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丰电子下单:孔子是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

孔子是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     ——兼答新儒家为什么赞于丹批李零
　　   力瑾 
    同样是对《论语》的解读，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和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在当下中国遭遇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大陆新儒家”对前者追捧有加，而对后者则猛烈批评之。在内地著名的儒家网站如儒学联合论坛、中国儒教网、木铎论坛、华夏复兴网等网站上，都开辟了专辑进行讨论，专辑的名称就耐人寻味，分别为“对于丹说《论语》批判的批判”和“李零新著《丧家狗》批评”，一赞一批，非常醒目。“大陆新儒家”对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批评，近日尤以陈、王、蒋、康四位最为言辞激烈。
    陈明说李零“亵渎孔子”“厚诬古人”，是“愤青”，“即情结支配思维，表现为行为就是为愤恨而愤恨。”的人，并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见陈明：《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蒋庆的评价是“此人玩世不恭，轻侮圣贤，末世此类人甚多”；康晓光说李零“不是一个好鸟”，“这本书就是垃圾”；王达三对上述三人贬斥李零新作的评价是“价值和信仰的问题，不是个学术问题，表明态度就是了。”并把蒋、康言辞激烈的评论公诸网络，标明他与三位“大陆新儒家”对此事的立场完全一致。（王达三：《蒋庆、康晓光对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严厉批评》）
    “大陆新儒家”，为什么要赞于丹批李零呢？其原因何在？我觉得，原因有这样几种：　　

    （一）李零说了大实话，说了真话，道出了事实真相。
    孔子是个怎样的人呢？对孔子个人的认识，决定了对孔子创立的学说的评价定位。因此，是将孔子当作高高在上的“圣人”还是平常的普通人，这是个大问题。李零说“孔子是汉武帝大树特树捧起来的圣人”，“我们也可以说，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活孔子和死孔子，就是不一样。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栖皇，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才是真相。……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孔子失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可是遍干诸侯，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老死于鲁国。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宿命。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中国人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优良”传统，如今，出来一个道出“皇帝的新衣”的孩子，道出了孔子的真实情况——“孔子不是圣，只是人”“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有些人就不舒服了，就要起而攻之了。陈、王、蒋、康四位所谓的“大陆新儒家”，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就是这些人中的中坚力量。
    对孔子个人的认识，我完全同意李零的看法，孔子绝对不是什么“圣人”，而只是一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论语》是孔门后学编的书，书中有很多人在讲话，孔子、孔门弟子，还有其他人。”“此书（指《论语》）杂乱无章，流淡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语》通篇讲的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道德说教”，即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等。被我们历代无数的先人尊称为“圣人”的孔子，以及孔子的弟子，为什么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喋喋不休地唠叨那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德说教”呢？“仁义礼智信”，就像“为人民服务”一样，如果真做到了，哪一样是不好的呢？孔子，以及孔子的弟子，之所以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喋喋不休地唠叨那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德说教”，我认为原因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历来没有做到“仁义礼智信”，即中国人历来都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人！我这是在危言耸听吗？不，绝不！按照我们中国人相信的“吃啥补啥”的中医养生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情理之中的事，一点也没有夸张。
    这样说，自然会让陈、王、蒋、康四位所谓的“大陆新儒家”们不高兴了，他们不但不高兴，还会群起而攻之，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立场是面哈哈镜，陈、王、蒋、康们，以及于丹、李零们，他们都只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去解读《论语》，去认识孔子，只是由于立场不同，才导致了观点和结论的不同。孔子，只有一个，但这个世间已无真孔子，孔子早就死了，早就离开了这个“腐烂”“腐朽”“腐败”了的人间。我们今日看到的，只是哈哈镜中的孔子的影象罢了，与真孔子根本无关。在这众多的“哈哈镜中的孔子的影象”，只不过我觉得李零照出来的“孔子的影象”，最不走样，最不被扭曲，最接近于客观事实，最接近于那个曾经生活过的真孔子！　　

    （二）于丹，以及“大陆新儒家”们，仍旧逃不脱“圣人”的“道德说教”。
　　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中说：“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象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象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于丹《于丹论语心得》Ｐ７）虽然在这里于丹说《论语》不是“高不可及”的，不需要我们“仰望它”，表面上看是让我们大家易于接近《论语》，但在于丹的内心深处，她把孔子仍旧当作是高高在上的“圣人”的。“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大地上生长的信念……”（于丹《于丹论语心得》Ｐ８）
    既然孔子是“圣人”，他自然就享有了“道德说教”的权力，就自然享有了“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的权力。这是“大陆新儒家”们，不顾“《于丹论语心得》，只是当下流行的快餐文化的一种，于丹，只不过是一个快餐文化的制造者。”（参见我的拙作《于丹：一个快餐文化的制造者——我读《于丹论语心得》》）的客观事实，而对她一再吹捧的原因之一。
    对于丹的一再吹捧还有一个原因。我上面已经说过，孔子“只是一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呢？上面我没有说，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我上面已经指出：“我们中国人历来没有做到“仁义礼智信”，即中国人历来都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人”，面对中国人这样一个现状，我们的孔子当然是十分的不满意。儒家是入世的，这一点很正确。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这样一个有强烈入世情怀的人。他有远大的抱负，他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孔子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正如李零说的那样，孔子“教人阅读经典”“批评当世权贵”“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梦想恢复周公之治”。然而，孔子为救世而采取的行动、为救世而开出的药方，是完全不得法、不得要领的。当然，这是我站在２１世纪的今天的立场上说的，因为我们今日已经站在这些历史巨人的肩膀上了，自然比他们当年站得高，望得远。要改变“我们中国人历来没有做到“仁义礼智信”，即中国人历来都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人”的现状，首先就得弄明白中国人之所以如此“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做到药到病除。否则，不但对疾病无益，反而会有害，加重原本不轻的病情。
    那么，中国人“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人天生就贱，就不懂得“仁义礼智信”的重要吗？答案显然不是的。可以这么说，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具有爱心的人。然而，由于环境的因素，使得我们中国人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扭曲变形，才变得如此面目可憎，变得如此“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这环境因素，就是封建专制的极端残酷和漫长。
    中国的历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一治一乱。而“一治一乱”的实质，则是流氓强盗的争夺所谓的“天意”“天命”。这样的基于对“天意”“天命”的争夺，说造反也罢，说起义也好，都是毫无“正义”可言的。历代的改朝换代，都只是拿“正义”来扯大旗，拿“正义”来忽悠小老百姓，其实根本无“正义”在。这样的流氓强盗，信奉的当然是丛林法则，当然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当然是“成王败寇”了。
    高高在上的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强盗，他们能有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高高在上的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强盗，“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臣子们奴才们，会不向他们的主子学习吗？因此，中国的历史上，历来多产生“彼可取而代之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家，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奴才走狗，而少有顶天立地的真正大写的“人”！
    面对“中国人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扭曲变形”的现状，我们的孔子，不满，愤怒，想有所作为，想改变。但，他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找到的出路只能是“教人阅读经典”“批评当世权贵”“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梦想恢复周公之治”这样的不切实际的假药方，吃死人的药方。孔子自身的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此路的不通，他自己这样的“圣人”都没有办法做成功，只能“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徒唤奈何，他自己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丧家狗”了。
    于丹，以及“大陆新儒家”们，仍旧逃不脱“圣人”的“道德说教”。他们的热情，他们想给我们今日的中国人指出的走的路，仍旧是孔子数千年前所走过的老路——“教人阅读经典”“批评当世权贵”“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梦想恢复周公之治”这样的不切实际的假药方，吃死人的药方。
　　
    要改变“中国人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扭曲变形”的现状，从回老路是没有出路的，几千年的儒家实践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今日，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只有努力杀出一条血路来，创造出与数千年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以个人的完全独立觉醒为基石的保障“人权”的新路——一条崭新的现代民主宪政之路。
    近年来，所谓的“国学热”，是值得我们大家保持高度警惕的，那看似温文尔雅的“国学”“大陆新儒家”，其骨子里，则是在开“五四”的倒车，是在重走孔子走过的老路，重服“教人阅读经典”“批评当世权贵”“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梦想恢复周公之治”这样的不切实际的假药方，吃死人的药方。
    显然，孔子当年努力错了方向——不应该向“道德说教”上努力，而应向“制度建设以及制度的实施上努力——我们今日的“大陆新儒家”们同样也努力错了方向，犯了方向性错误！实在可叹，可怜，可悲，可哀啊！

孔子为何成为丧家犬？

    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一天，被人描绘成“丧家犬”，孔子也没介意，认为别人说得对。孔子去世很多年之后，“丧家犬”变成批判孔子使用最多的词汇，但是，后人批判的含义与当初的含义不尽相同。
    要理解孔子成为“丧家犬”的真实含义，就要从孔子身处的时代说起。孔子头上的桂冠很多，例如教育家、圣人、儒家学说创始人等等。但是，这些桂冠都是后人加给孔子的，在孔子身前，他本人以及他的学说的影响力确实有限，没有像后世那样成为万世之师。
    孔子身前所做的事情之一是努力促成和规范了一种社会上新兴职业，这种职业被后人称为“士”。用职业这个词在这里是借用一个方便理解的现代词汇，而不能完全从现代职业概念来理解“士”。今天人们对“士”的理解一般都是指知识分子、文化人，更窄一点的理解是指历史上的“儒士”。孔子的年代，“士”刚刚开始形成，而孔子对于其日后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士”在刚形成的时候包括的范围较大，一般是指那些不靠具体生产活动谋生的特殊阶层，而且，这个特殊阶层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以区别当时社会上对于权贵依附性很强的“门客”。例如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后来常常被称为“谋士”；其他如舞刀弄棒者，就是“侠士”等。现在的“战士”、“护士”等也是那个时代“士”的概念比较宽泛的遗存痕迹。在“士”刚形成的年代里，这个特殊人群的生存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由于“士”自己不能创造谋生的财富，如果不想依附于权力，他们必须靠出卖自己的特殊才能，才有可能立足于社会。出卖的对象有的是社会，有的依然是权贵。对于孔子来说，没有一个君主养着他，他办了一个民间私立学校，靠收取学费谋生。但是，如果他教出来的学生没有出路，不被社会接受，他的私立学校也办不下去。因此，孔子周游列国，一方面是推广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推销自己的学生。当今大学生的求职也很难，很少有哪个校长会像孔子一样到处推荐自己的学生，还要以自己的身价作保。如果今天某个校长也像孔子一样亲自面对用人市场，如果他培养的学生适销对路，可能会轻松点，否则的话，很可能也会像孔子一样，“累累如丧家之犬”。因此，孔子听说别人用“丧家犬”来形容他，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快，反而认为别人说得很对。
    孔子亲自培养的儒士，在当时确实是一种缺少市场需求的“产品”。那个年代的特殊人才，更多的是类似四大公子网罗的“门客”。门客都有一些特殊技能，有知识分子，也有所谓溜门撬锁、鸡鸣狗盗之徒。门客的主人如何运用这些技能比较容易。而孔子的学生掌握的是一种管理社会和国家的观念以及方法，在那个年代，没有多少权贵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这种观念。对此，孔子在两个方面下了大力气。一是要求学生能够成为“君子”，也就是在道德上令人放心。这种道德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意义，从而保证学生的未来就业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二是让掌握权力的人，接受他以“仁”为核心的观念。这两种做法用今天的话说，前一种是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后一种是培育市场的需求，而不是简单地迎合市场需求。几百几千年后，孔子开创的产品畅销全中国，并占据绝对垄断地位，这种风光是孔子生前不知道的。就好比松下幸之助现在已经成为成功商业的典范，但是在企业的开创阶段，毫无疑问，松下幸之助也经常“累累如丧家之犬”。
    孔子为了自己的思想和学生能够在社会上找到广泛的赏识者，还采用了一些现成的方法，例如，他提出“忠君”的主张。但是，“忠”并不是儒家独有的。在另一种 “士”的身上，这种“忠”很早就发展成了“愚忠”，这种“士”就是当时所谓的“侠士”。“士为知己者死”并不是儒士的主张，而是墨家“侠士”的创造。儒士与侠士不同，儒士掌握的是一套社会的管理方法，因此，儒士主张“道不同，不与为谋”，也就是说，“忠”是有条件的，是对那些有共同价值观念者的“忠”，这种“忠”可以保证具有丰富知识和高超智慧的儒士不会轻易犯上作乱，因为，既然“在上者”已经接受了儒家的观念，何必还要争权夺利呢？大家合力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对于不接受儒家思想的统治者，儒士们宁愿“不与为谋”，而不会愚忠。
    “侠士”所掌握的是一些具体的技术，例如攻城术、格斗术等（电影《墨攻》有所体现，但不太准确）。对于权力拥有者来说，这种技术被别人利用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即使被自己利用，万一变心，“侠士”的武功也可能对权贵造成生命威胁，“侠以武犯禁”正是这个意思。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最早的“科学家”们便形成了 “愚忠”的思想，“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为了保证让恩主绝对放心，把最宝贵的生命都当赌注押了上去，像是发一个毒誓。这种“侠士”与“门客”也挺接近。随着以后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侠士”的特殊技能被他人利用的可能性降低了，“侠士”的愚忠慢慢成为一种江湖社会的生存法则，结拜兄弟“不在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是这一思想的延续。江湖社会中，背叛同门是最大的罪恶，显示了只注重“知己者”而轻视“同道者”的不良传统。但是，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重恩情、轻道义所造成的另一面是令人感动的“一诺千金”和“不辞赴汤蹈火”的奉献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诸子百家之间，即使在“独尊儒术”后，相互影响、借鉴、融合的现象也始终存在。例如，儒家也接受了墨家重然诺、讲信用的原则。但是，由于儒家在近代成为被批判的第一对象，很多原本不属于儒家学说的内容也被简单化地归到儒家头上，比方说上面提到的“愚忠”。“愚忠”其实也是墨家的传统。这么说并不代表儒家绝对正确，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今天看来就不够正确。要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儒士、侠士在内的各种新兴的“士”的阶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生存状态都差不多，都面临如何吃饭的问题。因此，鲁迅说儒、侠是“流氓”的祖师爷是基本正确的。只不过那时的“流氓”不是今天“流氓”的概念，而是指“流民”，以区别那些在固定地点靠生产技能谋生的人。（参见《儒侠是流氓的祖师爷？》）。所以，说孔子如丧家犬一般，某种程度上说的没错。孔子接受这种说法，也有点自我嘲笑的意思，它体现了孔子身前为自己的事业奋力打拼的客观形象。直到几百年后，汉朝开始独尊儒术，儒家的教育方式成为正统，儒家的思想也成为正统。这种正统的地位虽然也与权力有较为紧密的关系，但决不是简单的依附。对于儒家学说为何在几百年后才成为正统，以后再说。 新儒家为什么围攻李零《丧家狗》  
乔蒙路 文  
  
    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不仅以学术著作《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为其在学术界奠定了显赫地位，而且，以《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等解读传统经典的畅销书，使其在社会文化领域声誉鹊起。其新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今年刚面世，即引发各界极大的反响，不仅举办了有众多学者出席的“传统经典的不同读法：李零新书研讨会”，而且网络讨论更是越来越热烈，质疑与赞誉并存。虽然不乏众多的叫好声，认为“一部新的经典正在升起”，但也引来了大陆新儒家阵营的激烈批评，将其斥之为学界“愤青”。
 
    尽管近几年对经典的阅读成为热门，但对经典的解读则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对有中国文化圣经之称的《论语》的解读，更是个大问题，如于丹说《论语》引发的巨大争议，可窥一斑。目前，坊间流传的解读《论语》的著作，主要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钱穆的《论语新解》，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喜欢钱穆的《论语新解》，因为其做到了“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规，亦具微衷”。各家注《论语》，无非都想“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但效果如何，则莫衷一是。
 
    李零解《论语》为什么激怒了儒家？主要是因为李零将儒家的圣人孔子解读为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李零在新著中以通俗化的语言对《论语》进行解剖。在作者的笔下，“孔子就是一条郁郁不得志的丧家狗，奔波一生而无所得，他是读书人的宿命的缩影，是所有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者的缩影；孔门就像大帮会，四大堂会，分设掌门人，还有十佳代表……”这种对孔子近乎轻佻的评价，实在令今日的孔子门徒们难以理解和接受。在国内知名的儒家网站儒学联合论坛、木铎论坛等网站上，特别开辟专集，对李零《丧家狗》进行批评，其中《原道》主编陈明的批评极为激烈并具有代表性。陈明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纪录被转载到网络上后，引来儒家阵营的一片叫好声。继之，陈明又发表了题为《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的长文，对李零新著《丧家狗》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陈明说，于丹把《论语》熬成一锅心灵鸡汤，反映的是她自己的理解能力；李零将孔子描述为丧家狗，则是把自己的心态和心量当成了孔子的精神和事业，并以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心头有尊佛，看到的就都是佛；心头有堆粪，看到的就都是粪）来类比李零。
 
    对“中国人的圣经”《论语》的解读，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虽然写法不同，但背后却反映了解读者的价值立场和阅读心态。中国人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文化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同时，在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浪潮的袭击下，对承载有深厚人文价值的传统经典，也予以了不正确的态度。科学主义夸大科学方法的功效，无条件地把它应用于所有学科，乃至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种激进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对现代人的影响甚大。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视人文价值，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具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便深刻反映在这次新儒家对李零《丧家狗》的批评上。所以说，大陆新儒家对李零《丧家狗》的批评，不是新儒家对新道家的批评，而是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