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到北京旅游:话说三国名将之魏延

魏延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每当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两件事：一是他刚从长沙归降时，诸葛亮号令将他推出斩首，理由是他脑后有反骨；另外一个则是诸葛亮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他便发动叛乱，结果被马岱诛杀，印证了“反骨”的说法。大家有这么个印象很好理解，谁让《三国演义》是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呢。但如果要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魏延“叛乱”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桩冤假错案。

写了八九位屈死的名将，今天终于写到了我的家乡河南信阳。传主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义阳郡最初由三国时期曹魏设立，分荆州南阳郡而置，郡治在今天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关，不久撤销；西晋时再度设立义阳郡，郡治仁顺城在今信阳市浉河区北部。

具体说到魏延，籍贯在信阳市三里店。

冤案真相

所谓“反骨”的说法当然只能是小说家言。解剖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反骨”。魏延所谓的“反叛”，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反叛并无实据。

还是先来看看史实。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军级干部”，却偏偏将“军级干部”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意思是丞相虽然病故，但我自己还有主见。亲属和随从官员护送他的遗体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独当一面，继续完成北伐大业，不能仅仅因为丞相去世就放弃既定国策。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来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总让我想起诸葛亮当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别说魏延，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可以想见，假如诸葛亮不隐瞒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肯定不会走这个极端。

如果按照籍贯划分，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无论彼时还是现在。费祎是鄳县（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鄳县跟义阳一样，开始属于荆州江夏郡，后来属于荆州义阳郡，乃至西晋的

义阳国。当然，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不是时候。因为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魏延一旦松口，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魏延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

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驻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上了贼船，就别想轻易下来。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 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 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

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尚方宝剑”、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这可不是我为同乡先贤乱说好话，都有事实依据。据《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说，平常大家一起议论，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

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史通?古今正史》记载：“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鱼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书。鱼豢入晋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客观，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尽管裴松之认为上述关于魏延的说法，“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怀疑乱出杨仪。

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么最好的反叛时机可不是诸葛亮新亡、周围大军云集的时候，而是在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

那一年，魏国死了大将曹仁；吴国似乎死了美人小乔；孙权在武昌 “以武治国而昌” 动工修建用于瞭望观察的黄鹤楼，而蜀国则在成都匆忙赶修今天武侯祠内的两个景点：汉惠陵和昭烈庙。因为刚刚称帝不久的刘备，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虢亭惨败后，刘备逃回白帝城，惊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将国事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国主新丧，人心不稳，当年夏天，雍闿即在南方作乱。雍家是益州大姓，因为其先祖雍齿曾经受封为什邡侯。而雍齿之所以能受封，主要是刘邦需要树个典型，自己能容纳仇人的典型，以安人心。

天下平定后，有一天刘邦看见很多臣子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张良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说：“他们迟迟得不到分封，正在商议造反。”刘邦很吃惊，问该怎么办；张良说：“您最恨谁？”刘邦说：“雍齿曾经背叛我投降秦军，我最恨的当然是他。”张良说：“如果您能封雍齿为侯，那么大家心里都有了谱，就不会造反。”于是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食邑两千五百户，功劳列居五十七位。

雍闿当时居住在建宁（今云南曲靖）。他祸乱南方，杀了太守正昂，派人跟吴国联系，受封为建昌太守。另外一位托孤大臣、都护李严为平息事态，给雍闿写信，晓谕利害。李严苦口婆心，写了整整六页纸，可雍闿的回信却只有简单的几个字：“盖闻天无二日，士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态度无比嚣张。要说远，肯定还是吴国更远。雍闿联系吴国不过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立。尽管如此，因为内政不稳，诸葛亮并没有立即出兵，忍了两年，公元225年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雍闿、孟获。七擒七纵几乎是诸葛亮人生辉煌的顶点，但就在那一年，著名书法家、魏国太傅钟繇生出一个儿子，取名钟会。此人将见证诸葛亮一生事业的毁灭。

如果说“不才明主弃”只是孟浩然的感喟与牢骚，那么“雄才明主弃”则是魏延与诸葛亮两人共同的人生悲剧。因为真实的魏延，才干相当突出。

先来看看魏延的出身。据《魏延传》记载，他“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的编制名称，一般而言，将军或者校尉下辖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后来含义逐渐变化。《唐律疏议》上的说法是：“部曲，谓私家所有。”因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稿?奴隶篇》中认为：“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一般指家兵、私兵。也就是说，魏延并非长沙降将。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随刘备入川，因为屡立战功，而被封为中级军官“牙门将军”。

然而等到刘备在汉中称王时，魏延遭遇突击提拔：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此言既出，“一军尽惊”。因为汉中的战略地位实在太过重要。

汉中对于蜀国的地位有多重要？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中国象棋一代宗师胡荣华有次接受电视采访，说到自己形形色色的让棋方式，其中有个方法是把自己的五个卒全部拿掉。主持人听后不以为然，觉得区区小卒没什么用场 这也正常。无无能之兵，只有无能之将。这主持人不会下象棋，故而有此印象。胡荣华当然不同意这个见解。他郑重地说：“可不是这么回事哟，卒子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卒子，就像人冬天不穿衣服，会很冷的！”

汉中之于蜀国，就是这样的御寒衣物。

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如此重镇，自当以名将镇守。大家都认为会派张飞，张飞也以为非己莫属，可是谁也没想到，最终刘备的选择，居然是魏延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刘备当然也知道众人的想法，为了树立魏延的威信，特意安排他当着大家的面发表施政纲领，情形不亚于现代的任职答辩。刘备问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率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这个豪言壮语让刘备非常满意，后来又晋封魏延为镇北将军。

后主刘禅即位之初，大面积分封群臣，以便笼络人心。这时魏延被封为都亭侯。三国是乱世，一切都混乱，包括侯爵；它被分为三级，县侯、乡侯、亭侯。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食邑就是汉寿亭；魏延首次受封时，也是这个级别，食邑只有一个村。不过这没关系，他后来进步很快。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意北伐，上了《出师表》，然后进驻汉中，整顿人马，调运粮草，随时准备出征。这时魏延的任务是都督前部，官职是丞相司马、凉州刺史。从公元227年到234年，诸葛亮一共组织了六次北伐，《三国演义》上称为“六出祁山”，其实真正出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只有两次，其余四次都在别处用兵。这六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其中，可谓劳苦功高；其中还有一次，完全是他唱主角。这就是建兴八年、公元230年的第四次北伐。

严格说起来，这次算不上北伐，至少不是诸葛亮的北伐，顶多是魏延的北伐。起初是魏军处于攻势：当年秋天，魏军兵分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出西城（今陕西省安康西北），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诸葛亮屯兵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赤坂（陕西省洋县东二十里），与之抗衡。适逢天降大雨，连续月余不止，无法交战，魏军只好撤退。诸葛亮趁机派魏延和吴懿深入羌中，联络羌人

，袭扰魏军后方。

魏延和吴懿随即带领本部人马，向西进入羌人居住区。当年11月，他们招兵买马，队伍扩充到一万多人，不断袭扰魏军。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军灭火，两军在阳溪展开激战。最终获胜的不是魏军，而是魏延。郭淮等敌不过魏延，只好退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当时的陇西郡治所在。郭淮也是魏国名将，魏延能击败他，肯定不是“一不小心”。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

魏蜀互掐，吴国在干吗呢？就在那年春天，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官兵“浮海求夷洲及禀州”。卫温的舰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在夷洲（台湾）南部登陆。孙权事先征求意见时，很多人支持，但名将陆逊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舍近求远、得不偿失。就当时而论，陆逊自然不错，但现在来看，孙权此举还是有功于国。

魏延北伐得胜，不妨再看看诸葛亮的北伐战果：

公元前228年春，诸葛亮事先扬言走斜谷取郿，让赵云、邓芝设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军攻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反魏附蜀。此时张郃率军抗拒，大破马谡于街亭，蜀军先胜后败。唯一的战果是诸葛亮带着天水郡西县的千余户百姓返回汉中，其中包括姜维。因作战失败，诸葛亮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这是一出祁山。

同年冬，魏、吴交兵，魏军主力东调，关中空虚。诸葛亮立即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陈仓（宝鸡市陈仓区）。围攻二十多天，城固难下，蜀军仓促起兵，军粮不足，只得退回汉中。这次的收获，是斩杀了前来追赶的魏将王双。草没搂着，但打到了兔子。

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陈式攻下武都（甘肃省成县周边）、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周边）二郡，以便夺取这里的夏粮作为军资，以战养战。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来救，诸葛亮闻讯也赶到建威（甘肃省西和县西）声援。郭淮自知不敌，随即退兵，蜀国获得上述二郡，诸葛亮因此恢复丞相名号。这是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同年赵云病故，孙权称帝；吴蜀相约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归吴，兖、冀、并、凉属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七步诗》的作者曹植被改封为东阿王，食邑三千户。尽管昔日的竞争者、兄长曹丕已死，但曹丕一直未能转运，名义为王，其实是软禁，因为合法的活动范围只有以东阿为中心的三十里。抑郁悲愤之中，他开创了佛教的梵呗音乐。

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再度率大军攻祁山，以木牛流马运送军资。时魏国大都督曹真病重，司马懿统兵御敌。诸葛亮抢割了上邽（今甘肃天水）的小麦以充军粮，司马懿追击到卤城（天水市与甘谷之间），掘营自守，不敢出战。后来两军交兵，魏延等人斩敌甲首三千级，缴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六月雨季，蜀道难行，李严因运粮不济，谎称吴已与魏联和、即将来攻，请诸葛亮还师。魏国大将张郃追击至木门（差不多在今甘肃礼县和天水的中点处），中箭身亡。这是第五次北伐，二出祁山。

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统兵褒斜道，占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司马懿据守不出，蜀军随即在渭河沿岸屯田。当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军中，杨仪等率军还师，魏延“反叛”事件爆发。这一年里，几乎从未执掌过政权的汉献帝刘协，也画上了五十四岁的人生句号。

六次北伐，魏延都是干将，而且两次立功，可见他并非庸才。既然如此，诸葛亮又为何不肯信任重用？主要原因在于两人的性格、确切地说是军事见解互相矛盾。“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早年也许还有一些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比如在《隆中对》中提出要跟刘备分进合击、两路夹攻夺取中原，真正执掌兵权后，慢慢变得谨小慎微，从来都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魏延则不，他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

“韩信故事”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就是当年

韩信从汉中出击关中时的路径选择问题。我们都知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个成语，问题是韩信让人修的，到底是哪里的栈道？刘邦去汉中走的是哪条道，张良建议烧掉的是哪条道，最后进兵关中，走的又是哪条道？这事必须掰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