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从未骂过日本人

    作者  猫扑赏金猎人工会

    耐心看完，本文会对你的思想有重要启示！

    李敖是骂人出名的,在香港凤凰台中，以鲁迅来为自己辩解，他说，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人。

    我感到很吃惊。鲁迅是伟大的旗手、是无畏的斗士，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又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代，怎么可能不骂日本人呢？但是，李敖作为一 名学者，不至于信口雌黄到胡编乱造的地步。于是出于好奇心，也就开始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观察，渐渐他身上的光环一点点褪去。现在，将研究结果公诸于众， 希望网友批评指正。

    一．仇华恋日情结的产生

  鲁迅在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祖父周福清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然而，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 子周用吉（鲁迅和周作人之父）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侥幸三次未被抽中执行，改为 “牢固监侯”（无期徒刑）。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染病不起，于鲁迅16岁时病故。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 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因此，鲁迅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 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1898年，鲁迅18岁时，离家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2年22岁时，赴日本留学，24岁时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鲁迅出于内心的仇视，看不起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讥讽中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文中还讽刺留学生忙着“学跳舞”。

    仙台医专远不是一所知名学校，地处偏僻。鲁迅选中的原因，可能如他在《藤野先生》所说，“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虽说，留学生中也有不肖之徒，但是，当时赴日留学生中集中了很多如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精英和杰出人才。正由于留日学生们的坚 决拥护，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得以以日本为基地，开展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而鲁迅却只看到“富士山”，只能说明他以扭曲的心理观察世界。

    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同胞为伍，其强烈的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仙台却遇到了一位给他十分温暖的人，这就是藤野先生。　

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鲁迅的学历实在不过硬。世界上最讲究学历的地方莫过于高校，你是国外常青藤大学的洋博士，年纪轻轻就可以当上名牌大学教授，你没 有这块牌子，混到退休也只能是个老讲师。鲁迅连一个日本的二流医专的文凭都没混到，那些有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洋博士文凭的学校同仁哪会看得起你？第 二是，让他教什么？教中国文化吧，他说过要把中国的古书都烧光，不是自打嘴巴吗？教西方文化吧，他别说相应的学历和学术背了，连英文词汇都认不了几个。人 家洋博士都排不过来，还轮到你？教自然科学和医学就更没门了，连医专的化学、物理都只能勉强及格，解剖甚至都不及格，能行吗？教日本文化，他或许能混混， 可是，日本有多少文化可讲呢，再说，哪个学生愿意去听这种课？难怪他只能混三个月。所以，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两件事：当官和做学问，他都走不通顺。
show_item("401614","ｂｏｄｙ1"); 外 面的事不顺，家庭环境又如何呢？鲁迅13岁时祖父和父亲下狱，父亲被释放后，长期卧病，在鲁迅16岁时去世，所以说，鲁迅并未能得到多少父爱。鲁迅的母亲 出身于书香门第，嫁到周家后，三十多岁就守寡，独自艰难抚养鲁迅兄弟三人**。鲁迅侍奉母亲表面上尽到了一个孝子的责任。然而，鲁迅与她的精神世界相距甚 远。鲁迅曾说过，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鲁迅的母亲替他安排了一门他极不情愿的婚事，为他娶了一个不识字的 小脚女人——朱安为妻，造成他终身婚姻不幸。 而与其二弟周作人更是闹到彻底决裂，从此不相往来。决裂的原因，双方都讳莫如深。外界流传两种说法，根源都 集中在周作人的日本妻子身上：一种说法是她生活奢侈，造成经济困难，然而，这种情况，一般是闹完后，分开了，也就算了，似乎不足以让两个亲兄弟终身决裂， 彻底斩断手足之情；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对其日本弟媳有非礼行为，这在周作人给他的决裂信中可以找到痕迹，信中要求他以后不要再到家眷居住的后院去，并要他 “自重”。
总结以上情况，鲁迅在自己祖国环境中，受尽了歧视、冷漠和孤独。对于这种状况，有自省精神的人往往只怨自己没胆量、没能耐和家族的不幸。可是，鲁迅像所有懦怯的人那样，没有一点自责和反省精神，而是对国人无穷怨恨。
但是，他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却从藤野先生那里获得了几乎是唯一的一丝人间温暖，这种温暖激励他终身，他在《藤野先生》中一文说道：
“每 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 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尽管，藤野先生是一位正派善良人士，但是，是日本人。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使他良心发现” 和“增加了勇气”。
show_item("401615","ｂｏｄｙ1"); 二．诬蔑和唱衰中国
鲁迅把在祖国遭受的歧视和冷漠积累的 所有怨恨，都集中到自己同胞身上，一次次用匕首和投枪刺向自己的同胞，刀刀见血。被他首先祭刀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鲁迅在赴日本前，母 亲替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叫朱安，小脚并且不识字。封建时代的所有婚姻都是凭父母之命，没有自由恋爱一说，往往造成婚姻悲剧。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叶，世风 已经出现不少变化，勇于同传统婚姻决裂的例子已经很多。被鲁迅辱骂为“拟寡妇”的杨荫榆，早在1901年就和夫家断绝一切往来，东渡日本留学。同为绍兴人 的秋瑾也于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鲁迅对自己这门亲事是极不情愿的，可是，如要退婚的话，势必要向传统势力挑战。但是，鲁迅没有这样 的勇气，于1906年，回家与朱安女士完婚了。这时，鲁迅已经是26岁的成年人了，而且远在日本，要退掉婚约难度并不是太大，可以找到种种借口，诸如腿摔 断了或者患了肺痨等等，甚至可以说自己已经有了日本相好了，他的两个弟弟不都是娶了日本老婆吗？大不了被人骂为陈世美而已。但是，鲁迅不敢担当这样的骂 名，他懦怯地退缩了。回到绍兴后，鲁迅恭顺的一步步执行所有的结婚仪式。但是，第二晚就睡到母亲房间去了，他这是在用行动告诉母亲，“看你干的好事，以 后，你就往下等着瞧吧！”第三天，他就离开绍兴回日本。任何一位堂堂男子汉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当初并不太情愿，也是你自己选择 妥协的结果。李大钊和胡适都是封建包办婚姻，但是，他们始终善待自己的妻子。然而，世界上所有的懦夫都会把自己的懦怯变成无比仇恨，加害到最无反抗能力的 人的身上。尽管朱安是非常贤惠的女人，勤劳操持家务，孝敬婆婆，但是，鲁迅回到绍兴后却不愿回家住宿。到北京后，朱安对鲁迅体贴入微，鲁迅生病时，体贴照 顾，然而，都只能换到鲁迅的冷面孔。就这样直到1926年，朱安在长达20年之久的噩梦般的婚姻生活中，一直被自己的丈夫不理不睬。可以想象，她暗自掉了 多少眼泪，她渴望学习和进步，不识字可以学，小脚也可以放。可是，这一切，鲁迅都没有去做，他就是要用钝刀子慢慢折磨她，同时也折磨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母 亲。朱安20年的噩梦远远没有结束，1926年，鲁迅把一个可以做女儿的年轻情妇带到了家里，她就是许广平。当着母亲和妻子的面与情妇调情。任何一个女子 能忍受如此大的莫大侮辱吗？可是，朱安默默的承受了，尽管她的内心在滴血。以后，鲁迅又与许广平南下广州，最后同居上海。许广平也就由小三被提携为小二 ——从第三者升格为二奶了。从此，朱安就和婆婆相依为命，远离鲁迅居住在北京。鲁迅在《祝福》一文中，对受封建礼教残害的祥林嫂给予深深的同情，然而，对 同样是受封建礼教所害的发妻却如此冷酷和残忍。从他表现来看，他新婚时就计划好，要以极其冷酷的方式报复这门强加给他的亲事，要让这个女人一辈子在寂寞的 冷宫中痛苦生活。也让自己母亲一辈子在悔恨和自责中煎熬。他没有把她们当人，而是发泄仇恨的工具。何等可怕的阴毒心理！
鲁迅在一次关于易卜生的《娜拉》的谈话中说到，妇女没有自己经济能力，是无法反抗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娜拉出走后是没有出路的。许广平被大学开除后，也是没有了出路，鲁迅这时候是扮演了骑士的角色还是乘人之危？从此，许广平只能一辈子当二奶了。

鲁 迅的第二刀是砍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骂死去的人当然不怕人家来算帐，同样没有风险的。1918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 号，鲁迅文中的“狂人”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 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吃人”二字不厌其烦的在全篇文章中出现20 多次，让人毛骨悚然。把四千年的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统统看成是“吃人”， 也只有狂人或疯子才有这样的能耐。文章最后还假惺惺的呼喊：“救救孩子！”这篇 短篇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只不过是几乎百年前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仿作而已。然而，鲁迅是深有用意的。首先，文中的话是通过一个狂人之口说出来的，如 果遭到责问，满可以说 “偶是疯子，疯子的话能当真吗？” 真是四两拨千斤，谁还去跟疯子较劲？另外，“狂人”这样的标题当然也很吸引人们的眼球。不出所 料，这篇文章很投合当时一大批浮躁青年——或者说是愤青——的口味，顿时，鲁迅名声大噪。在当时的情况下，年轻人由于不够成熟，急于改变现状的心情是可以 理解的，可是鲁迅已经是38岁了，早就过了而立之年了，依然还是那么不成熟？其实，鲁迅的内心由于极度的扭曲而处于发狂状态的，《狂人日记》里的话，实际 上就是他癫狂状态下的内心写照，他确实是一直猜忌别人会“吃”他的。然而，试想一个民族的文明统统被诬蔑为“吃人”，予以彻底打倒，那么，这个民族将沦为 什么状态？不过，说句公道话，鲁迅倒并不是要把全体中国人变成原始人，他有济世之良方的。他紧接着就忙不迭的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之戏曲《一个青年的 梦》、日本厨川白村论文《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等一系列日本著作，以后，又一次次与日本文化“友人”合作。原来，他是要把中国文化扫除干净后， 把日本文化堂而皇之的请进来，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来救救中国的孩子！鲁迅把当时的中国说成是一个铁的黑屋子，go-vern-mentgo-vern- ment专制无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完全没有自由可言的。其实，无论是北洋go-vern-ment还是国民go-vern-ment对舆论还是相当 宽容的。
北洋go-vern-ment时期，鲁迅竭力鼓吹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然而，留学英国五年之久的章士钊则提倡尊孔读经，“捍卫国 粹”，双方在杂志上展开激烈论战。章士钊此时身兼司法和教育两部总长，而鲁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科长与部长辩论，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 是，章士钊并没有以势压人。后来发生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作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必定要支持整顿学风的校长杨荫，而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居然同学生一起闹事， 自然不能容忍，于是，将鲁迅免职。以后，鲁迅以免职手续不完备为由，状告章士钊，居然赢了官司。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司法还是有一定的公正性，另外，与章士钊 的民主思想也不无关系，他没有利用权势干预司法，而是尊重法律，接受裁决。1927年北伐胜利后，南京成立了国民go-vern-ment。鲁迅虽然在北 伐时一头钻进了日租界，却想在国民go-vern-ment那里讨便宜。鲁迅在“4．12”事件后，在国民party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对新go- vern-ment输诚，诬顾颉刚“反对民party”，以图受赏。5月25日，国民go-vern-ment计划设浙江大学研究院，蔡元培是筹备委员之 一。鲁迅闻讯后，立刻通过同乡活动，结果失败，便大发牢骚，“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 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在旧go-vern-ment还可以当个科长，在新 go-vern-ment却没挤进们。想去当听差，却被人拒之门外，冤恨之极。同年6月27日，国民go-vern-ment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 任院长。鲁迅再去活动。这次，没让他失望，蔡元培给他一个“特约撰述员”职位，不用上班，可以在家中自由研究学术，每月津贴300大洋（当时复旦大学教授 的月薪是200大洋）。拿了go-vern-ment津贴后第三天，鲁迅去暨南大学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立刻变了腔调：“我以为革命并不能与文学连 在一块儿”，“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然而，鲁迅虽然钱照领，却不搞学术研究。其实，特约撰述员一职，只认人不认成果，弊端不少，白拿钱 不干活的人只管滥竽充数，所以，1931年go-vern-ment裁撤特约撰述员，停发这笔津。在此之前，鲁迅领津贴四年，毫无学术成果。其实，搞研究 也确实难为了他，首先须年轻时在教授指导下，从硕士、博士做起，一步步积累基本功，鲁迅没有经过这番磨练；其次，得耐得住寂寞，安心钻研，而鲁迅只知“四 面八方地闹”，不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四年多时间里，白拿钱不干事，居然心安理得。可是，当国民go- vern-ment停发了这笔津贴后，鲁迅又大骂开了，他用笔名“阿二”在年底出版的《十字街头》中，丑化go-vern-ment人员参拜中山陵，“大 家去偈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讽刺go-vern-ment会议“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一中全会好忙 碌，忽而讨论谁卖国，…，似乎还在想火拼，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party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不 过，虽然“四面八方的闹”，鲁迅骂人不是没有分寸，他从不指名道姓的骂军阀和流氓。用他的话说是，他之所以不骂武夫，是不想中“借刀杀人之计”。也是的， 即使躲在日租界里，军阀或流氓照样可以派杀手来刺杀，难道不想活了？但是，鲁迅对文人就没那么客气了，要么不骂，要骂就指名道姓的骂。被鲁迅痛骂过的文人 多得不可胜数，越是有名，越是高学历，他越是骂的凶狠，一方面可以泄愤，另方面也特别吸引人们眼球，稿酬高高的，一箭双雕。被他点名痛骂的人中，最著名的 有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顾颉刚、沈从文、施成蛰、朱光潜、徐懋庸等等，囊括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诗人、历 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简直要将当时之人才翘楚统统一网打尽。而且，动辄用“狗”、“叭儿狗”、“走狗”、“落水狗”之类的词汇，简直像是骂街。不仅骂胡适、梁实秋这样的“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他们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右派，活该痛骂。 同为“左派”的战友，也逃不了挨他骂的命运。1930年3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与会参加，并作了重要发言。1935年，面对日本侵略 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还把周扬、阳翰笙、田汉、夏衍、四人打成“四条汉 子”。这四人因此在文革时吃尽苦头。左翼阵营内部从此口水仗打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彻底散伙。按照“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说法， 面对日本的侵 略，必须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来对抗。当时，中国已经到了被日本灭亡的生死存亡阶段了，还要号召在内部闹革命，自己先乱起来，不是痴人说梦话，还是 居心叵测？
口号如此革命，是不是对穷苦大众情有独钟呢？且看鲁迅笔下的劳苦大众的形象：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陈士成、祥林嫂、七斤…..， 一个比一个愚昧、一个比一个迟钝，一个比一个窝囊，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阿Q则完全是既愚蠢又无赖。这些人就是鲁迅眼里的劳苦大众。但是，在同时代作家中， 在老舍、沈从文、李劼人和赛珍珠等人笔下的劳苦大众主人公，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最终命运悲惨，但是，都是一个个有鲜活的人生，敢于抗争，敢作敢 为，没一个像阿Q的。在这些年月里，工潮和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最著名的有：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成立，香港大罢工。可是，对这些声势浩大的劳苦大众抗争的 运动，鲁迅别说去声援，连话都不敢说一句，而是规规矩矩的“充教育部佥事”“恪恭将事”从而“屡获奖叙”。鲁迅早就把中医说成是骗子，或许，当初中医师没 能治好他父亲的病，似乎有杀父之嫌，可是，如绘画、戏剧这样的艺术应该与鲁迅井水不犯河水了，但是，鲁迅对张大千、齐白石等“海派”画家和梅兰芳也是照骂 不误，而且刻薄到极点。他嘴里一个劲儿的咒骂中国：中国的传统是吃人，历史是做稳了奴隶和连奴隶都做不稳的，老百姓统统是窝囊废、官员是强盗、民族精英的 知识分子是一群狗，甚至连狗都不如…，中国人都心怀最坏的恶意。总之，中国的一切都是一无是处。用他在《呐喊》自序中的话说，中国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 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而拆毁铁屋子，他认定是“必无的证明”。当时， 社会达尔文主义尘嚣甚上，优秀种族淘汰弱小民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纳粹鼓吹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军国主义在宣扬日本大和民族是神的后代。鲁迅一 再唱衰中国，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如果中国真是这样，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二十世纪这段时光了。当时的 中国百废待兴，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外侮日盛，但是，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林语堂先生在1935年初版的《中国人》中所说到：当时 国民go-vern-ment的内阁中有不少是国外留学归来的高级人才，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国家经济和精神面貌迅速变化。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况的：
“用 西方进步的尺度来衡量，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学校和学院纷纷建立，书报发行量的稳步增长，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妇女解放和妇女参与政治，统一的民族语 言普遍流行。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满希望，不遗余力…。南京go-vern-ment却能投资成千上万到公众建筑、广播电台、码头、卫生 检疫船、体操房、体育馆和铁路，单是科学研究一项，每月就要投资10万美元。“中国的新生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得以迅速重建，民族自卫在紧张进行，具体说 来也有以下事例：币值的改革，国家银行的建设，…。全国巨大的网络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连接起来（1921年，1185公里，1927 年30000公里，1936年96345公里）；四条新的铁路干线和四条支线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广东-汉口铁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夜间进行的。工人们在手 电筒灯光下劳作。1936年该铁路全线通车；陇海线延伸到西安，上海到西安有了快车。一条连接杭州与江西南昌的铁路，穿山越岭在一年半内建成通车。乍浦、 海州、南京防御工事的加强。新建空军迅猛发展。….。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护工作的进行（1933年花费价值689万美元，1934年13.59万美 元，1935年353.1万美元的中国货币）博物馆的修建和一个耗资700万元修建在江湾的码头，…。在杭州的钱塘江上修建了双层铁桥。“看来，中国好像 终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诞生了。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种进步变得可能。”（1）这就是林语堂看到的当时的中国。然而，鲁迅对 这样的大规模建设一概抹杀，攻击当时go-vern-ment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鲁迅的嘴里，中国不仅非常黑暗而且还是无药可治的。 任何人提出的主张，他都要痛骂一番：胡适说“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他挖苦是问题主义；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被他说成是“麻醉文学”； 林语堂主张宽恕之道和公平规则，他则说：“费厄泼赖（FAIR PLAY）应该缓行”，要痛打落水狗；梁实秋提出人性观点，他挖苦说“贾府里的焦大绝不会 爱上林妹妹的”。（这一说法恐怕很难站得住脚，焦大不是不会爱上林妹妹，而是即使想爱又不敢去爱。）鲁迅与梁实秋争论了好多年，梁实秋责问他，“你这也 骂，那也骂，那么什么是你主张的呢？”鲁迅回答说，“有一种主义我不骂。”梁实秋又问他不骂的是哪一种主义？鲁迅避而不答。事实上，鲁迅对日本军国主义倒 确实是不骂的。

三．投靠日本间谍
1926末至1927年是鲁迅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对日本的崇拜者完成了彻底投靠的过程。
自 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猖狂侵略：1915年一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三月侵占沈阳；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侵占山 东，全国掀起抗议浪潮，爆发五四运动；1926年日军炮轰塘沽，导致了“三一八”惨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人人痛恨了。然 而，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后，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入住虹口地区的日租界内。早在1870年，日本人开始侨居虹口地区，同年该地区被非正式纳入公共 租界管辖范围。1898年日本参与租界管理。1910年，虹口地区日侨人数超过其他各国侨民，位居第一。1916年，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地区治安事务。 1925年6月9日，日本派遣海军陆战队入驻虹口地区。所以，鲁迅入住虹口地区，是住进完全被日本势力控制的范围之内了。鲁迅在1926年发生的“三.一 八”惨案后，四月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对刘和珍的死，尤其是刘和珍对自己崇拜，似乎悲痛欲绝。文中居然有这样的文字来说中国：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而此后几个所谓 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等等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中国的文人是阴险的，中国军人是屠 杀妇孺的凶手，整个中国是个似人非人的世界。——还有比这更坏的国度吗？最后，鲁迅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 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断言中国是衰亡之民族了。可是，说到“沉默”却有点儿莫名其妙。师生和社会各界纷纷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了，怎 么还能说是“沉默”？如果，说是“沉默”的话，那只是鲁迅自己——一个死抱住职位的北洋go-vern-ment内的小科长。问题的关键是，刘和珍他们为 什么要去请愿呢？事实上，刘和珍和学生们去请愿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我塘沽的，然而，文中却没有一字谴责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 只骂临时执go-vern-ment，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光骂为虎作伥的奴才，却不骂主子，也够意思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深怕造成日本方面的误会， 几个月后，急急忙忙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在全中国对日本侵略野心极度痛恨的时候，居然有个中国人出来说这番话。日本的谍报机关很容易嗅出，向他们献媚信号，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实在太少了。鲁迅的努 力没有白费，不久，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把鲁迅推荐到上海的内山完造那里。有了清水安三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仅隔了一天，10 月5日就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去“买书”，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 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内山完造经过观察后，确认鲁迅有高度诚意，于是出现了。鲁迅如愿以偿的接上了 头。以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专门为鲁迅准备一张藤椅，放置在隐蔽角落，以避人眼目。鲁迅则几乎天天都躲进内山书店。1976年，清水安三在《我怀念鲁迅》 里说：“我向好多人说，在上海要是想会见鲁迅，四点左右到内山书店就可以碰到。”这里的所谓的“好多人”，当然都是日本人。显然，鲁迅可以在这里每天很方 便与日本人“友人”频繁接触。而如果在自己家中频繁出入日本人，显然会引起极大嫌疑，而作为一名学者去逛书店则名正言顺，天衣无缝的安排！
那么， 内山完造是何许人也？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 禁品而曾被pol.ice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他很喜欢中国的牌 九），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pol.ice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 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pol.ice 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 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 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仅是一篇普通文章，不一定可靠。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 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这些都很能证明内山完造确实是一个很有背景的日本间谍。当时，日本派遣了大 量间谍到中国，策划地图，刺探军事情报，收买汉奸，以至于抗战初期，对我方军事行动了若指掌。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还有一篇短文说，鲁迅与日本 间谍内山完造关系密切，是“乐于作汉奸矣。”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鲁迅与其交好，未必就是“乐于作汉奸矣”。证明鲁迅是否“乐于作汉奸矣”需要关键性的三 点证明：一是，鲁迅是否知道内山是间谍？二是，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内山完造是间谍的？三是，鲁迅在认识内山完造后，有没有危害国家的言行？
这方面 我们不妨先看看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内山完造。事情的起因似乎是，一次他和几位中国文人去内山书店， 由于内山完造对中国文化出言不逊，一位文人后来对此予以公开揭露。按理，内山完造在作为一个老牌间谍，不至于犯侮辱对方国家的如此低级错误，很可能他是在 抛出探测气球，试探对方的反应，物色是否有可以网罗的对象。鲁迅此段文字就是针对那位中国文人的文章的，其目的显然是想撇清自己与内山的关系。鲁迅这段文 字可以说是绝妙的奇文，我们将其中相关的三段话列在下面：
1.“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go- vern-ment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 道。 ”——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
2.内山对鲁迅和同来的中国客人说：“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内 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 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 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鲁迅此段话表明，他不仅确信内山是间谍且人品不佳，并且，表明自己不屑于与这样的人物为伍，划清了界限；
3. “至于 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 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这段话又说内山不做侦探了，还要号召文人们竭力学他。
前 面1、2段文才说过内山是侦探，3段又说他“不做侦探”，“不卖人血”，才说过他是“什么东西”，后文却说文人们应该向他“竭力学学”！让人不禁怀疑，是 不是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狂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由此可见，鲁迅对内山的间谍身份早就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那么，鲁迅是什 么时候知道内山是间谍的呢。我们可以从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的举动可以分析得出结论。鲁迅才到上海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先后5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最后一 次，见不到内山就赖在书店不走。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搬家，有大量的家务事要处理，尤其是一个文人，光整理书籍就的忙上好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如果，内 山仅是一个普通书店老板，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的话，鲁迅会这样急吼吼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来上海之前，就知道内山是个有过硬背景的人物了，而这种 背景当然是日本方面的。鲁迅是来投靠来的。
至于，鲁迅为自己辩白所说的：“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 文人相对还安心，….。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真是欲盖弥彰的天大谎言了。鲁迅何止于仅仅是去翻翻书，鲁迅全集 中收录了大量他与内山的书信来往，就是铁证。而且，早在此前的1930年，鲁迅就避居在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1931年 “一＆＃8226;二八”爆发沪 凇战争，鲁迅又举家避居内山书店。另外，鲁迅由经内山完造介绍了一位日本医生須藤五百三，从此，此人就成了鲁迅全家的家庭医生。此人曾经是日本陆军军医， 随军到过中国和朝鲜，退伍后到上海開設医院。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的“乌龙会”的副会长。鲁迅通过内山完造的安排，把自己全家的生命健 康托付给了这样一个军国主义者。怎么是“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我们再看看鲁迅在结识内山完造后的种种表现。在 内山引荐下，鲁迅会见大批日本人士，仅1931年，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 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等。在多年会见的日本人中，有很多背景特殊的人，例如，松本重治是日本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人物，后来参 与策划了汪精卫投日。内山完造还多次邀请鲁迅去日本访问，疗养等等，而邀请方大多是有背景的。在此期间，鲁迅还多次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又是往日本 人“妇女之友会” 演讲，又是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又是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亲自担任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鲁迅在与内山接上头后，有关 激烈诋毁中国的文字，就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获得丰厚稿酬，而由于治外法权，中国go-vern-ment对他无可奈何。中国人把不 顾民族利益，投靠异族的行为称之为“认贼作父”。难道鲁迅不怕人骂吗？鲁迅确实不怕人家骂，根本看不起包括爱国心在内的中国的传统道德，他的骨头是“最 硬”的。有了藤野提供的精神支持，有内山提供的物质条件，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大日本帝国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庇佑下，可以放胆干了1931 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千千万万中国人被迫离开家乡，流浪到关内，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就是反映流浪到关内的民众的痛苦心声的。日本的 赤裸裸侵略行径，不仅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也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当时由43国组成的“国联”中的42个国家，表决承认中国拥有满洲主权，只有日本反对， 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然而，鲁迅对日本的这种野蛮侵略居然不写一字予以谴责。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炮轰上海，日本浪人、民 兵在上海大肆杀人放火，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种志 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 一。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文化界一致声援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到前线慰劳英勇的十九军。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战火殃及鲁迅居住 的虹口区。那么，鲁迅在干什么？他非但没有同仇敌忾，抗议日本侵略，反而全家躲到日本间谍内山完造的书店里，由内山完造安排躲避战火长达一个半月。期间还 狎妓作乐，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 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现在，就在眼皮底下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屠杀同胞，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 鸣，家园被摧毁，文明遭焚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国难当头，没胆量上前线劳军，躲到老家绍兴去也成 呀，却一头钻进敌国间谍侨的怀抱，半点嫌疑都不避，其“光明磊落”真非常人所及。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出头来行动了，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 子，而是本国的将士。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 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 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 头彻尾的谎言。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 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 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 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广东空军参战也确有其事。当时广东空军中 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 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斗志可见一斑。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 吧？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造谣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呢？以后，在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 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 文中这样说道：“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 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的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 舞的仍旧跳舞。”鲁迅又讲到，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 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还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 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又骂中国go-vern-ment了：“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 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 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 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 的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世界各大媒体大幅报道，国联连续开会，他居然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 十分惨烈的“一二九”，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 却只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日本兵抓了后，就下落不明了，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而日本人杀中国人，并不 是日本人太残酷，只不过是脾气不同，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倒霉是必然的。看来死了活该，谁叫你不认真的。面对同胞被屠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来。鲁迅另外还说过：“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 自己人的奴隶好’。”日本人会杀中国人，中国go-vern-ment也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认真，而“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 样。”其结论不就是，还不如让日本人来杀的好吗！他还告诫北京的学生，眼光不能放得太大，把上海的事全忘了，打牌跳舞去吧。 他不是在明目张胆的企图麻痹 听众吗？这样的一番话，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的。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 一 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从实力来讲，当时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 山河，一寸血”。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 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 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12月9日，北平北平爆发“一二 九”的规模抗议运动。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 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然而，鲁迅却大不以为然，说是为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 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 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 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 女出身的人，对这 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其实，妓 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 女，卖身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 许多妓 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 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当然还要宣传自己的大大了不起。鲁迅似乎都配合得天衣无 缝，1936年，鲁迅56岁时病重，期间一直由请内山完造安排的日本须藤医生治疗。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 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然而，鲁迅之死本身却是疑窦重重。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2006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 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 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 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 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那么，日 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的爱国良心醒悟了，还是干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 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 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四．对鲁迅的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分析
鲁迅去世前，留下了七条“遗言”。其中，第一条称，“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关于这一点，鲁迅自己生前完全没去做。第四条是“彻底否认夫妻情感”，这方面从其对发妻朱安的行为来看，他完全够格。
第六条，“彻底否认关于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和第七条的“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则是鲁迅仇恨哲学的高度总结，鲁迅也确实终身不渝，甚至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仇恨的根源来自他自己心中的无比黑暗。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就承认：“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对每个人以后一生的性格形成，经常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鲁迅的心理和性格的形成，还必须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开始。
对 孩子来说，家庭是他们的保护伞，是他们成长的庇护所。即使家庭比较清贫，但只要是健全的，也是孩子们的天堂。而父亲在家庭里，又对孩子们的心理成长起到极 为关键的两大作用：首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是家庭的保护者，有父亲的保护，孩子就有了安全感，也有了自信心；其次，父亲又是孩子们的表率和崇敬对 象，孩子从父亲那里，培养了对权威的尊敬和服从，也学会了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即使是十分清贫的家庭，父亲的这个角色也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对于那些有犯罪入狱的父亲的家庭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常被称为问题家庭，孩子也往往可能成为问题孩子。
这 些家庭的孩子往往会认为，家庭不是他们的天堂，而是造成他们苦难和遭歧视的根本原因。他们会不自觉的认为是家庭和亲人欺骗了他们，连亲人都会欺骗自己，世 界上的其他人更会欺骗他们了，因此，他们常常十分孤僻、自我封闭，对周围的一切有强烈的猜忌心。他们的人性是被扭曲的，眼前一片漆黑，对社会充满了仇恨。
他们内心没有可崇敬的对象，也无法培养起相应的责任感，导致他们蔑视社会上的一切崇高价值观，对圣者和道德箴言不惜一顾，认为都是骗人的。
他们心中没有保护神，十分缺乏安全感，因此会变得十分懦怯。又因为孤立，渴望得到保护，于是，他们崇拜拥有强大暴力手段的强者。梦想依靠强者的力量保护自己，并实现对社会报复。
鲁 迅出身的家庭恰恰也是这样的情况。与一般的问题家庭略为不同的是，鲁迅在13岁前，曾经有过比周围多数人较富裕的生活。强大的落差，让他比一般问题家庭的 孩子有更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作品中的阿Q 口头上常挂着的，“我家祖上比他们阔多了”，恐怕也是他少年时期的内心的一种流露。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 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他在《呐喊＆＃8226;自序》一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 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内心充满了猜忌，他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怀疑周围的一切人都在吃人，都要来吃自己。他在《纪念刘和珍君》的一文中，讲自己从来都认为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正反映了他的强烈的猜忌心理。
他家的科场舞弊为传统道德观所不容，孝道又使他不得不一次次走出家门去当铺和药店，饱受别人歧视，又无法躲避。让他心中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的滋长，让他对整个社会和传统道德充满了仇恨。
于是，他咒骂社会，咒骂传统道德。
但是，他又是十分懦怯的。这种懦怯使他一生中，先后四次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在传统的压力下，他退缩了，接受了强加于他的婚姻；
第二次，在学医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鼓足勇气锲而不舍，而是打起了退堂鼓；
第 三次，他没有勇气参加日本的革命party人的活动。最近有材料披露，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蹈海 自杀抗议。翌日，留学生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但是鲁迅的态度是畏缩的，秋瑾气愤得拔刀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 刀！”
第四次，他没有勇气参加广州的革命活动。
由于他的临阵退缩，造成他无论是婚姻家庭、学术事业和政治前程都无法理想。
除了少年时期的缺乏安全感外，他的身体十分孱弱，肉体上的软弱，会在精神上更幻想强者的保护。他之所以没参加革命party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虽然知道革命party人事业的正义性，但是，当时的革命party并不强大，他希望攀附的是有强大武力的“强者”。
在这方面，他与尼采十分相像。尼采早年丧父，体格一直孱弱，于是，把精神寄托到强者——超人身上。尼采彻底否定传统道德，崇尚武力，他说，“什么叫‘善’？所有增加人的强力感，强力意志和强力本身就是善。什么叫‘恶’源于弱的一切都是恶。”
鲁迅在尼采的强者理论中找到了共鸣声，到处大肆宣扬尼采。当时有人甚至把他称作是中国的尼采。
尼采十分崇拜拿破仑，他说，他那个世纪里差不多一切远大希望都来自拿破仑。在他眼里，拿破仑大大的了不起，林肯则肯定是下贱的。（2）
既 然，尼采作为一个德国人可以狂热崇拜法国人拿破仑。那么，为什么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崇拜日本人呢？与尼采相比，鲁迅是幸运的。尼采一辈子没找到保护自 己的“强者”，最后发了疯。但是，鲁迅找到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强者——日本人，于是，急不及待的投靠他们。背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棵大树，他就可以大肆发泄心 中的怨恨，放胆向祖国和同胞泼脏水。
应该说，祖国对待鲁迅是不薄的。
根据《鲁迅日记》，鲁迅在北洋go-vern-ment担任公务员 时，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收入还是颇丰的，基本上月薪收入能保证在200元银洋以上，后来又到北京八所学校兼课，长达六年，讲课费每月60大洋左右。这段 时间总计大约收入银洋2.1万元。1927年12月起连续四年，国民go-vern-ment聘他为“特约撰述员”，每月津贴300大洋，共计1.47万 元大洋。除此之外，鲁迅还有高额的稿费收入。足以让他可以轻而易举在北京购买四合院和上海购买石库门房子了。有人根据《鲁迅日记》的记录推算，鲁迅二十多 年的总收入，折合今天人民币大约有480万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高达2万多元，远远高出2010年的高校教授们的收入水平，更是解放初期教授们收入的上百 倍！
然而，他却以怨报德，把国家和人民说得一无是处，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
其实，当时的go-vern-ment对他是相当宽厚的，允许他的那些污蔑本民族的话发表，放到今天任何一个法制国家，这些话都会认为是种族歧视，轻则遭人鄙视，重则要吃官司。
虽 然问题家庭会有可能产生问题孩子，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家庭都会产生问题孩子，很多这样出身的孩子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对社会做出贡献和回报。应该 说，鲁迅是有一定才华的人，其用笔之凝练确有独到之功力，尤其是挖苦和讽刺方面，更有绍兴师爷刀笔吏之锋利。可惜的是，他的仇恨心理伴随他终生，始终以扭 曲的目光看待中国。
那么，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精神面貌究竟是如何呢？我们再举出当时另一位见证人——赛珍珠。美国人赛珍珠自小就在中国长大，她说， “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1930年，她以中国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写成长篇小说《大地》，因此而赢得了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中，她充满**的谈到中国：
“如果我也不以我本人的完全非官方的方式谈到中国的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自己， 因为多年以来他们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 的，但尤其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相类似，而且今天尤其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存在正进行着一切斗争中最为伟大的斗争，亦即力争取自由 的斗争。我现在对中国的敬仰胜似以往任何时候，因为我看见她空前团结，与威胁着她的自由的敌人进行着斗争。由于有着这种为自由而奋斗的决心，而这在一种极 其深刻的意义上又是她的天性中的根本性质，因而我知道她是不可征服的。”
是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的精神是伟大的，任何人的诋毁和诬蔑都伤害不了她！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