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少羽和石兰接吻…:洪巧俊: 有多少富翁是以黑恶暴富的？

    至今也难以忘记轰动全国的沈阳刘涌特大黑恶案，“黑道霸主”刘涌一审被判处死刑，而辽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当时我发表了《刘涌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虎豹”？》 (2003年8月22日新华网、《光明日报》)对辽宁高院改死缓进行了质疑，此文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从1995年末初步形成至2000年7月初被沈阳警方打掉，在4年半时间里，共计作案47起，致死致伤42人(其中1人死亡、16人重伤、14人轻伤)。辽宁高院的二审，维持了对刘涌爪牙“四大金刚”之一的宋健飞的死刑判决，并已经执行。爪牙判死刑，刘涌这个主子为何判死缓？刘涌有着“通天本领”，原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他的“干爹”，原市中级法院一位副院长是他情妇，还有多位警察是他哥们儿，就连沈阳市原市长也是他“大哥”。值得一提的是刘涌的资产达7亿多元，是沈阳屈指可数的富翁，而黎强是重庆巴南区第二富。

    当这些黑恶势力头目具备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后，他们就开始谋求政治渗透，一方面积极寻求“红色外衣”保护，另一方面编织关系网，极力寻求“保护伞”的庇护，甚至与党政干部结成利益共同体。借“红色外衣”掩盖违法犯罪事实是现在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惯用伎俩。8月8日的《财经》报道说，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黎强素有往来，而且瓜葛很深。文强担任重庆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和局长期间，重庆市治安状况趋于恶化，黑社会活动猖獗，高利贷屡禁不止，民间多有怨言。根据重庆警方的调查，黎强拥有20多家企业，涉足客运到房地产开发、汽车维修等诸多领域，为了争夺客运线路不惜以“涉恶涉黑”手段进行争夺。2005年，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将金额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4300万元打包处置给重庆万贯科技有限公司，不到不良资产2.1%的价格引起了重庆有关部门和相关国有企业的不满，但龚刚模依然顺利完成了这次交易，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龚刚模还牵涉进轰动一时的重庆“奥妮土地拍卖案”中，他与法院相关官员勾结，导致该地块被低价拍卖。可见这些人的暴富无不是以“涉恶涉黑”手段进行的。2008年4月21日《瞭望》报道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熊新兴就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向主流社会渗透，以企业家的名义骗取了政协委员的身份，为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披上了红色外衣。熊新兴行贿的数额高达数百万元。经法庭审理查明，2000年至2003年期间，熊新兴分6次向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许某行贿85万元人民币、一万美元。受贿之后，许某在多次收到上级领导批转的群众举报熊新兴涉黑犯罪的材料后，不仅不查，还多次向抚州市党政领导推荐熊是“人才”、“正当企业家”，并将熊介绍给抚州市公安局的四任局长要求予以“关照”。可见，暴利下之下产生了“利益共同体” ，暴利趋使之下，形成了一条错综复杂的“官、商、黑”涉黑非法利益链条。

    家乡一位老干部曾对我说：“我就想不通，那些过去黑社会上的人、打砸枪犯罪释放人员，如今都过上了幸福日子，他们住的是小洋房，开的是名车，有的还娶几个老婆。” 过去黑社会上的人常因争地盘相互吞并而争斗，如今他们不再争斗，而是一致对外，有财共同发，工地项目只要有他们去，就没有人和他们竞争。一些地方的工程项目虽然也搞竞标，但都是他们中标，这里面难道没有“涉恶涉黑”手段进行争夺？

    黑恶势力头目黎强、陈明亮是人大代表，刘涌也是沈阳市人大代表，而熊新兴是政协委贞。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被打掉的黑恶势力头目，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这个头衔。可我想，他们是怎么当选人大代表的？难道人民都喜欢选举欺压自己的人当人大代表？

洪巧俊 :还有多少人一夜暴富
  刚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乔新生说，相当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8月16日《中国经营报》)也就是说，这部分富裕起来的人，并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只不过是通过改制手段，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而一夜暴富。 

    说到通过改制手段一夜暴富，就会想到四川电力借“改制”之招，贱卖国有资产，使10亿国资流失。2002年11月27日，拥有4.6亿元总资产、1.9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匆忙签约卖给乐山市的民营企业东能集团公司。事后查出，仅田玉飞一人，就从东能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德军那里受贿1000多万元。(6月8日《民营经济报》)“搞定一个人，拿走一片矿，生出一串财”。由此我还想到了广东兴宁矿难中的重要角色、大径里公司董事长曾云高称要拿出3亿元“摆平”矿难的事。如果不是迫于压力，这3亿元又不知让多少人一夜暴富。事实上，在矿难之前，大径里公司已经使不少人暴富了。大兴煤矿主要有65个股东，这些股东当中有当地领导和公务员。报道说，兴宁矿难牵出15亿元涉案资金，相关官员和人员在资金来源上存在严重问题。一名月薪数千元的警察，牵涉资金却是2900万元。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经营权之后，曾的年收入就高达两亿元，500万元与两个亿，能“对价”吗？(8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有民谣曰：“改制改得卖了厂，厂长书记当老板，自己卖了自己买，就是工人下了岗。”大连白云旅游汽车出租公司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为民企时，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等15名管理层人员以404万元将公司买下。新注册的民营公司由公司原总经理和原党委书记共持有80%以上的股份，原公司价值4000多万元的200多个出租车营运号牌，也以223万元的“超低价”转让给管理层人员。这是国企MBO改革中又一起“一夜暴富”故事。

    杭州商界曾传闻，孙达山是“空手套白狼”的好猎手，据说当年他成立公司的“初始资金”来自浙江国信。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王钟麓强力“推荐”浙信公司选定孙达山预征的300亩土地，浙信公司以每亩多交4.5万元的“办证包干费”、总价19.5万／亩的价格，从孙达山手中买下这块土地，孙达山因之一夜暴富。

    也有身边的例子。曾有一位老板指着他的“杰作”(一片房地产)对我说：“买这片房地，我没掏一分钱。”起初我根本不敢相信，待他说完后我才恍然大悟。这片房地评估500万元，他与政府部门签订了合同，紧接着他又与开发商签订了合同，把临街的那片空地建店铺，店铺一建，预售时人们争先恐后，他付清了那500万元，还净赚了店铺最上面的一层楼。人家从国有资产中“发现”了巨大商机，能不一夜暴富？还有一位招商部门的负责人说，有一位“人物”介绍了几十亿元的外资项目，条件是拿2%的介绍费，领导碰头后，觉得介绍费数额巨大不敢拍板。但没过多久，该项目就被内地引走了，人家给的介绍费却是5%。这位负责人的话我相信，早在7年前，本人在家乡县委任职时，县里就明文规定，引进外资的奖励就是引进外资总额的5%。而且在年终开会时，县里还大张旗鼓地给介绍人颁发“奖金”。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介绍一个20亿元的投资项目，不是一夜就成了千万富翁吗？

    富豪们极富戏剧性的暴富经历，也使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追溯原因，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个人主观因素的考量上，更应该注意制度层面的思考。

    不久前，美国《财富》杂志披露，俄罗斯亿万富翁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对此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39%的受调查者对俄罗斯有这么多亿万富翁感到耻辱，只有7%的受调查者对他们的亿万富翁感到自豪。

    在中国的暴富行列中，除了借改制侵吞国有资产外，富翁多的行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和矿山开发商，就像大兴煤矿老板曾云高，在短短的7年时间竟成了亿万富翁(身价逾两亿元)，这种快速变成富翁的奇迹，恐怕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难以见到。这两种行业中的千万、亿万富翁特别多，这是因为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还不明晰，才让富豪们“发现”了致富的“聚宝盆”。这值得我们警惕。

邱林 :多少人能坦然接受富豪阶层的扩张？

 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仍然很快。胡润研究院日前公布的2011年“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富豪人数继续快速扩大。其中，百亿富豪达到127位，比2010年增加三成，比2009年翻了近一倍；十亿美元富豪达到271位，比2010年增加四成多，比2009年翻了一倍多。 

    仅仅一天之后，《福布斯》亚洲版也对外发布2011中国富豪榜。根据计算，上榜400位富豪的“身家”相当于全国居民去年年底储蓄额的9.69%。（9月9日《北京日报》）

    作为人均GDP只有4628美元(2010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似乎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但在富豪增长数量的比拼上，中国似乎优势明显。而且，胡润还十分“乐观”的表示：“有很多超级富豪潜在水下，不被我们所看到。”

    “胡润百富榜”对中国富豪的排名，是做了中国媒体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没有做的主要原因是难度太大，失败的风险也大。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备的个人资产统计制度和税务稽查制度，个人财富极难统计。实际上，胡润即使使用现代的规范统计手段，也只能统计水面上的冰山大小，如被调查者的企业规模、销售收入和个人证券资产等，其背后的东西只能靠推算。

    一段时间内，由于“胡润百富榜”数据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引得许多媒体和专家对这份榜单是否权威议论纷纷。然而，现在人们对胡润的不信任情绪已大大缓解，他公布的“胡润百富榜”即使含有水分，大家一般也能够容忍。所以说，“胡润百富榜”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

    一位著名评论家在《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一书中写道：在中国，“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一样根深蒂固。上个世纪80年代，万元户就已经是人们艳羡或另眼看待的富人了。30年后的今天，一个富豪阶层已经在中国出现，尽管坊间对此争议很大，但该阶层的扩张已十分明显。

    那么，国内有多少人能接受富豪阶层？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富豪的评价，涉及到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关于财产、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的分配问题。如果财产的不平等和差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富豪一族在社会分层处于什么位置？在什么情况下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当公众看见“胡润百富榜”时，提出的疑问往往是，上榜那些人积累的财富，是靠自己的本事，还是靠其它门路获取的？富豪靠自己本事创造财富大家无话可说，但“富一代”的父母将财产传给“富二代”的子女，则显然不是根据本事大小来分配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富豪的财富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贩毒、违法犯罪得来的，那么，公众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感，甚至是反感。

    与中国一样，贫富悬殊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手段，其中居首要位置的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西方国家信用制度发达，居民消费多通过信贷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刷卡。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量少，政府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个人收入情况，征税也就有章可循了。逃税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绝非事后补充罚款就可以轻易了事。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拥有百万元的富豪阶层至少有1.1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5%。估计到2020年，富豪阶层的人数将达到2亿人。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富豪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富豪阶层还有多少增长空间？从近几年公布的胡润百富榜来看，富豪增长较快，其空间还难以估量。

    然而，中国富豪阶层不断扩大并不完全是件好事。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或不公正，已经或正在加剧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殊不知，在当今中国社会，“仇富”的种子正在不断滋生和蔓延。试问，当1.5亿左右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见到富豪阶层的高速增长，他们能高兴得起来，并心安理得地接受吗？如果我们希望“和谐社会”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那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勇于面对，勤于思考，以寻求因应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