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音海茧良cp:孙正荃：贾植芳的新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5:52:08
.integral {background:transparent;filter: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gradient(startColorstr=#333333,endColorstr=#333333);zoom: 1;} 你说滑稽不滑稽
---贾植芳的新故事
孙正荃
前言：再过几天，就是贾植芳先生95冥诞纪念（先生生于1916年9月29日）。人的一生，都有故事，只是多少不同，贾先生是属于故事特别多的那种人。六七十岁之前的故事，他在《狱里狱外》这部回忆录里讲过不少，这本书2001年香港出了增补版，他传奇般的经历曾让海内外不少学人嘘唏不已，可他的人生故事远没讲完，尤其是从“文革”开始之后到2008年谢世这几十年几乎还是空白。笔者有幸同贾老相识多年，一次次地听过他许许多多的新老故事，原本想整理个续篇，先生连书名都想好了，叫《我从历史深处走来》，可终于没有成功，至今愧恨不已。这里择其中几则有趣者供网友一哂。爲避免第三人称的加油添醋，特以口述记录形式整理之。
故事之一：“贾…….同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追捕，我伯父想了不少办法，又花了不少钱财，让我逃亡日本，在留学期间结交了一些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其中相当一些老同学后来生活在香港。1985年和1987年我两度访问港岛时，都曾与他们相聚过。相隔半个多世纪，他们虽都已须发斑白，却一个个活得有滋有味。记得1985年第一次跟他们见面时，老同学们一时竟不知如何称呼我，其中一位愣了半天才吐出几个字：“贾——贾——贾同志”。我一听就乐了，笑骂道：“放屁！”他又连忙改口“贾植芳——”，并歉意地作了说明：“你不是共干（国家干部）吗？听说大陆上都叫同志，叫先生之类便是不敬，所以只好…….”
世上的事就是有点怪，称呼本来是桩简单明了的事，有时也会人爲地复杂起来，这当然也不好怪哪个人，这是一段畸形历史下的畸形现实。“同志”也好，“先生”也好，对于我来说，都是几十年没听到的称呼了，甚至连“贾植芳”三个字，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十多年，直到1980年彻底平反之后，才又称我爲“贾先生”，更有人尊称爲“贾老”，因爲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又五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少人音讯全无，生死茫茫，所以一旦见面，恍如隔世，连怎麽称呼都觉得有点爲难了，我甚至还碰到过这麽一件事，说起来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
1985年，经香港中文大学卢纬鸾女士介绍，台湾文化界的罗门、林耀德先生来看望我，虽爲初识，大家以文会友，又是文学同道，谈得倒也投机。我请他们在家里吃了一顿便饭之后，他们拿出相机要同我合影留念。就在我等待“喀嚓”一声的时候，林耀德先生举着相机的手突然停住不动了，我正觉纳闷，不想他竟问道：“你真是贾植芳先生？”我一听，感到好笑，随口回答说：“你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原来，他们受海外一些传闻的影响，以爲大陆上管制严密，不会让有“问题”有“前科”的人接待海外来客，往往拉些假货来应付；又见我从炼狱中苦度了几十个春秋，精神却仍这样开朗，全无颓丧之气，于是生出如此疑窦来。经我这一笑一问，他们反倒显得有点尴尬。我便说：“我是姓贾，却不是假的哦！”于是满堂大笑起来。
故事之二：我只是我自己
我今年（2002年）八十六岁了，我常说，回顾我多灾多难的一生，能够活到今天，实在是个历史的错误。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写过一副对联：脱胎未换骨，家破人未亡。此话怎麽讲？我一生四次入狱，吃的都是政治官司，第一次是1935年冬，也就是在大家熟悉的“一二.九”学潮中，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拘捕我的国民党警察局认定我是“共党分子”，其实我只是写了一些传单，唱了几支歌，喊了几句口号，或者说做了那个时代一个热血青年都会做的事；第二次抓我的是日僞警察局特高科，罪名是所谓“策反”，可他们一时也弄不清我究竟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不久也只好把我放了；第三次又是写文章惹的祸，爲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写了篇文章，当局以“煽动学潮”再次问罪，从1947年9月关到1948年10月。这三次官司，按现在的说法，所受的苦和罪都是旧社会的，好理解，也想得通。可第四次，因胡风冤案株连，钦定的罪名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改爲“妄图篡夺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罪”。官司从1955年一直吃到1966年，这才宣判：有期徒刑12年。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接着又在“牛棚”里苦熬了14年，这才真正“翻身得解放。”
然而，历史似乎总爱跟人开玩笑，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真像是一则笑话。
那是1994年，我的一位朋友介绍台湾《中央日报》副刊部主编、诗人梅新来看我，他说，想请大陆上的几位作家、评论家聊聊文艺创作，约好在衡山宾馆相聚。陈思和、陈村等都来了，等大家坐定下来，点菜把酒，正酒酣耳热之时，只见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端着一杯葡萄酒走到我的座椅旁，我擡头一看，哟，是龚心瀚。他笑眯眯地对我说：“贾先生，多年不见了，我敬你一杯！”龚心瀚原在上海工作，我们认识，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副部长，就再也没见过面。这一天，他是请香港一家出版社的老板吃饭，恰好和我们在同一个餐厅。龚部长同我碰了杯之后，又说：“贾先生，难得见面，咱们照张相。”这时，梅新也走了过来，站在我的左边，龚心瀚站在我的右边，两人很亲切地挽着我的双臂。照完一张相，梅新从包里取出另一架相机，说：“咱们再来照一张。”于是，思和、陈村等在后，我与龚心瀚、梅新在前，让大堂服务员帮忙又照了一张“大团圆”合影。这两张照片，每每引起我种种怪异的联想，甚至觉得有点荒诞剧的味道，如果要爲之题词，我竟想不出最爲妥帖的句子。当年，国民党抓我，说我是共产党，“危害民国”；后来，共产党判我罪，说我是国民党，是“反革命”，你看滑稽不滑稽。几十年之后，竟能“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站在国共两党主管意识形态的两位官员之间，我又成了谁呢？
我很清醒，这一辈子，我只是我自己。
故事之三：不准见海外来客
这是发生在“文革”内乱时的一个故事。在认识故事主人公李云贞女士之前，得要从一个会议说起。
那是198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主持召开“中美比较文学双边学术会议”，给我发来了邀请函。当时，我担任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参加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我爲此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论文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还准备了一幅中国画，作爲给会议主持者的见面礼。国家教委对这件事也很重视，专门给复旦大学领导打来电话，说要全力支持贾植芳先生参加这次学术会议。出国手续办得很顺利，飞机票也已经订好了，偏偏在检查身体时，说我心脏不大好，建议最好带个保健医生去。我是什麽人？出国还要带个医生？当然只好退了机票了事。
可是，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不少朋友和学生听到我要访美的消息后，都赶到普林斯顿大学看我去了，其中就有一位叫李云贞的女士，她在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任教，美籍华裔，丈夫是美国人。李女士听说我将赴美后，曾专门来电，邀我在会议结束后一定去洛杉机，说要好好招待我。
这又是怎麽回事呢？呵呵，故事里还套故事哩。
还是在1978年的时候，我刚刚解除监督劳动，在复旦中文系资料室上班，除了做图书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外，还参加了几个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专案的编辑工作，这时虽然还没彻底平反，不过和监督劳动时相比，处境已经宽松得多了，（妻子）任敏也在山西老家“下放劳动”十八年之后回到上海同我团聚，我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也算又有了一个家了。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从上海华侨饭店发出的，拆开来一看，是位叫李云贞的人写的，信中说，她是从美国来的学者，希望我能安排一个时间接待她，并等着我的回音。
我并不认识这位女士，甚至也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名字。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决不可贸然行事，自己是头上戴着帽子身后拖着尾巴的人。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里通外国”可是一条了不得的罪名。“文革”虽然已被称之爲“民族浩劫”，但主流意识形态有一种历史惰性，仍然阴魂不散，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于是，我拿了这封信，找到学校的外事办公室。一位中年干部接待了我。他拿着这封信左看右看，好一会儿，用一种我已习惯了的口气问我：你和他是什麽关系？我说我不认识她。他一脸疑惑，一字一顿地又问：你跟她不认识，她怎麽会给你写信？她怎麽不给我写信？听了这话，我真是哭笑不得。停了半响，他又说，你那间房子不适合接待外宾。这麽着吧，我们研究研究，安排一下地点、时间，再通知你。我只好回去等通知。可直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得到他们的通知。
再说那位李云贞女士不见回音，便在一天中午突然找上门来了。记得那是初夏，我刚刚在学校里劳动完回到我那小屋，还没吃饭，一个人在斗室里吸烟休息，一擡头，只见一位身穿短袖衬衫，下着黑色布裙，脚蹬平底布鞋的中年女子站在门口，还没等我开口，只听她用一种很压抑的声音问道：“有位贾植芳先生住在这里吗？”多少年来没人叫我“先生”了，我一时有点回不过神来。我将她让进门之后，她又说：“因爲没收到先生的回信，我冒昧地来了，还请先生原谅！”我这才意识到来人就是李云贞。她告诉我，爲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特地借来了这套衣服。她丈夫是洋人，一起进门怕有不便，所以只好在外面等候。
李女士何以非要见我呢？原来，1955年胡风的那场风波乍起时，是她把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的。胡风事件是一场冤案的消息，那时也已传到了大洋彼岸，她得知后，便日夜不宁。她说，她不能欺骗美国人民，因此特地要来见我，一是向我表示歉意，二是想借此机会从我这里进一步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她还告诉我，她在北京已经见到了绿原。那天我留她吃了一顿饭，当时我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费，这顿便饭之“便”自是可想而知了。临走时，她送了我一本美国出版的《西方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我便匆匆送她出门了。不久，我收到绿原从北京寄来的信，说那次李女士刚离开他家，公安派出所的人便来找他询问。我还算幸运，没有爲这事生出什麽枝节来。
故事之四：无巧不成书
大约是1989年，上海三联书店爲推出一本新武侠小说，借《文汇报》社召开一个座谈会，邀我参加。我当时挂着上海通俗文学研究会会长的头衔，平时也喜欢翻翻这类作品，爲通俗小说的繁荣算是出过一点力，也认识几位这方面的作家，但那次据说是爲一个文学青年所写的武侠小说捧场，不知这位作者是什麽人？上海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社怎麽也会出版新武侠小说？我一时弄不大清楚。
座谈会开始了。我一看，王元化、白桦、徐中玉、周介人、邓伟志等都在场。心想，这座谈会的档次还真不低。王元化首先发言，可他只说了几句开场白便起身告辞了。记得他说的意思是，今天爲某某人写的武侠小说开个座谈会。贾植芳先生对此是内行，他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听他这麽一说，我越感纳闷，我还什麽也没说呢，他倒先“完全同意”了，“同意”之后便客客气气退场了，这是怎麽回事呢？轮到我发言了，我说，三联书店出版武侠小说，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我讲完之后，只见一个细皮嫩肉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毕恭毕敬地弯下腰，在我耳边说，“老前辈，你这麽大岁数了，还爲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真是感激不尽感激不尽……”他的小说用的是笔名，便问他贵姓？他说姓陈。这时，坐在旁边的徐中玉插话说，他是陈其五的儿子呵！
这真叫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说，陈其五的儿子不是因爲奸淫妇女被枪毙了吗？记得这件事一直到最高当局才拍了板的。徐中玉解释说，枪毙的是他哥。我这才弄明白是怎麽回事。尽管如此，陈其五这个名字还是让我生出不少感慨。
35年前，1955年的5月15日，也就是“胡风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后升级爲“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后的第三天，就是这个陈其五，当时的上海市高教局局长，一大早把我叫到高教局，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这一段故事在《狱里狱外》中有详细回忆），他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贾植芳！（他不再叫我“贾先生”了）我代表高教局宣布：你从现在起停职检查，交代问题。”到了晚上八点钟，早已等候在左右的两位公安便衣就亮出了“逮捕证”，于是，我人生中又一次旧景重现！可是谁能料到，35年后，我与这位局长大人的公子，竟会在这样的场合相遇呢？真是历史无情又有情呵。
贾先生的故事还有好多好多，每每听他的故事，总会引起我许多的感慨和思考，贾老常说自己是社会中人，他风雨坎坷的一生就是一本精彩的书，你坐在他身边，听他娓娓讲述那些人生故事，既受教益，也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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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荃
前言：再过几天，就是贾植芳先生95冥诞纪念（先生生于1916年9月29日）。人的一生，都有故事，只是多少不同，贾先生是属于故事特别多的那种人。六七十岁之前的故事，他在《狱里狱外》这部回忆录里讲过不少，这本书2001年香港出了增补版，他传奇般的经历曾让海内外不少学人嘘唏不已，可他的人生故事远没讲完，尤其是从“文革”开始之后到2008年谢世这几十年几乎还是空白。笔者有幸同贾老相识多年，一次次地听过他许许多多的新老故事，原本想整理个续篇，先生连书名都想好了，叫《我从历史深处走来》，可终于没有成功，至今愧恨不已。这里择其中几则有趣者供网友一哂。爲避免第三人称的加油添醋，特以口述记录形式整理之。
故事之一：“贾…….同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追捕，我伯父想了不少办法，又花了不少钱财，让我逃亡日本，在留学期间结交了一些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其中相当一些老同学后来生活在香港。1985年和1987年我两度访问港岛时，都曾与他们相聚过。相隔半个多世纪，他们虽都已须发斑白，却一个个活得有滋有味。记得1985年第一次跟他们见面时，老同学们一时竟不知如何称呼我，其中一位愣了半天才吐出几个字：“贾——贾——贾同志”。我一听就乐了，笑骂道：“放屁！”他又连忙改口“贾植芳——”，并歉意地作了说明：“你不是共干（国家干部）吗？听说大陆上都叫同志，叫先生之类便是不敬，所以只好…….”
世上的事就是有点怪，称呼本来是桩简单明了的事，有时也会人爲地复杂起来，这当然也不好怪哪个人，这是一段畸形历史下的畸形现实。“同志”也好，“先生”也好，对于我来说，都是几十年没听到的称呼了，甚至连“贾植芳”三个字，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十多年，直到1980年彻底平反之后，才又称我爲“贾先生”，更有人尊称爲“贾老”，因爲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又五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少人音讯全无，生死茫茫，所以一旦见面，恍如隔世，连怎麽称呼都觉得有点爲难了，我甚至还碰到过这麽一件事，说起来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
1985年，经香港中文大学卢纬鸾女士介绍，台湾文化界的罗门、林耀德先生来看望我，虽爲初识，大家以文会友，又是文学同道，谈得倒也投机。我请他们在家里吃了一顿便饭之后，他们拿出相机要同我合影留念。就在我等待“喀嚓”一声的时候，林耀德先生举着相机的手突然停住不动了，我正觉纳闷，不想他竟问道：“你真是贾植芳先生？”我一听，感到好笑，随口回答说：“你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原来，他们受海外一些传闻的影响，以爲大陆上管制严密，不会让有“问题”有“前科”的人接待海外来客，往往拉些假货来应付；又见我从炼狱中苦度了几十个春秋，精神却仍这样开朗，全无颓丧之气，于是生出如此疑窦来。经我这一笑一问，他们反倒显得有点尴尬。我便说：“我是姓贾，却不是假的哦！”于是满堂大笑起来。
故事之二：我只是我自己
我今年（2002年）八十六岁了，我常说，回顾我多灾多难的一生，能够活到今天，实在是个历史的错误。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写过一副对联：脱胎未换骨，家破人未亡。此话怎麽讲？我一生四次入狱，吃的都是政治官司，第一次是1935年冬，也就是在大家熟悉的“一二.九”学潮中，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拘捕我的国民党警察局认定我是“共党分子”，其实我只是写了一些传单，唱了几支歌，喊了几句口号，或者说做了那个时代一个热血青年都会做的事；第二次抓我的是日僞警察局特高科，罪名是所谓“策反”，可他们一时也弄不清我究竟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不久也只好把我放了；第三次又是写文章惹的祸，爲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写了篇文章，当局以“煽动学潮”再次问罪，从1947年9月关到1948年10月。这三次官司，按现在的说法，所受的苦和罪都是旧社会的，好理解，也想得通。可第四次，因胡风冤案株连，钦定的罪名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改爲“妄图篡夺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罪”。官司从1955年一直吃到1966年，这才宣判：有期徒刑12年。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接着又在“牛棚”里苦熬了14年，这才真正“翻身得解放。”
然而，历史似乎总爱跟人开玩笑，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真像是一则笑话。
那是1994年，我的一位朋友介绍台湾《中央日报》副刊部主编、诗人梅新来看我，他说，想请大陆上的几位作家、评论家聊聊文艺创作，约好在衡山宾馆相聚。陈思和、陈村等都来了，等大家坐定下来，点菜把酒，正酒酣耳热之时，只见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端着一杯葡萄酒走到我的座椅旁，我擡头一看，哟，是龚心瀚。他笑眯眯地对我说：“贾先生，多年不见了，我敬你一杯！”龚心瀚原在上海工作，我们认识，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副部长，就再也没见过面。这一天，他是请香港一家出版社的老板吃饭，恰好和我们在同一个餐厅。龚部长同我碰了杯之后，又说：“贾先生，难得见面，咱们照张相。”这时，梅新也走了过来，站在我的左边，龚心瀚站在我的右边，两人很亲切地挽着我的双臂。照完一张相，梅新从包里取出另一架相机，说：“咱们再来照一张。”于是，思和、陈村等在后，我与龚心瀚、梅新在前，让大堂服务员帮忙又照了一张“大团圆”合影。这两张照片，每每引起我种种怪异的联想，甚至觉得有点荒诞剧的味道，如果要爲之题词，我竟想不出最爲妥帖的句子。当年，国民党抓我，说我是共产党，“危害民国”；后来，共产党判我罪，说我是国民党，是“反革命”，你看滑稽不滑稽。几十年之后，竟能“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站在国共两党主管意识形态的两位官员之间，我又成了谁呢？
我很清醒，这一辈子，我只是我自己。
故事之三：不准见海外来客
这是发生在“文革”内乱时的一个故事。在认识故事主人公李云贞女士之前，得要从一个会议说起。
那是198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主持召开“中美比较文学双边学术会议”，给我发来了邀请函。当时，我担任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参加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我爲此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论文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还准备了一幅中国画，作爲给会议主持者的见面礼。国家教委对这件事也很重视，专门给复旦大学领导打来电话，说要全力支持贾植芳先生参加这次学术会议。出国手续办得很顺利，飞机票也已经订好了，偏偏在检查身体时，说我心脏不大好，建议最好带个保健医生去。我是什麽人？出国还要带个医生？当然只好退了机票了事。
可是，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不少朋友和学生听到我要访美的消息后，都赶到普林斯顿大学看我去了，其中就有一位叫李云贞的女士，她在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任教，美籍华裔，丈夫是美国人。李女士听说我将赴美后，曾专门来电，邀我在会议结束后一定去洛杉机，说要好好招待我。
这又是怎麽回事呢？呵呵，故事里还套故事哩。
还是在1978年的时候，我刚刚解除监督劳动，在复旦中文系资料室上班，除了做图书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外，还参加了几个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专案的编辑工作，这时虽然还没彻底平反，不过和监督劳动时相比，处境已经宽松得多了，（妻子）任敏也在山西老家“下放劳动”十八年之后回到上海同我团聚，我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也算又有了一个家了。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从上海华侨饭店发出的，拆开来一看，是位叫李云贞的人写的，信中说，她是从美国来的学者，希望我能安排一个时间接待她，并等着我的回音。
我并不认识这位女士，甚至也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名字。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决不可贸然行事，自己是头上戴着帽子身后拖着尾巴的人。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里通外国”可是一条了不得的罪名。“文革”虽然已被称之爲“民族浩劫”，但主流意识形态有一种历史惰性，仍然阴魂不散，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于是，我拿了这封信，找到学校的外事办公室。一位中年干部接待了我。他拿着这封信左看右看，好一会儿，用一种我已习惯了的口气问我：你和他是什麽关系？我说我不认识她。他一脸疑惑，一字一顿地又问：你跟她不认识，她怎麽会给你写信？她怎麽不给我写信？听了这话，我真是哭笑不得。停了半响，他又说，你那间房子不适合接待外宾。这麽着吧，我们研究研究，安排一下地点、时间，再通知你。我只好回去等通知。可直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得到他们的通知。
再说那位李云贞女士不见回音，便在一天中午突然找上门来了。记得那是初夏，我刚刚在学校里劳动完回到我那小屋，还没吃饭，一个人在斗室里吸烟休息，一擡头，只见一位身穿短袖衬衫，下着黑色布裙，脚蹬平底布鞋的中年女子站在门口，还没等我开口，只听她用一种很压抑的声音问道：“有位贾植芳先生住在这里吗？”多少年来没人叫我“先生”了，我一时有点回不过神来。我将她让进门之后，她又说：“因爲没收到先生的回信，我冒昧地来了，还请先生原谅！”我这才意识到来人就是李云贞。她告诉我，爲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特地借来了这套衣服。她丈夫是洋人，一起进门怕有不便，所以只好在外面等候。
李女士何以非要见我呢？原来，1955年胡风的那场风波乍起时，是她把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的。胡风事件是一场冤案的消息，那时也已传到了大洋彼岸，她得知后，便日夜不宁。她说，她不能欺骗美国人民，因此特地要来见我，一是向我表示歉意，二是想借此机会从我这里进一步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她还告诉我，她在北京已经见到了绿原。那天我留她吃了一顿饭，当时我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费，这顿便饭之“便”自是可想而知了。临走时，她送了我一本美国出版的《西方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我便匆匆送她出门了。不久，我收到绿原从北京寄来的信，说那次李女士刚离开他家，公安派出所的人便来找他询问。我还算幸运，没有爲这事生出什麽枝节来。
故事之四：无巧不成书
大约是1989年，上海三联书店爲推出一本新武侠小说，借《文汇报》社召开一个座谈会，邀我参加。我当时挂着上海通俗文学研究会会长的头衔，平时也喜欢翻翻这类作品，爲通俗小说的繁荣算是出过一点力，也认识几位这方面的作家，但那次据说是爲一个文学青年所写的武侠小说捧场，不知这位作者是什麽人？上海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社怎麽也会出版新武侠小说？我一时弄不大清楚。
座谈会开始了。我一看，王元化、白桦、徐中玉、周介人、邓伟志等都在场。心想，这座谈会的档次还真不低。王元化首先发言，可他只说了几句开场白便起身告辞了。记得他说的意思是，今天爲某某人写的武侠小说开个座谈会。贾植芳先生对此是内行，他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听他这麽一说，我越感纳闷，我还什麽也没说呢，他倒先“完全同意”了，“同意”之后便客客气气退场了，这是怎麽回事呢？轮到我发言了，我说，三联书店出版武侠小说，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我讲完之后，只见一个细皮嫩肉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毕恭毕敬地弯下腰，在我耳边说，“老前辈，你这麽大岁数了，还爲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真是感激不尽感激不尽……”他的小说用的是笔名，便问他贵姓？他说姓陈。这时，坐在旁边的徐中玉插话说，他是陈其五的儿子呵！
这真叫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说，陈其五的儿子不是因爲奸淫妇女被枪毙了吗？记得这件事一直到最高当局才拍了板的。徐中玉解释说，枪毙的是他哥。我这才弄明白是怎麽回事。尽管如此，陈其五这个名字还是让我生出不少感慨。
35年前，1955年的5月15日，也就是“胡风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后升级爲“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后的第三天，就是这个陈其五，当时的上海市高教局局长，一大早把我叫到高教局，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这一段故事在《狱里狱外》中有详细回忆），他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贾植芳！（他不再叫我“贾先生”了）我代表高教局宣布：你从现在起停职检查，交代问题。”到了晚上八点钟，早已等候在左右的两位公安便衣就亮出了“逮捕证”，于是，我人生中又一次旧景重现！可是谁能料到，35年后，我与这位局长大人的公子，竟会在这样的场合相遇呢？真是历史无情又有情呵。
贾先生的故事还有好多好多，每每听他的故事，总会引起我许多的感慨和思考，贾老常说自己是社会中人，他风雨坎坷的一生就是一本精彩的书，你坐在他身边，听他娓娓讲述那些人生故事，既受教益，也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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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1/9/6 7:43:25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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