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战魂玩具暗绝元冥:东京审判揭示“九一八”事变蓄谋已久

东京审判揭示“九一八”事变蓄谋已久
2011年09月19日 09:19:08　来源： 文汇报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教授：
东京审判揭示“九一八”事变蓄谋已久
◆作为“国耻”的“九一八”事变，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80年。半个多世纪前的东京审判揭示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一场事变。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哲嗣向隆万教授，为我们讲述了那段为人们所生疏的历史。
80年前的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制造了“柳条湖事件”。随后，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随后日军继续向东北三省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这是一段众人皆知的历史。而人们不甚熟悉的是，战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期间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中，一位中国检察官极力主张，依据日军阴谋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把1928年作为起诉日本战犯的起始点；而这一起始点，要比“九一八”事变整整提前3年时间。按照知名法学家季卫东教授的说法，这一新的指控，“使这次史无前例的对战争犯罪——特别是对28名策划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的甲级战犯——的审判得以超越所谓‘胜利者的制裁’的单纯实力逻辑，而具有更显著的‘文明的制裁’的规范色彩和正当性……这一意见不仅扩大了正义实现的范围，而且还对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鼓吹否定东京审判论调的翻案行径预设了最后防线，的确是高瞻远瞩的”。
提出这一指控的，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解放前夕，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前身——游美肄业馆并留学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曾任国民党政府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法学专家拒绝了国民党新的委任，和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其他几位主要成员一起留在了大陆。他荣辱两忘，默默耕耘在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大夏大学（现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的三尺讲台上，直至退休。
距东京审判半个多世纪后，向哲浚的哲嗣、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教授多次远赴美国查找东京审判的相关资料，在卷帙浩繁的档案堆里找寻这段尘封的历史。
令向隆万感到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使他在1980年代有机会出国留学，建立了一些海外关系，使他出国找寻档案的过程比较顺利。在找寻档案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他曾任教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力支持以及很多亲友、师生和学者的帮助，父亲曾经求学、工作过的国内外高校也对东京审判的研究给予肯定。
2007年，上海欧美同学会主导，与福寿园合作建立了“正义之剑——东京审判”纪念碑。会长严东生院士率先题词：“海归前辈法学精英正义使者民族脊梁”。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纪念日），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也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对东京审判这段陌生而重要的历史的深入研究，才刚刚开始。
“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的
文汇报：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向哲浚先生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主张把1928年作为起诉始点，比始于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铁路爆破事件的“满州事变”（日本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称谓）提前了3年多。这一起诉的意义何在？
向隆万：日本方面一度纠缠于细节，坚称“柳条湖事件”只是误会。我父亲在东京审判的某次庭审发言中专门讲到“沈阳事变”的前因后果，从中可知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和整个太平洋地区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阴谋。因为“皇姑屯事件”和这前后的一系列事件都由同一群日本军人策划。
最早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里面提到日本预谋军国主义扩张的三部曲——先征服满蒙，再征服整个中国，再征服世界。1928年，日本在满蒙寻找傀儡，第一个对象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因张拒绝而将其炸死。1930年又找到张学良，也遭拒绝。于是，在1931年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于1932年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因此，日本的侵略完全是按照计划步步执行的。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完全依据电报内容、证人证词等证据诉讼。日本扩张的整套计划在东京审判的档案中都能找到证据，从“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东北，到卢沟桥事变后大规模侵略中国，再到侵略南亚国家、珍珠港事变等，步步为营的战略昭然若揭。
这就是东京审判的重大意义，说明了日本侵略中国是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事件。
文汇报：向哲浚先生在法庭上的10次发言内容涉及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诸多罪行。能否谈谈其中与“九一八”事变相关的史料？
向隆万：我父亲的10次发言记录中，有6次涉及“沈阳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可见“九一八”事变的重要性。
1946年5月14日第一次发言即提到“九一八”事变：“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以此来批驳被告律师“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的谬论。
1946年8月27日第四次发言提到伪满洲国：“检方将进一步提交日本政府官员之间交换的官方文件作为证据，其内容是关于日本绑架并诱导被废黜的宣统皇帝来领导满洲独立运动，即一场由日本策划并运作的运动。”
1948年2月11日第七次发言提到了“沈阳事变”及其后果、导致事变的事件等。
1948年2月12日第八次发言提到日本步步侵略中国的野心：“阴谋的第二部分，从满洲国的控制和占领扩张到整个中国”。
1948年2月24日第九次发言宣读了对被告板垣征四郎的起诉总结，包括“沈阳事变”以前、“沈阳事变”、傀儡国家的产生、对“满洲国”的控制等。
1948年4月16日，在整个检察阶段最后一天做了第十次发言，提出检方对为被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辩护的回复，其中讲到土肥原绑架溥仪、鸦片交易等罪行，也讲到板垣与“沈阳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事件之间的关系。
东京审判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文汇报：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审判中取得哪些主要成果？您父亲在长达3年的审判中负责了哪些具体工作？
向隆万：我父亲奉国民党政府之命组团，自任检察官，推荐清华师弟梅汝璈为法官。检察官起草《起诉书》花了3个月时间，检察阶段长达23个月。采用英美法系的东京审判需要在检察阶段提供充分证据，所以我父亲还做了大量取证工作。
中国检察官团队的主要贡献是：起草《起诉书》，其中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日本侵华有关；提出大量人证物证；进行有力的辩论反诘。根据庭审记录，我父亲的10次发言贯穿检察阶段始末。
文汇报：就您掌握的资料而言，东京审判中争辩最激烈的是哪些方面？
向隆万：被告律师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战犯是“命令执行者”；“战争总要死人，不能治罪”。
日本还辩称：中日在珍珠港事件以前都未宣战，因此此前不存在战争。我父亲在1946年5月14日的发言中做了批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数百万军民被杀，这难道不是战争？
文汇报：清算日本战犯在二战中的罪行是东京审判的重要目的，但东京审判的意义远不限于此。
向隆万：正如我父亲在1985年的谈话中指出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东京审判中，日本28名被告每人配有三四名辩护律师，审判依据大量人证物证定罪量刑。因此，东京审判并非胜利者以势压人，而是以正义之剑惩罚罪犯，昭示世人。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划定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包括领土归属；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明确台湾地区属于中国。
文汇报：因为种种原因，东京审判宽容了一批日本战犯。在您看来，东京审判是成果大于遗憾，还是遗憾多于成果？审判是否完整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
向隆万：东京审判清算了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在太平洋地区扩张中的罪行，包括“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当然是成果大于遗憾！但另一方面，清算不够彻底，许多日本战犯逃脱了诉讼，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包括日本天皇和一些皇族。
东京审判最大的教训是，没有批判军国主义思潮，这与纽伦堡审判不同。
我们对东京审判的历史已经非常生疏了
文汇报：包括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在内的许多史料已证实了日本侵华罪行。为何直至今日还有部分日本势力在歪曲事实？
向隆万：2009年，我曾与日本学者三谷博、东乡和彦等教授交流。东乡和彦的外祖父东乡茂德是东京审判中28名甲级战犯之一，东乡和彦本人曾是外交官，退休后在京都大学任教。以这些学者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承认日本侵华事实，认为应该反思历史。但他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一样，不是大多数。
大部分日本人认为这段历史和自己关系不大，而在这种前提下，基于民族感情，比较容易接受日本右派的观点。我曾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看过2005年重新布置的关于二战的陈列，叙事还是按照“大日本帝国皇军”的立场，纪录片中呈现的也是“有选择的历史”——有苏联红军进攻日本关东军，有美国投放原子弹，但没有南京大屠杀，也没有东京审判。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供奉日本将士的靖国神社中居然有印度法官帕尔的纪念碑，因为他是东京审判中唯一认为日本无罪的法官。
文汇报：由于“九一八”事变，9月18日成为中国“国耻日”，而东京审判中中国是战胜国。为什么东京审判的历史如今反而被边缘化？
向隆万：从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的三年里，国内外经历巨变。
从世界格局来讲，社会主义阵营崛起，冷战开始。另外，美国有些学者认为，一战后对德国惩罚严厉，导致在二战中变本加厉，因此吸取教训，对日本比较宽容。
中国国内也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东京审判开始时，内战全面爆发；东京审判结束时，国民党已节节败退。对于东京审判的胜利成果，忙着内战的国民党政府无暇顾及。而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又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东京审判是由美国主持的，向哲浚、梅汝璈等人又是国民党政府委派的，由于局势转换的迅速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生不逢时”的东京审判就被边缘化了。如今，和东京审判相关的老一代人陆续离世，这段历史就更加远离人们的视线。
文汇报：您在想方设法钩沉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是否感受到“遗忘”的可能性？
向隆万：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实在太生疏了。几年前，斯坦福大学曾经聚集了中国海峡两岸以及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比对各自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大陆教科书中的史实最为单薄，东京审判也多未提及。
令人高兴的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善，我手头有一本2009年华东师大主编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不仅提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也提到徐州、武汉会战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并且按胡锦涛同志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重要讲话，肯定了东京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指出这是历史的审判！
文汇报：《东京审判》这部轰动一时的电影在人物塑造上颇有硬伤，您父亲的形象也与本人相去甚远。电影文本不同于历史文本，可能会有所演绎。而国内史学领域，近些年也有“戏说”历史的倾向。您对此怎么看？
向隆万：《东京审判》这部电影的积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不应遗忘这段历史，重新唤起人们对东京审判中中国十几位法学界前辈艰苦卓绝的工作的重视。硬伤在于，由于史实不清楚，又不下功夫调查，所以浮光掠影，甚至杜撰情节。
我觉得，拍摄历史题材电影也好，进行历史研究也好，都应该立足于史实，先有史实，才能有观点。日本右翼势力一直狡辩称，东京审判只是“胜利者的审判”，认为审判“虚构”了对于日本战犯的罪行。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在史实中杂以杜撰戏说，岂不是正好授人以柄？
我们不应在东京审判相关研究上失语
文汇报：国内关于东京审判及其相关历史的研究现状如何？
向隆万：在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目前在东京审判研究方面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失语状态。中国收藏的第一手资料太少，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屈指可数，学术论文和专著乏善可陈。最权威的是梅汝璈法官的专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遗憾的是，他仅仅写了法庭的设立、宪章及组织、战犯的逮捕与起诉、审判程序等内容，还未涉及开庭，“文革”开始，未及成书，梅先生就去世了。1980年代国外开过一次关于东京审判的国际研讨会，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加国，我们却派不出专家，令人扼腕！
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不是对抗和争吵，我们希望通过相关研究，能和国外学界的同行对话交流。作为二战中的战胜国，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失语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心已经出版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和《东京审判文集》两本书，目前正在编辑和筹备出版《东京审判图集》。中心还向教育部申报了重大研究课题，将集中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综合优势，以及借助兄弟院校和研究院所的力量，共同进行研究。
文汇报：据您所知，东京审判这一事件的史料主要保存在哪些国家？国外学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情况如何？
向隆万：东京审判的材料在美国和日本保存的较多，在台湾地区和大陆也有若干。11个同盟国代表团的法官和检察官大多有回忆录，分散保存在各国。日本的相关研究最多，欧美次之。
我所搜集的文字材料主要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图片和影像资料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保存的材料也很多。中心最近已经购买了东京审判的全部日文庭审纸质速记（8154页）和全部英文庭审记录（48412页）的光盘，将逐步整理，供校内外学者研究参考。
此外，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档案馆应该有不少资料。在1946年东京审判准备阶段，中国代表团最初只有裘劭恒、方福枢、罗集谊三名秘书。根据东京审判的规定，法官和检察官彼此独立，不能彼此交流，为了工作需要，国民党政府随后又补派了刘子健作为检察官秘书。最近我发现这份委派公文就保存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另外，有蒋介石手书罪行次序的日本战犯名单，就是友人从台湾档案馆复印给我的。
文汇报：回顾过去几年搜集东京审判档案的过程，你们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向隆万：最重要的成果是找到了一部分档案的线索，知道了东京审判大量的文字、图片、影像资料保存在哪些国家、哪些机构，并根据自己有限的精力、财力和时间复制了一部分比较重要的档案，包括我父亲的10次法庭发言、溥仪的证词、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等。
对我来说，我父亲10次发言的庭审记录弥足珍贵。在《东京审判》的电影中，检察官似乎没发言，我很想知道我父亲是否曾代表检方发言。在我的老师朱家鲲教授的帮助下，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书库找到了二十多卷庭审档案，根据其索引，在“向哲浚”的栏目下找到了这10次发言记录。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意外看到父亲在法庭上讲话的纪录片，尤其令我震撼。父亲比我大近50岁，印象中的父亲是位慈祥的老人，但他在法庭上基本脱稿，淡定从容，侃侃而谈，与辩护律师据理力争。当时的中国是弱国，父亲在法庭上的表现，确实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尊严。
如果再早30年，我可以直接聆听父亲亲口所述的记忆和感受，可惜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再早20年，我的精力要比现在旺盛得多。我从退休以后开始搜集这些材料，虽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却常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叹。(本报记者 任思蕴 实习生 陈群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