颧骨高整容需要多少钱: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1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前言
    近年来，有关曾国藩的图书的出版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大到全集、全书，小到传记、逸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社会上也掀起了“曾国藩热”，由学界，而军界，而政界，而商界，彼此呼应，波澜壮阔；上至政坛领袖、各级干部，下至普通读者、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或读之，或研之，或习之，或用之，竞相求证，蔚为大观。
    曾国藩生活的晚清社会，旧秩序行将崩溃，而社会前进的方向茫无头绪。国内，太平天国义旗一举，应者云集，烽火燃遍十余省，清王朝顿失半壁江山。国外，列强环伺，极尽威迫讹诈之能事，处处侵夺中国主权和领土。可谓内忧外患，百弊丛生。而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崛起于湘楚之间，纵横捭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不仅如此，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虽然后人对他有“毁之则为元凶，誉之则为圣贤”的评价，但他毕竟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
    曾国藩是位官僚，所处的却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他一无家学、二无根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历尽宦海风波，获得彻底的成功。虽诟病不绝，却荣宠不衰，虽备受诋毁，然善始善终。其行其言，于无意间构造出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阐释得淋漓尽致。
    晚清还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在极其复杂的人生环境中，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他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会经验。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处处效法。
    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是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结，是他在几十年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官场实用宝典，是他从身体力行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人际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复杂化。这样，绝不故作清高，力避空谈、清谈而注重实际的曾氏绝学，更是暗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渴望，使其深入人心，历久弥盛。
    此次编辑出版的这套彩图版《曾国藩全书》系列由《曾国藩传》、《挺经》、《曾国藩家训》、《冰鉴》组成。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曾国藩的学问人品、智谋权变、文治武功。
    《曾国藩传》细述曾国藩人生历程中的四件大事。第一、二章讲述曾国藩童年的传奇故事和他战胜自我、科举高第，并在官场上初获成功的早年经历，重在展示曾国藩学习圣贤之道并以之涵培心志、自我砥砺的心路历程；从第三章到第八章描绘曾国藩团练湘军、风云际会，血战太平天国及进剿捻军的无言事功，重在揭示曾国藩在险恶万分的战场、官场中历尽千劫万难，最后达到“依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人生境界的实践历程；第九章则叙写曾国藩领导洋务运动的事业，备述他管窥世界潮流，顺时而动，身体力行，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之路的开拓精神；最后两章叙写他忘却人生荣辱，处理天津教案的历史事实，侧重介绍他“记大德，忘小怨”、老成持重的外交心态形成的曲折经历。《曾国藩传》以高度凝练的笔法，再现了曾国藩立功、立德、立言的传奇人生，为读者提供一把打开曾国藩谋略宝库的金钥匙。
    另外，本书还精选了三百余幅图片，其中有曾国藩本人及亲友的肖像、手稿、生活用品；有许多与曾国藩本人有关的历史画卷和遗址旧迹；还有反映曾国藩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众多图片。力求通过图文的结合及丰富多彩的图片，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彩色画廊，让读者回归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更形象深刻地理解曾国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蟒蛇投胎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的夜半时分，一个小生命在湖南省湘乡县诞生了。
    这个呱呱坠地的乳名为宽一的孩子，就是后来在清代称为“中兴”大臣的曾国藩。他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据说，1811年曾国藩出生的那个晚上，曾国藩的曾祖父，年近七十岁的曾竟希梦到蟒蛇从空中降到梁上，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曾国藩就被人们认为是蟒蛇投胎了。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世代口耳相传的说法，成年后的曾国藩长得和蟒蛇特别像：他眼睛呈三角形，总是像要睡觉的样子但却充满了光泽，中等身材，走路很重，言语迟缓。不仅如此，曾国藩的性格也跟蛇很近似，因为他从小就很阴险，即使是很小的仇恨也记在心中，必定会进行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开始读书。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疼爱自己的孩子，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将曾国藩骂了一顿，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也连连向主家赔不是。曾国藩把这件事暗自记在心里，到散学时，偷偷打破了主家的金鱼缸底，水干鱼死，这才消了心头之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曾竹亭为此痛斥了他，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不让曾国藩像邻居小孩一样嬉游，曾竹亭带着曾国藩到六里以外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每天很早出门，很晚才回来。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往神王肩上一放，很生气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一定要看好我的马，如果我的马走了，我一定饶不了你!”因曾国藩有着一双似闭非闭的三角眼，个性内向，把什么事都搁在心里盘算，因此，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闭眼蛇”。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肩负重任（1）
    湘乡曾氏，从来未曾出过什么光宗耀祖之人。到了曾星冈这代，青年时好吃懒做，到处游荡，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早岁失学”；到壮年，才好不容易混上了地方士绅的身份，这才以不做学问为羞耻。因此，他喜欢宴请文人雅士，并感到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同时，督促儿子曾竹亭一年到头辛苦读书，以期有所成。然而，偏偏这位曾竹亭天生就比较愚钝，“累困于学政之试”，至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 ，已四十三岁，经过了十七次考试才中了举，入了县学。所以，长孙宽一凝聚了祖父辈和父辈光大门第的全部希望。“平生因学而困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馀年”的曾竹亭，从儿子八岁起就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无论出门还是睡觉，从早到晚给他讲书，耳提面命，如果他不懂就再讲，颇有耐心。他对儿子说：“我虽愚钝，但对你这样愚钝的人进行训告也不会觉得烦的。”这样的家庭期望，这样的家庭教育，对宽一而言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自然是理所当然了。
    宽一于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 ，也就是他五岁的时候就学认字，取学名叫子城，字伯涵。“城”是“成”的谐音，也就是渴望儿子早日成龙。家中聘请陈雁门做子城的启蒙老师，以《千字文》为读本。
    曾国藩七岁多时，父亲曾竹亭因参加童子试屡试屡败，便设立私塾，取名字叫“利见斋”, 这个名字其实极为俗气，私塾中授徒十多人。子城从这时起跟着父亲学习，一共学了整整八年。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 ，子城九岁，已经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了，开始学习时文帖括。他练字时，先后临摹了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字帖，同时也学习了黄庭坚帖。十岁时，弟弟国潢出生了，曾竹亭叫子城写篇文章，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以《兄弟怡怡》写篇文章吧!”子城写成作文后，曾竹亭高兴地说：“文中出现了至情至性之言，以后你必能守孝悌之道，继承家业了!”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 ，曾子城随父第一次到长沙府参加童子试。一天，他父亲的朋友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曾家来做客，见到了曾子城所作的试艺，赞不绝口。曾竹亭请欧阳先生出个题当面考考子城，欧阳叫他吟首诗，诗要以“青云共登梯”为主题。诗写成后，欧阳称赞说：“这种语气分明是金华殿中人才会有!”表示愿为子城说媒。不料却因那些“名门闺秀”嫌曾家地位不太显赫而无人问津。欧阳凝祉深觉不安，便移花接木，让曾子城做了自己的女婿。这位欧阳夫人生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少子城五岁，她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撒手人寰。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曾子城第二次到府应试，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绩。他非常自傲，认为考官张启庚阅卷不公平，为讽刺考官两目无光，还特地买了副老花镜作礼物送给他。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曾子城从衡阳唐氏家塾汪觉庵师处回到自己所在的县后，肄业于湘乡县的涟滨书院。山长刘元堂、郭嵩焘、胡林翼、左宗棠、刘蓉、刘长佑等后来都成为了领导湘军的将领。
    这年，参加甲午乡试的他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当时，他已二十四岁。曾子城自五岁开始识字读书，读到这时已过了十八九年的光阴，但与他父亲四十三岁始入县学相较，他应该算是“早售”。所以，曾家上下，每个人都欢欣鼓舞，在家里大摆筵席，接待亲朋好友，整整热闹忙碌了好几天。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肩负重任（2）
    清代的科举考试继承了明朝的考试制度。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明令废止科举制度的时候，其间二百余年，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儒生首先须通过制艺考试，成为可入县学的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秀才。在乡试中登第的秀才，称为举人。通过会试、殿试登第的举人，称为进士。进士中只有进入一甲、二甲者，才可以进到翰林院中。曾子城经过十八年的苦读，于道光十三年始入县学，磨炼了五年之后，才中试进士。他从识字读书到开始踏上仕途，耗尽了二十三年的时光。
    曾子城在中试举人后的当年十一月就起身赶往京城。第二年，即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三月，第一次参加会试的他却名落孙山。
    然而，拥有很高期望、进取不止的他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正好，这年赶上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是惯例，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中第的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来回路上的花销太大了。曾子城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留在京城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有一所“长沙会馆”设在京师，长沙府的应试举子都住在里面，所需的花费也不是很多。曾子城在北京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渐渐开拓了自己的眼界。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很快地沉醉于唐宋的诗词和古文。他觉得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比起那拾古人余唾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实在是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子城再一次与登第无缘。他虽然对此很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还有的是机会，因此，也就将这一时的挫折看得格外坦然了。
    发榜后，曾子城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回自己的故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借了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实在让他感到爱不释手，一问价钱，要他身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才买得起。曾子城心中暗自盘算：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既然已经买好了船票，沿途也就没什么用钱之处了。而随身所带的一些现在穿不着的冬衣，不如索兴当了，就可以把回家的盘费凑齐了。
    于是曾子城用当衣物所得的钱，毅然买下了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
    到家以后，曾星冈见他花了上百银子，却换回来几箱书；带去的衣箱里也都装满了书，独独不见了衣服。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对儿子加以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他说：“你借钱买书是件很好的事情，我会帮你把欠款还清的。但希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曾子城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从此清晨起床，半夜休息，埋头攻读，几乎一年都没有出过家门。在他进入翰苑之后，在自订的十二条日课中，“读史”仍是其中的一条，并规定说：“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这“间断不孝”四字，就是因父亲六年前说的那句话而起的。
    过了两年，即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三年大比的日子。曾子城家因为偿还易作梅的借款而没有剩余的钱供子城赴京了，幸亏亲戚帮助，借得三千吊钱，才促成了曾子城的这次出行。曾子城到达京城，剩下的钱就只有三吊了。可喜的是这次参加会试，他在中试的贡士中排第三十八名，四月，中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依据惯例，列三甲者是不能进入翰林院的。曾子城感到非常羞愧，第二天就打算回去，不想参加朝考。同去应试的郭嵩焘千方百计加以劝阻，善化人劳崇光御史又答应为他圆转，他才留下来参加了朝考。朝考入选后，他于五月初二日被引见，之后改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子城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这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曾子城在这次中试之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有人说，是由于他的某位老师嫌“子城”二字太过鄙俗，所以他才改的。但另有人说，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曾子城肄业于湘乡县涟滨书院时，深得山长刘元堂先生的赏识，并将他命名国藩，意思是子城乃是国家的屏障和藩篱。不管命名的时间如何，原意是什么，总之，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曾国藩，从此由田舍郎的身份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能不能成为国之屏藩，就全靠他的福分了。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平步七迁初入官场
    钦点翰林，改庶吉士后的曾国藩同年（道光十八年）八月与凌玉垣、郭嵩焘同行回到湖南。偏远山村里出了个翰林，这个头等新闻惊动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村落。连日里，曾家的宾客络绎不绝，比曾国藩“早售”之日的场面热闹多了。亲戚朋友，以及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全部都赶来贺喜，所有的贺词赞语无非就是子贵父荣，说曾国藩乃蟒蛇精灵之类的话。当全家都在沸沸扬扬的时候，年已六十五岁的祖父曾星冈却较为冷静，对儿子竹亭说：“我家以农业为本，现在虽然富贵了，但过去是不能忘的。宽一当了翰林，事业还很长远，我们家里的一切食用都不要他关问，不要累着了他。”这实际上是叫曾国藩解除后顾之忧，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仕途上。
    道光十九年正月，曾国藩拜祖坟，上祠堂和家庙进行祭祀。又于二月初七日起一一走访了县里的亲朋好友，更于三月二十九日起，遍走衡阳、耒阳、永兴各地亲友，拜谒地方官员绅耆，六月廿二日才回到了家中。甫一月，又于七月二十三日起，走访了宝庆、武冈、新化、蓝田这些地方的亲戚朋友，十月初四日才回来。之所以他会如此忙碌，一为酬谢亲友，二为炫耀衣锦还乡，三为联络官府，更为光宗耀祖。
    由于第二年（道光二十年）四月翰林院举行散馆考试，曾国藩于十一月初二日开始向京城出发。正好这天寅时，纪泽——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自从十五个月的大儿子桢第于当年二月初一日因痘症夭折，十岁的满妹也因此而夭折后，他妻子总是不停地哭，这天却破涕为笑了。自衡阳迁湘乡大界的曾氏始祖曾学孟，在迁湘乡前，曾住在衡山白果十多年时间，其妻屈氏在白果鸡公头一个姓周的人家屋后埋葬。由于久未挂扫，已经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了，曾星冈这年才去白果找到了这个地方。也正在曾国藩进京的这一天，一百多名族人全部集合在他家之后，上坟山竖碑祭祀。曾国藩正是参加了这次大祭坟活动后，从白果出发，经过两个县城——湘乡、宁乡，到达长沙府，下河乘船北上的。他的父亲和叔父骥云把他远送到了长沙才回去。
    他和同行者经过漫漫征途，于三月二十八日才来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个叫千佛庵的庵堂里住了下来。
    四月十七日散馆的题目是《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的题目是《赋得“人情以为田”》，得耕字。第二天揭榜，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廿二日引见，他被任职为翰林院检讨。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进入翰苑，至这年年底，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年时间。除夕将到之际，他回首流逝的岁月，一想到自己功不成名不就，学业也没有长进，京都的繁华与自己的清苦冷落更是对比鲜明，不禁“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西行入川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廷试的题目是《如石投水赋》, 其韵为“陈善闭邪谓之敬”;《烹阿封即墨论》; 《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得“莺”字。他在众人中名列二等第一，十四日引见，第二次被任职为翰林院侍讲。七月十五日正式补了侍讲这一空缺。
    三月二十三日，曾国藩被引见后的第九天，他兴高采烈地向祖父母报告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初闻之，孙心惊恐甚，盖不作赋久，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入考，到今才过四年，此举万没料中。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而结果却让曾国藩出乎意料，故他不无自豪地禀告祖父母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他升了官，以前的冷落感一扫而空，怨天尤人的情绪也消失殆尽，立即大谈“竭力尽忠”。
    曾国藩的好运接连不断，升侍讲后不久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命他充任四川省分试正考官，而较他年长资高的御史赵楫却只得到副考官的职务。
    曾国藩立志要像诸葛孔明那样，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他一到四川，这位卧龙就成了他第一个凭吊的对象。
    他曾在留侯张良庙流连忘返，对这位汉初的风流人物“英风渺千载”倍加景仰，将自己“亦欲从之游”、“达人志江海”的抱负抒发得淋漓尽致。
    西行旅途中，曾国藩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并终生铭记于心。他在河北途中患暑热后，好几天吃不下一粒饭，颠簸晃荡的轿子更是让他难以忍受，但同行者除劳崇光多方照顾外，别的人都好像看不见似的，曾国藩竟病得“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惨淡过潼关，沉昏渡清灞”。他一到西安，陕西巡抚、湖南湘阴人李星沅却给了他很多的照顾，百般慰藉，“遗仆炊香粳，呼僮伺馆舍。征医未辞频，馈物不论价”，还专门飞报蜀中大吏，吩咐他们以医师代巡捕，来迎接这批考官。
    这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返都后，担任文渊阁校理。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高升不断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九月，分校庶常馆。十二月初七日，第三次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五月初二日，曾国藩第四次任职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詹事府的职务本是东宫辅导太子，因本朝设有上书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诸官无所事事，不过如翰林院一样只会养才储望罢了。”九月二十四日，他第五次的职位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日，担任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 ，湘籍京官上书皇帝言事，奏折是由曾国藩写的，他由此成为湘籍京官之首。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大考的题目是《远佞赋》，韵为“请问下民常厥德”; 《君子慎独论》; 《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取得了二等第四名的成绩。到这个时候，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他被第六次任职为内阁学士，同时兼礼部侍郎的头衔。甚至曾国藩本人也对如此的平步青云感到惊诧不已。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虽然他表面上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早已激情澎湃，同一天，在给叔父母的信中他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用非常自负的口吻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对他的弟弟们百般叮嘱：“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第七次被升职为礼部右侍郎。他立即给住在湖南的陈源兖传书一封，信的内容是：“正月之季，遂得滥厕春宫。清夜扪心，实堪惭恧。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可见命数有定。李林甫、秦桧自以为得人之谋，而不知其纵不奔营，亦自得为宰相，徒枉为小人丛诟骂也。”他不断升官进禄，处境得到迅速的变化，心境也随之而明朗，这封信正充分抒发了他当时的这种变化之快的为官心境。此后，身居礼部右侍郎高位的曾国藩，开始了其真正的官场生涯。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贵人相助
    曾国藩在没有被实际授职为礼部右侍郎之前，虽然做了十年的京官，但是手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实授礼部右侍郎才标志着他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此后四年之中，曾国藩曾经做遍了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能如此迅速地攀升于官场，实在让人艳羡不已。而曾国藩的这一系列官场晋升，与那个叫穆彰阿的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穆彰阿，字鹤舫，号子朴，别号云浆山人。他是满洲镶蓝旗人，曾经担任过各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领班。穆彰阿门党极多，其中就包括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除了皇帝的权势，无疑是没有人能压得过穆彰阿的。
    曾国藩正是考虑到，穆彰阿这种无人能够企及的权势才拜在穆彰阿的门下。
    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便是曾国藩。复试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在考试中他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为同进士出身。一心想入翰林院的曾国藩非常不满意他所取得的成绩，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来看，列三甲者不能进翰林院，如果进不了翰林院，就不会有稳固的基础发展未来的仕途之路，这一点曾国藩是很清楚的。就在这时，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他非常赏识，提拔了他。
    无论是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还是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詹大考，穆彰阿都是以总考官的身份出现的。在翰詹考试中，穆彰阿就要求曾国藩把考卷的底稿交给他，曾国藩立即誊正后把底稿送到穆府中去。这次拜访使两人的师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此，曾国藩这位农村出身的进士很快地就把穆彰阿作为他在京城的政治“靠山”。正因为他与穆彰阿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穆彰阿曾汲引曾文正公国藩，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邸。及入内，内监引至一室，则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于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洎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向用矣。”
    正是因为穆彰阿的百般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职就从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言为心声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奉旨团练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852年8月9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
    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853年1月21日)，咸丰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转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 “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曾国藩的野心郭嵩焘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但过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骘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提出若要他答应此事，郭氏兄弟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应允了他的条件。此后四年，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从此就开始了。
    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馀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白莲教教徒起义，白莲教运动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请求用乡勇和碉堡如法炮制，嘉庆帝发布诏书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后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以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第一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曾国藩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打击土匪，原因是随着日益扩大的太平军势力，湖南境内各会党趁此机会纷纷涌出，平日受尽官吏欺压的百姓为反抗官府也都趁机组织了起来。是时太平军虽已离开长沙，但挥师湖南是随时都有可能的事情，到时候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抗力量与太平军部队相结合，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就将宣告结束。而且，即使太平军还没有进攻到湖南，各地民间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扰乱了整个湖南官场，让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作为地方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在还没有实力与太平军较量前，便一面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一面集中兵力镇压各地起义。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担任了湖南省团练大臣，而后，他又在省城长沙设立了审案局，招募勇丁，揭开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曾剃头”的由来
    曾国藩刚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就把严惩土匪作为他这个团练大臣的“团练”方针。在咸丰三年正月，他就向湖南各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逃勇“格杀勿论”。
    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咸丰帝下旨，让张亮基、潘铎与在籍侍郎曾国藩共同处理湖南招募兵勇的事。在咸丰三年正月初三，咸丰帝又下旨，说他日夜思考除莠安良之事，认为即使在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把恶心铲除，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从而让地方得以安宁。浏阳、攸县等地的匪徒，也只有各署督抚认真查办，并与在籍侍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所有这些都说明咸丰帝为剿匪一事忧虑万分。
    因此，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咸丰帝写了一张奏折，即《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在这篇奏折中，他系统地表述了对太平军要严刑峻法的观点。
    由于在奏折中出现了许多描述匪徒几近残忍的话语，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所以咸丰帝在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看到曾国藩同他一样极为仇视造反者，便十分同意曾国藩的看法。便批阅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二年，曾国藩刚到省城时，抚臣张亮基从湖南以外的省份调来一千多名士兵，又在湖南本地招募了一千多名勇士，共同来防御起义军。不久便收复了武昌，长沙的形势也得以缓解。曾国藩与张亮基、潘铎共同商议计策。将留在云南、河南的士兵撤回，在招募的士兵中，挑选勇敢善战的留下，总共留了三千多名勇兵，已足以用来防守。为进行团练，捐钱敛费是必要的，但实行起来又特别困难。如果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以进行常规训练，需要花费很多钱，因而民众很不乐意；但如不并村落，不立碉堡，不制旗帜，不募勇士，虽然住的分散，但很容易聚集，干活的农具就可以用来作武器，这样花费少，民众特别喜欢。于是曾国藩便采用了第二种方式，不但省钱省力，也让百姓深受鼓舞。
    湖南匪徒较多是众所周知的事。自从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军进入湖南，天地会的人大多加入了太平军，还没有铲除干净，又出现了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曾国藩见这几年土匪横行，肆虐成灾，认为必须以严刑峻法来惩治他们，才能消灭他们的势力。所以曾国藩准备冒着声名败落的危险，冲破一切险阻，联络各地的乡团，严惩匪徒。
    曾国藩在省城办理街团，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迹可疑的人，便立即抓获调查，对那些抢掠结盟的，便用巡令旗，将他们正法。并且在寓馆设立了审案局，派了两名委妥员，负责拿获匪徒，进行严刑审讯。对平常的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也是加倍严惩。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平平安安地种田度日。
    他给湖南各州县绅耆写信，告知他们要把团练办好，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这样连篇累牍的指令甚至还出现在曾国藩的私人信件中，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对于“粤匪、土匪”, “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馀”；或是“严缚匪党，动与磔死”等等。他把审案局设立在长沙鱼塘口自己的寓馆内，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浚负责案件的审理，“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还偷偷地称赞自己道：“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在给僚属的信中，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供认不讳：“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大肆屠杀
    在朝廷的支持下，曾国藩开始对各地的起义进行大肆的镇压。
    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的同时，曾国藩的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了湖南各地。最初的太平军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联盟军，一部分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徒众，另一部分是洪大全的天地会会众。太平军在路过湖南的时候，他们吸引了很大一批湖南天地会的人随他们一起北上，但湖南会党依然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尤其是受太平军的影响，革命群众的斗志分外高昂，群众斗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各地，处于东南的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常宁以及西南的宝庆、靖州各属，这种革命火焰更是如火如荼。可惜，当时太平军已经全部离开湖南东下了，没有联络这些同盟军，才使得曾国藩有机会把他们逐个击破：
    咸丰二年冬天，浏阳的周国虞、曾世珍、邓万发等率领的忠义堂暴动被江忠源给镇压了下去；
    咸丰三年正月，攸县洪利父子率领的暴动被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这支军队是骆秉章、曾国藩派出的；
    二月，曾国藩派刘长佑、李辅朝、王等将常宁白沙堡的农民暴动镇压了下去；
    派张荣祖到宜章、桂东、临武，因为那里有来自阳山、大庾的农民暴动军，他们也被镇压了下去；
    会党曹、李跃率领一万余人在衡山草市、吴集暴动，曾国藩派刘长佑、王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了下去；
    三月，戴正率领的永兴、安仁等地的农民暴动被曾国藩所派的夏廷樾、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
    到了咸丰三年三月，经过严厉的镇压，湖南各地的反抗活动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正是因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酷杀政策，曾国藩才得以大名远扬，但他得到的并不是对他十分有利的名声，因此，在咸丰三年三四月间，曾国藩又到处给别人写信，为自己的酷杀行为进行辩解和开脱，以求他人理解。
    曾国藩疯狂的“剿匪”行动终于平定了湖南境内的起义运动，而他自己也因此被别人称为“曾剃头”，杀人就和剃头一样简单，既形容他杀人之轻易，又表明了他所杀的人数量之多。因此《清史纪事本末·湘军陆师之编制》里面有一句话说道：“一时谤议四起，至有曾剃头之称。”
    “曾剃头”这样一个名字并不好听，对此，曾国藩是早已预料到的，因为他早就对咸丰帝说过，即使他自己因为执行皇命而被人称为残忍严酷之人，他仍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所以，对于“曾剃头”这一绰号，他又怎么敢加以拒绝呢?而且，此绰号陪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组建湘军
    曾国藩出山，湖南巡抚张亮基奉旨劝谕有很大的功劳，但曾国藩到长沙没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调往武昌署湖广总督，布政使潘铎暂时接替了他的职位；同时，原云南布政使徐有壬被调职担任湖南布政使，原衡、永、郴、桂道陶思培则被升职担任湖南按察使。他们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曾国藩的“越权侵官”，使他们对曾国藩进行讥讽、掣肘，甚至打击。不久因潘铎病归而接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其手下人与曾国藩之间的龃龉也不闻不问。这种明争暗斗令曾国藩的处境非常孤苦。曾国藩后来在八月十三日给朝廷上了《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回到了故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的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他现在之所以要转移到衡州，正是为了保证原有的“查办土匪”计划顺利进行。要在衡州将农民暴动进一步地镇压下去，曾国藩在当时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却没有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期内的原因和内心活动告诉咸丰皇帝。
    如果把湘军作为一个总体或者集团来对待，那末，湖南新宁应该是湘军的发祥地；如果把范围缩小到由曾国藩创建，并由他指挥的那一部分湘军，那末，湖南衡阳则是它的发祥地。
    从曾国藩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从衡阳出征的时候结束，他在这里呆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因为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与牵制，烦恼也少了许多，在那里一心一意地训练他的湘军。咸丰三年十月，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接到了清廷谕令，“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舟师还没有守备为理由，借此机会申请“截留粤饷四万馀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里指的“船”是木板船，由他在衡阳、湘潭所设的两个船厂自造；而“炮”，则是六百尊洋炮，那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为他先后买到的。经过半年的努力，当时的湘军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水陆两师加起来有一万人之多，其中水师十营，共有五千余人，前、后、左、右、中有五正营，此外又有五副营；陆师也是五千余人。水师中包括一艘拖罟、一艘快蟹、五十艘长龙、一百五十艘三板艇、一百二十艘钓钩船、一百余艘辎重船，船上一共配备有五百七十多门炮。
    在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曾国藩并不知道筹措水师需要做哪些工作，于是就四处咨询，按照广东水师的样式，设置拖罟、快蟹、长龙等，开始了他的编创工作。后来，长沙有个叫黄冕的人给曾国藩提议道：“长江上下千里，港汊极多，敌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营都添十艘小战船(即三板)，这样就便于在港汊中搜寻敌船。”曾国藩对此非常赞同，于是就开始对水师的编制进行了如下的调整：每营配制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三板十艘。人员配制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桨工、八名橹工；长龙配十六名桨工，四名橹公；三板配十名桨工。正是这样的水师配制，才能够使曾国藩日后在对太平军作战中取得胜利。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岳州之役（1）
    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湘军水陆两师的训练之中，却不曾想到，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攻克南京，将将军祥厚斩杀，同时也斩杀了两江总督陆建瀛等，拥众百万。几十万清军见此阵势，不战而败。太平军定都南京一个多月后，分别派出军队，一部分用于北伐，另一部分则进行西征。西征军共五万人，兵分两路，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将庐州攻克，安徽巡抚江忠源因不愿落入太平军之手而投水自尽；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在这场战役中死去。接着，西征军又一举将武昌攻克，并于咸丰四年正月再次进入湖南，接连攻占岳州、宁乡、湘阳等地。太平军直接威胁着省会长沙的统治。
    为了控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咸丰帝诏命曾国藩立即调动他的湘军，前往武昌，从而缓解了军事上的紧张局势：“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贼之吭。此举关系南北大局，甚为紧要，该侍郎应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也。”
    此时，曾国藩所训练的水陆两师的总人数共一万人，其中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水师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馀人，编列字号，将五百个人编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褚汝航是水路的各营总统，陆师则统统接受塔齐布的率领。“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他们所准备的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甚至连军队中所需的器物，打造这些器物所需的工匠，他们也一并带了去。曾国藩的水师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沿湘江而下长江，直接到达金陵，沿途船夫纷纷携带着船只加入了太平军，大江上下，遮天蔽日的风帆到处都有太平军的旗号，清军水兵还没开始战斗，便溃不成军。湖北巡抚常大淳颇有见地地于咸丰二年冬上奏道：“寇水陆攻武昌，船炮充斥。闻湖南大军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调集大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贼势，断其粮运。”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真是“心有戚戚焉”，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专门写了一篇奏折《请筹备战船折》道：“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若今为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在这里曾国藩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战状况，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即必须对水师加倍重视；不仅如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初，就从战争的全局考虑，认为“先肃清水面”是首先要做的，然后才可以把安庆、芜湖、金陵三重镇逐一攻克。
    所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认真地对待水师建设，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则是从长远的战略方针出发来考虑的。他在衡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但是因为“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此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湖南巡抚将水师守备成名标送来，同时也送来了广东绘制的拖罟、快蟹船式，湘军才又仔细琢磨，依据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为长唇的宽舷，“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不久，曾国藩又将造长龙战船的任务委派给同知褚汝航在湘潭制造。这样，曾国藩的水师便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他从衡阳发兵出征时，所配备的船只已经有“拖罟一号、快蟹一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馀号”，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门炮配备在船上，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但和有数万只船的太平军水师比起来，其规模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太平军的船队均由民船、商船编成，对于运输有益，但是在战斗方面却不行，虽然经过简单的改装，却没有很强的战斗力；而湘军的战船却是专门为战争所作的，便于战斗。与此同时，湘军战船上配备了上千尊洋炮，都是从香港购买来的，而太平军战船多用土炮，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湘军水师对于操舟、作战、施用炮械等技能，在衡阳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些训练，且在衡阳、湘潭两处设有船厂，对旧船进行修理，同时为补充船队也制造新船。湘军水师的组织也都非常的严密，因为太平军水师不对自身建设多加重视，所以这方面也根本无法同曾国藩的水师相比。两军经过长期的较量，特别是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的湘潭之役，同年八月汉阳河之役及同年十月田家镇之役，太平军水师三次都失败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湘军水师则因此而在长江称霸，也就成为了曾国藩最亲信、最可依赖的力量。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岳州之役（2）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2月25日)起，带领水陆两师出发，浩浩荡荡，进驻长沙。该地的绿营根本不能同其威猛的军容相比。这些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坚韧自励的结果。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约两万人马的水陆两师，从衡阳启程，开始着手准备东征的事情。途经长沙，当年的官场对手们看到此时的曾国藩如此风光，个个都来巴结奉迎，握手言欢，说了不少旗开得胜之类的恭维话。曾国藩在长沙城只停驻了两天，就再次出发向岳州去了。
    当时石达开的堂弟石祥祯守卫岳州城，领有三万人马。曾国藩率领军队行进，当走到离岳州城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探马来报，说岳州城里太平军已经消失了踪影。曾国藩心里十分高兴，以为太平军一定是对湘军的声势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风而逃了。这样，曾国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岳州城。初战告捷后，曾国藩立即就将功劳报给了咸丰帝。
    曾国藩的这份奏折表明，他当时无疑已经头脑发昏了，认为胜利得来得如此之易，领兵打仗，不过如此。在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体湘军中滋生了一种骄傲情绪，因而产生了麻痹心理，由此而招致了紧接下来的失败。
    曾国藩占领岳州后，王、李续宾带领一共有一千名湘军的两个营向武昌进发。一路上风平浪静，众士兵连一个太平军也没有看到，湘勇们因此便放松了警惕。这天夜里，他们宿营在羊楼司，根本没有派遣夜间巡逻兵。谁知到了半夜，罗大纲亲自率领五千名太平军士兵，从周围的山里冲出，呐喊着向羊楼司冲杀。湘勇们从梦中惊醒，还没有做抵抗就丢掉了几百条性命。王、李续宾于忙乱之中只好仓皇南逃。
    祸不单行，三月初七日，岳州一带狂风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师根本无法对付如此的大风大浪，因此溺死了许多人，同时也严重损坏了许多船只，战船、辎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军心不免动摇。接着，就在太平军于临湘羊楼司大败王部后，三月初十日(4月7日)，太平军就把岳州攻占了。曾国藩在太平军的浩大声势面前，不敢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好带着随从自岳州城中仓皇出逃。幸好水师船只前来接应，跑到船上的曾国藩才逃过了此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令部队暂时退回长沙，恢复军心，以再做打算。
    面对败绩，曾国藩已经感到没有颜面面对皇上，因为上次的奏折中自己已夸下了海口。在长时间的充分考虑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就是《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
    这份奏折的主笔人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曾国藩后衔会奏的。当然，身在长沙的骆秉章，对于当时接战的实际情形并不了解，是曾国藩给他提供了具体情况。从这份奏折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已经彻底掩盖了兵败的狼狈情形，而只是具体描绘了湘勇奋勇杀贼的情形，这样，退出岳州城的原因是因为粮草和枪弹不够，已无法再守城；败回长沙，是因为要保卫长沙的安全。反正咸丰帝自己并没有到过前线，也只好听任曾国藩说了。
    第二份奏折名为《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对于曾国藩的两份奏折，咸丰帝显得十分宽宏大量，虽然他严厉指斥了曾国藩，同时又给了他将功赎罪的机会：“曾国藩奏水陆各军接仗情形，并自请治罪一折，此次岳州水军虽获小胜，惟因陆路失利，以致贼匪复行上窜。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迟误。曾国藩所统各勇为数过多，既须剿办粤匪，又须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拔赴平江、通城者，有拔赴临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进者，散布各处，照料既不能周，剿捕自难得力。一有败衄，人无固志，似此何能力图进取？此时肃清江面专恃此军。曾国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战船被风沉损多只，何事机不顺若是？现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
    接到上谕以后，曾国藩自己反倒觉得非常惭愧。因此，他驻兵长沙城外，没有脸面再和城内的官绅打交道。这时惟有一种想法充斥他的大脑：如何抓住时机，将所有的太平军全部消灭，一来洗雪心中的愤懑，二来也可以让自己不再在皇帝和湖南官绅面前丢颜面。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一意孤行
    石祥祯率领的太平军将士在岳州战役中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同时对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清势力也是很大的鼓舞。在这大好形势下，太平军做出了向长沙进军的决定。为了给夺取长沙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太平军决定先将离长沙90里的湘潭和离长沙50里的靖港这两个地方攻克。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清廷绿营军纷纷逃窜。湖南的清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投奔曾国藩的湘军。而在岳州之战中惨败的湘军，死伤七八百人，又被曾国藩淘汰掉了一千余人，因此，只剩下七八千人可以供曾国藩调动。所以当时太平军的作战方略是：首先将曾国藩的湘军歼灭，再攻取长沙城。
    曾国藩听说了太平军水陆并进，将要逼进省城的消息后，大惊。这时太平军的陆军已散落地分布到岳州、湘阴各地，他们的战船也密集在了临资口、樟树港、乔口、靖港等处。由于连续多日北风凛冽，大雨不断，水军不能去剿灭太平军。曾国藩把各陆水军布置在靖港港外，建好坚固的炮台，以等待时机攻打。
    三月二十四日，大风刚刚有所平息，曾国藩便命令各营水师驶入靖港，如此反复，共击中了船中以及岸上的太平军共二百多人，击沉了三只船，另外还有一只火药船。太平军知道省城水陆两边都防守甚严，不敢公然闯入，便想由陆路绕过宁乡，直接向湘潭进攻。曾国藩先派湘军营官伍宏鉴、魏崇德、郭鸿翥率领湘军近千人建立营房，以防止太平军的进攻，并嘱咐这些营官，因为太平军的气势极为嚣张，所以一定要防守谨慎，但不要主动出击，待到塔齐布率兵到达时，再筹划进攻追剿的事。
    三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分三股力向魏崇德所在的营进攻，湘军在营内向太平军施放枪炮，击毙了几十名太平军。接着太平军分十几路，形成四面围逼之势。湘军奋力拼杀，杀了百余名太平军。但太平军愈来愈多，愈来愈勇，湘军死亡至数百人，败退下来。
    三月二十六日，塔齐布率领一千三百余名士兵前去增援，太平军闻讯后连忙撤退，直奔湘潭而去。塔齐布、周凤山听说了这一消息，也绕道直奔湘潭。但就在三月二十七日，塔齐布还未到达湘潭时，太平军就发动了攻打湘潭的战役。
    作为湖南省一个重要城市的湘潭，物产丰富，城内粮草充足，但却只有五百人在守城。因此，只要太平军一攻湘潭，湖南巡抚骆秉章就必定会从曾国藩那里搬救兵，这样，就可以在湘潭城下将湘军一举全部歼灭了。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七下午，率领着七千人马的太平军将领林绍璋赶到了湘潭城下。当时守卫湘潭的长沙协石营守备崔宗光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得到半点消息，当他得知兵临城下后，仓皇之中率领五百守兵匆匆赶上城头。但这些守兵根本没有任何斗志，一见拥有如此浩大声势的太平军将士，全部都不战而降。于是，太平军没有多久便攻克了湘潭城。
    湘潭之失，可把骆秉章给急坏了，他赶忙亲自找曾国藩，希望他能够把湘潭夺回来。但是，当时曾国藩因为求功心切，却和骆秉章的想法有些不同。他的想法是：朝廷给他下达的命令是要他到武昌去，岳州之败，他忍辱退回长沙，已经感到非常没有面子，此次如倾巢对付湘潭的太平军，胜利了倒还可以，但是如果失败了，还有何脸面再活在世上？况且太平军分兵攻打湘潭，就必然会在岳州一带造成军势上的弱势，若能趁虚越过岳州，前往武昌，在皇上面前岂不是可以挣回面子？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会让人感到曾国藩这一招是退避之举。但是曾国藩手下的幕友陈士杰、王运等人却大多和曾国藩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先把湘潭夺下是理所应当的；若是先北上攻克武昌，失败了再退到省城去，便是置自己于死地。陈士杰持此主张最力。他告诉王运：“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运向曾国藩转达了这一意见，曾国藩才恍然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对曾国藩力加劝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一同向曾国藩上书攻湘潭的好处所在。恰恰这时，十营水师的营官都来见曾国藩，他们一致力谏曾国藩攻取湘潭。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做出了一举攻克湘潭的决定，于是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率领一千三百多人进军湘潭，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五营水师前往。同时决定第二天自己亲自领两千多人增援。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靖港战败
    正当曾国藩一心一意将心思放在攻克湘潭上时，当天晚上，突然接到了长沙县乡团士绅的报告：“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对这一消息感到有些心动，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临时把计划变更了，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四十多只战船，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位于湘江、资水交汇的地方，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经设置了铜官，所以才有“铜官渚”的称号。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坐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但曾国藩手下的将领李元度却极力劝阻曾国藩不要再这样做，他认为，现在湘军的精锐部队已经被调往湘潭去了，攻打靖港，那应该是湘潭之战胜利后的事情，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军情发展，然后再做另外的打算。然而，已走火入魔的曾国藩却对李元度的劝告置之不理，认为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跟拥有近五千士兵的湘军无法相比，以五千人去对付几百人，根本就是以石击卵，胜利必定是属于他的。因此，他不再为此事与手下幕僚商议。他此举决心非常大，甚至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如若他死了就把遗疏交给湖南巡抚，让他上陈给皇帝，同时把遗嘱转交给他的弟弟们。
    四月二十八日中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两师及五千多名当地的团丁浩浩荡荡赶到了靖港，然而，在进入靖港之后，却在街上连太平军的影子都没发现。正在纳闷之际，他们就遭到了一阵密集炮火的攻击，部队立即就乱了阵脚。这时，埋伏在铜官山的两万太平军才从山上直奔下来，将湘军吓得溃不成军。与湘军同来的团丁还没有和太平军兵刃相接，便望风而逃遁，带动湘军陆师也向后奔逃。因为中了敌人圈套而气恼万分的曾国藩见部队不战自溃，感到无比的气愤，便离船登岸，来到浮桥桥头，插了一面旗帜在那里，手执宝剑，高喊：“有退过此旗者斩!”但是，湘勇们为了求生，根本就顾不得自己的统帅说了些什么，他们仍纷纷后退，并为了抢夺过浮桥逃命而争先恐后。因为争抢过于剧烈，结果浮桥桥板毁坏，桥上人因此跌落水中。而看到陆师溃不成军，水师便不等号令，纷纷升起船帆，四散逃去，一边还胡乱地朝岸上开炮。曾国藩在同月给自己弟弟的家信中是这样描述此事的：“所可恨者，吾于初二日带水师五营、陆勇八百至靖江攻剿贼巢，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奔溃，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船炮而不顾，深可痛恨!惟钓钩子未出队者，略存子药炮位，而各水手亦纷纷尽散。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实为第一可怪之事。”
    此次靖港之战曾国藩的失利完全是因为不小心掉入了太平军设置的圈套。太平军算知曾国藩自岳州败后，一心只想求得战争的胜利，所以故意在靖港设下埋伏。靖港位于沩水流入湘江的入口，水流很急，船只有靠很大力气才能逆流而上。河的对岸是铜官山，山上茂盛的树林对设埋伏非常有利。因此太平军乘岳州之胜后一举拿下了靖港，当曾国藩准备进攻靖港时，他们在表面上只看到了几百太平军，而两万人马的太平军大部队则正隐藏在铜官山中，等着好好打一个大胜仗呢。
    曾国藩见战事已经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便混在侍卫从中匆匆上了拖罟，盲目地随着溃船退回到来时的地方。不料，天公不作美，西南风突然刮了起来，本来水流就十分湍急的江面，这会儿要想逆流行舟更是不可能。曾国藩眼见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耳边又听到有人到处在喊“活捉曾剃头”，心中想着此次败绩真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便步出船舱，两眼一闭，就向湘江跳去。身边侍卫根本就来不及对他进行阻拦。
    正当曾国藩行将一命呜呼之际，一个人从船尾座舱中跳了下来，一把抓住了曾国藩，并将他拖上船去。此人名叫章寿麟，字价人，虽然做的是曾国藩的幕僚，但却有着出众的武艺。原来，李元度等人见曾国藩执意攻打靖港，又将遗疏和遗嘱都交给他，料定曾国藩在靖港获胜则已，如果不胜则只有死路一条。但曾国藩一死事小，他一手操练的湘勇及手下的幕僚又要去投奔谁呢?于是便悄悄地嘱咐章寿麟注意曾国藩的一举一动。
    曾国藩被救上船后，心里感到非常恼火，便指着章寿麟骂道：“你来干什么!”为欺骗曾国藩，章寿麟只好说：“我是来报信的，刚刚接到战报，说湘潭那边的战争已取得胜利。” 曾国藩明明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但此时的他既然有台阶可下，也便不再说什么了。
    此时，太平军在湘军炮火的阻拦下，已无法对曾国藩的逃军进行追击，曾国藩就借此时机，狼狈万分地逃回了长沙市郊南湖港。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心灰意冷（1）
    曾国藩于靖港战败投水自杀，幸而被救，仓皇逃回水陆洲。然而，就在逃回水陆洲的这天傍晚，巡抚衙门西花厅里，正在举行着一场盛大宴会，给陶恩培饯行。前几天，陶恩培接到上谕，被提升担任山西布政使，限期进京陛见，要到山西接任职务。陶恩培心里的得意之情自是溢于言表。一来升官，二来长沙是兵凶战危之地，离开自是好事了。出席宴会的官场要员，以及在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殷勤地向陶恩培致意。只见觥筹交错，奉承话不绝于耳。到处都向人们展示着荣耀、富贵、享受与升平。正当骆秉章又要带头敬酒的时候，一个戈什哈匆匆进来，告诉了他们靖港之役的战况。骆秉章不免感到震惊。陶恩培却分外快活起来。他是蒙恩荣升，而曾国藩却是兵败受辱。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骆秉章的酒杯在半空中停了下来，陶恩培主动把杯子碰过去，微带醉意地说:“中丞，难道这很意外吗?说实话，这早已是我意料中事。曾国藩这种目空一切的人，怎么可能不彻底失败呢!”
    骆秉章苦笑着将杯中之物喝尽，心想，你陶恩培从今以后就不在长沙这种鬼地方了，你可以说风凉话，谁又来管我呢？看来长沙被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想起去年那些日日夜夜都担惊受怕的日子，骆秉章心里不免产生了害怕的感觉。鲍起豹喝得醉醺醺的，满脸通红，他将拿在手里的鸡腿放下，嚷着：“怎么样，诸位，曾国藩这个人早就被我看透了。一个书生，没有一点本事，却总是目空一切，瞧不起别人。上百万两银子抛到水里不说，现在把太平军也引到长沙了，这还让我如何实施自己的用兵计划?”
    说罢鲍起豹突然站了起来，对身边的亲兵大声吼道：“传我的命令，将城门关闭，加强警戒，准备香烛花果，明天一早我就得到城隍庙里把菩萨请来。”
    听着鲍起豹下达的军令，西花厅里骤然笼罩上了一层紧张气氛。才过了几个月的平安日子，现在战争却又要打起来了，大家再也没有心思喝酒吃菜，叽叽喳喳地开始讨论战情。干瘦的老官僚徐有壬非常气愤，他说：“练勇团丁，剿点零星土匪尚可，跟长毛交战怎么会胜呢？我去年有意将他们和绿营区别开来，免得让绿营兄弟脸上过不去。若不加区别，一体对待，大家说说，朝廷还有何颜面？他曾国藩还不满，还要负气出走，还要在衡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把绿营军给取代了，真是不自量力!也是朝廷一不小心被他给骗了，结果弄成这样，真是把我们湖南文武官的脸都丢尽了。”
    惟独左宗棠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他既为鲍、陶、徐等人的中伤而感到闷闷不乐，也对曾国藩如此不争气感到恼火。忽然，鲍起豹又冲大家嚷道：“骆中丞，我们联名弹劾曾国藩吧!此人在湖南呆了一年多，好事未办一桩，坏事却做了那么多。这种劣吏不弹劾，今后还有谁对朝廷尽忠呢?”
    陶恩培、徐有壬马上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骆秉章稳重，他认为鲍起豹的行为太过鲁莽：“曾国藩兵败之事，自然会有朝廷来管。至于弹劾一事，我们现在不必急于此事，待朝命下来后再说吧!”
    左宗棠坐在一旁感到非常生气，心里骂道：“这班小人可真会落井下石!”
    看看时候不早了，陶恩培想如果今夜不走的话，万一长毛围住了长沙，他就无法脱身了；如果城被攻破，自己再不小心身亡，那就冤枉透顶了。他站起身，对骆秉章和满座宾客拱了拱手，说：“恩培在湖南数年，感谢各位的关照，今日离湘，我实在是不忍心，而且现在就要开始战争了，真恨不得朝廷收回成命。恩培真希望能在长沙和全城父老一起与长毛决一生死。但是事已至此，今夜就得启航。恩培对各位的深情厚意感激不尽，就在此与骆中丞、徐方伯、鲍军门和各位告别了。”
    说罢，陶恩培竟掉下了几滴眼泪。不知是因为感动于陶恩培的深情和忠心，还是因为害怕即将到来的战争，有几个高级官员都偷偷地洒下了几滴眼泪。骆秉章说：“分手也不能在这里，我们都一起把陶方伯送到江边的船上去吧。”
    当灯笼火把、各色执事前后簇拥着几十顶绿呢蓝呢大轿走到江边时，曾国藩正呆呆地在船舱里坐着，望着北流的江水出神，心里却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湘潭并没有胜利的消息传来，看来湘潭之战大概也失败了。长毛确实会打仗，难怪他们会在两三个月时间里，从长沙一路到江宁都畅通无阻。突然，他看到迎面浩浩荡荡走来一列轿队，心里觉得奇怪：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深夜来到江边，看来是湘潭之战大获全胜，骆秉章带着文武官员们一起都来向他表示祝贺的。自从岳州败北逃到水陆洲已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左宗棠来过几次外，他还没有接受过一位现任官员的拜访。徐有壬、陶恩培等人好几次到江边送客，都到了他的船边，也不肯多走几步来拜访他，想不到今夜大出动。但他又不大相信，对康福说：“你到岸上看看去，可能是骆中丞他们来了。消息确实了，就上船来告诉我。”
    康福走后，曾国藩赶紧把帽子戴上，把靴子穿好，收拾停当。一会儿，康福进舱了，带着一脸的怒气说：“骆中丞倒是来了，但却不是为了来看我们。”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心灰意冷（2）
    “他们为什么要到江边呢?”曾国藩不理解，既然不是向他来贺喜，深夜全副人马到江边，却又为何呢?
    “据说因为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今夜刚在巡抚衙门里举行的宴会结束了，骆中丞、徐方伯等人亲自来把他送到船上。”
    原来是死神而非救星，这位“重病之人”再也提不起精神来，颓然倒在船舱里，吓得康福忙把他背到床上。曾国藩想到自己辛苦到如此程度，亲自出征，尽忠国事，等待他的却是失败、冷落，陶恩培嫉贤妒能，安享尊荣，尸位素餐，却官运亨通，甚至还得到了提拔。不平、愤怨、失望、痛苦，一时全部涌上胸膛。他失望地睁开自己的眼睛，对康福说：“帮我叫贞干来!”
    曾国藩口中的贞干即曾国葆，曾国葆的贞字营在这次战斗中死伤最重，听到大哥叫他，便无精打采地走进曾国藩所在的船舱，走到床边问：“大哥，你现在感觉好一些了吗?”
    “你带上几个手下，一起去城里买一副棺材来。”
    国葆听到此言大感吃惊，带着哭腔说：“大哥，你千万不能再想不开了，你要想开点!”
    曾国藩鼓起眼睛大吼道：“你还嗦些什么，叫你去你就去!”
    与大哥相隔十七岁的国葆对兄长的敬重从来都甚于对父亲。他尽管打心眼里不愿意，也不敢跟大哥说个“不”字，只得说声“好，我就去”，就从船舱里退了出去。出舱后，他马上将此事告知康福、彭毓橘，吩咐他们务必寸步不离守着曾国藩。
    曾国藩坐在舱中，透过船上的窗户，望着仅三百步之遥的江边，那里灯火通明，满面春风、一脸得意的陶恩培与各位送行的文武官员、名流乡绅一一拱手道别；下人们，一担接一担地把各衙门和私人送的礼物抬到陶恩培的坐舱中去。陶恩培的大小老婆们，一个个披红着绿、花枝招展地被人搀扶着走上跳板，一扭一摆地向船舱里面走去。半个时辰后，陶恩培才慢慢地走到了甲板上，众人皆道“珍重”，于是官船缓缓启动；然后，一顶接一顶的绿呢蓝呢大轿气派十足地被抬着走进了城里。此时的曾国藩已万念俱灰，甚至已经下定了死的决心。但既然他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才这么做的，就不能不把兵败之事向皇上和盘托出。以下就是他所写的遗折：
    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恭具遗折，仰祈圣鉴事。臣于初二日，自带水师陆勇各五营，前经靖港剿贼巢，不料开战半时之久，便全军溃散。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今日殉难。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谨具折，伏乞圣慈垂鉴。谨奏。
    写完后，他又把奏折仔细检查了一遍，改动两个字；稍做思考之后，又在奏折后面附了一片，对塔齐布的盖世英勇大加称赞，说他深受士兵们的爱戴，请皇上把重任委派给他，并将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人一一推荐给皇上。
    遗折遗片写好后，曾国藩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他想起还有几件后事应该向弟弟交待，于是又在另一张纸上写道：
    季弟：吾死后，赶紧送灵柩回家，愈速愈妙，以慰父亲之望，不可在外开吊。受赙内银钱所余项，除棺殓途费外，到家后不留一钱，概交粮台。国藩绝笔。
    写完遗言，曾国藩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现在他在思考，他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死法：投水，还是上吊?
    就在这时，左宗棠也坐着蓝呢大轿跟在藩司徐有壬的绿呢大轿之后，他本不想跟大家一起把陶恩培送到江边，只是因为想看看靖港败退下来的湘勇是否改变了原有的阵营，因此才跟随骆秉章出城。他看到水陆洲一带破烂的帆船、桅杆以及稀疏的灯火，心中甚是不忍，决定明早再单独前来安慰曾国藩一番。猛然间，他见前面有几个人抬着一口黑漆棺材向江边走去，在旁边却是曾国葆在指挥这一行人！他心里一惊，难道曾国藩已经一命呜呼？不然，为什么亲自监抬棺材的人竟是曾国葆呢？他吩咐停轿，待后面的轿队过去之后，他便命令轿夫飞速奔向曾国藩的大船。
    曾国藩见进来的人是左宗棠，跟他打了声招呼。左宗棠见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样，这才放心了，开门见山地质问：“你在白沙洲投水自杀，这件事是真的吗?”
    曾国藩并没有否认此事。
    左宗棠又问：“我方才见贞干指挥人抬了一副棺材冲江边方向走来，这副棺材是为谁预备的?”
    曾国藩斜着眼睛回答：“当然是留给鄙人自己用的。”
    左宗棠突然心头升起一股无名业火，大叫：“好哇!你可真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为什么你不要做大丈夫，却做出愚夫村妇才做的事。你若真的死了，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我会劝说伯父大人不让你埋在曾氏的祖坟里。”
    曾国藩万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但不劝慰他反而给他一顿痛骂，训得他无地自容，就反问道：“你为什么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左宗棠一屁股在曾国藩的床边坐下，声色俱厉地说：“二十八岁你就进入了翰林院，三十七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你所享受到的皇帝的恩情，如天地之深厚，河海之深长。太平天国犯上作乱，朝廷有难，你接受皇上的命令，开始训练团练，指望你保境安民、平乱兴邦，你却刚刚出师，就因为一点点的挫折而有自杀的想法，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你的忠又在什么地方呢?”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心灰意冷（3）
    听过左宗棠的一番言论，曾国藩身冒冷汗，惨无血色的面孔开始有了些红晕，却依旧微闭着两眼，躺在床上什么话也不说。左宗棠继续说：“令祖星冈公多次说过，男儿的奇耻大辱便是懦弱无刚。你将祖训书之于绅，发愤自励，同时也以此勉励自己的弟弟们。京中桑梓，谁不知道你曾涤生自强不息奋斗了这么多年，是曾氏克家兴业的孝子贤孙。现在受了一点点的挫折就不想活了，这不就是懦弱无刚么?上有为你伤心的老父，下有因你而失望的子弟。你死之后，有何颜面见九泉之下的星冈公?令尊大人在你出山前夕，庭训让你将孝转化为忠，实望你为国家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芳名千古流传，使曾氏门第世代有光。要是你今天自杀了，使父、祖心愿化为泡影，那么你又怎么称得上是孝子呢?”
    左宗棠的一番话表面上是谴责，实际上却是对曾国藩的信任，使得浑身僵冷的曾国藩渐有活气。他曾经自比为今世诸葛亮，是因为对自己能够建功立业、流芳千古有充分的信心啊!他从心里感激左宗棠的好心，但嘴上的话却依然有气无力：“国藩自尽，实因兵败，我也是不得已呀!”
    左宗棠瞪了一眼曾国藩，对他的辩白根本不予理睬，依然侃侃而谈：“从四处赶来投在你麾下的一万水陆湘勇，他们都是你的子弟，他们对你的依赖之心有如子女对父母，幼弟对兄长一样，眼巴巴地盼着你带他们攻城略地、克敌制胜，希望自己也能有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机会。现在，你看看孤苦无依的他们，要是你对他们全然不顾，使湘勇成为无头之众，你的水陆两师的士兵只能落魄回乡，过无穷无尽的苦日子。这一年多来的辛苦都白费了，功名富贵也将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作为湘勇的统帅、子弟的父兄，又怎么可以说你有仁义之心呢?众多朋友，在你的邀请之下，放弃自己的事情来做你的助手，郭筠仙募二十万巨款资助你。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图的是你平天下巨憝，建盖世勋名，跟着你的人也才能沾着光，青史上留个名字，也不枉变个男儿在人世间走了一遭。你如今想一个人一了百了，却不想因此会扰乱了多少朋友的心。你的义又何在?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个字，要是你今天撒手西去了，便如同铜打铁铸，你曾涤生的大名就永远离不开这个污点了……”
    宗棠还没有说完话，曾国藩霍地从床上爬起，紧握他的双手说：“古人云‘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然汗出，霍然病已’，我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啊。国藩一时糊涂，幸亏吾兄对我如此责骂，否则险些做下贻笑万世的蠢事。眼下兵败，士气不振，还请吾兄给我指条出路。”左宗棠微露笑容说：“宗棠深怕仁兄因为一时的气愤而做下傻事，所以不惜忠言逆耳。涤生兄，我想你一定是因为看见今夜江边送陶恩培荣升而心情变得更郁闷。其实，这些不算什么，像陶恩培那样的行尸走肉，根本就不被我左宗棠放在眼里。漫说他今日只升个布政使，即使他日后当了宰相，也无非是一个会做官的庸吏罢了。太史公说得好：‘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如果没有干出一番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让英名永载史册，再高的官位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至于世俗的趋炎附势，我们只需冷眼旁观，更不必放在心上。孙子云：‘善胜不败，善败不亡。’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不可怕，一蹶不振才是最让人害怕的，人应该学会不屈不挠。昔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高祖还不是数次惨败，最后垓下一战，自刎的人却是项羽。诸葛亮刚开始辅佐刘备的时候，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容身，最后才造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这些都是仁兄熟知的史事，依我看来，今日靖港之败，谁又能说不是为日后的大胜作准备呢？此刻湘勇虽然溃不成军，异日或许能够灭洪杨、克江宁呢!”
    慷慨激昂的议论，意气风发的神态，使曾国藩感到勇气似乎增加了百倍。他握着左宗棠刚劲有力的双手，许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左宗棠摸摸口袋，突然有件事浮上心头，说：“昨日朱县令来长沙，说他前些日子见到了伯父大人。伯父大人临时提笔写了两行字，让朱县令带来给你。我今日幸好把它拿了过来，你拿去看吧!”
    左宗棠把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条从衣袋里掏了出来。曾国藩看时，果然是父亲的字迹：“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父亲的教诲，更令曾国藩感到无比心酸：今日若真的死了，还有什么颜面去见列祖列宗!他颤抖着重新把父亲的手谕折好，放进贴身衣袋里，心情才感到轻松了一些。
    左宗棠所说之辞虽然大大触动了曾国藩的心思，但曾国藩却依然死志未改，因为一是所处的太过惨酷的境地，作为一个奉理学为圭臬的士子，就算是他的脸皮再厚，也觉得没有颜面再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二是靖港惨败，朝廷肯定会严加追究，说不定朝廷定的罪会让他生不如死。因此，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还是一心一意地想死。于是，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在长沙妙高峰行馆的曾国藩拟写了给咸丰帝的遗折遗片：
    未发之遗折
    为臣力已竭，谨以△△（按：此二字涂去）身殉，恭具遗折，仰祈圣鉴事。臣自岳州战败后，即将战船于十四日调往长沙。十五、十六贼匪水陆大队全数上犯。水路贼舟湾泊离省（城）数十里之靖江（港）、乔口、樟木（树）港一带。陆路之贼于二十五辰刻陷宁乡。臣派往宁乡防堵之勇千八百人在东门外鏖战，自辰至未，杀贼甚多。而贼匪愈聚愈众，多至二万余人，将臣之勇环围数重，死伤极多，余众溃围而出。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心灰意冷（4）
    二十七日，贼匪即破湘潭。分股至涟江之易俗河及湘水之上游掳船数百号。臣派副将塔齐布、都司李辅朝、千总周凤山等由陆路往剿；又派候选知府褚汝航、候补知县夏銮、千总杨载福、文生彭玉麟、邹世琦等营由水路往剿。自二十八日至初二日，塔齐布五获胜仗，前者杀死长发贼四千余人，踏破贼营数座，烧毁木城一座，实为第一战功。水师褚汝航等烧毁贼船至五百余号之多，亦为近年所仅见。此二案均由抚臣另行详细奏报。
    臣于初二日自带舟师五营千馀人、陆勇八百人，前往靖江（港）攻剿贼巢。不料陆路之勇与贼战半时之久，即行奔溃；而水师之勇见陆路既溃，亦纷纷上岸奔窜。大小战船有自行焚烧者，有被贼抢去者，有尚扎省河者；水勇竟至溃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日殉难。
    臣读书有年，窃慕古人忠愤激烈之流。惟才智浅薄，过不自量，知小谋大，力小任重。前年奉命帮办团防，不能在籍守制、恭疏辞谢。臣以墨出外莅事，是臣之不孝也。去年奏命援鄂援皖，不自度其才之不堪，不能恭疏辞谢，辄以讨贼自任，以至一出偾事，是臣之不明也。臣受先皇帝知遇之恩，通籍十年，跻卿贰。圣主即位，臣因事陈言，常蒙褒纳；间有戆激之语，亦荷优容；寸心感激，思竭涓埃以报万一。何图志有余而力不足，忠愤填胸，而丝毫不能展布。上负圣主重任之意，下负两湖士民水火倒悬之望。臣之父，今年六十有五。自臣奉命剿贼，日日以家书勉臣尽心王事，无以身家为念。凡贮备干粮，制造军械，臣父亦亲自经理，今臣曾未出境，自取覆败，尤大负臣父荩忠之责。此数者，皆臣愧恨之端。
    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所有微臣力竭殉难，谨具遗摺哀禀于圣主之前，伏乞圣慈垂鉴。谨奏。
    未发之遗片：
    再，臣自去岁以来，日夜以讨贼为心。曾书檄文一道，刊刻张贴。今事无一成，贻笑天下；而臣之心，虽死不甘。谨将檄文抄呈御览，一以明臣区区之志，一以冀激发士民之心。
    臣死之后，皇上必于两广湖南择一讨贼之人。陆路之将，则臣去年所保之塔齐布，实为忠勇绝纶，深得士卒心，愿我皇上畀以重任。水路之将，难得统领大员，现在湘潭获胜之褚汝航、夏銮、杨载福等，均可自将一军。
    臣于二月初间，咨行广西抚臣劳崇光，续召粤勇一千。三月中旬，又在衡州续造大船二十号，约于四、五月可齐。广东水师陈辉龙，亦于近日可到。而臣忽以靖江(港)之败，失去船炮，臣是以愧恨不能自容。伏冀皇上速简贤员，总统水军，而以塔齐布总统陆军。但使灭贼有期，则臣虽死，犹足以少赎罪愆。不胜瞻恋之至。谨附片具奏。
    然而，吉人天相，也是曾国藩不该就此而命丧黄泉，正当他准备好一切谢天下的工作，想要自裁时，塔齐布所领的收复湘潭的军队居然让人意想不到地十战十捷，将林绍璋的太平军给打败了，从而一举收复湘潭，太平军死伤几千人，湘军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一下子就把曾国藩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很快将他从失败的阴影中拯救了出来。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靖港之败，都给曾国藩以后的军事生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训，他以后能够带领湘军取得金陵之战的最后胜利，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曾国藩此时的状况。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转败为胜
    经过了靖港之战的失败和湘潭之战的胜利，曾国藩吸取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对湘军进行了重新的整顿，用有生气的兵员代替素质较差的兵卒，同时赏功罚罪，使湘军又焕发出原有的生机。恰巧在这个时候，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谕旨：“曾国藩添募水陆兵勇及新造、重修战船，既据奏称已可集事，则肃清江面之举，仍借此一军，以资得力。塔齐布胆识俱壮，堪膺剿贼之任。着骆秉章即饬统领弁兵迅速出境。曾国藩与该署提督共办一事，尤应谋定后战，务期确有把握，万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也。”于是，曾国藩便遵照咸丰帝的命令，带兵出征。
    经过整顿后的湘军战斗力果然增强了许多。加上曾国藩在打了两次败仗之后也摸索出了一些用兵之道，所以此次出征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心遂意。自咸丰四年五月曾国藩带兵从长沙出征以后，至七月一日，接连攻克了常德、澧州，并再次攻占了岳州城，曾国藩因此感到一些欣慰。这次胜利让咸丰帝也极为高兴，他在上谕中称：“此次克复岳州，大获胜仗，湖南逆踪业就肃清，江路已通，重湖无阻。即着塔齐布、曾国藩会督水陆兵勇，乘此声威，迅速东下。力捣武汉贼巢，以冀荡平群丑。”曾国藩见水师接连获胜，便带领手下战将陈辉龙到了岳州。这时太平军虽然屡次遭到失败，但仍盘踞在城陵矶下游一带，又在汉口布置了数千只战船，连缴数十里。
    城陵矶在岳州和武昌两地之间，处于川湘交界之地，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太平军的秋官又正丞相担任城陵矶的守卫，而攻打城陵矶的清军水师，有一部分归曾国藩直接训练和掌握的，另有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也统领着一营的清军水师，广西保升道员褚汝航统领的另外有一营清军水师，由广西保升同知夏銮统领的清军水师一营，广西升用道员李孟群统领的一营，加起来共有四千多名水师。其中李孟群营有广西水勇一千名，陈辉龙营有四百多名的广东水兵，剩下的以湖南人居多。但这些人大多归曾国藩管制。这批水师虽然船多械足，但在经过了几次战斗之后，军队之中骄傲的情绪逐渐滋生。曾国藩因为大部队还没完全到达岳州，所以故意放慢进攻的步伐，以等待时机。塔齐布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但陈辉龙因为自四月下旬到达这一带后，便因船炮不齐、粮饷不足坐等了两三个月，待到启程后，又因为风大而耽搁住了，他特别着急，想快点儿把太平军斩尽杀绝。褚汝航、夏銮也都怂恿曾国藩出兵，并且要求一同前往。曾国藩觉得陈辉龙已经在水师营中干了四十多年，经验极其丰富，一定是瞅准了进攻的最佳时机。并且褚汝航他们也是多次建立战功的名将，每次都善于把握时机。
    七月十六日辰刻，陈辉龙、褚汝航、夏銮分别带领各自的清军水师向城陵矶进发。这时李孟群还未到达岳州，但他的前队广庆水兵，也跟随着陈辉龙的部队。左营彭玉麟、右营杨载福也准备好进行援助。这时还风平浪静，等到了城陵矶时，恰好与太平军遭遇。陈辉龙等一起向太平军发起进攻，枪炮齐发，轰毙了数十人，烧毁了太平军的数只战船。这时风势已大，广东提标水师右营游击沙镇邦，对水师最忌讳的事情全然不顾，乘风追击。陈辉龙见风势愈大，即插旗收队；又害怕游击沙镇邦的炮船有危险，便又督催拖罟赶往救护。没想到船太大，竟在漩涡激流中搁浅。两广兵勇也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互相拥挤。太平军的战船就在这时候突然杀出来，将它们重重包围。广东弁兵的战船以及广西何越王廷的船只，都前去救护，又因风力太盛，互相拥挤在了一起，无法使用枪炮。当太平军的船只逼近时，兵勇陷入重围，进退不得，被杀害了许多，余下的都跳水得以逃生。陈辉龙、沙镇邦都已经阵亡。褚汝航见陈辉龙情况危急，出于情义，便赶去相救。无奈太平军的兵力越来越强大，清军渐渐有些支撑不住。褚汝航赤手空拳杀了几名太平军，夏銮也与太平军进行正面交锋，均被重创，落水殉难。广东署千总何若沣、广西带勇侯选府经唐亚，一同遇害。这时提督陆营虽带领部队到达了城陵矶，但无法渡过港口，所以无法前去救援。清军水师大败，死伤无数，并且损失了几员大将。
    此次水师失利，咸丰帝严厉斥责了曾国藩，据称，咸丰帝看完奏折以后，感到非常愤怒，他指责“曾国藩系在水路督战，于陈辉龙出队时，不能详慎调度，可见水上一军，毫无节制。即治以贻误之罪，亦复何辞?”“惟曾国藩前经革职，此时亦不必交部严议。仍责令督饬水师将弁奋力攻剿，断不可因一挫之后，遂观望不前。”
    不过，虽然话是这么说的，此次水师在城陵矶打了败仗，指挥不力的曾国藩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他的指挥不力并不是没有原因，首先是没有足够丰富的水师作战的经验，其次是对手下的将领过于依赖，认为他们毕竟也统带了几十年的水师，从心理上认为他们在具体作战方面一定胜于自己，所以在驾驭时不免放任了他们。不过，曾国藩由此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首先就是这些清军水师统领战殁后，他便依靠水师一统天下；其次就是他认识到在任何时候所依靠的人只有自己。并且陆军最终攻克了城陵矶，所以咸丰帝也没有过于责备。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平定湖北
    清军在攻下城陵矶后，在咸丰四年七月中下旬，湘军水师沿江扫清了太平军的残部，攻占了蒲圻；接着乘机攻占了沿江的重要港口，在距武昌六十里的金口安营扎寨。塔齐布、罗泽南率领的陆军，在八月下旬，攻下了武昌远郊的纸坊。曾国藩准备进攻武汉。长江、汉水把武汉分割成了三部分，其中数武昌的位置最为重要，攻打武汉，实为攻打武昌。
    共有两万名太平军驻守在武昌，拥有几千只船舰，并且还在武昌城外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程。但是这些船舰都是由民船改装而成，并不适合做战。而且武器装备简陋，用的都是土炮，也缺乏有经验的将领。再加上太平军已两次遭到惨败，信心极其不足。
    而湘军的情况则与之恰好相反，总兵力在两万左右，武器装备也甚为精良，而水师虽在城陵矶惨败，但陆军却获大胜，并最终攻下了城陵矶。曾国藩此时也是信心十足，增加了水师的兵力，使船舰更加坚不可摧。
    根据双方的特点，结合武汉三镇的形势，曾国藩制定了水师作战的详细计划，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军事战略。他派水师清理江面，把太平军与武汉三镇的通路给切断了，再与陆军联合，用炮火向太平军的营垒发起进攻；陆军的绝大多数力量来攻击武昌，魁玉带领的湖北兵围攻汉阳。八月二十一日，水陆两军同时向太平军发起进攻。水师共分两路，他们发挥火力优势，将太平军的五百多艘船舰击毁烧尽；塔齐布率领的陆军将洪山攻下，使位于武昌南面重要高地和“陆路汇总之处”得到控制，罗泽南率领的军队也在同一天将花园营垒攻下。这时，守城的太平军混乱极了，许多人纷纷弃城逃跑。第二天，清军水师又击毁了数百只船舰，攻下了武昌和汉阳城外太平军的所有大小营垒。黄再兴大为吃惊，不敢恋战，第三天凌晨便弃城出逃。汉阳守军也在同一天弃城东走。第四天，水师又乘机对未撤离的汉水太平军船队进行围攻，数千只船舰，有的被烧毁，有的被击沉，无一能够幸免于难。
    短短的四天中，湘军中只有二百多人伤亡，却一举将武汉重镇攻下，使太平军损失了二千多艘船舰，数千名士兵。代价如此小，却战绩辉煌，实在出乎意料。如此大胜，使整个满汉统治阶级甚受鼓舞。这次胜利，从武汉三镇掳掠了大量财物，许多湘军将领和士兵得以加官晋级，更以为太平军已是日薄西山，没有几天活儿头了，他们便把从军作战当作风险小而又可以名利双收的捷径，所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战役中，图谋有更大的收获。
    曾国藩也信心倍增，他辞谢了署理湖巡抚的任命，全心全意带领军队东下，并制定了从三路进军的计划，他准备先破田家镇，再进攻九江。三路军马先后在九月上、中旬发动进攻。在长江北岸，魁玉、杨昌泗带领的绿营军为主力，但这一军队素质较低，太平军把他们堵在了蕲州一带，动弹不得。塔齐布、罗泽南率领的两军是南路湘军的主力，分别向兴国和大治两地进犯，既使东进没有了障碍，又使武昌南面的防御工事得到巩固。接着两军向半壁山和富池口分头进逼。中路的水师偶尔与太平军的舰队战上几个回合，不分上下。
    田家镇、半壁山是太平军的防守重镇，湘军东下九江也必须途经这里。太平兵在田家镇设有重兵防守，并在那里修筑了坚固的土城；同时在半壁山派重兵防守；江面上有两道连接两处的铁链，小船和木排布置在江心，木排上设有木城，里面有重兵防守。太平军在这里集结了大批兵力，大约有四万人，并派燕王秦日纲前来亲自率领。虽然太平军兵力强盛，部署严密，但后方力量却十分薄弱，秦日纲不敢主动攻击，只是一味地消极防御，处境十分尴尬。
    综合双方势力以及形势发展情况，曾国藩做出了先以主力部队进攻兵力较少的半壁山的决定。在上次防御中，太平军利用地形的险峻以及防御工事的坚固来对付清军，但这次他们变通了策略，转而采取在营垒之外进行野战的方法。十月一日，当罗泽南率领的军队行到半壁山前二三里处时，太平军便前去主动迎击，驻扎在田家镇的大营也派军队渡江前去援助。经过一天大战，太平军死伤无数。而罗泽南率领的湘军却注意审时度势，虽太平军多次来营前求战，罗泽南却命令全军休整，第四天才与太平军开战。秦日纲虽然亲自率领军队，但并不能挽回败局，反而死伤更多，以致于丢掉了半壁山大营。罗泽南与已攻占昌池口的塔齐布军联合起来，收复了南岸；接着湘军水师又在十三日向太平军大举进攻，使太平军的江边防守被击破，焚毁了数千艘船只。
    半壁山被破、江心铁链也被清军给摧毁了，驻扎在田家镇的太平军一下子就失去了战斗的勇气，加上蕲州的太平军也听到消息而撤退了军队，于是，太平军只好将田家镇主动放弃，沿江下撤。
    攻克城陵矶、平定湖北以后，曾国藩在以后的日子里感到无限风光，自此以后，屡攻屡克、屡战屡胜的他大有一鼓作气将金陵拿下的攻势。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九江危机
    九江是长江上的重镇，在保护南京方面的作用非同小可，因此，洪秀全非常重视保卫九江的工作。当时林启容是九江的守将，领有一万人马，严密把守九江。为了确保在战斗中不把九江丢掉，洪秀全又命令翼王石达开带领四万人马奔赴九江增援。而当时的湘军是在九江上游驻扎。离九江十里远的竹林店，一共驻扎有两万人马的水陆两师。一是因为前一时期屡屡在战争中取胜，二是湘军水师装备精良，所以虽然湘军的兵力并不如太平军，曾国藩也并不怯阵。
    但是，由于林启容守御得法，湘军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攻下九江，并且伤亡严重。因此，曾国藩急于摆脱目前的困境。当时的水师统领彭玉麟给曾国藩献上一计，提出以小股部队继续攻战九江，大股部队则从九江绕过去，以湖口和梅家洲为攻击目标，为湘军东进打通道路。
    湖口是长江中的一个码头，鄱阳湖在它的南边，长江在北边，梅家洲是一个江心沙洲，它正对湖口，梅家洲与湖口之间的江面是一般船只通行的地方。
    曾国藩认为彭玉麟的建议比较符合时宜。然而，令曾国藩遗憾的是，石达开对湘军此举也并不是没有料到。当时有一万名太平军驻守在梅家洲，而湖口周围有大批太平军水师埋伏在那里。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在湖口江面开始了一场搏斗，太平军水师在遭受一些损失后，掉转船头驶向鄱阳湖。当时湘军水师的二百艘舢板便全数出动，在太平军水师的后面进到了湖中。正在此时，只听一阵炮声，在鄱阳湖口的太平军船队便将鄱阳湖进入长江的出口给封锁住了，同时许多炮弹也一齐轰向湘军水师的船队。至此，湘军水师才知上了太平军的当，但是既然已经被断绝了回路，便索性将船划向鄱阳湖的湖心。于是，湘军水师便被截为内湖和外江两股，而这给湘军水师造成了致命伤。因为由长龙、快蟹与舢板两部分组合起来才是湘军水师的原貌，当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时，笨重的长龙、快蟹的作用和躯体一样，起着基地的作用，而快捷灵活的舢板则好比触须，它的作用在于攻击和护卫，而如今，舢板失去了躯体，长龙、快蟹失去了护翼，这意味着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果然，曾国藩很快就遇到了灾难。就在因为田家镇取得胜利而奉到上谕“着赏穿黄马褂”的当天晚上，即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湘军在长江水面上吃了一计大败仗。三更，太平军在九江林启容与小池口罗大纲的带领之下，各抬数十只小船入江，趁着昏暗的夜色，冲入湘军船帮，进行火攻。阵脚大乱的湘军纷纷悬上船帆向上游驶去，自九江以上到隆坪、武穴、田家镇，直至蕲州，处处皆有战船，甚至还有人弃船而逃，水手都从船上逃走了。曾国藩坐上舢板督阵，号令不可开船，可是根本没有人听他的命令。仓猝之中有数百条来不及逃亡的战船被烧毁，曾国藩的坐船也被俘虏，所有的文案全部丢失了，皇帝奖赏他的黄马褂、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物件，全都落入了太平军之手。曾国藩见自己手中的赌注消失殆尽，感到非常痛心，于是，他又重演了靖港之战失败后的一幕。只见曾国藩冲出船舱，便向江中跳去。
    然而，上天却又为他创造了一次奇迹：正当曾国藩于绝望中跳入长江时，恰逢水师统领彭玉麟驾驶舢板路过这里，于是就救他上船。
    在被送到罗泽南统率的陆军营内之后，一心想寻死的他还想仿效春秋时晋国的先轸，骑上马追赶敌人，以死赴敌，在罗泽南、刘蓉等人的努力劝告下才没这么做。事隔四年，至咸丰八年十二月，他还感到心有余悸，感叹人世间事往往是吉凶同在，喜忧掺半，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九江战败
    关于九江之败的具体情形，曾国藩在给皇帝的两封奏折中做了具体的阐述，它们是：《内河水师三获胜仗折》及《水师三胜两挫外江老营被袭文案全失自请严处折》。从这两份奏折的内容看，一是曾国藩已经不再像靖港之战以后的他那样畏惧失败；二是在奏折中很巧妙地交替描写胜败的场景，让咸丰帝无法对此次战役的实际情况和失败的严重程度有很好的把握。
    正因为曾国藩这两份极有水平的奏稿，所以他文中请求皇帝把他交给刑部严加处理的要求并未让咸丰帝多加重视，咸丰帝的上谕中就明确表示了这一点：“水师锐气过甚，由湖口驶至姑塘以上，长龙、舢板各船与外江师船隔绝，以致逆氛顿炽，两次被贼袭营，办理未为得手。曾国藩自出岳州以后，与塔齐布等协力同心，扫除群丑，此时偶有小挫，尚于大局无损。曾国藩自请严议之处，着加恩宽免。”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在战场中“长于策略，短于指挥”，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两次亲自指挥均以失败告终，尤其以靖港之败与九江之败最为深刻，而且两次都差点让他送了命。但是，九江之败是发生在湘军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之后，因此，它对曾国藩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九江之败却破坏了曾国藩夺取南京的计划，而且，自此之后，曾国藩坐困江西，他的军事生涯也大不如前，这对他来说可谓是深刻的教训。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官场失意
    咸丰四年十二月，在取得了许多显赫战绩之后，曾国藩在九江城外却惨败于太平军，他投水自杀，却又被人救起，之后率领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展开苦苦的周旋。在咸丰五、六两年中，没有取得任何可以炫耀的战功。而同时，他却因为官场中的明争暗斗而与江西官员结怨极深。
    1.与陈启迈结怨
    当时陈启迈是江西巡抚。陈启迈字子皋，他和曾国藩曾一起在翰林院做事。陈启迈曾经做过国史馆总纂、庶常馆提调、江西按察使、直隶和江苏布政使这些官职。湘军进入江西后，虽然缓和了江西的局势，但给江西带来的负担却极为沉重。因为当时湘军水陆两师每月粮饷竟达九万两银子之多，而湘军又不属朝廷正式编制，军饷的来源则全部由地方自筹。此前湘军的粮饷由湖南省供给，但进入江西后，因为交通运输不便利，许多支出均由江西地方政府供给。陈启迈与曾国藩虽然从关系上来说是同乡，但利益不同。作为江西巡抚的陈启迈，考虑最多的是江西的地方利益，而给湘军提供军饷，会损害到江西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一不可避免的原因，曾国藩与陈启迈两人不断产生摩擦，直至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曾国藩此时所处的艰危的环境以及所受的窘辱，大多都来自陈启迈，具体说来，主要有：曾国藩要在江西重新对水师加以建设，陈启迈却说在江西省根本没有建设的必要；曾国藩请河南候补知府刘于浔设立船厂，陈启迈一会儿写信说，要求把厂内的若干船只给江西，一会儿又写信说，不再需要那些船了。曾国藩调罗泽南部攻湖口，陈启迈却把他调来守卫景德镇，旋又调他西往义宁，回头又把他调到湖口去。曾国藩无奈，只好几次都回信答应了他。当时太平军已占领义宁，江西官军去增援，被太平军打败。知州叶济英、粮储道邓仁坤请求罗泽南率众援助，却遭到陈启迈的屡屡禁止。事实上，曾国藩与陈启迈之间冲突的主要内容还是军饷。
    而导致曾陈二人彻底势不两立的最终原因，则是因为两人对待举人彭寿颐的不同态度。
    彭寿颐是万载县举人，接到了朝廷允许各地办团练的命令，他便在县内办团练。但彭寿颐因与县官李山告有着极深的仇怨，李山告便派人捉拿彭寿颐，彭寿颐被逼逃命去了。后在曾国藩幕僚刘蓉的帮助下，彭寿颐谒见了曾国藩。曾国藩在与他长谈后，认为他这个人才实在不可多得，决定给他用武之地，并把此事通报给了陈启迈。陈启迈表面上答应得非常爽快，暗中却叫按察使恽光宸捉拿彭寿颐。至此，曾国藩对陈启迈已经无法再容忍，便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一日给朝廷的奏折中，参劾了陈启迈。
    到了七月初二日，朝廷专门就曾国藩的奏折下了谕旨，决定将陈启迈革职。
    曾国藩参劾陈启迈一事，虽然结果是胜利的，但是他却没有过久地享受此事带给他的喜悦。因为他在此后的江西官场更难活动，处处受到掣肘。而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得知父亲去世时，不待朝廷恩准，便为了奔丧而离开队伍回家了，这也正说明了他与江西官场的格格不入。应该说，这时的曾国藩还是不很精通为官之道的，尤其是比起后期官场中的他，所用的手段也过于简单。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南昌城死里逃生
    湘军自九江失败后，便将九江的防卫撤了去，回护南昌。咸丰六年正月初二日，太平军大举进攻樟树镇，刘于浔水师把他们击退了。周凤山从新淦赶回来增援樟树镇，在瓦山遇到了太平军，并将太平军打败。初七日，彭玉麟在樟树镇大败太平军。
    二月初八九日，曾国藩听说石达开由吉安回到了临江，带领着几千名太平军，二百多艘战船，屯踞在永泰一带。十一二日又打听到，太平军欲由沙湖渡到东岸，兵分三路来袭击清军。永泰、沙湖距樟树镇都只有三四十里，易进难退。这个地方东面挨着荷湖大桥，前面的新淦县又是太平军的据点，又可由小路绕到丰城，来袭击清军的后路。曾国藩探听到在横梁、荷湖两边，各有三四千名太平军驻守。到了十三日，太平军到樟树镇堤上、河边，分两路探听清军的动向。彭玉麟率水兵，击退了河边的太平军。陆军赶到后，又击退了堤上的陆军。十四日卯刻，曾国藩派四成的军队驻扎在大桥上，以防守荷湖的太平军。并派水师战船驻扎在临江的河口，以防止贼船下窜，影响大本营的安全。周凤山亲自率领五营的陆军并让水师进军横梁。黎明时分，清军行过樟树镇数里，到达了狗颈堤，在那里看见太平军兵分四路，约有五千多人，一路驻扎在河桥，一路驻扎在堤左，两路驻扎在河边沙洲，严阵以待。周凤山急忙调来大桥上的士兵，迎击左路，然后亲自率领军队，去堵击桥上的那路太平军。彭玉麟见没有太平军的战船出得河来，便考虑到河边的那路太平军可能会包抄堤上，使陆军腹背受敌，便命令水师登岸一同来剿灭太平军，一时间炮火连天。都司毕金科、李新华各自带着士兵，袭击了沙洲里面的两路太平军。太平军合为一路，奋勇激战，虽清军多次进攻仍僵持不下，最终清军大胜。
    十六日，石达开率领十万大军占据了横梁、香溪一带。周凤山听说了太平军全面进攻的消息，便想命令各营军马同心协力迎击。十七日辰刻，命令水师分路迎击。行过樟树镇时，见到三千多名太平军由狗颈堤进入香溪。西路各营军马奋力拼杀，杀死一百多名太平军，夺获了多件器械、旗帜。堤上、河边仍有两路太平军，彭玉麟命令水师击退了他们，杀死多名太平军。清兵陆军进逼香溪时，突然与太平军的大队人马遭遇。香溪地势宽敞，东有山坡，太平军分四队占据在那里。都司滕国献、周歧山带领士兵从右面冲击过来，打败了太平军。清军正在追杀，从山的左边突然窜出一股太平军。因为守备岳炳荣、千总黄玉芳等不能与之抵抗，滕国献等便率领右路的军队回到队里，极力堵截太平军。不料大股的太平军从后面蜂拥而来，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伤亡很多。
    十八日，樟树镇被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包围，周凤山把部队分为几股，从不同方向抵御太平军的进攻，但因太平军有着强大的兵力，湘军很快便被分割为几部分，首尾不能相顾，短短时间内，死伤的达上千人之多。周凤山一看形势不好，便领着溃兵一路撤退到了南昌城里。
    周凤山樟树镇大败，南昌城顿时失去了屏障，太平军长驱直入，南昌城迅速被五万人马团团围住。
    曾国藩于樟树镇败后也离开南康，奔赴南昌，与当时的江西巡抚文巡一起商讨如何做好南昌城的防卫工作。
    当时的南昌城形势非常危急，城内只有五千多名士兵把守，而围兵却有五万人之多。因此，南昌城内人心惶惶，奔走逃跑的人乱作一团，甚至有人被践踏致死。曾国藩一面指挥城内军队死守，一面派人快马加鞭，命令调遣鲍超、李元度火速来南昌救援。连日来，太平军不断发射火箭、炮子攻击南昌城，又四处挖地洞，绑云梯，凌厉的攻势锐不可当。李元度、鲍超的陆勇和李孟群的水师被堵在包围圈外，根本无法增援南昌城。曾国藩登上城楼，看城外旌旗飘扬的太平军队伍人山人海，真是感到胆战心惊。然而，就在他抵御了几天已经感到绝望后，一个早晨，一觉醒来，手下人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围攻南昌的太平军已经撤退了，原有的五万名太平军竟一个不剩！原来，太平军围攻南昌时，南京遭到了向荣率领的江南大营的攻击，洪秀全为求稳妥，就命石达开回护南京，于是，南昌的形势才有所好转。
    樟树镇大败，与曾国藩关系重大，因为当时是曾国藩命令周凤山对樟树镇严加把守，阻止石达开。但曾国藩不敢承担责任，他将这次失误的责任推给了周凤山。
    曾国藩从南昌死里逃生后，因为太平军的军事力量愈来愈强大，他在江西根本没有立下任何战功，因此对于朝廷的指责和各方的压力，他无话可说。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丧失至亲
    1.为父戴孝
    在曾国藩一生中，给予他最深刻的教训的，是咸丰七年二月至咸丰八年五月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日子，奔父丧在家的曾国藩似乎已经被朝廷彻底遗忘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湘军却被别人领导着；他手下的湘军将领的官位也都越做越大，银子越赚越多……而此时的曾国藩，朝廷给他的头衔却依然是在籍侍郎。
    2.胞弟殉难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听到父亲曾竹亭已撒手西去的消息，便回到家里为父奔丧，在此之后，他在家里呆了整整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咸丰八年六月，他才重新受到朝廷的起用，统领分散在各地的各路湘军的散兵游勇。然而，正当曾国藩胸怀重振事业的远大理想，怀着对朝廷感恩戴德的心情重返战场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即三河之败。
    咸丰八年八月，太平军在李秀成、陈玉成的率领下对江北大营进行了集中攻击，因此，此举势必削弱了安徽各地的太平军力量。当时曾国藩的方略是把攻下安庆当作首要目标，然后向南京挺进。李续宾、曾国华率领六千精锐湘军前往安庆，这支一直被誉为所向无敌、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的军队在八月间也确实立下了不少战功，在太平军集中兵力于江北大营的时候，它趁机接连攻下了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县，这些地方都在庐州附近。庐州是清政府在安徽的临时省垣，咸丰八年六月太平军曾攻下此地，朝廷几次下令当时的安徽巡抚将庐州夺回，但却一直都没有成功。因此，这时李续宾、曾国华就只能选择两种方案：一是按既定方针，到安庆会合所有湘军；一是乘势攻下庐州，从而了却朝廷的一桩心愿，以邀功请赏。但若攻打庐州，势必应该在短时间内完成，因为李秀成、陈玉成所率的十几万太平军就驻扎在庐州附近，如果他们二人带兵回来增援，不过三五日的路程。因此，这一仗打得还是非常冒险的。但李续宾、曾国华两人此刻却顾不得那么多了。
    咸丰八年十月，李续宾、曾国华率军来到金牛镇，此地就在三河镇外。三河镇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粮草基地，对太平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的前面是界河、马栅河，后面是巢湖，金牛岭居左，白石山居右，三河镇与外界的联系仅有一条大道，因此，它的地形同一个酒葫芦非常相似。此种地势在军事上易于把守，却难以攻克。为了保险起见，太平军还筑了九个坚固的堡垒在镇外防守。
    从金牛镇到三河镇只有不到四十里地的距离，因此，李续宾、曾国华率队在短短时间内便赶到了三河镇外，经过几天的战斗，将太平军的九个堡垒全数攻破。正当三河镇眼看就要被湘军拿下时，局势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李秀成、陈玉成亲率十二万太平军赶到三河镇增援那里的太平军，将湘军团团包围。自半夜至第二天中午，仅用半天时间，太平军便在三河镇消灭了将近六千多湘军，连李续宾、曾国华也都身死沙场。
    咸丰帝对曾国华之死给予极高的褒奖。然而，有意思的是，关于曾国华之死的说法不一，还有人认为曾国华并非死于三河之战中，而是于战后一个月趁着夜深偷偷回到了曾国藩那里。此事真是把曾国藩难倒了，因为咸丰帝已赐予“一门忠义”的匾额给曾家，对曾家给予了很高的褒奖，若此时咸丰帝知道曾国华尚在人世，那可就犯了欺君犯上的大罪了。因此曾国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向世人隐瞒曾国华还活着的事实，而把曾国华送去一所道观让他做了道士。
    三河镇之败是湘军组建以来所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靖港、九江之败虽然惨重，但还没有严重到在一场战争中死亡六千多名士兵。好在此次战役曾国藩只是遥控，并未到前线亲自指挥，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祁门遇险
    1.降临机遇
    湘军自咸丰八年十月三河镇大败后，士气遭到了极大的挫伤。不得已之下，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湖南把将近六千名湘勇召集到一起，前往支援曾国藩。或许是否极泰来，曾国荃居然带领湘军接连攻克了几座坚城，使曾国藩的内心也感到了一丝安慰。
    其时石达开已率重兵离开天京，进军四川。咸丰帝怕石达开在四川成事，所以命令曾国藩带领湘军攻打石达开部。但曾国藩却把眼光盯在收复南京上，所以竟然没有听从咸丰帝的指令，终使咸丰帝将已经下达的命令又收回了。咸丰九年十月，曾国藩定下计划，准备兵分四路围攻南京，与此同时，清军江南大营因为遭到了太平军的强大攻势而全面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败逃，江苏、浙江两省的军情非常危急。朝廷在盛怒之下，逮捕了何桂清，以致两江总督这一职位暂时没有人接替。当时，两江总督掌管着对太平军作战的最高指挥权，其大权有很多人都梦寐以求，因此，谁能当上两江总督，将意味着谁将掌握东南数省的命运。当时，曾国藩正第二次出山，带领着湘军对安庆进行围攻。对于何桂清的战败，曾国藩并没有非常地同情，因为自咸丰二年起，虽然各地团练是在朝廷的鼓励下兴办的，但绿营兵仍然是对付太平军的主力，团练只是起到补充和辅助的作用。江南大营的溃败，预示着团练成为对付太平军的主力。果然，在四月十九日，距江南大营溃败才刚刚过了几天，朝廷即下谕旨，命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
    此谕旨对于曾国藩来说，毫无疑问是很大的惊喜，因为这意味着曾国藩在其后的用兵中，可以不受限制地对江南数省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动，同时，攻克南京的辉煌战绩，也一定能够因为他亲自指挥而成为现实。因此，接到任命书后，曾国藩在五月三日给咸丰帝写了一份感激涕零的“谢恩折”。
    2.贵人荐举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何桂清被逮捕后，两江总督一职的候选对象并非只有曾国藩一个人，至少像湖北巡抚胡林翼，还有薛焕等人，都在候选之列。
    但是为什么最终获得此职的人却是曾国藩呢？在唐浩明的《曾国藩》这部书里，他这样写道，曾国藩之所以能署两江总督，完全是因为肃顺对他的举荐，咸丰帝原是准备让胡林翼署此任的，但他在此之前询问了肃顺的意见，肃顺推荐了曾国藩。肃顺还有意把此事写信告诉胡林翼，并且让他和曾国藩一同看了这封信，目的无非是为了结纳这两个汉人中的佼佼者，以便日后对他们加以利用。对此，曾国藩对肃顺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他要给肃顺写一封极机密的信，然后派人把信专程送到北京。曾国藩拿出信纸，又慢慢地磨着墨。猛然，他记起了肃顺的信原本是给胡林翼的，心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像这种机密大事，肃顺却要告诉胡林翼和自己呢？按理，这种事情是不能泄露的。“肃顺要讨好!”曾国藩心里说，于是心里冷静了下来。对于这个圣眷甚隆的协揆，曾国藩心里再明白不过了。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对于汉人大力重用，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无能之人。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总是巴结恭王，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对恭王也不理不睬。今日的肃顺，与历史上的权臣难道有区别吗？恭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比起他们来，肃顺是没有什么势力的。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痨病，一旦皇帝驾崩，肃顺哪里对付得了恭王的势力！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翼，是否别有所图？想到这里，一丝恐惧笼罩了他的心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件事情如此重大，还是以谨慎为好。曾国藩停止磨墨，重新把纸收了回去。
    曾国藩对此事的深思熟虑，显示了他熟谙官场之道。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只要皇帝驾崩，天下政局必会有一番大的变化，而各级官吏能否保住原有的官位，也就不得而知了。当时虽然交通不发达，但对于咸丰帝身体不好之事他早有耳闻，所以他必须为将来打算。以后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这种从长计议的想法是再高明不过的，祺祥政变，肃顺被砍头，此事也没有牵连到曾国藩，他的位置依然稳固。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徽州失守
    处于丛山包围之中的祁门是安徽的一个县城，一条官道从县城穿过，东连休宁、徽州，南连江西景德镇，此外，此地也与浙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络。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后，对着地图仔细考查了安徽的地形，在思索良久之后，决定把总督衙门设在祁门。
    然而，当曾国藩亲自来到祁门之后，却感到非常后悔，因为祁门除了那条通往景德镇和徽州的大道，另外只剩下一条小道通向边上的两个小镇，而城前的那条小河叫做大共水，河水极浅，将它作运输军需之用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旦太平军把大道封锁了，曾国藩将无法逃出包围。因此，当时曾国藩身边的诸多幕僚对他进驻祁门都大加阻止，一致劝他前往进退自如的东流驻扎。如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李鸿章就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但是，皇上已经知道了曾国藩驻扎祁门的事情，如果轻易改变，既有欺蒙之嫌，对于两江总督至高无上的威严也是一种损害，他才固执地决定不改变以前的想法。对于劝他的幕僚，他甚至有些恼怒：“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时之气，但又必须为祁门的安危做出精细的布署。他觉得，要保证祁门安全，关键是保卫好祁门东面的徽州，如果徽州不出事的话，太平军就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官道到祁门来。这样决定后，他让他的儿女亲家李元度接下重任守卫徽州，为了此事他专门向咸丰帝上了一道《奏请李元度简放皖南道折》。
    在朝廷批准这一奏折后，李元度便率他刚组建不久的几千名江勇前赴徽州。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李元度就徽州防务一事前往祁门和曾国藩一起商量，对此，曾国藩在八月十二日日记中记载如下：“与次青谈到任事宜。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与沅弟意略同。又戒待属员不可太谦，恐启宠而纳侮也。夜颇能成寐。”八月十四日李元度回徽州，放心不下的曾国藩又多次嘱咐他：“是日次青赴徽州，余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且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可见当时曾国藩把很大一部分希望都寄托到了李元度身上。
    此时，太平军已向丛山关方向进军。徽州与丛山关距离非常近，李元度派两营人马到丛山关防卫太平军，丛山关于八月二十日被太平军攻陷，这个坏消息极其沉重地打击了曾国藩，因为丛山关一失，能否守住徽州城就成为关键。徽州城一旦守不住，那么祁门的安危就可想而知。因此，曾国藩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曾国藩就立刻给李元度写信，告诉他应该如何守城。
    当时，徽州城内的守卫人马有将近两万人，但其中有一万四千名都是绿营出身。这些绿营兵本来就不善于战斗，加上又有好几个月没有发饷，整天都在那里滋生事端。李元度接防后，看到已无法依靠绿营军，就把绿营兵搁置在一旁，把守卫城门的重任全部交给了平江勇，这无形中使绿营兵对平江勇及李元度更加仇恨。八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十余万人把徽州城围得严严实实，并趁夜色对徽州城发起猛攻。城内的平江勇因为刚刚成立，并没有很强的战斗力。而绿营兵此时不但不拼尽全力守城，有的反而趁此机会抢劫，甚至和平江勇打了起来。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李元度眼看无法守住徽州城，便只好带着一帮残兵败将逃离了徽州城。
    曾国藩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二更才得知徽州已经被太平军攻陷了。此消息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曾国藩又为此整个晚上都未成眠。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祁门危机
    徽州被攻陷后，兵分三路的十几万太平军长驱直入，直扑祁门大营，祁门因此断了粮草，并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时只有两千多名守兵守卫祁门，另有一万多官兵都是打了败仗而退下来的，加上那些文职官员平日里擅于纸上谈兵，遇到事情时胆子却小得和老鼠一样，因此，整个祁门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景象。加上祁门原本就非常窄小，忽然间积聚了好几万人，日常用品自然是供不应求。当时，有许多文职官员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所有家当都收拾好，随时准备逃命。曾国藩身边的幕僚也力劝他尽快从祁门撤退出去，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一个两江总督又怎能从战场上逃走呢？因此，他心中对李元度徽州失守一事感到无比愤恨。却又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成了真正的瓮中之鳖。他在祁门被围时所写的一些家信和日记中就表明了这一点。如八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得知徽州之战失败以后第三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日下所最怕者，贼从婺源窜乐平、景镇，断祁门之后路，蹂躏江省腹地也。希公来此，专为保祁门老营。因老营仅朱、唐三千人，内有千七百人未见过仗，故止须二三营。”他在九月初一日所写的信中又说：“其次，所虑者，败兵二万人拥塞祁门，满坑满谷，所在抢掠，油盐百物，皆无可买。”
    当时祁门的形势已经处在危急时刻，因为祁门除了有城边的榉根岭和羊栈岭两座山岭可以赖以防卫之外，已经没有其它的屏障了。此两岭离县城极近，如果这两个地方被攻破，那么祁门也就守不住了。曾国藩在总督衙门，经常能够真真切切地听到从榉根岭和羊栈岭上传来的枪炮声。太平军的救援部队又把前来援救的各路部队完全挡在外围，因此曾国藩感到十分焦急。好在守卫榉根岭和羊栈岭的部队依靠所占据的地理优势拼死抵抗，所以太平军一时之间，还不能把这个地方攻下来。
    到了十月份，祁门的形势更坏了，榉根岭和羊栈岭将要不保。曾国藩实在坐卧不安，便亲自跑到前线去督军作战。
    然而，也许是曾国藩注定不该因此而丧命，正当曾国藩将所有的部下都打发走，准备太平军攻陷祁门的时，便以自杀谢天下之时，以鲍超、张运兰二人为首的湘军于二十日、二十一日大破太平军，把太平军从羊栈岭赶了出去。曾国藩能够在此起死回生，实在是出人意外。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绝情报复
    李元度从徽州败走后，觉得没有脸面再去找曾国藩，因此，二十多天以来一直在浙赣边界徘徊，直到九月十七日才去祁门拜见曾国藩。但在与曾国藩谈到他之所以会在徽州一战失败的时候，曾国藩觉得李元度根本未从战斗中吸取教训，就决意向咸丰皇帝弹劾李元度。
    朝廷在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咸丰皇帝于十月十一日就批了回谕，命令将李元度革除原有职务并对其进行审问。
    关于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事，幕僚们一致反对。
    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绝情地参了李元度?
    其原因并非是为国为君，也不是公报私仇，而是另有其因。第一，徽州失守之后，祁门失去了保卫的屏障，被李世贤、黄文金包围，曾国藩被困在祁门之中有好几个月，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进击芜湖的庞大计划已经不可能再实施了，连自己也总是担心一朝性命不保。第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向咸丰帝呈上《徽州被陷现筹剿堵折》后，咸丰帝批谕道：“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画未密。……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查明下落具奏。”这一褒一贬之中所隐含的意义，曾国藩自然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曾国藩置上下官员的议论于不顾，一意孤行，定要奏参李元度，才使李元度落得个革职拿问的下场，原来，一是把自己东征计划破灭的愤怒全都归罪于李元度，二是想借参劾李元度之败，以此来代替自己因为“筹画未密”所犯的过错，曲折地表达自己不满于清廷的情绪。
    本来，成功与失败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军事斗争的成败，是兵家之常事，更不可以以此论英雄。曾国藩不顾众议，毅然决然地把军队驻扎在祁门，一度出现祁门孤悬的局面，连言灾异者也说祁门并非久留之地，应该算是失败惨重。后来由于鲍超等的竭力救援，始获得历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胜利，曾国藩算是从虎口逃了出来。这时，那些说灾异的好事者又都转换了口气，又说祁门这地方仍然有符瑞，岁星也会到这里来。曾国藩看透了这种炎凉世态，于是就作了一首绝句：
    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
    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可是，曾国藩虽然自己晓得世态炎凉，却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竟在一怒之下把李元度头上的岁星夺去了。
    而且，曾国藩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李元度的惩罚，而是接二连三地弹劾，毁了他一生的功名前途。从曾国藩的官场经历来看，如果是官场中他可以轻易除掉的对头，他会毫无顾忌地加以弹劾；如果他自己认为他的对头难以动摇，则厚颜卑辞、千方百计地巴结；对于那些还有利用价值的人，则尽量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至于对自己的朋友，他总是尽量地给予好处。然而，对李元度却是一个意外，他能狠下心来加以参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爱之深，责之切吧!
    但是，李元度并没有就此而丧失信心，而是努力求得将功赎罪的机会。早在曾国藩奔父丧时，李元度与后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之间就往来密切，而王有龄则与曾国藩存在很深的隔阂，因为湘军不属朝廷编制，所以都是由各地自筹军饷。曾国藩在江西时，向王有龄要军饷，王有龄却没有答应他；后来因浙江军事危急，王有龄向曾国藩讨救兵，曾国藩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此两人间积怨不断。李元度与王有龄有联系，更增加了曾国藩对他的误解。后来，曾国藩复出，李元度也就对曾国藩死了心，但是，徽州之败，使曾李二人的交情由此结束，因此，李元度只好另立门户。他在家乡，重新招募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号称安越军，到浙江投靠王有龄去了。李元度的改换门庭，使曾国藩对他更为恼怒。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助湖北于义宁等处出力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使他重新担任按察使的职务；接着李元度又攻破了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经江西巡抚毓科奏请，赐给了他布政使头衔；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军入浙，同左宗棠部会合，把常山等地从太平军手里夺了回来。故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他接着担任了浙江盐运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如此平步青云，本来与曾国藩没有任何的关联，却使曾国藩感到有些难堪，因为李元度的这一系列功劳，都是在离开曾国藩之后所取得的，而李元度立功越大越多，就会越多地证明李元度并非是因为无能导致徽州之败的，而是曾国藩调度无方。正是因为这种心理的影响，曾国藩对李元度接二连三地报复，现在我们从曾李二人交往的历史来看，曾国藩是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的，而李元度始终含屈受冤，郁郁不得志。而且，李元度自己也觉得徽州之败，他确实无颜见曾国藩，而曾国藩始终不能对此释怀，在此种情况下，他到底该怎么做呢？就此抑郁终生？或向曾国藩表明全是因为自己无能才导致战场失利？
    当然李元度组成安越军，以给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作为一名大丈夫所应该做的。可惜的是，他碰上的曾国藩却是一个权势熏天、心胸狭窄的人，才使自己空有一身才艺却无法施展。虽然如此，从晚年李元度与曾国藩的关系看，因为李元度并非斤斤计较之人，两人的关系还是十分融洽的。如同治十三年李元度曾经写了一首诗，步曾国藩的韵脚：“嗟我昔从公，中蹶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称自己之所以在官场中屡屡受挫，完全是自己的报应。而在曾国藩死后，李元度在祭文中还曾经写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
    李元度晚年出任贵州按察使，升布政使，但也只是做到了和以前一样的官职。与晚于他的李鸿章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在此我们也只能对之惋惜而已。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安庆之役（1）
    安庆是处于长江之滨的一座重要城市，也是太平天国的首府南京的重要屏障，湘军要进军南京，必须要先把安庆攻下，而一旦安庆被攻下，南京的形势也将非常危急，因此，太平天国一直派重兵对安庆进行防守。咸丰十年闰三月，曾国荃带领着一万多名湘军，开始准备进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围困近一年半的安庆城在湘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失守了。
    在湘军历史上，攻下安庆，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同时也极大地传播了湘军的名声。
    当时，太平军对安庆这个战略重地也非常重视，因为它既保护了东边的天京，又是粮食等物质的供应枢纽，还是与捻军联络的据点。当时，约有八万多人的湘军，正在长江南北两岸分七路指向安庆、芜湖等地，打算上游胜利以后，以高屋建瓴之势攻占下游。他们计划宏大，来势凶猛，给人势在必得的感觉。然而，他们的计划却有很大的弱点，即他们在后方湖北、江西所剩的兵力空虚。这个弱点立即被洪仁看破了。洪仁最早信拜上帝会，但到1859年4月(咸丰九年三月)才辗转从香港来到南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1860年春，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包围，他建议太平军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和杭州，引诱清军赴援，然后迅速回师，对江南大营进行全力攻击。洪秀全、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对他这一意见非常赞同，果然于5月间一举消灭了江南大营。洪仁看破了湘军后方空虚的弱点后，再次建议故伎重演，乘虚直捣江西、湖北，进夺武汉，这样就能把敌人的兵力分散，从而解除对安庆的包围。
    于是，陈玉成在北，李秀成在南，两人都顺着长江西行，约定于第二年4月在武昌会师。1860年9月30日，陈玉成率五万大军从天京出发，经庐江、桐城，攻占了湖北蕲水、黄州，于1861年3月17日直接向武昌进犯。这时武昌城内，只有官文带领三千人进行防守。见太平军业已逼近，全城一片混乱，许多有钱人家都逃走了。本在病中的胡林翼立即慌了手脚，立即带领军队回去救援，但又要顾及安庆前线，因此长久的奔波而疲倦不堪。加上他本来就有肺病，时常吐血。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卯刻，湘军夺得安庆后，曾国藩在《克复安庆省城片》这一奏折中写的很客观：“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可惜，胡林翼已经躺在了病床上，无法进入已夺取的安庆，于八月廿六日亥刻与世长辞，年仅五十。曾国藩得知此事，沉痛地写道：“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刚好咸丰帝在七月十六日先于胡林翼驾崩，国丧刚过，故曾国藩在给胡林翼作挽联的时候，感到非常遗憾。挽联是这样写的：
    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荩臣临终憾事；
    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
    再说，曾国藩住在长江南岸，分析长江北岸的形势，预计彭玉麟、李继宜回师湖北后，大批折回的太平军又将回转来对桐城、怀宁两地的清军大举进攻。他生怕正包围安庆的曾国荃定不下心来，乱了阵脚，故急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七、初八(3月17日、18日)给曾国荃接连写了几封信，叮嘱他必须先坚守五六天，等待鲍超部渡过长江增援他。二月二十二日(4月1日)又写信给曾国荃，对太平军进攻武昌的战略目的进行了准确的分析：“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接着，他又对坚守安庆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反复的说明：“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他向曾国荃指出了应该怎么做：“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等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能否保住上游武汉的有利形势，对于曾国藩、胡林翼来说，确是他们能否坚持在下游规略安庆，再图金陵的战略方针的关键所在。所以曾国藩于二月二十六日(4月5日)在给他两个弟弟的信中又说：“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故余力主不弛围之说。”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安庆之役（2）
    太平军守安庆，其策略在于守险不守陴。安庆之险在集贤关，因此太平军便将重兵都投入到了集贤关，以阻止迫近安庆的湘军。曾国荃则采用长壕法对付太平军，即在安庆城的城墙之下挖了两条很深很宽的壕沟，湘军居于两壕的中间，内壕的作用是围攻安庆，外壕的作用是抵抗增援的太平军，曾国荃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曾铁桶”。当时，安庆城内的一万多名太平军已被四万湘军围困了一年的时间。湘军在城外挖了三道长壕，使城内太平军很难从包围中突破出去，城外太平军也很难冲到城内增援城内部队。陈玉成虽然在菱湖筑垒十八座，又派了一千多士兵到城内帮助防卫，还向城内送去粮食，一时间把安庆的局势稳定住了，但由于从各地前来增援太平军的部队，包括从天京来援的洪仁、林绍璋部，从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和捻军，从庐江来援的吴如孝部，都在挂车河、练潭一带遭到了湘军多隆阿等部的狙击，无法会合陈玉成部。陈玉成在集贤关内孤军奋战，对曾国荃的围军根本无能为力。
    湘军从咸丰九年底太湖之役吸取了经验，这次所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打援。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给曾国荃一个个围城窍诀，教他必须恪守“坚静”二字。他说：“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他嘱咐两兄弟要在拼命坚守上既达成共识，又通力合作。他还对战事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总结，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壕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致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就在这个时候，曾、胡既布置多隆阿部在桐城一线对于东面来的林绍璋援军继续狙击，又从长江南岸调来鲍超部对于西面来的陈玉成援军进行狙击，还派胡达轩三营、成大吉七营分别进驻石牌和集贤关外，拖住敌人的后腿。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安庆夺回来，而行动方向却是对太平军援军的有生力量进行打击和削弱。这个围城打援的战略，最初是胡林翼在太湖之役中提出的。他说：“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贼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之围者，必四面无敌；又兵法，十则围之。若我兵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围城，则无以致贼而求战。”这一策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但使湘军在太湖之役中取得了胜利，也使湘军最后在争夺安庆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当曾国藩听到五月初一日“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的消息时，他立即判断说，陈玉成部必会因此而气势大衰，并说：“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他特别注意刘林，这个人英勇善战，并说自己因为尊敬他的为人，所以称他为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并对曾国荃等人嘱咐说，不要让刘林这人跑掉了。刘林被俘获后，杨岳斌将他肢解，并割下首级送到安庆城下示众。刘林部覆灭后不久，集贤关内的八千多名太平军，也因孤立无援，先后在战场中丧了命。至7月，安庆城外所有的太平军据点都被消灭了。
    陈玉成部因为多隆河在挂车河的狙击，无法援助城内的太平军，只得与洪仁、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杨辅清等率领的四万多名太平军，从湖北蕲州绕道过去，经宿松、石牌，于七月十五日(8月20日)再次向集贤关发动进攻。这时，安庆城内很长时间内都缺少粮食，但太平军战士还是列队西门上，遥遥地呼应着增援部队。陈玉成率部苦战了好几天，抱草填壕，虽血肉横飞，仍然不停止冲锋活动；城内饥惫之卒，几乎连举刀枪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奋勇杀出。可惜最终还是无法越过敌人的深沟高垒，不能会师。八月初一(9月5日)湘军轰倒北门城墙，蜂拥而入，城内到处都有人在屠杀、抢劫。陈玉成等遥见城内火光冲天，又带领部下进行了两次冲锋，却都失败了，方引军西去。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对待俘虏，格杀勿论
    争夺安庆一役中死伤了三万多名太平军，城内叶芸莱、吴定彩等一万多人都被清军所杀害。安庆的失陷基本结束了安徽的战事，江苏和浙江便成了与太平军作战的主战场。后来，洪仁写道：“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安庆之克使湘军名声大振，然而他们在安庆之战中的杀戮却是极其残忍的。
    早在咸丰十一年五月，太平军刘林部在安庆城外赤岗岭的战斗中败于湘军，其中有三个垒、千余名的太平军投降了清军。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兴奋，便写信给曾国荃，问他有没有把这些人都杀了：“不知刘林一垒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当他听说已经全部杀死了投降的太平军的时候，感到非常高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
    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在历朝历代的战争中都是大家遵守的规则，也是一支仁义之师所应该做到的。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他宁愿斩草除根，也不愿意优待俘虏，因为这种方法省事又实用。这对曾国藩来说是一条反动逻辑。他让别人也接受他的反动逻辑。如据唐浩明的《曾国藩》，在曾国荃带兵打仗之初，曾国藩即教他对于所有的太平军俘虏，都要格杀勿论。
    如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就特别指出，既已带兵，就不应该害怕杀人太多：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幅巾归农，弟果能遂此志，兄亦颇以为慰。特世变旧新，吾辈之出，几若不克自主，冥冥中似有维持之者。”
    因此，当安庆城被攻陷后，曾国荃就杀光了守卫安庆城的太平军，曾国藩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朝廷，并且在奏折中多次提到了“无一人得脱”、“围杀净尽”、“实无一名漏网”等词。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提拔左宗棠
    在咸丰十一年八月业已夺得安庆的情况下，经营江浙便成为曾国藩的主要工作。也由此而造就了两位显赫一时的人物，一个叫李鸿章，一个叫左宗棠。
    左宗棠比李鸿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当时的军事形势和曾国藩本人与咸丰十年三月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咸丰十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到处是紧张而复杂的局势，英法联军正陈兵大沽口，对清朝廷的首脑机构构成了严重威胁；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遭到了第二次惨败，主帅和春受伤病死，太平军相继攻克了江苏的富庶之地苏州、常州；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头一年八月就开始了夹江进击的第二次西征，胜利推进。环视内外，曾国藩感到运筹帷幄，志在必得，他已意识到，朝廷必定会把剿灭太平军的任务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属更是举杯欢庆，对江南大营的溃败，一个个都感到兴奋异常。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江南大营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们不顾同伴的失败，却只想到失败带给他们的好处。胡林翼说得则更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国藩的举荐，于四月二十日奉上谕，“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在曾氏幕府多呆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在这年五月才被曾国藩派去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的时候，认为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于小人还不如死于盗贼，因而想在曾国藩手下做一营官，既满足了自己讨贼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马扬鞭，冲锋在前。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但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征求他的意见：“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这才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带领一队湘军。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国藩的意见却是让他募五千人。左宗棠在宿松只呆了二十多天，因为儿子病情很严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国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对安徽的兵力进行支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这样说道：“苏州既失，为公计者，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 “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又说：“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划，亦当务之急也。”这个计策实际就是“保越图吴”，尔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长期运用了这一战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将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的旧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称为楚军。这年八月间，他率楚军经醴陵直趋江西，先在江西东北部和东部与太平军进行了几次交锋，随后转战到了浙江。
    自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一举将浙江省会杭州攻克，巡抚王有龄万般无奈，只得自杀。在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马上赶到浙江去，负责军务的督办。曾国藩等于十月底作出决定，十一月十六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原本只是负责统率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为对曾氏集团的依赖，又于十月十八日下发明谕，上述三省除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军瑞昌只是负责浙江军务的帮办。但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曾国藩深感朝廷对自己有太重的依赖，给了他太尊贵的权位和太多的期望，令他感到有些畏惧，因此不敢控制四省，恐怕自己会犯下过错；另一方面，也说明曾国藩当时给予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也是非常多的。
    左宗棠此时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他根据“宁肯缓进，断不后退”的原则，率军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围，使后方得到了巩固。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朝廷又连发四道谕旨，催促左宗棠赶快带兵赶到浙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才从江西东北边境和皖南边境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到浙江省西北部开化县，迫使太平军退到遂安方向。其后，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以衢州府作为控制全浙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于五月初四日(5月31日)攻占衢州，以衢州为基地进夺全浙。八月，蒋益澧带领八千多名湘军从广西开至衢州，左宗棠部的人数增到了一万六千名之多。他们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太平军顽强地抵抗了这种推进行动。经过一年多的双方拉锯，直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4月1日)，左宗棠在法国军官德克碑的不败之师的帮助下，才最后把杭州攻下。双方又争夺了几个月，到这年八月下旬，左宗棠的楚军基本上占领了浙江全境。左宗棠攻占杭州后不久，在三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同时仍然担任浙江巡抚的职务。至此，左宗棠在官场上已经比较成熟了，成为清廷的大员，与曾国藩处于同等的地位。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任用李鸿章
    比左宗棠组建军队晚一些时候，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安徽也组建了一支号为淮军的军队。从此，湘军及其别系楚军和淮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在安徽，一在浙江，一在江苏，从三面威胁着天京，成为后来对抗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于咸丰十年五月十七日奏请建立三支水师，分别为淮扬、宁国、太湖，增添围攻金陵的力量，他特别强调创办淮扬水师，因为这样一来淮扬一带产米产盐可以更为便利，且可以对淮扬的陆军起辅助作用。接着，他于七月初三日上疏，对于李鸿章的“劲气内敛，才大心细”、“研核兵事，于水师要，尤所究心”、“堪膺封疆之寄”大为赞赏，奏请派李鸿章到淮扬去担任兴办水师的工作，又奏请“破格擢授两淮盐运使”。清廷虽然同意让李鸿章去负责兴办淮扬水师，但对曾国藩的疏奏并没有全盘肯定，没有简放李为盐运使。但李鸿章也趁机抓住机会，从而拥有了在长江下游组建新的军队的权柄。
    这之后，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八月上疏朝廷，被朝廷批准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黄翼升出身铁工，长沙人，原在湖南负责监造战船的工作，后随彭玉麟、杨岳斌水师在武昌、九江、安庆等地与太平军厮杀。咸丰十一年，淮扬水师建成，他被曾国藩举荐为水师总统，在彭、杨水师之外作为一支独立的部队。这是曾国藩把自己的军事势力伸向江苏所做的最初一步。
    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十三日、十七日、二十四日、三十日和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命令之下，率领不久前在桐城、舒城一带收集的团勇旧部五营和郭松林、程学启的部分湘军六营，一共五千五百多名湘军，分七批潜伏在七艘英国商船上，那些商船是上海道宝应时用十八万两银子租来的，那些船从安庆出发，偷越太平军的水上防线，一直驶向了上海。他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是三月初十。
    淮军一到上海，就勾结了美国人华尔的常胜军，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与外国反动派是联盟。这时，李秀成所率领的大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外围的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地，英国侵略军的司令何伯被太平军打伤，法国侵略军司令卜罗德甚至被太平军击毙。太仓一战，清兵被杀者数百人，落入水中者千余人，三十余座营垒被攻破，大炮洋枪也有好多被太平军缴获了。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也在青浦被俘。然而，正在这时，天京的军情却比较危急，洪秀全一日三诏，李秀成只好从松江前线回去援助天京，只留下谭绍光等少量部队围驻上海，这就使李鸿章及其淮军有了重新发展的机会。
    在李鸿章疯狂地扩军备战之后，淮军的数量一下子增加到了四万多。他们趁天京被围、李秀成孤军奋战的时机，在从东向西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胜利。他们攻占太湖东岸的吴江，使得江浙两省的太平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他们招降纳叛，在同治二年十二月四日(1864年1月22日)把苏州攻占；接着占领无锡和浙江嘉定，与左宗棠的楚军一起威胁到太平军的军势。最后，淮军于四月初六日(5月11日)攻占了常州，与金陵外围的湘军取得了联系。左宗棠占领杭州，李鸿章占领常州，湘、淮、楚三军结合到了一起，为曾国藩最后完成他攻克天京的宏图大业，镇压太平天国的首脑机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至此，曾国藩在江浙约三年的经营终于大见成效。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围攻南京（1）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安庆之战取得胜利以后，就一直把南京，或者说金陵作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当时，曾国藩令曾国荃回到家乡继续招兵买马，以使他的吉字营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藩的弟弟国荃和贞干从南北岸分别东下，接连着攻下了十几座处在要隘的名城。西梁山古称天险，太平军把它当作金陵的门户，想不到清军未用多少兵力就攻下了它。而与此同时，左宗棠率领的大军连续在江山、常山等地获胜，声威大振。
    五月初一日，曾国藩的弟弟国荃向秣陵关发起进攻。秣陵关是金陵的重镇，这时太平军守备得并不太严密，清军到达后，守关的太平军将领不久便投降了。清军绕过三汊河后向大胜关进逼。初二日，国荃派军队先埋伏在桥边，然后六营大军飞速前进。太平军见清军从后面抄了过来，害怕被困住，于是乘夜纵火，弃巢而走，清军前去追击，打败了他们，夺下了大胜关、三汊河。这时彭玉麟驻守在金柱关，听到曾国荃孤军深入太平军营的消息，恐怕被太平军算计，于是便急调水师前来策应，由烈山驶近头关。水陆结合，一举拿下头关。彭玉麟进攻江心洲，上面有坚固的石垒。水师用炮火攻击。最后逼得石垒中的太平军焚火自尽。清军乘胜追击，立马夺取了蒲包洲，于是便停泊在金陵的护城河口。曾国荃率领三万多名水陆大军进驻雨花台，距南京城只有四里之遥。曾贞干驻扎在三汊河东桥一带，在江边修筑起堡垒以保护西路粮道。就这样开始了对南京的攻防战。初四日，鲍超进攻寒亭、管家桥逆垒并一举攻破。十二日，二万太平军共同向雨花台的清军进犯，曾国荃设计埋伏将其攻破。十五日，鲍超在抱龙关击破了太平军，进攻宁国府。
    十六日，驻扎在金陵的太平军大举向清军进攻，共分二十多支，并集结重要兵力向雨花台长壕猛扑过来，对清军在南京的各处营垒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曾国荃在长壕奋力防守，双方军队互有损伤。部将刘连捷英勇善战，一举斩了二千多人，太平军纷纷逃跑，曾国荃冒雨修墙。而宁国府尚有二万人驻守在雄黄镇，二十四日那天晚上与太平军勾结图谋袭击清军。二十五日曾国荃派部将易良虎、刘连捷将他们击退。
    这时，驻扎在这里的清军因疾疫已经死亡了大半，而伪忠王李秀成率领苏、常两地的太平军二十多万人来援助金陵。十九日，开始围攻曾国荃的大营。太平军使用西洋的落地开花炮前后轰击，声动天地，清军各处布兵防御，共与太平军激战了十五个昼夜。
    九月初三日，伪侍王李世贤从浙江率领十万大军来到这里，攻扑更加猛烈。清军伤亡很多，而太平军伤亡更多。初五日，清军出濠击贼，攻破了十三座逆垒，杀了数千人。十二日，太平军埋伏在地道的两穴里，同时轰发，土石上飞，太平军逾过墙进去了。太平军白天并没有怎么进攻，反到了夜间轮番攻战起来，连续地在清军的营壕之外扎了一百多个营，相距仅二十丈，并在暗处挖地道，想乘着雨夜进行袭击。曾国荃下令各军开挖内濠、内墙进行防御，分兵连破了七处地洞。
    十月初五日，清军出濠，攻破了太平军的十座营垒。太平军兵败逃跑，死伤无数。伪忠王、伪侍王无计可施便逃跑了。金陵大营才得以解围。
    同治二年四月初二日，鲍超、刘连捷向六安州发起进攻，苗沛霖包围了寿州，公檄将凝学、毛有铭前去援助，使太平军败退。初七日，曾国荃、彭玉麟共同攻克了东关太平军的营垒，然后攻克了铜城闸。
    这时曾国荃已经围攻了金陵很长时间，太平军想尽办法解围，太平军与捻军联合做战。这时同治帝颁布谕旨道：“此时曾国荃雨花台之军自不能辄自移动，堕贼诡计；湖北为数省枢纽，诚不可稍有疏失，严树森出驻团风，当不至任贼窜人。群丑蓄谋纷窜，曾国藩所部各军几于应接不暇。该大臣素能镇定，惟当毅力精心，以图万全。浙、沪两军事机尚顺，左宗棠以杭城不难即克，而难于杜贼分窜，是以不急旦夕之效，固属老谋。此时贼既纷窜北岸及长江上游，浙、沪两军如能一克富阳以取杭州，一克昆山以取苏郡，则金陵之贼腹背受敌，或可即收捣穴擒渠之效。该大臣等必能因时审势，以赴事机也。”又谕：“曾国藩现驻皖省，为中权扼要。其北自巢、含、舒、桐以至英、霍，贼氛密布，发、捻交乘；又值苗沛霖复叛，颍、寿、六安逆练纷纷扑扰，凶焰顿张；金陵逆党自九洲北渡，声言就食，不即扰及里下河等处，而直上和、含，且与捻、苗各匪均相勾结，殊恐贼之蓄谋，故为此包抄大举，势将围裹安庆，以解金陵之围。曾国荃之军逼城为阵，不能遽撤，曾国藩所部桐、舒守将仅能自固，鲍超一枝劲旅往来策应，兵力已不甚厚。恐贼乘兵分备单之时，集群丑，四面围逼。该大臣驻扎江浒，实为东南大局安危所系，南顾弥增廑念。刻下皖事孔亟，计惟浙军尚属切近，左宗棠务与曾国藩声息相通，缓急可为援应，方为妥善。”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围攻南京（2）
    同治二年四月下旬，曾国荃乘守城的太平军因几个月未作战而有所懈怠时，命令清军连夜袭击雨花台，最后一举攻下。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战况的激烈大肆渲染，说是有六千名太平军被俘杀，其实不然。雨花台紧邻城墙，地势较高，上面筑有坚固的石垒，江南大营进攻了多年都未能拿下。李秀成听说了这一消息，极为震惊，便在五月初撤离了天长、六合，率领军马援救天京。杨载福、鲍超率水陆军乘胜追击，占领了两浦，并对准备渡江的太平军进行截击。杨载福、曾国荃原计划先把九洲对面南岸的下关、草鞋峡、燕子矶等地方攻下。五月十五日，清军向九洲发起了进攻，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湘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进行了一天激战，双方仍分不出胜负。这天晚上，狂风大作，湘军机发起猛攻，终于攻下九洲。
    把雨花台和九洲攻下来后，曾国荃便准备进攻聚宝门、印子山，曾国藩也把鲍超、肖庆衍两队军马调到江南，以便对天京形成攻围之势。但由于鲍军中流行疾疫，江南一带军情危机，曾国藩攻围天京的计划破产。但太平军的形势也好不到哪儿去，李秀成的军队此时已损失了十多万人，并且缺粮少饷，对清军已无力反攻。曾国荃在六月到九月之间，先后猛攻南京城附近的印子山、上方桥、江东桥、高桥门、七瓦桥，最后全部占领了这些要地。十月，又派军队进驻孝陵卫。太平军只能通过北神策、太平两门进行联络。十一月初五，湘军用地道火药，炸塌了十多丈城墙。
    此时，天京已是岌岌可危。李秀成匆忙从苏州、无锡赶了回来，但已于事无补，于是他在分析了整个形势后，建议洪秀全放弃南京，转移到江西。但洪秀全舍不得丢下南京城，太平军的形势无以缓解。同治三年正月，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江苏的胜利使得南京城的屏障尽失。但此时并没有对南京城的攻守造成太大影响。湘军此时又把钟山顶上的天保城攻下，然后在太平、神策两门外修筑了坚固的石垒，派军严加把守，从而形成合围南京之势。
    三月初，曾国荃更加强了对南京城的进攻，他命令湘军在各城修筑起坚固的石垒，并开挖地道，但地道所起作用不大，大多数被太平军破坏。这时由于南京城久攻不下，清廷派李鸿章前来合攻。湘军全力攻击，守城的太平军无力反击，湘军终于攻下南京城。
    曾国藩至金陵后，令熊登武把他的尸体从坟里挖出来给烧了。他在七月廿八日的日记中还有记载：尸体被挖出来以后，“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包裹。验毕，大雨约半时许”。洪天贵是继位的幼天王，在天京被攻陷的当天夜晚，李秀成带着他从城南冲出重围。李秀成护主心切，让幼天王骑上了自己的壮马，却不幸与大队伍分散，一个人被俘虏。洪天贵在黄文英部的保卫之下，辗转奔逃于安徽、浙江、江西，最后还是在江西石城做了俘虏，于1864年11月18日被处死。至此，转战十余年的湘军总算完成了自己最初的使命。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血洗南京城
    湘军进入南京城后，对南京实行了“烧”、“杀”、“抢”的政策，如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南京大屠杀一样血洗南京城。首先对南京城进行焚烧。太平军大多依靠巷战，一幢幢房子就成了他们的据点，湘军为对付太平军，干脆把房子也烧掉了。他们并且把城中财宝劫掠一空。赵烈文曾这样描述湘军在南京城大肆掳掠的情形，“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甚至连曾国藩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至伪天王府一看，规模俱仿宫殿之别，而焚烧无一存者。”大火在南京城一共烧了八天，如若没有六月二十四日的大雨，大火不知道到何时得以平息。经过这番大火，南京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是这样描述的：“九月朔日，全眷赴宁，初十日入督署，亦故英王府也。方师之入城也，搜捕余党，悉焚其巢穴，巨厦多为煨烬，洪秀全所居之天王府更为无沦矣。惟陈玉成以先死，其府独空，遂未被灾，故暂以之为督署。”
    湘军入城后大肆屠杀生灵百姓。曾国藩在奏折中这样写道：“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王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敌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当然这里面包含有曾国藩为邀军功而虚报数字的可能性，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湘军确实杀人如麻。湘军在把南京城攻下五天后，即六月二十一日，整个金陵城中，“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在二十三日时，“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担又无窑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老者无不受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可见，湘军在南京城杀戮的很多都是平民百姓，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是老、幼、病、残、孕者，极其惨无人道。
    湘军在南京城还大肆强掳和奸淫妇女，使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破坏。赵烈文曾说：“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可见湘军对待妇女之残忍。许多湘军将领都是好色之徒，总兵李臣典把南京城攻下一个月便一命呜呼，原因是“恃气壮气盛，不谨疾之由”。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一手训练的湘军，是鼓励他们纵火杀人的，那么对于抢劫呢？他则是默许的。
    早在咸丰十一年，当曾国荃攻破安庆，运送了大量的战利品到家里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对他不闻不问了。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领取战功，自愧故友
    六月二十三日，湖广总督官文、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侍郎彭玉麟，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曾国荃等会衔，一起向朝廷奏请了攻克金陵之事。这一爆炸性消息，使清廷内外都感到欣喜异常。捷报发出后才刚刚有六天时间，即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便收到了朝廷赏他的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侯爵，并且是不更替的世袭制；赏给曾国荃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此外，主将李鸿章被赐予一等伯爵头衔，李臣典被授予一等子爵头衔，萧孚泗被封一等男爵，彭玉麟、杨岳斌、鲍超、骆秉章等，均由朝廷赏赐一等轻车尉世职，杨、彭二人还加太子少保衔。一共有一百二十多名湘军文武官员都得到加官晋爵。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们个个都得到了晋升，同时他们还得到了太平军留下的无数金银财宝。
    借助无数中国人民的生命，那些湘军将领们实现了升官发财的美梦。
    曾国藩谋划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朝廷给了他无数的奖赏，抚今思昔，他知道今天的成功离不开无数将士效命疆场，尤其是众多幕僚朋友对他尽心尽力的帮助。于是不免想起了昔日曾给予他帮助的人。而他初创湘军时的合作者，如左宗棠、李鸿章均已高官厚禄，彭玉麟、曾国荃也都坐到了一省行政首脑的职位，而李元度则因为自己的阻碍一直都没有加官晋爵。在这种情况下，他于同治三年给朝廷上一密折，希望朝廷批准他对李元度重新任用。
    其实曾国藩对自己这样接连不断地打击李元度，也不是没有感到后悔过，他在不同时期的反省程度是不一样的，前期是歉疚中夹着怨恨，到后来则是觉得自己彻底对不起李元度。如在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因为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贺禀，曾国藩想起以前自己和李元度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对自己对李元度的参奏难免有一些后悔之意：“旋与幕客久谈，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言及前此参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但他只是在偶然间才有了这种想法，其时他还是有些恨李元度的，如他在同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曾任自己幕僚的彭申甫的信中，就说他与李元度已经不可能再和好如初了，信是这样写的：
    阁下拳拳次青，具征金石不渝之谊。弟于次青结契甚深，初不减于阁下。前岁被参之后，始作《小桃源记》，径自回籍，犹可曲谅。厥后脱卸未清，遽尔赴浙，则乖睽深矣。顷于二月二十二日遵旨复奏，仍参革职。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书，反复追维，耿耿不安。自问平生不多负人，与次青许与之素，而乃由吾手三次参革，仆固寡恩，渠亦违义。今夙缘已尽，无颜再合。渠果发愤为雄，誓洒此耻，或遂切实建立事功，则虽默伤乎私谊，犹将裨益于公家。若更浮沉，不图自立，则非鄙人所敢知也。
    到同治元年五月在第三次向朝廷参劾了李元度之后，他逐渐改变了以前的那种心态，如他在五月二十八日在给彭申甫写信的时候，已称自己不可能忘了他与李元度之间的友情。
    曾国藩与李元度在官场上的恩恩怨怨，清楚地表明了曾国藩做官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对于顺应他的下属，他会加以提拔，而对于忤逆他的，他一定会严加惩治。只是由于曾国藩历来崇尚理学家的天理良心学说，才使他不致于把人逼到绝路上。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擅作主张杀忠王
    封号为忠王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咸丰十年，他带领着军队把清军的江南大营攻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军事才能是非常杰出的。他与陈玉成一道，在杨秀清、石达开之后，成为太平天国军事方面的主要力量。同治元年，因南京告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回到南京进行援助。同年六月十六日，南京城破，这个时候洪秀全已经去世了，李秀成护送幼天王洪天贵从南京城里逃了出去，途中与部队失散，李秀成落入了清军手中。
    李秀成同陈玉成一样是广西滕县人，因为他非常重信义而远近闻名，并擅长用兵，军中无人不佩服他。李秀成被捕后，被曾国荃审问，李秀成回答说：“别再白费力气了，给我纸笔，我写出来就是。”他坐在囚笼中，每天写七千多字，一共写了十天的时间。据说，曾国藩原来承诺若李秀成投降，就不杀他，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状中，也已经表示愿意投降，答应只要饶他不死，他可让太平军停止战斗：“蒙九帅恩给饭食，中堂驾由皖来，当承讯问，我心悔已迟，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我为姓洪之将，外众将兵俱是我辖，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将，再有反复变心，仍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镇在禁，容我写信劝去。我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之事，请示中堂，意下如何。”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凌迟处死的命运。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因为李秀成太有名望了。洪秀全死后，李秀成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不把他给杀了，脱逃掉的他依然会领导几十万仍在各地战斗的太平军，这对朝廷是不利的。而且，对于这位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曾国藩也不可能掌握对他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只有朝廷才有做出决定的权力。
    其次是由于太平军将士对李秀成的拥戴。《太平天国战纪》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松王陈得风已降国荃，见秀成在虏，向之拜。国荃叱之，得风曰：‘吾为母而降，事泄当死，蒙王不杀，今无以为报，故拜耳。’秀成被杀，年四十。”李秀成虽然已经落入了敌人手中，其手下将士仍然非常敬重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将士的影响力。
    第三个原因也非常重要，就是李秀成对南京之战的一切都了解得很详细，而曾国藩的奏折大都偏离事实，在诸如南京城守兵、财富、湘军的烧杀掳掠等问题上，李秀成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将这些事实泄露给朝廷，曾国藩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灾难。这是曾国藩杀李秀成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李秀成写了十天的供词，每天写七千多字，然而才有两万多字保存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曾国藩的删节和修改。
    清军在抓到了李秀成后，曾国藩在《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中这样写道：“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五夜，提折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二十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六月二十九日，朝廷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说：“其逆首李秀成、洪仁达等，均系内地乱民，不必献俘；第该逆等罪恶贯盈，自应槛送京师，审明后尽法惩治，以泄神人之愤。着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并咨明沿途督抚，饬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护送，毋稍大意。”
    朝廷的命令应该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然而，曾国藩却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即在朝廷的谕旨下达前就处死了李秀成，根本没有等朝廷的命令。
    曾国藩竟敢不遵从朝廷的旨意，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瞒天过海
    当然，曾国藩知道这样做冒了很大的风险，于是，又于七月二十日补了一份《复奏李秀成等囚未能槛送京师已先就地处决情由及洪逆三印已早解送军机处片》，在这篇奏折中解释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是，曾国藩递给朝廷的李秀成的供词中，删改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朝廷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又于七月二十三日令曾国藩补上他所删掉的部分。
    这个命令让曾国藩感到极为难堪，正是因为供词中有些部分不便给别人看他才把它删除的，他岂能保留？于是，没有办法的他也就只好装聋作哑，在奏折中不提任何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好在朝廷也没有对此做更进一步的调查，他终于逃过了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