安排在市郊别墅了。”赫鲁晓夫说到这里，有意补充介绍，“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住地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方便，也便于警卫。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还有胡志明。”赫鲁晓夫略一停顿，伸出一个指头指指毛泽东，压低声音以显示强调的口气：“你们是亲戚。”

　　毛泽东对这种特殊表示似乎并不在意，身体依然仰靠沙发，只把头扭转着望定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是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在接待中，对他们尤其要……”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

　　“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赫鲁晓夫不无得意地一笑，“我知道她喜欢吃煎甜饼子。”

　　毛泽东点头，难得流出一丝受感动的表情：“那好，那好。感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汽车在转弯，弯道处聚集了许多手持旗帜和鲜花的欢迎群众。毛泽东注意到，每个转弯处都有这种安排。他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不无庄严地解释道：“是啊，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是照惯例办的。您这样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

　　“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毛泽东微笑着吮一吮下唇。

　　道路两旁的房屋逐渐增多，市区已经临近。毛泽东忽然将身体稍稍向赫鲁晓夫靠近些，降低了声调问：“你们对于贝利亚……当时能不能留下来呢？”

　　赫鲁晓夫一怔，马上做个激动而断然的手势：“不能留，决不能留下来。”

　　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带着哲学家观察分析问题的表情，似乎要弄清赫鲁晓夫的举止言语所包含的全部斗争哲学的含义。片刻，不慌不忙说：“留下人头可以弄清问题……”

　　“不能留，太危险。他是一个屠夫，一个凶手！他掌握着公安部队，他是想攫取最高权力，在斯大林遗体还没进棺之前他已经在摆进宅酒了……”赫鲁晓夫一边诅咒贝利亚，一边介绍贝利亚的种种罪行。毛泽东不再说什么，也没有再提问，只是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在那里静静地听。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将激动的情绪一直延续到汽车驶入莫斯科市区。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已经转向窗外的建筑群，才平息一下情绪，开始介绍那些新崛起的住宅楼：“这几年我们盖了许多新房，城市发展正由以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为主的中心区，发展为多中心区，出现了许多新住宅区，但是仍然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毛泽东目光始终注视着车窗外，良久，他点点头说：“看清了。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人们的穿着都不错。”毛泽东收回目光，望一眼赫鲁晓夫：“看得出，成就不小。”

　　赫鲁晓夫登车后，始终是坐直身子的，直到听完最后这段话，才轻松地吁口气，学着毛泽东的样子，身心松弛地仰靠到沙发上，额头亮晶晶地闪出光来，两只胖而小的手掌亲切地抚在稍稍隆高的肚皮上，露出孩子一样灿然的笑容。

　　汽车停在捷列姆诺伊宫前，这里曾是沙皇和王公们的住处。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来到前厅，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分别由苏联领导人陪同来到前厅，服务员及时送上了香槟酒。

　　双方举杯，赫鲁晓夫代表苏方讲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毛泽东代表中方讲了感谢的话，接着便是一阵碰杯和互相致意的喧哗声。对待香槟酒，苏联人照例是“真灌”，中国人照例是“意思意思”。

　　楼道和楼梯上，另有一些人在忙碌。查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长舍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叶子龙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都看了一遍，他们特别留意毛泽东寝室里的木板床和卫生间里的蹲式马桶。

　　“可以吧？”舍尔巴科夫期待地问。

　　叶子龙俨然是名权威，打量着，按按床板再挑剔地检查一下被褥，终于点点头：“还行。”

　　舍尔巴科夫和他身旁的查哈洛夫少将同时松了口气，说：“那就请毛主席早些来休息吧。”

　　“开水要随时保证，毛主席离不开茶。”叶子龙最后关照一句，才离开这座寝室。

　　杨尚昆和叶子龙请毛泽东去休息时，查哈洛夫和舍尔巴科夫也向赫鲁晓夫报告：“一切安排妥当，他们表示满意。”　“我们该告辞了吧？克利姆。”赫鲁晓夫扯扯同毛泽东谈笑风生的伏罗希洛夫的衣襟，然后提高了声音：“该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休息了。”

　　苏联领导人纷纷起立，握手道别。特别是那位被安排陪同宋庆龄副主席的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表现得最活跃，她穿一条灰蓝色裙子，做工精细的高跟皮鞋，描过眉，头发盘在脑后，西服敞开着，露出被胸乳胀满的细线毛衣，嘴巴不停地讲着什么同宋庆龄握手道别，接着又向毛泽东这边跑来，热情地握手，讲着各种热情美好的词语。

　　赫鲁晓夫用赞赏的神情打量着这位苏联妇女的杰出代表，对站立侧后方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小声说了一句什么。直到福尔采娃又向邓小平跑过去，他才去同毛泽东握手道别。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赫鲁晓夫不无殷勤地说，“顺便告诉您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

　　“什么意思？”毛泽东抽回了手。

　　赫鲁晓夫立刻明白这番好意其实未必好，有些自作多情了，忙解释：“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这是我们苏联同志对您的一番心意……”

　　翻译李越然和保健医生李志绥住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将携带的物品归置安放完毕，走出屋门舒口气，忽然看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直接朝这里走来。身后跟随着形影不离的卫士长李银桥，再后面是苏联方面派来的卫士长谢尔巴阔夫。

　　“主席，有什么事吗？”李越然问。

　　毛泽东只摆一下手，没有说话。走进屋门，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是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一切都很方便。毛泽东点点头，仍然一言不发，回身走出去，仍然是那种慢步，走上楼去了。

　　“主席像是有心事？”

　　“也许就是看看我们的房间安排得怎么样吧。”

　　两个人正在嘀咕，李银桥来了。进门指指李越然：“你来一下。”

　　李越然赶忙跟随李银桥，上楼来到毛泽东的寝室。

　　毛泽东独自一人，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李越然在距离毛泽东三米左右的地方停住脚，听候着。

　　毛泽东眼皮一抬，望着李越然，轻轻招一下手。李越然忙轻步走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用很轻的声音悄悄对李越然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

　　李越然顿时愕然，这怎么得了？头摇得像拨浪鼓：“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你看，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

　　“说也不行，你不信，这是人家花了好大劲专门为您准备的……”

　　“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毛泽东打个手势，“听话，快去么。”

　　李越然出来，没去找苏联同志说，先跑去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听罢，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

　　毛泽东少有地作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克里姆林宫兵器陈列馆对面是一座18世纪仿俄罗斯古典风格建造的大厦，苏联部长会议即设于此。

　　迎接过中国代表团的苏联领导人在这里研究莫斯科会议的有关事情。

　　赫鲁晓夫皱着眉头，努起嘴巴上下颠颤着他那颗闻名的圆头颅，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机枪射手寻找目标一样，终于瞄准了苏斯洛夫，迸出一句：“看来，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有一种预感，我的预感很少欺骗我。”赫鲁晓夫将目光移开，继续颠颤头颅，像是在酝酿积累什么，目光左瞄右扫，终于又开口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他不会听从我们的话。斯大林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在国际共运内部别指望他会听从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夜里，毛泽东极少有地改变习惯，甚至可以说是违背意愿，按照太阳的规律办事——他上床了。

　　莫斯科不是北京，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和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不能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样围绕他旋转。会议安排在白天，他必须按太阳的规律办事。

　　服从太阳的规律不是件舒服事，他失眠了。服下第一次安眠药后，按常规是可以继续看些文件的。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药力就会起作用，思想会不再那么兴奋活跃，这时即可服第二次安眠药，然后看看无须怎么用脑的闲书或报纸，半小时后，第二次服下的安眠药发挥作用，他便会入睡。

　　今夜不同，第一次安眠药服下之后已经一小时，丝毫不曾感觉药力的作用，思想仍然兴奋不已。也许不该重读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么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的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一切事情的根源的。……

　　“重大的会议，重大的问题，怎么能不搞全面的评价？”毛泽东自言自语，“‘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事实就成了全盘否定。”

　　李银桥闻声瞄一眼毛泽东，见他是凝思默想的神情，便又埋头继续自己的按摩工作，将手虚握了毛泽东的小腿，缓慢匀速地向大腿方向推去……

　　众所周知，对于那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以及那些脱离了党的正确旗帜的人，列宁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同时，正如上面文件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在领导党的实践中要求党与那些并未与党决裂而是一时与党的方针不符合并且不久就回到党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人保持紧密的接触。列宁忠告说，对于这样的人不应当采取极端的手段，而应当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列宁对待群众的贤明态度在他对高级干部所做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来。斯大林与群众的关系则与此截然相反。列宁的特点在于他有这样的才能：和群众一起从事工作，耐心地对群众进行教育，而不是采用强制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人民群众施加思想影响而使他们跟着自己走。而斯大林不会这样做。斯大林无视列宁的思想教育的方法，他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而选择行政压力、大规模镇压的恐怖行动。斯大林利用惩罚机构日益大规模地、日益顽强地采取行动，在这同时，他也就逐步违反一切现行的理论和苏维埃法律。

　　都是“不调和的斗争”，方法不同。列宁更高明。斯大林无疑犯了严重错误。可是恐怖全错了吗？叫敌人恐怖也错了吗？那时毕竟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周围笼罩的是白色恐怖！自己人恐怖就不对，然而人民群众都恐怖吗？都恐怖苏联不会生存至今，不会有卫国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有那些值得夸耀的建设成就。毛泽东心里想着，伸出一只手：“给我点一支烟吸。”

　　“你该服第二次安眠药了，不能再吸……”李银桥话没说完，便屈从了毛泽东固执的眼神，将烟“一分为二”，替毛泽东点燃半支。

　　“听恩来和罗部长讲，溥仪改造得不错？”

　　李银桥没有作声，他不了解情况，何况在他和毛泽东之间已经弥漫起一团青烟，看不清毛泽东是问他还是自问？

　　“皇帝都能改造，何况右派。我们历来坚持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烟雾那边继续传出话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烟雾散去时，毛泽东已经又是凝思默想的神情，而且说话也变得像鼻子里的哼哼声一般轻若游丝了，“如果这也叫恐怖，就是恐怖么，没点恐怖瓦解不了他们的士气……”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一共选了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98名被逮捕、枪毙……

　　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的高级干部采取了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其后果就是如此。

　　……

　　拥有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是飞扬跋扈的，他使人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窒息，形势发展到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

　　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看清是李银桥将那支快要燃烧到手指的烟蒂从他指缝间拿走，摁死在烟灰缸中。

　　“赫鲁晓夫确实有勇气。”毛泽东点一下头，“我说过，他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

　　李银桥明白，这种没头没尾的话都是一连串思想中的片断，无须他追踪。他只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主席你该服药了。”他将两粒白色药片放在毛泽东手中，然后递上水杯。

　　服下药，毛泽东仍然辗转反侧。他在等待药力起作用，却无法停止运动起来的思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抱着与众不同的态度来看待群众的生活，他总是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接触，他常和人民代表会面，常在工厂集会上发表演说，到农村进行访问，和农民谈话。

　　而斯大林把自己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他什么地方也不去。这已有几十年了，他对农村的最后一次访问是在1928年1月，那时，为了谷物供应问题，他到西伯利亚去了一趟。这样一来，他又怎样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况呢？

　　事实果真这样吗？至少卫国战争结束后他还曾视察过许多地方……

　　毛泽东翻一个身，抬起眼皮望着李银桥：“两个张大概已经回去了吧？那个张木奇……”

　　“可能差不多吧？”李银桥说，“反正年前他们就得回来。”

　　“过了年，我们出去多看几个地方……你还记得我们在黄河边搞调查吗？”

　　“咋不记得？你叫我写日记，我写了个《旅行集》，你给我改成《旅行记》。你还给我批了‘写得很好，大有希望’八个字，叫我寄回家去给父母看。”

　　“你记得这么清啊？”毛泽东露出受感动的微笑，“那好，我们还是一道去，你还写你的旅行记……”

　　斯大林随心所欲的做法不仅在决定有关国内生活的问题时是这样，还表现在苏联的国际关系上……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指着最近送给铁托的信件抄本问我：“你读过吗？”然而不等我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我们可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斯大林的这种说法反映了他对自己名声的看法，他就是这样行动的。

　　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不如我有发言权。毛泽东停止不住自己的思绪：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无数事件又像满天星斗一样同时在脑子的这里那里无所在无所不在地闪烁起来。他派来的鲍罗庭、李德、王明……李德、王明就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他说“只要动一动小指头”，这话不假。有人本来就想要我的命，就看斯大林肯不肯“动一动小指头”。

　　他毕竟没有动。我毕竟夺回了发言权。

　　“我们的不同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忽然睁眼望着屋顶。这个“不同”是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不同还是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不同？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

　　毛泽东仿佛望见斯大林的在天之灵，他便要请斯大林看看眼前——

　　斯大林活着，毛泽东同他有不少的矛盾，基本不肯听他的话。斯大林死了，毛泽东又不忘他说过的正确的话，办过的正确的事。坚持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和援助。

　　赫鲁晓夫不同。斯大林活着，是他的“父亲”；父亲有错误的时候，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是“天才”、“无比英明”、“永远正确”。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说他是“凶手”、“强盗”、“混蛋”、“白痴”和“罪犯”。

　　赫鲁晓夫在死前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不要出现任何想为斯大林在苏联恢复名誉的企图。

　　毛泽东在去世前，说话已经极端困难，却仍然不失幽默和气魄，对他最后接待的两位美国客人戴维·艾森豪威尔和朱莉·尼克松夫妇说：“我不会送给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我们有求于苏联，斯大林天天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质，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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