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巴赫鼓励人名言:雷曼破产三年后……

三十多岁的多洛蒂(Dorotea)女士是一家位于秘鲁偏远林区的陶瓷厂的老板，她对全球金融危机可谓了然于胸。她或许不太清楚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时间错综复杂的内幕，也不熟悉随之而来、旨在修补破产银行系统的一系列监管规定。不过，她知道自己十分幸运。如果换成是今天，她想获得1200索尔的贷款、启动几年前买下的一个新窑区，结果可能会让人失望。

几乎和全球所有一家银行一样，她当初选择的小额信贷银行Mibanco也不得不尽力降低自身的风险，目前已不再向多洛蒂那样的穷困商人发放贷款。“我们仍在放贷，”该行当地的一位经理表示，“但我们在寻找风险更低的客户——不能太穷，也不能规模太小。”

80年来最严重的那场金融危机的最糟糕时刻已过去了三年，有一点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这场许多人认为两年前已经结束的危机仍在延续，并且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美国和整个欧元区，仍在不断加剧。商界人士和政治家都表示，信贷要么是无法获得，要么是成本过高。银行抱怨自己的利润受到了太大的挤压，投资者正弃他们而去。夹在中间的监管当局则想弄明白，他们应对危机的自然反应——起草严厉的新规定——到底是向预期的那样、正构建一个更强大的系统，还是让脆弱不堪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从这一期开始，英国《金融时报》将在未来一周内刊登一系列分析和评论文章、视频采访和多媒体图像，深入地审视一下银行业的未来。

事后想来，有一点十分明确——银行业在2007前那些年的结构，注定了一场事故将无可避免。各机构在追逐丰厚利润的过程中，行为已经变得扭曲。它们持有的股本金微乎其微，根本无法自保。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真正持有的债务却被债务工具放大了50倍之多。它们通过成本低廉的借贷（通常是短期债务）赚取了巨额利润，同时还假定，从国内抵押贷款到复杂衍生品等产品的内在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如今，上述的盈利能力（股本回报率(ROE)高达25%至30%，是许多蓝筹实业公司的5倍）的基石已不复存在。许多银行目前持有的股本是以往的3倍，是流动性融资的6倍。通常的杠杆倍数降到了20倍，风险得到了重新评估，利润出现了大幅下降。就拿银行最青睐的标准ROE来说，银行目前能够指望的最高水平只有危机前区间的一半。而按照以往的情况，计算ROE时只是把回报与那些微不足道的股本缓冲加以比较，从而夸大了银行的业绩。

美国花旗集团(Citigroup)损失惨重，其资产（贷款、抵押贷款和其它信贷）均大幅缩水。“世界已发生了变化，”花旗欧洲业务联合首席执行官阿尔贝托•沃姆(Alberto Verme)表示，“银行正回归其基本业务——揽储和放贷，并且在以下多个对客户日益重要的方面实施管理——现金管理、贸易融资和外汇业务。”

“有一点相当明确，如今的银行系统比几年前更安全，”安理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合伙人鲍勃•佩恩(Bob Penn)表示，“但这是监管行动的功劳，还是仅仅是市场对危机的反应？”

不管哪一种情况，金融危机都已死灰复燃。三年前政府纾困破产银行的直接成本，加上银行业危机造成经济放缓和长期过度借贷导致自食其果的间接成本，都已在难以为继的欧美主权债务的负担之中得到体现。而这又反作用于仍然脆弱的银行系统，致使传统上认为安全的银行所持的政府债券投资组合大幅减值。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表示，“在这个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进程中，眼下在房地产行业和政府层面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FDIC为美国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并对银行业进行监管。

有些人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改革力度不够。斯坦福大学(Stanford)教授阿纳特•阿德马蒂（Anat Admati)表示，“我们所引入和设计的结构性变革，将无法使金融体系变得足够安全。”

举例来说，市场看跌情绪的最新目标当属法国的银行。这些银行在法国监管机构的支持下，拒绝效仿瑞士、瑞典和英国同行发起的旨在提高资本金水平的行动。与此同时，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和农业信贷银行(Credit Agricole)的风险敞口都已高于希腊。

政策制定者正竭力在不损耗银行资本缓冲的前提下，对欧元区经济体存在缺陷的基本面进行修复。但同时，随着恐慌情绪再度泛起，整个欧洲范围内许多机构的短期流动性融资供应正逐渐枯竭——正是这种恐慌情绪，导致了2007-2008年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和美国雷曼兄弟(Lehman)的倒闭。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元区的基本面问题只是在不断恶化，”瑞典企业Handelsbanken的财务总监乌尔夫•里斯(Ulf Riese)表示。该公司的低风险业务模式，使之成为欧洲同类公司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安全港”。“许多银行的流动性要么期限变得更短，要么就是依赖政府的措施。”

周五是希腊主权债券的私人部门持有者签署自愿性协议、将债券延期至最多10年的最后期限，这可能在整个欧元区引发新一轮市场看空情绪。银行家预计，私人部门持有者的参与率将不会达到90%的目标，如果政治家们认为债务负担分配不公，有可能危及向希腊提供的下一笔纾困资金。市场的脆弱态势，使得一些通常态度强硬的改革者怀疑采取一种毫不妥协的方法能否奏效。上月，英国央行(BoE)负责金融稳定的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称赞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银行监管上的应对之策——具体说来，罗斯福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放松了一些规则，以增加贷款的发放，而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银行家们赞同霍尔丹的看法，这毫不奇怪。例如，他们指出，既然这么多家银行被评级机构调降了信用等级，从经济角度讲，银行作为资本市场和借款公司中间人的传统角色可能已经失效。“现如今，很多银行的筹资成本高于企业，这使得银行很难再向企业放贷，”里斯表示。

至于蓝筹客户，由于它们能轻而易举地直接到资本市场上筹资，上述问题可能只是银行才面临的问题。贷款传统上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产品，银行籍此与客户建立起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向客户交叉销售利润更高的产品与服务。

但就中小企业(SME)而言，银行资金不足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构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须满足更高监管资本要求的中小企业贷款，在欧洲尤为敏感，因为这些企业为欧洲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

有些改革者认为，监管当局必须维持压力不变——比如说，强制银行只有在通过留存利润提高资本水平之后，才能向股东支付红利。

“我们只有保证金融系统的健康，才有可能实现长远的繁荣，”英国央行副行长保罗•塔克(Paul Tucker)表示。“如果监管当局当初没有强制银行系统持有更多的资本，我们目前的境况可能更糟。”

然而，在全球范围代表金融业界的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日前估计，执行新规将迫使金融企业追加1.3万亿美元的额外股本。该协会预测，累计效果可能相当于在未来5年里将贷款利率提高3.6%，并且到2015年前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拉低3.2%。

那些支持采取更实用改革方法的人还有更大的抱怨：即上述方法可能导致一系列全新的扭曲现象——或许与引发2008年危机的种种扭曲同样危险。

荷兰银行荷兰国际集团(ING)首席执行官简•霍蒙(Jan Hommen)表示，重拳整治银行会推动风险转移至“影子”机构，从对冲基金到扩展至放贷业务的实业公司。他表示：“我很担心，受监管的金融市场——本质上作为整个经济的润滑剂——现在被管得太严了。监管机构实质上是在说：‘去那儿吧，那儿更便宜。’但没有人监管那些新的风险。”规则制定者虽然承诺将对影子市场进行调研，但迄今为止，尚未拿出任何有关这些风险的评估报告。

同时，人们对于形形色色缺乏协调的改革的副效应也颇有微辞。这些改革包括：全球层面上，《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资本要求新规；在欧洲，《资本要求指令IV》( Capital Requirements Directive IV)；在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在英国，即将发布的维克斯委员会(Vickers Commission)报告；在欧洲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 (Solvency II) 规定。“如果政府官员与监管部门都不能统一他们的想法，我们还能指望出现明智的结局吗？”安理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的佩恩反问道。

纳税人对2008年救助行动的不满，也限制了应对未来危机的选择。例如，美联储就不能直接向某一家机构发放应急贷款。

谈到美联储面临的限制，国际金融协会(IIF)首席经济学家菲尔•萨特尔(Phil Suttle)表示：“我担心，挤兑风险仍明显存在。如果我是一个未获得担保、期限较短的存款者，而银行业体系也没有得到明确的保障，在此刻我的担忧可能会更多、而非更少。”

一个更大的担忧则是，对西方银行的重拳整治可能会造成仅存的几个增长性市场（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产生扭曲。一家银行的亚洲专家表示：“就宏观层面而言，中国在增长这条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这并不意味着沿途不会出现颠簸。”亚洲避开了西方的许多监管改革，所以欧美的银行正将巨额投资转向该地区（从放贷业务到建立新交易场所），从而帮助吹大了现有的泡沫。

刘明康：鱼都是从头臭起的

英国《金融时报》欧阳德报道

中国银监会(CBRC)主席刘明康在解释自己的工作时会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鱼都是从头臭起的”，是他喜欢用的一句话。

刘明康相信，监管必须牢牢看紧各家银行的总行。这一看法在中国积极落实《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规定的举动中得以体现。在欧美讨论放松流动性规则之际，中国银监会在加紧推行一套在定义上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的规定。

《巴塞尔协议III》规定，银行一级普通股本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达4.5%；中国则将这一比例定为5%。在杠杆比率方面，《巴塞尔协议III》要求，风险权重失效情况下安全保障最低应为银行总资产的3%，而中国的对应规定是4%。

中国落实《巴塞尔协议III》规定的速度甚至更令人吃惊。中国银监会已向几家大银行下达命令，须在2013年满足上述资本充足率要求，而发达国家银行执行新规的截止时间是2015年。

中国银行家在执行新规上的反应可谓迅速。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区别很好解释。在中国，银行最高层高管都由共产党任命，他们向政府负责。

截至6月底，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为12.2%，远高于《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亚洲地区银行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尽管该地区认为资本充足率主要是西方银行的问题。

然而，日本是个例外，该国的监管当局想方设法为银行提供庇护，使其不必在增加资本存量方面走得太快。

但是，中国银行家没有抱怨，并不意味着新的监管规定不会造成痛苦。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这个问题上格外坦率，她警告称，未来五年，被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可能面临很大的资金缺口。市场担心中国各银行将被迫借助股市来满足资本要求，而这正是过去一年银行股价低迷的原因之一。

严格的规定无疑体现了审慎态度，但也掩盖了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风险：政府控制太多，而不是太少。所有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因而其商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