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军指挥:锦纶往事 繁盛记忆 海上丝路 溢彩华章(图)

　　从人流涌动的上下九拐进宽敞的康王路，在马路的一侧，有一座静悄悄矗立着的古朴建筑，它有锅耳式的火山墙、鳌鱼护珠的屋顶、青砖裸露的墙面、漆黑而厚实的木质门扉。在车水马龙的康王路的一隅，在喧闹的华林寺珠宝一条街的旁边，它保持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

　　这栋历经几百年风吹雨打的建筑，名字叫“锦纶会馆”，是广州现存唯一的一个清代“行业会馆”。清朝时，这里曾是广州最富有的商人们云集的大本营，他们在这里开馆议事、搭台看戏、又或小啜茗茶。锦纶会馆见证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广州，在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阶段最为繁盛的一段历史。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丝织业行会逐渐退出广州的历史舞台，旧时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丝绸商人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繁杂住户，旧时的繁华，悄悄湮没在平头百姓纷繁琐碎的人间烟火之中。本世纪初，已经残缺衰败的锦纶会馆，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个占地面积达668平方米的巨大建筑物，迈动沉重的脚步，从下九路移动几十米，来到了现在这个新“住处”。砖还是那些砖，瓦还是那片瓦，而脚下的土地却是新的了。在经历了几十年人间烟火的熏染之后，今天的锦纶会馆终于被修葺一新，并且像一个苍老的老人，重新捡拾回那些古老的记忆。

　　在当年跟锦纶会馆齐名的钟表会馆、梨园会馆、粤剧八和会馆都已在历史的风雨中凋零破败的今天，锦纶会馆重新焕发的“生机”让人觉得尤为难能可贵。

　　根据记载，锦纶会馆是雍正年间由当时广州数百家丝织业主共同出资兴建，而目的是为了供奉“锦纶行”（即丝制业）先师“汉博望张侯”，也就是出使西域的张骞———锦纶行内人一直相信一个关于“支机石”的美丽传说。当年汉武帝派张骞寻找黄河源头，张骞乘木筏直达天河，一位妇人赠之一石。张骞回朝后将这块石头拿给善卜的严君平看，严惊讶地告诉他，这是织女用来支撑织机的石头！此后不久，张骞便创制立法传之丝织业。虽然锦纶行内人认为，丝织业在黄帝之时便已出现，但其技术得以发展成熟却是张骞的功劳。因为感念其恩，就建了锦纶会馆来纪念他。

　　传说总归只是传说。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锦纶会馆就是作为广州锦纶行的行业会馆存在的，它是广州丝织业的总机构，也是城市当中日益昌盛的丝织业的“东家们”聚会的场所。仔细数一下，锦纶会馆的碑刻上，出钱资助修建会馆的商号已多达400家———小小的十三行地区又有多大呢，居然容纳了这么多的丝绸店铺，足以证明当时广州丝织业之盛。　　

　　“锦”，是用彩色经纬丝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丝织品，古指锦袍，引申为奖赏，形容鲜艳华美；而“纶”则指青丝绶带，古指官吏系印用的丝带，也指粗丝绵或比丝粗的绳子———只是看名字，就知道这座“有故事”的建筑，一定是同岭南地区的丝织业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个华美的名字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动人的往事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连最渊博的史学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因为一向以来的“轻商”心理作祟，有关锦纶会馆的史料记载，实在是少得可怜。

　　好在那些缔造了锦纶会馆的先人们，不辞劳烦地把所有跟锦纶会馆有关的历史性事件，都一笔一画地镌刻在石碑上，镶嵌在了会馆第一进、第二进大厅的两侧墙壁中。而冥冥之中，也似乎有神灵庇佑着这22块碑刻。在“锦纶往事”早已烟消云散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住在这里的居民，为了自己生活的方便，他们在原来的堂屋中大动干戈地进行改造，却唯独会“下意识”地将几十方石碑用简陋的灰砖砌起遮盖起来。本世纪初，当这座城市又再度将目光投射向这座已经破旧的建筑，下决心还其旧貌的时候，最完好无损的，竟然是这22块石碑。

　　同样完好无损的，还有镌刻在上面的长达几百年的记忆。这20多块碑刻，内容不仅涉及到会馆的创建、修葺、扩建，还包括了当年资本主义在广州刚刚开始萌芽之时，整个丝织业在广州的管理以及运作情况。

　　这是一段有关这座城市的“锦纶”往事。一段有关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广州城的繁华记忆。而现在，就让我们静静地来聆听“碑文”给我们讲的故事吧。

　　据碑刻记载，锦纶会馆是雍正元年所建，锦纶行人之前是以附近的关帝庙作会馆的，而关帝庙建于明代。这也说明这个时期广州丝织业的发展是如何的迅速。其实算起来，岭南地区丝织业的发展应该是晚于、并源于中原地区的。晋人裴氏《广州记》曰，“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皮员当竹，剥古绿藤，绩以为布”。裴渊所说的“蛮夷”是指越族土著居民，而不是从中原迁徙到岭南的汉民族。根据史料的记载，秦朝时，赵佗为稳定秦在岭南的戍军，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3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皇帝批准了1.5万人———考虑到中原农业生产以男耕女织为基本模式，因此，这些负责衣补的女子中，一定还是有不少善于桑蚕丝织的。

　　到了西汉中后期，丝织已开始在岭南百姓中普及，“蛮夷不蚕”的状况已不复见，即使在比较落后的海南岛，亦有蚕桑织绩，至于近海的大都会番禺（广州的古称），就更不用说了。《前汉书》云，“儋耳珠涯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而从中唐开始，南方的丝织技术已经开始超越北方，随着南宋时期大批江浙人南移广东从事丝绸生产，这种情况更成定局。明清时期，广州丝织业已很繁盛，主要集中在西关一带，并发展到分工分行生产。到了锦纶会馆出现的清雍正年间，广州丝织业已与苏、杭齐名，至嘉庆、道光年间，所产纱缎更是有“甲于天下”之说了。　　

　　会馆见证资本主义萌芽

　　在会馆第一进的大厅里，有两座面积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漆黑别致的化妆小阁楼，虽然现在它们是门扉紧锁，而当年，在这里描眉、换衣，进进出出的是整个广州城最有名的粤曲红伶，在这个现在看来多少显得有点寂寥的会馆大厅里，曾坐满了这座城市中最显赫的丝绸商人，密密麻麻的商人们从第一进大厅一直坐到了第二进，他们在台下品茗、看戏，每逢精彩处不禁颔首拍掌叫好。

　　几百家的商号聚集在这里，当然不止看戏、品茗这么简单，会馆还担负着联络感情、祭奠祖先的功用。荔湾区文物管理所所长阮桂城几乎仔细地研读过锦纶会馆的每一寸碑文，他告诉记者，最让他感兴趣的，是那些有关行会内部各种规章制度的部分。“寥寥十几个字，就把复杂的问题描述得十分清楚，不简单。锦纶会馆见证并记录下了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也是它最具有价值的一部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锦纶会馆时代，广州的丝织业已经形成井然有序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规章：锦纶行内人已经开始制定本行的“庙例”，成立“锦纶主会”，每年选出“值理”负责行中之事，广州丝织手工作坊中出现了代表东主和工人各自利益的组织，即“东家行”和“西家行”———“东家行”是东主的组织，“西家行”是工人的组织。东家与西家代表各自利益彼此对立，又在保护行业共同利益中相互依存。

　　仔细地数一下，你会发现锦纶会馆碑刻自雍正以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及至民国，除了宣统年未有外，可说是齐全了，这从侧面表明，锦纶会馆的行业聚会活动是十分经常的，凡有会馆的修复、扩建大事，皆“阖行聚集议事”，“师傅诞”的隆重不说，单每年的“选值事、总理”等，亦在会馆通过“跌爻杯”的形式选举。东西家代表商讨机工价格等，也在会馆举行。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新劳资关系，就是在锦纶会馆内的开馆议事过程中，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锦纶会馆发展的鼎盛时期，广州的丝绸行业的兴盛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也许查阅一下当年十三行的资料就可见一斑———十三行是当时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每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三行。”就是当时情景最生动的写照了。　　

　　“锦纶会馆创自雍正元年，及至乾隆甲申年买邓氏房屋贰间建立，迨至道光乙酉年再得添建西厅及后座。其后墙外留通天渠，前面踊道宽广至于照壁。四周本会馆自留墙外滴水七寸，诚恐日久被人占益，故特此题明，以使邻里相安也。”

　　锦纶会馆的石碑里，最小的一块是这块只有30厘米×20厘米大小的“锦纶会馆碑”，它的上面既无碑额，也无刻立年代，但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碑刻。在考古学家的眼里，它的价值在于用寥寥92字就把锦纶会馆的始建、重修、扩建这些重要的“生平”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在普通游客的眼中，它的内容显得格外有趣，原来当时人们是习惯用“墙外滴水几寸”的方式来标明自己地产的所在范围，俨然产权证书。

　　小碑文告诉我们，今天的锦纶会馆，是在道光5年（1825）就已经形成的规模，至今已经快200年了。100多年前在西关民居当中，会馆鹤立鸡群，规模只有右面关帝庙可与之抗衡，如何的气象辉煌，可想而知。

　　可是，无论如何了不起的辉煌，也都要经历一番时间的历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广州作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夜之间走到尽头，《南京条约》中“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的规定，取消了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广州人有句话，说是“火烧旺地”。1840年9月18日，太平门外火光冲天，焚烧1.5万余户，洋行11家，毁掉白银4000多万两。大火7天不灭，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公里，火熄后结成一条银链，牢不可破。昔日繁华景象，火后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此后，广州十三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被上海、香港取代。

　　而锦纶会馆的繁华往事也随之凋零。虽然其中很多的故事如今已很难加以考证，锦纶会馆一日比一日破败却是不争的事实。到了1958年，民政部门将这栋早就失去旧日象征意义的会馆作为民居租给市民居住。据说，当时整个会馆住进了40多户、100多人，因此不得不在原来的堂屋中加上大量砖木结构的间隔。院子里，阁楼、灶间、杂物间，东一处西一处地冒了出来。会馆里珍贵的坤缅木柱子想钉钉子就钉，想砍就砍。西北角的公用大厨房里，六七十个炉头两溜排开。每到晚上，两三张牌桌，四五把乐器，煞是热闹———旧时的气象就这样悄悄湮没在喧嚣的人声之中。我们的锦纶往事，还能继续讲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