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盘管型号参数:资治通鉴里的22个小故事

    当政者应当明“管事者”而不是明“管事”，因此每每听到报刊大谈“领袖”如何博学多才、如何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我就担心他们“聋于官也”。太多的兴趣爱好，会成为某些人“投其所好”的切入点，也就是腐败的温床。

      2、（前370年）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齐威王不是听信左右而是认可实地考察，这才是“循名责实”的治国之道。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更多习惯听从周围副手、助手、秘书、司机、亲戚、朋友的毁誉，而不是实地考察功过，于是“上有好着下必甚焉”，结果整个国家“做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吹得好”。

    3、（前359年）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令行禁止，这是依法治理的核心环节。我们今天许多法令都是一纸空文，说明这些法令没有信义作为基础，结果当然是“村骗社，社骗乡，一直骗到党中央”，政令为地方权力所架空，于是中央决策只是“看上去很美”而无实际价值。

    4、（前312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昭王，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趣燕。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

   重视人才，并非是“高级”人才受到重视，而是对于一般贤能的尊重从而创造一种尊重人才的风气，为优秀人才的登场准备条件。重视人才，既怕叶公好龙，又怕吹毛求疵。

    5、（前271年）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之。赵奢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平原君属于“伯乐”，发现了赵奢这样的“千里马”。其实“千里马”常有，只是我们缺乏“伯乐”的眼光，更缺乏鼓励“伯乐”发现“千里马”的机制。

    6、（前208年）使者来，会职责相下吏，高皆妄为反辞以相傅会，遂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我们许多贪官污吏东窗事发后，都会象李斯一样感叹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其实，今年的劫难，恰恰是早年作孽的因缘。想想李斯毒杀韩非子、建议焚书坑儒、支持昭告矫诏杀死扶苏与蒙恬，后来灭族之祸也是罪有应得。

    7、（前202年）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争取胜利最关键的是什么？人才！如果说张良、萧何、韩信是一流人才，那么能够发现他们并重用他们的刘邦才是超一流人才。后人总是抱怨刘邦懦弱无能却又万里山河，其实这些人忽视了刘邦的“伯乐”之才，这才有大量“千里马”慕名而至。

    8、（前196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

    作为“马上得天下”的帝王，刘邦向来蔑视儒生，即使是郦食其也只能以“高阳酒徒”获得面见机会。不过，刘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擅长听取忠告，“逆取顺守”的观点一旦被刘邦接受，他就迅速开始从“武定国”到“文安邦”。数千年后，我们的“伟大领袖”虽然自称读完“二十四史”并独好《资治通鉴》，却没有读懂陆贾的话，于是文人被作为“右派”几乎“一网打尽”，地方州郡官吏成为将帅的天下。

     9、（前193年）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使窋归，以其私问参。参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曰：“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萧规曹随，不仅需要自知之明，更需要度量。看看我们今天的“改革”，已经成为显示政绩“改变”前任施政方式的借口。与民休息，这是所有读过儒家经典的人都懂的道理，我们却在民众最需要“休息”的内战结束后、“内乱”结束后进行大规模所谓“建设”，结果当然是六十多年过去了，贫困依旧是中西部地区常态。

    10、（前179年）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乃称善。

    高级管理者不同于普通管理者的，就在于“抓大放小”，那就是只负责“战略”无需过问“战术”，因为过问具体事务属于侵夺了普通管理者的职权。当我看到我们的“宰相”一再关心矿难、交通事故、食品安全、农民工工资，我就在想“卿大夫”何在？

    11、（前177年）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辨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

    巧言令色之辈如果受到重用，那么“实干家”就会被“宣传家”所取代，结果当然是整个社会形成重视“宣传”不重视“实干”的风气。

    12、（前158年）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月馀，汉后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

    汉文帝对周亚夫的重视，恰恰是对周亚夫“忠于职守”的肯定。许多领导不懂得，那些“依法办事”的部下而不是迎合上司的部下，才是有真才实学。可惜，我们更多的管理者误以为“忠于职守”是对自己的不敬，于是迎合之风甚嚣尘上。

    13、（前128年）冬，十一月，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世界上并非缺少人才，而是缺乏识才且愿意荐才之人。如果“荐才”成为官员的义务，那么根据其所推荐人才品行就可以得知推荐者的识才之能。可惜，我们今天对于“识才”、“荐才”漠不关心，于是“从床上培养起”的人才“推荐”取代了真才实学。

     14、（前85年）或说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孙辟强及宗室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强守长乐卫尉。

   分享权力才会得到分享者的支持从而扩大政权基础，独享权力只会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独裁者最终败亡的原因。再聪明的独裁者，即使能够保证其身独善，却不能保证子孙幸免于难。

    15、（前53年）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霸王道杂之”这才是“文武之道”，我们今天对于违法犯罪例如食品安全之类只有“教育”缺少“刑杀”，这才是“纯用德教”的“俗儒”之见，岂止是“乱家”？

    16、（前5年）硃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

    小官监督大官，小官才有上进心（彼可取而代之），大官监督小官的结果更多是“媚上欺下”。如果说汉朝败于州牧，那么唐朝则是败于节度使。

    17、（9年）莽乃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

   武力“禅让”开创于王莽，深知“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18、（24年）铜马食尽，夜遁，萧王追击于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馀众合。萧王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诸将未能信贼，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

   所谓“将心比心”，主政者对他人的“信任”才是统治稳固的根基，视他认为仇寇的结果就是被他人视为仇寇。我们对“官方”高度不信任，就源于“官方”对我们缺乏真诚。

    19、（25年）诸将围洛阳数月，硃鲔坚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尝为鲔校尉，令往说之。鲔在城上，彭在城下，为陈成败。鲔曰：“大司徒被害时，鲔与共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不敢降！”彭还，具言于帝。帝曰：“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鲔，鲔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鲔见其诚，即许降。辛卯，硃鲔面缚，与岑彭俱诣河阳。帝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送鲔归城。明旦，与苏茂等悉其众出降。

   “举大事者不忌小怨”，这才是大家风范。古代帝王登基一般都会“大赦天下”对反对派“示好”，从而赢得人心。我们许多人习惯“除恶务尽”，结果酿成风波。

    20、（28年）帝在宣德殿南庑下，但帻，坐，迎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在一个“君择臣，臣择君”的环境下，“被选择”的君王对于“跳槽者”更多是倾心接纳而不是严加提防。习惯挑剔“跳槽”，担心“背叛”的管理者，一般不是迂腐就是平庸。“良禽择木而栖”，因此挑剔“良禽”的不是香木而是朽木。

    21、（74年）睦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尝遣中大夫诣京师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敢不以实对！”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乃为相爱耳。”

    在一个专制的环境中，要避免被妒忌者毒害，生存法则只能是表现平庸。为什么昏君总是缺少人才？就是因为昏君即使有人才也不会信用，甚至会被毒害。

       22、（142年）丁卯，遗侍中河内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魏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乔等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专肆贪叨，纵恣无极，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

     “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在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年代，不从“上梁入手”进行改造，一切“缝缝补补”都是徒劳。“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如果“帝”有所作为，借重张纲等人自上而下改革，岂能酿成后来失政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