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讲话实录：若都是好好先生就对不起人民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1日03:17 现代快报 1999年4月，朱镕基出访美国。这是4月8日他在与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回答提问 东方IC 图
《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平装）

　　■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

　　■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

　　■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9月8日起，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财经出版社向全国发行。

　　《朱镕基讲话实录》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约123万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实录》翔实反映了朱镕基同志在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工作历程，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今年4月22日清华大学校庆时，曾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朱镕基回到母校向师生们介绍这本新书时说，该书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所有在我任职期间的正式讲话，包括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全部不收，因为它们过去已经出版过了，我收的都是我新的讲话，12年的。

　　第二，这本书和以往的选集不一样，我这里面除了文字以外，还有大量的图片，基本上没有公布过。

　　第三，这个书里面收集了我的批语和我的信件，亲笔写的，字不太好，但都是真话。只有一篇我稍微满意点，我认为写得比较好一点，就是我在浙江胡雪岩的故居所题的一幅字。我认为从书法上说还过得去就是这幅字，我认为写得比较规整，比较规矩，还可以看，请大家鉴赏。我送给你们——我当国务院领导12年，我的经验——我把我的经验送给你们，请你们看一看，我这十几年讲的是真话、胡话还是老实话，请你们鉴定。

　　综合

　　(注：本文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第1-15页，原标题是《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编入《实录》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

　　■五条要求

　　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

　　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

　　我给大家提出五条要求以期共勉：

　　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

　　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能当场就会面红耳赤。所以，我记住了这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你没有贪欲，你就刚强，什么也不怕。这是我的座右铭。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本届政府刘积斌同志算一个，为了发国债的问题他曾跟我争得一塌糊涂，当时我对他很有意见。我到现在也认为，他还是错的，他那种发国债的办法是不行的，去年不是已经证明按我的办法做是正确的吗？不能搞市场招标，把利息抬得那么高，国家怎么负担呀？中国是特殊情况，国债利率比银行存款的利率高，世界上其他哪个国家有这种情况？你搞国债市场招标，只能把高利息给那些投机倒把的人。但是积斌同志很正直，很有能力，我认为选拔积斌同志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是很适合的。所以，请同志们对我放心。我当时可能会跟你们发脾气，跟你们争，甚至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是不愿意改，而是改不了了。但是，我这辈子只是被人整，从来没整过人。所以，我们都要变成这样的人，不仅敢于得罪像我们这样的领导，还要敢于得罪下面的人。不然，国家纪纲是树立不起来的。我对你们高度信任，我不担心你们打击报复，我担心你们不敢得罪人。你们首先要敢于得罪我们，其次要敢于得罪你们管的人，要把他们管起来。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这样做不好。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我不是讲所有的处长都这样。如果有这样的同志，马上就把他换了。这些人都没有资格当处长，他们不是公仆，要送他们去学习。

　　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从严治政，要严格一点，不能随便就放过了。这不是放过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否则，我们国家的命运可能就被“放掉”了。现在，我们很多同志怕说真话得罪人，怕别人不高兴，但是，你要糊弄我也不大容易。我们一定要养成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我们自己要清正廉洁，才能惩治腐败，否则做不到。

　　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

　　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确实要学习好多新知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各驻外大使馆发来的电报，我一份一份地看他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好多内容是雷同的，是从报纸上抄来的，但看一看，可以加深一下认识，100多份电报我都看了。境外报纸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我都看，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3份，看的就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情、石油多少钱一桶。你不学习，你怎么应对现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焦点访谈》，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我到国务院工作八个年头了，深刻地感到，出个主意是非常容易的。主意可以出得很多，可以天上地下，博古通今，引经据典；定个政策也不是很难，只要你虚心听取各部门的意见，群策群力，也可以出台一个好政策，但是要落实就难得很。那不是你写一大篇批示，下面就会照着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最难就在于落实。我八年来的体会，就是要办一件事，不开八次、十次会议就没法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部委作出的任何决定、政策，也要下去检查、落实，反复地讲，反复地考虑。

　　比如新疆的棉花，根本销不掉，几百万担压在国家库里面，不收上来也不行，农民就不种棉花了。为新疆的棉花，国家财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新疆的棉花价格比国外高，大家都愿意用进口棉花，我们自己棉花多了，却还拼命地进口棉花，走私猖獗。对这件事情我用过经济和行政办法，也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落实了没有呢？落实了，到目前为止，才卖出去几十万担新疆棉花。难哪！你们看没看3月15日那天电视的“3·15行动”节目？这次是对传销这种不法行为的集中报道。什么是传销？就是一个人发展10个人，10个人发展100个人，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害得参与者家破人亡。推销给病人的所谓“医疗器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

　　病人原来还能站起来，使用后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些参加到传销网络里的人，有的几天就可以赚几千元，一个月赚上万元。我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后感到痛心。但是李岚清同志告诉我，他去年就作了批示，要取缔传销，文件给我看了，我也同意。时间过去一年多了，看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阻力大得很呢。王众孚同志，我不是批评你，工商局下面好多机构不一定听你的，因为都是属于地方的，有的腐败得很呢！但是，你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岚清同志作了重要的批示后，你又印发了一个关于对传销的管理办法，那不就是说传销可以不取缔了！传销往往牵涉到地方的利益，那都是官啊，还有社会上的不良分子，都牵涉到里面。参加到这个传销网络里面的人，一旦要退出来，就要被毒打一顿。这是什么市场经济？简直是最黑暗的封建社会行为，所以非取缔不行，还能让它继续害人吗？

　　我回忆起刚到国务院工作时，深圳的“股灾”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全国都在搞股票。当时成都的股市有十多万人。他们在房顶上拍的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照片上人山人海，十多万人在那里赶骡马大会似的炒股票。四川省领导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决取缔，就是不许搞，不下这个决心怎么行？！所以，同志们，要落实、落实、再落实，你的文件发下去以后，你不下去跟着检查，没有多少人理你。现在，我们一些公司的老总、地方上一些管经济的同志，既无知，又大胆，根本不懂经济，瞎指挥，胆子大得不得了。对这些公司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报到我这里来的都是亏几十亿元的。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亏68亿元，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亏50亿元。最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炒国际期货，在伦敦期货市场上胡来，外国人都被吓坏了。后来，外国人看清楚了，这是一帮糊涂虫，就整了他们一下，结果亏了7.7亿美元，就是60亿元人民币，这不是对人民犯罪吗？！银行也是帮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炒期货都是借外国的钱，也没有指标，这样做完全是违法的。谁给它担保的呢？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这个行长不但要撤职，而且终身不能在银行任职，我看他应该坐牢。中国银行总行都无权这样担保，何况一个省分行。领导班子是非常重要的。就怕这些“半吊子”，你说他不懂吧，他滔滔不绝，还能说几句洋文，搞得你晕头晕脑；其实，他狗屁不懂，在外面胆子大得不得了，就应该把这样的人撤了！不能怕得罪人。

　　■约法三章

　　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我们现在下去很难看到真实情况，地方事先都布置好了，我们有时突然改变他们的安排，马上就会发现问题。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就可以为全国的政府系统做个表率。因此，我们要共同“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我们带头做起，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下去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去一个司局长。很多问题在下面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必要带那么多人。不然，副部长不够用。国务院这么多副总理，他们怎么陪得起？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现在各省区市就这样，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吃吃喝喝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加一句：不陪餐、不迎送。关于陪餐，我刚到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不陪餐。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同意陪餐一次，刚到地方的时候，省委书记、省长陪餐一次。后来，发展到去的时候吃一次，回来的时候还要吃一次。现在，我看不能再妥协了，还是各人吃各人的，搞到一起干什么？弄得谈话也不能谈话，搞得很庸俗。岚清同志说，把这个规定在报上公布，公布后，大家出去就都可以说，这是国务院的规定，我们不想违纪。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我们可以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会，大家去访贫问苦，也可以表示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的会议，部长去讲，事先可以向主管副总理、国务委员汇报一下，该对你提的意见，当面就跟你讲了，你回去开会就行了。过去，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泡在这种会议上面，没法思考问题。

　　还要作一个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朱镕基语录

　　“说诚实”

　　“说信访” “说舆论监督”

　　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儿的，热情得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

　　——1999年2月5日，《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如果我这一任政府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不做假账，那我就死可瞑目了。如果将来从国家会计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还做假账的话，我就死不瞑目了。

　　——2001年12月6日，《加强舆论监督》

　　“说信访”

　　我还讲过几次，对待这些“拦轿喊冤”的人，一定不要打他们，不要推他们，他们是人民群众，要礼貌地对待；他们的状子一定要交给我批。凡是“拦轿喊冤”的人的告状信，我都做了批示。后来有人对我说，你老是批，批了又见效，这样拦车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我说，越多就越多嘛。别的事我办不了，批几个字总还可以吧。

　　——2000年2月13日，《发挥好信访工作的三个作用》

　　“说舆论监督”

　　去年，我批了200件；今年到11月，就达到200件了。但是现在，效果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好了。刚开始批的时候，下面都很紧张，领导亲临现场调查研究；现在效果就越来越弱，处理也不像过去那么认真了。河南省夏邑县曹集乡违规集资盖办公大楼，就只给了乡领导一个党内警告处分。我看了以后伤心不已，这件事得判刑的，党内警告哪能解决问题啊！

　　——2001年12月6日《加强舆论监督》

　　我过去几年里是每晚必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老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伸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也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有时也想不打电话了，反正这种事情多得很；但转过念来一想，我还是要打。

　　——2003年1月27日《值得纪念的五年》

　　“说反腐”

　　如果千里长江大堤，质量大抵如此，则中国危矣，而我等均该骂名千古。曾记去年今日，解放军牺牲生命保卫洪湖大堤，而今一撮蛀虫公然克扣国库公帑，置百万人民生命于不顾，政府诸公视而无睹，国法何在，公理难容。

　　——1999年7月7日，《搞“豆腐渣工程”公理难容》

　　干部队伍的腐化相当严重。有些事情是前所未闻的。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他好当书记；副县长买通杀手杀县长，他好当县长。这类案件不是一起，起码有五起之多。我们只听说过跑官、买官的事情，没有听说过有杀人升官的事。居然腐败到这个程度！

　　——1999年2月5日，《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说房地产”

　　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

　　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

　　——2003年1月27日《值得纪念的五年》

　　出版幕后

　　保证低印价

　　让百姓买得起

　　赶早捧读到《朱镕基讲话实录》(下称《实录》)的读者并不知道，《实录》本可能以一次会议讲话结尾，但在朱镕基身边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增加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一节。

　　8日，《实录》出版发行，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该书出版过程中“编辑部的故事”。

　　被“包围”的书柜

　　8日下午，记者一走进北京王府井书店便发现，虽然周围的书柜都显得较为冷清，但书店正门的书柜却被十多名读者围在当中。这里，正是《实录》的陈列台。

　　而在记者购书的过程中，摆放的十多套《实录》已经所剩无几。

　　“已经卖出100多套了。”推着一车《实录》的书店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书店收款员则告诉记者：“个人来购买的不少，能够占到销量的一半左右。”

　　事实上，包括北京图书大厦和中关村图书大厦在内的北京三大书城反馈的销售信息都很火爆。

　　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实录》第一版印刷量超过40万套，目前来看还远远不够，出版社正在加紧后续的印刷工作。

　　耐人寻味的结尾

　　相关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在这个经过8年时间才最终完成书稿的过程中，按照人民出版社编辑团队的最初构想，《实录》的最后一节将以朱镕基任期最后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讲话“值得纪念的五年”结尾。

　　而在朱镕基身边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在这一节后，增加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根据书稿收尾一节，2003年2月1日，朱镕基在北京市看望一线公交职工时表示：“说老实话，我就是不赞成每个人都去买小汽车，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认为，现在小汽车生产有点过热。”

　　“总之，我们一定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不要放在发展小汽车上面去。”他表示。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任超告诉记者，“朱镕基在改革过程中，对推进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包含了老百姓非常关注的很多问题。”

　　他认为，在本书内容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投入最大、精力最为集中的就是系统把握这些年里有代表性和现行意义的内容。

　　任超表示，在两年时间里先后两次发行《朱镕基答记者问》、《实录》的过程中，留给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朱镕基的低调。

　　此前出版社方面已经披露，《朱镕基答记者问》封面原先的装帧设计“朱镕基”三个字很大，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将“朱镕基”名字的字体缩小，突出“记者”，表示对广大记者朋友的尊重。

　　此次，对于书稿的要求则是一定要保证低印价，能够让普通老百姓买得起。“按照现在的价格，《实录》彩色本印价相当于一般书籍彩色本印价的60%左右。”任超说。  

一向以写内参闻名的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凌志军也刚刚出版了一本新著《1990～2002年中国实录》。在书中，一向以敢写高层政治人物内幕的他，首次披露了朱镕基许多不为人知的政坛秘闻。事实上，尽管朱镕基已经远离公众视野多年，但关于这位前总理的话题，却一直是民间热议的焦点。这位以“只说真话”为己任的前总理和以“敢言人所畏言”的内参记者，这一次，他们到底又各自说了些什么？

官方内参记者首次披露
朱镕基上台始末

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镕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
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在朱镕基成为总理之前的十几个月里，中国经济虽然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暗礁，却还没有迎来朝霞满天，更说不上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了。
1997年春天，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得意之情就像一个驾驶着毛病百出的飞机摇摇摆摆回到地面的机长。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
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
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也不像周围的国家那样焦头烂额，不过，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又增加了。
这正是让朱镕基头疼的事情。商品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工厂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没有办法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有办法归还银行的贷款。这不正是在中国周围转来转去的“金融风暴”时刻窥伺的机会吗？
他已下定决心阻止这场风暴登陆中国。
由于朱镕基让中国成功地“软着陆”，国内舆论已经产生对他的依赖，他能理解这个局面。同样能够理解的是，如果他现在不能够阻止“金融风暴”的登陆，人们还是会认为他的新政失败了。
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9个月后，也即他就任总理的这个月里，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1998年3月5日，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踌躇满志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人心知肚明，朱镕基就要取代李鹏成为总理了。
正式的选举还要等两个星期以后，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金融风暴”的团团包围之中，人们都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依赖，甚至连那些对他持有最尖锐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再置喙。
危机中需要强者，如同乱世出英雄。
就像一叶深陷在狂涛巨浪中的小船，那些惊慌失措的船员都知道，只有强有力的人才能带领他们逃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逼近的确是帮了朱镕基的忙。这个人根本用不着收买人心，已是人心所向。
“本以为他得罪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
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是在3月17日。他得到了2890张选票（只有29个人反对他，另外有31个人弃权）和连续三次掌声。
人民大会堂里的掌声雷动，乃是会议必有的情节，通常只有热烈气氛而不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台上和台下的一种默契。
但是这一回显然不同。投票程序尚未开始，2000多位代表只听到江泽民主席提名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当即鼓起掌来。等到大会主持者胡锦涛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会场上再次爆出掌声。然后，上午10：40，高音喇叭里面响起一个声音：“朱镕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掌声第三次响起。
此后好几天，这三次掌声成了国内外报刊津津乐道的话题，记者们对掌声持续时间的描述也是长短不等——从“三十秒”到“数分钟”，总之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经久不息”，就像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未肯止息，以至胡锦涛几次想要继续下面的程序又被掌声打断。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掌声完全发自代表内心，而非事先的安排。
朱镕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朱镕基的回应。在中国人眼里，党的领袖人物在这局面中的标准风范，应该是昂首挺胸，高瞻远瞩，挥动巨手，既有力又和缓。可是一个两鬓苍苍的官员这时候说：“他可千万别做出那种领袖样子，要不可就糟了。”正说着，就见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微微地躬身前倾，向全场致谢。还好，这人还是一副凡人姿态，没有伟人风范。
掌声依然不息。在会议大厅二楼的记者席上，媒体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起立鼓掌。
“真是想不到。”一个名叫钟闻一的香港记者说，“我本来以为他得罪了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一个自称连续十年采访人代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另外一个更老资格的记者说：“我看到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假如记者们有机会评选十年以来人代会上最热烈的场面，那么无疑就是此刻，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写消息，却为找不到朱镕基的“镕”字而发愁。
这是那个中午中国人最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字，可是所有计算机汉字处理程序当中都没有。《说文解字》说它的意思是“冶器法也”。《辞海》说它是铸器的模型。《现代汉语词典》把它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一个小小的括号里。就从这一天起，“镕”字人人皆知，这与这个字本身的释义无关，而和这个人有关。有些人还要在这中间寻找“冥冥之中的天意”，说他的名字就表明他是上天派来治国安邦的。
“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
大会闭幕这天，北京天气骤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上覆盖着薄冰。上午11：00，李鹏的车子开走了，朱镕基留下来，举行了他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朱镕基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满面春风，后面跟着他的四个副总理。几百个记者用目光迎接这个人的到来，没有期待中的掌声。他们在等着他发表就职演说，就像江泽民和李鹏在几个小时前做过的那样。
他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不过，一开始讲话就很精彩。他似乎懂得吸引公众的奥妙不在于说些没有错误又没有用处的大话，而在于真情、机敏、幽默，有个性，以及不失时机地造成某种戏剧化的效果。
他说他很喜欢看“凤凰卫视”的节目，后来这家电视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吴小莉，果然有机会站起来提问，请他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这让在场的记者都为之一振。
就像他迄今为止生命中的许多篇章一样，这次演说也具有悲剧气氛。不过，人们总是被悲剧感动，喜欢为悲剧鼓掌，当他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记者席上掌声响起，连外国记者也在鼓掌叫好。
他还说了一些一针见血、纯粹朱镕基味道的话。“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他把手一挥：“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
他说完了，向记者摆摆手，转身走了。记者用掌声送他出去。在这种场合，他们通常是不鼓掌的。他们把这看作一种工作会议，担心鼓掌会影响了自己的客观公正。可是新总理的魅力把这些苛刻的善于挑剔的人都吸引了。
这倒不是他特别棒，而是由于共产党的官员中如此富有个性的人实在太少。电视上把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直播出去，老百姓看了也不禁神往。他们编了一个新歌谣，到处说：“镕基！镕基！镕旧基，铸新基。”
这一天，香港股市上涨323点。
《人民日报》连续两天都是彩印，上面刊登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的照片。三个人微笑握手，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这是向世人昭告，至少未来五年，中国是一个“三驾马车”的局面。

“叫我什么东西，我都不高兴！”
一篇文章说，“它被任命为中国总理，应是中国之福”。
一个名叫关愚谦的作家，想起七年前朱镕基访问德国时的一次演说，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一位后人当场感叹：“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
七年以后，另一个德国人，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承认，“朱镕基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
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见了他一面，就说他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
还有一篇文章干脆说，“这个人怎么不早些当中国总理？”
毫无疑问，西方人喜欢随和、幽默、机智和具有开放态度的政治家。但是朱镕基最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当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出现使得所有人都对中国的未来放下心来。有如《汉堡日报》所说：“一个卓越的总理将领导庞然大国前进。”
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失业、不安全感和群众的不满、亚洲经济危机等等，给中国带来不少困难，“朱是唯一可以把中国如此混乱的经济理顺的中国人。朱镕基本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的中国’”。美国有个爱德华集团，是个很大的金融财团，它的金融专家预测：“朱镕基的成就，将使他成为伟人。”
中国这边，还没有人把他叫“伟人”。不过，此公已有很多绰号：“铁腕总理”、“朱老板”、“铁血宰相”，这些还都算是客气的。《汉堡日报》的大字标题直接把他称做“DerBoss”，这在德文中的意思类似于北京话的“头儿”，叫西方人说出来，就有很亲切的意味。
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无保留地赞扬朱镕基的成就、思想和品格。
如前所述，过去几年他所持有的经济主张，已经多次被人指责为“私有化潜行”，后来则更进一步把他叫做“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他是尝到过做“右派”的滋味的，所以心里明白，这样的用语意味着他在那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有如1960年代把刘少奇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1970年代把邓小平叫做“邓纳吉”。
这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应。
“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他阴沉着脸对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说，这是那一天他唯一有些失态的时刻。
最大的“地雷阵”是官员队伍
1998年3月11日，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参加湖南代表团的讨论，看到拥有官员身份的代表依次发言，就知道都是事先的排定，于是询问有没有农民在场。
的确有个农民代表，但被排在最后，会议主持者还告诉他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要说了。可是现在朱镕基打断那些官员的话，把这位农民叫到前边。
“这里都是干部，我听不到普通代表的意见，”朱镕基对那农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怎样？”
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镕基听了大为恼火：“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呀！”
但是除了向属下官员呼吁恳求动之以情，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五年以后本届任期将满之时，他仍然认为“农民负担太重”是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痛感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官员集团的道德戒律和良心发现，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弊端。
这一年，朱镕基遇到的情形也挺怪。接任总理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能力，有个性，胸怀大志，不肯随波逐流，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间又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后要做什么，应该比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更加得心应手。

可是不然。朱镕基当时以为，只要他的政策符合民心，也就当然地能够获得干部的支持。以他多年所接受的党的教育来衡量，这种判断理所当然，他要求属下官员把“讲真话”作为守则，还对几百个记者表示他是不会惧怕前边的“地雷阵”的。
可是朱镕基却没有想到，他面前的最大的“地雷阵”不是别的，正是官员队伍。
朱镕基是中南海里最尖锐地斥责官员腐败无能的人。他们中正在弥漫“报喜不报忧”的风气，整天歌舞升平，不知危险正在降临头上。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极大困难。“今年外贸出口增幅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使国民收入下降两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下降，使国民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朱镕基这样警告他们。可是这些官员根本不愿理解其中含义。
朱镕基的话并不比江泽民说得更加严厉，可是他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却又截然不同，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这让官员们难以接受。当他指责那些地方官员是“把杭州作汴州”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本来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
“你们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这位总理低估了这个圈子对于人的销蚀和同化的力量。
他说新疆那边的棉花全都积压，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废品，而山东却在走私棉花。于是他跑到山东的官员中去，说他希望山东能够“大踏步地后退”，去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看到山东人不理他，又连连感叹“管不了啊”。
他又要求湖南的一群官员不要在农民身上增加苛捐杂税，甚至用哀求的口吻说：“你们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
举出这样一些小事就可以明白，朱镕基对面前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某些风气既愤怒又无奈。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
朱镕基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
他把国务院的60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300个部长和副部长、1900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3万工作人员减少17000人。
部长们心中忐忑，问朱镕基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
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胡启立——此人在1980年代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对朱镕基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
这让朱镕基这位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 

朱镕基讲话实录23关键词：商品房要让老百姓买得起

www.eastmoney.com2011年09月14日 08:35东方早报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继撰文指出，《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的出版发行，对于了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实录》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文风朴实，充分体现了朱镕基同志讲真话，办实事的风格。《实录》的出版，对于了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9月13日，《人民日报》6版要闻版以整版篇幅，刊发题为“一部记录中国改革和发展历程的著作——学习《朱镕基讲话实录》”的文章，作出上述点评。

　　《朱镕基讲话实录》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约123万字，收录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期间的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和批语、书信影印件302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朱镕基逐篇审定了编入《实录》的全部文稿。

　　《人民日报》昨日刊发的整版文章全文长约11000字。该文基本以时间为序，撷取《实录》中朱镕基的部分讲话，穿插背景和评论，对朱镕基讲话中屡屡提及的23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词”，逐一加以描述：

　　1、1991年，清理三角债，“使经济运转恢复正常”。

　　2、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一些地方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朱镕基强调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这最终获得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

　　3、1992年到1993年，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胀。

　　4、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

　　5、1993年三、四季度，朱镕基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分税制改革调研，随后建议中央对地方作出让步，“为在全国顺利实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6、1992到1995年，推进金融改革和证券期货市场的规范。

　　7、部署平抑粮油价格，推进粮食购销和流通体制改革。

　　8、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9、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和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提出要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10、1998年到1999年，推进“改革力度比较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11、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12、1998年到1999年，指导防汛，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三十二字工作思路，并且作出了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决策。在延安等地考察时，朱镕基还要求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

　　13、1998年，打击走私。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走私问题，朱镕基指出要“着重打击法人走私，特别是要打击那些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党政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是吃‘皇粮’的，绝不能经商办公司”，“各地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都要坚决清理所办公司及其挂靠公司，并限期同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14、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15、1999年7月15日，朱镕基在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支持国有企业脱困的三项重大措施，即“债转股”、用国债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企业上市融资。在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和改革目标的同时，朱镕基力推打破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的改革，通过改革政府机构以实现政企分开，并在电力、电信、石油石化、航空、军工等系统推动分拆重组，打破这些领域独家垄断的局面，推动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16、逐步建立“三条保障线”，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7、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8、2000年，为农民减负，在农村实行“费改税”。

　　19、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

　　20、2001年，延伸和完善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企业所得税不再按隶属关系划分，全部和个人所得税合在一起，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

　　21、2001年，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整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国家新闻出版署调整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这三个市场监管部门升格为正部级。

　　22、重视加强审计和舆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

　　23、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五年总理任期的工作时说：“这五年，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好，但是绝不可以盲目地乐观，然后就浮夸，就折腾。我们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形势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这就是我留给同志们的一句话。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毛病，其他问题上就好办了，就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可收拾的问题。”

　　以下，早报择取《实录》中关于物价、房改、股市的部分讲话，以飨读者。 股市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

　　“股票市场既有其积极的一面，还有消极的一面。如果脱离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也会出现过度投机，损害公众利益，造成货币幻觉，形成泡沫经济，引起经济波动，诱发社会问题。”

　　1992年8月12日至1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会上讲话时作出上述表示。

　　在该次会议上，他在肯定证券期货市场积极作用的同时，强调要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工作，保证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随后一系列法规和规章颁布，初步确立了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监管体制。

　　1995年5月10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部副主任及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两工作人员接受“鲁石化”股票的初查情况上，朱镕基作出“此案要彻底查清，从严惩处”的批语。

　　1995年12月19日，朱镕基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考察时，提出了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

　　物价防止通胀要始于“青萍之末”

　　“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从而诱发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教训是很多的。国际、国内经验还表明，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993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会上讲话时作出上述表示。

　　朱镕基在该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收录于《实录》第一卷中，题为《防止通货膨胀要始于‘青萍之末’》。

　　《防止通货膨胀要始于‘青萍之末’》，是基于当时经济形势背景的一次讲话。

　　199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同时也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较猛，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压力增大，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交通运输紧张，产成品库存增加，以及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问题。特别是199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15.1%，3月、4月物价涨幅突破了10%。1992年10月20日和1993年4月1日，朱镕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两次经济情况通报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注意防止经济过热，指出：“当前各种矛盾集中表现为金融形势紧张，究其根源是投资规模过大，问题在于经济结构没有改善，隐患是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通货膨胀还在可以控制和承受的范围内，但是，发展趋势值得注意。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今年1月到2月比去年同期上涨10.5%……人们开始寻求保值手段，如抢购黄金首饰、外汇等，以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

　　1993年6月9日，朱镕基受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委托，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总理办公会议，朱镕基在会上指出：“当前经济形势的走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另一个是票子越发越多，物价涨幅越来越高。”

　　在该次会议上，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严峻形势，研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朱镕基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应急措施，同时又指示国家计委补充几条行政性措施。会后，国家计委补充了三条意见，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初稿，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于当年6月24日以中央6号文件下发。

　　房改商品房要让老百姓买得起

　　“房改非常重要，是党的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现在衣、食、行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可是住房问题远没有解决，而且很难解决。住房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关系着社会和经济的稳定。”

　　1994年8月3日至5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会上讲话时作出上述表示。

　　在会议上，朱镕基根据邓小平在1980年4月2日关于房改政策的谈话和上海市在1990年至1991年搞房改的经验，强调了城镇住房商品化和建设“安居工程”等政策。同时，他指出实行住房商品化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要多建普通住宅，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项目。

　　其实早在1991年，朱镕基在东北地区调研时，看到居民住房十分困难，就提出要研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此后，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国家、集体、个人一起拿钱，来解决住房问题。

　　1998年上半年，朱镕基主持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于1998年7月3日下发。《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通知》同时提出，要调整住房投资结构，重点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加快解决城镇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出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

　　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是朱镕基在其任总理的那一届政府成立时提出的五项改革中的一项。因此，他始终把房改视作工作之重。

　　2002年1月9日，朱镕基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研究加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等问题，针对当时在城市建设方面存在的浮夸、铺张和不顾实际情况之风，指出“‘安居工程’没有解决，很多房子老百姓还是买不起。一万多块钱一平方米，盖了给谁住呀？”“工作重点要放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像修上下水道、解决城市交通等。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重点，不是去盖那些高楼大厦”。

学者解读朱镕基讲话：国企效率解决 垄断未解决

www.eastmoney.com2011年09月13日 10:39第一财经日报

　　朱镕基：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变成这样一个政府，否则我们完不成这个任务。现在这样下去，是搞不好的。对于我们每个人，首先是我，同志们，你们后面也都跟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都要以身作则，做表率。只要国务院这个领导班子，包括我们在座的诸位，能够以身作则的话，就可以转变现在的不良社会风气。

　　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片段)

　　华中科技大学政治学梁木生教授：表面上看，朱总理碰到的一些问题到了后来也还存在，某些问题可能还更加严重了，但实际上这并非是最高领导者的问题，即便前后调换一下，所面临的情况还是这样。也就是说，有些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这跟当时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并不是个人能力的差异。

　　有些问题是十年前解决了一些，近十年又解决了一些，但还是有一些没有解决好的。比如机构改革，几次精简机构都有反弹，有一类反弹确实有现实的需要，增加了更多政府职能，得配套相关的机构，还有一类反弹就属于人浮于事。这个问题现在还需要解决。

　　再比如当时用抓大放小的办法，解决了一部分国企效率的问题，但是国企垄断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好，现在的重点就应该是解决垄断问题。早期可能更多的是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但近期则需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

　　朱总理强调官员应该多到基层去，了解真实情况，他带头这么做了，这很了不起。但是，这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工作作风，并且还应该让官员明了到基层去的根源是什么。官员要讲亲民爱民，但这种情结不能只是建立在清官好官的概念上。实际上，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意味着人民是权力的来源，去接近基层，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不只是工作作风的问题，而是涉及民主制度的落实。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

　　朱镕基：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

　　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的讲话片段)

　　关于经济过热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我们的银行系统在放债时，更注重的是市场份额和信贷的扩展速度，而不是信贷扩张的质量或者帮助企业。而且因为信贷的增长额度往往是银行高管考评的主要指标，这种机制使得银行有非常大的信贷增长冲动。但这样一来，金融信贷的质量肯定会受到质疑，这对整个社会最大的影响是，一旦金融机构出现风险，最后道德风险会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同时，这种以商业银行融资为主导的融资形式，可能对我们的经济过热，以及之后发生的泡沫有着很大的责任。因此目前国内应该扩大债券市场的规模。据我了解，我们现在的债券市场，银行变成了最大的投资者，没有激励机制去发展这个市场，贷款打包之后进行交易，甲银行买了乙银行的贷款，乙银行买了丙银行的贷款，整个风险还都停留在银行系统里面，没有传递给其他机构，比如公募基金，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风险的分散。

　　要知道，大的经济体，欧盟、日本、美国它们债券的市场规模比股市大。发展了债券市场，并不是说经济过热就一定会缓解，但经济增长对银行的依赖就会小一些，如果有了一个新的融资方式，由信贷刺激产生的经济波动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改观，这是一种可能。

　　关于国企改革

　　朱镕基：昨天，我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他现在在做生意。他问我，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有没有改变？我对他说，我们说的是股份制，没有说过要搞私有化，我们同他的理解不一样。

　　俄罗斯搞私有化的严重性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把企业卖给原来的厂长、部长，实际上是工业寡头、金融寡头在控制经济……搞好国有企业，不是靠搞私有化，而是要停止工业重复建设。本届政府批了几千亿元的投资项目，都是搞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不能帮地方政府搞重复建设，搞重复建设就是让工人下岗。这个工厂开工之日，就是那个工厂关门之时。

　　广州一个小乙烯工程花了80亿元，别的地方只要40多亿元。实际上是中间环节中饱私囊，肥了开发商，肥了中间商。工厂已投产，就亏损；不投产，一年还利息也要七八个亿。这不是什么政绩，是个烂摊子！银行不能助纣为虐……现在出现一种错误思想，卖企业已经成风，美其名曰“抓大放小”。(1998年10月20日，朱镕基为全国总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做经济形势报告中的片段)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方域教授：朱镕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是国家经济各个方面都在逐步和市场接轨，国有企业也必须完成结构的调整，顺应这一大的趋势。在那种情形下，朱镕基的各项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实际上是从微观技术层面解决了国企如何与市场接轨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企业改革，应当坚持大方向不变。朱镕基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国有企业原有体系存在太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环境，还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情况，国有企业占有大部分的资源，国家的各种补贴和优惠都朝向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不够开放，国有企业内部行政干预太多，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规章制度依然没有改革。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很多条件都不利于发展，比如说融资，民营企业融资非常困难，这样就不能进行扩张，又怎么能够做大做强？要想彻底改革，必须彻底改变企业内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一些规章制度。一旦改革，彻底推向市场，公平参与竞争是未来的必然趋势，现在国有企业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未来定位。民营企业应该抓住机会，为新的发展做好准备。

　　关于企业管理

　　朱镕基：应该看到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是怎么来的，就是不断地重复建设，钱花得不是地方。很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不懂经营瞎指挥，为了搞“政绩”，不考虑面向市场，建了很多多余的生产能力，建一个新厂打垮几个老厂。引进外资也是不考虑市场，盲目地引进，进来一个外资企业打垮几个国有企业。再加上找了很多富余人员，现在都没办法开工资了，只好不管了。不管了，还不闹事？

　　办好企业的关键在领导班子。不搞现代企业管理，什么企业也办不好。要把这个企业管好，领导班子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办得好、办不好，也完全在于那个企业的领导人，他们的董事会也是经常换人的……你以为当厂长、经理一年亏几千万元、几个亿，可以随随便便，不把它当回事呀。我不处理你，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现在有的是人才，有好多能干的年轻人，让他们上来锻炼嘛。(1998年11月27日，辽宁考察期间，朱镕基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方域教授：现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这个任务比较难。产业要调整，人员配置也应该进行调整，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我们有了原来的经验，实际上现在基本上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在过去一直认为这条线绝对不能碰。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国有企业想要提高经济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不得不减员。为了企业发展，第一我们做出大胆突破了；第二，还要非常谨慎地做好再就业工作。实际上，下岗的这部分人，即使在原来的单位也不会有好的发展。退掉之后，反而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以上海纺织业为例，当时大约50多万人，现在不到10万人。裁掉那么多人，大部分人都找到了新工作，而且收入也不差。

　　关于社会保障

　　朱镕基：从1997年以来，我们在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再就业工程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出了不少政策，中央财政为此花了很多钱，这些钱都是从中央财政预算里拿的。中西部地区都要靠中央补助。特别是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建立，中央财政拿60%，地方财政拿10%到20%，基本上都是财政拿的钱，还有一部分是从社会保障基金中的失业保险里拿的。没有这个，社会怎么稳定？人心哪能有现在这样安定？这是一点也不能放松的，特别是去年我们出台的新的再就业政策，一定要继续把它贯彻到底。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忽视这一点就到处出事，怎么搞建设？(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片段)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社会保障的问题越来越大，这与历史欠账有关系，建国之后就没有建立很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另外，社会保障也不是中国一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今后二三十年里，美国、欧洲都得面对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国际的经济市场变得越来越动荡，都会加剧这个问题。国内为什么GDP增长挺快但消费不行？一定程度上，大家有一种预防性的心理，担心今后退休后以及医疗没有保障。朱镕基看待这一点，可能更多是从保障民生、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但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如何转换经济模式，提供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这是个财富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式问题。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问题

　　朱镕基：从全国来说，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将是今后长期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消费热点。大力推进住房商品化、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是振兴整个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经过3年多来的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国民经济保持较高发展速度，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要充分利用这一有效时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加大住房建设的规模，适应人民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和住房需求的增长，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推进住房商品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大大缓解城镇居民住房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可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市场。

　　我讲的是住房，特别是和公积金结合的有一定资金渠道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不是高级住宅，也不是写字楼……

　　但是要提醒一句，千万别借这个名义来复活房地产热。1993年经济过热，热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热在房地产。那次房地产热的主要建设内容是高级写字楼和豪华别墅。由于过高地估计市场需求，至今还有大量建成和未建成的房屋积压待售，起码有几千亿的资金压在房地产上，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所以，各地区、各部门要十分警惕，千万不要让过去的房地产热在加快住房建设的名义下复活。

　　现在不是去建写字楼，建高级商品房，更不是建设别墅，要建经济适用住房，适应大家的需求。

　　(1997年1月24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当时朱镕基总理亲自领导起草，并提出将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当时的改革思路，提出了“四个轮子”启动房改，即货币化分配、供应体系改革(向不同收入家庭采取不同供应政策)、建立二手房交易市场，以及房地产金融体系。

　　其中，针对不同家庭采取不同住房体系，廉租房是面向家庭贫困人群，经济适用房面向中低收入人群，商品房面向收入较高人群。

　　把经济适用房作为建设主体，主要是因为在我国中低收入群体仍然是社会的主体，明确经济适用房只售不租。可以说，推进住房商品化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带来很大作用。

　　但后来，经济适用房越建越少，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现实问题。从体制上看，因为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用地需要地方政府划拨，而非公开出售，因此在建设上面没有足够的动力。另外，在经济适用房的分配体制上，因为分配不透明，甚至出现了外界关注的开着宝马、奔驰住经济适用房的现象。

　　因此后来，将经济适用房改为面向贫困人群政策调整，使得建房数量减少。但现实是，政策调整后，广大中等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现在政府提出重点发展包括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在内的住房保障体系。可以说，目前的政策是对过去的落实完善。

　　房地产是一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行业，美国的次贷危机、邻国日本的经济泡沫等一系列经济危机，都是由房地产泡沫所导致的。

　　关于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朱镕基：现在大家为什么只存钱不消费？就是对改革的预期心理，总觉得出台的改革措施，都是要自己花钱，孩子教育费用、房租的提高、各种生活服务设施收费的提高，都要增加个人支出，所以先把钱存起来。我们现在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不能使大家认为改革就是让大家多出钱，那他们就越来越不敢消费。

　　另外，在目前房价很高的情况下，买房子靠工资是绝对不够的。所以，还要把原来搞实物分配时投资住房的钱拿出来补贴给个人，这样，财政开始没有增加，只是转换了一个形式。

　　我刚才讲北京市的情况，大概在三环路以外适中的地区，按房价每平方米4000元估算，一个中等工龄的人，七折八扣，每平方米补贴1300元，如果是双职工就可以补足2600元，剩下的1400元由他们自己出。

　　(1999年6月22日，朱镕基在浙江主持召开住房制度改革座谈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改革的思路是很好的，但是，最终要看，如何执行下去？在执行过程中面对问题，如何解决？

　　2010年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第二了，从1998年开始，我们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多，财政收入从1万亿元左右，一路到了2010年的8.3万亿元。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职工的工资增长和GDP增长之间的差距很大，比如广东省工会2009年报告显示，广东职工63%左右认为工资多年没有增长或增长非常少。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显示，中国81.8%的人口工资水平在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线以下。这也反映出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

　　结合到住房方面，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安居工程是不成功的。关键在于落实。

　　朱镕基总理是一个期望改革的人。虽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但是他确实是在现实中去努力推进和落实的。不论是取消福利分房、税收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当时的难度同样非常大，但他确实将这些改革落实下去了。 

《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团队讲述出版幕后故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7日13:08 环球人物杂志           环球人物201125期封面

　　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和编辑讲述出版幕后故事

　　朱镕基：一定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这本书

　　本刊记者 许陈静

　　2011年9月10日，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北京秋雨萧萧，寒意袭人。从单位出来，繁华的路段，我们两位记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拦到一辆出租车。一听去朝阳门，2.5公里的路，司机师傅有些闷闷不乐。然而走了一段，听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师傅顿时来了精神：“你们是去采访朱镕基出新书这事的？能替我问个问题吗？他明年还会出书吗？再出，我还买。值呀！他写的都是大实话，不来虚的，那些宏观经济形势的大道理，他一说，我就懂了，还特过瘾。”

　　我们心里一暖，深感此次采访非常有意义。“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朱镕基讲话实录》上市两天，销售火爆，这只是笼统的陈述；未来的销售总量，也只是抽象的统计数字；而随处碰到的老百姓，提到“朱镕基”3个字时脸上迸出的光彩，是对这套书最形象、最生动的注释。

　　从1500万字里挑出120万字

　　“我们有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整理该书的领导班子，忙碌了8年时间。作为讲话实录，也是逐渐形成的。”在9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如此介绍。8年，掐指算来，从2003年朱镕基退休起，这套书稿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就已经展开了。

　　根据1990年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有此资格的出版单位仅限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黄书元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基本上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仅是近几年，就有《江泽民文选》、《胡耀邦传》等书在该社出版。朱镕基的著作，也没有例外。

　　人民出版社经过慎重考虑，在2005年前后，指定副社长任超牵头，统筹负责朱镕基著作的出版工作。任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第一天“到岗”的日子，他竟然没记住，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安排这套书的出版步骤，如何组织、调配人手。

　　书一出版，任超就累倒了。记者联系采访时，他还在病中。他告诉记者：“总体上说，这套书的问世经历了这几个阶段：最初是资料整理阶段，中间是编辑阶段，随后还有装帧设计阶段、校对阶段、审阅阶段，等等。”其中，前期的资料整理，是历时最久、任务最繁重的。直到2010年，才转入文字编辑工作。

　　“这五六年，我们社里前前后后至少有上百位同志，全身心投入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2名编辑参与前期资料整理和编辑，12名责任编辑参与后期书稿编辑，1名设计人员全程跟进装帧工作，校对、编审、出版和发行等方面的人员更多。

　　选择什么样的人参与朱镕基著作的印刷，是很有讲究的。他说，“既要政治可靠，经验丰富，编辑水平过硬，又必须有热情，甚至得有体力，才能承担得起这项长期的、宏大的工作。所以不能光选老同志，得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参与进来。”除此之外，专业背景也要搭配。学政治的、学历史的、学中文的、学经济的、学法律的……挑人的过程，几乎把社里中青年编辑的毕业院校和所学专业，从头到尾筛了一遍。

　　女编辑鲁静就是这样被选中的。她是历史学博士，在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等多个部门工作了十多年。2007年11月，她被借调到“朱办”(朱镕基同志办公室的简称)，参与第一阶段编辑工作。任超介绍她“这几年一直在该书编辑组负责”。

　　翻开《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说明》里介绍了参与编辑工作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成员。除鲁静和另外一名编辑外，其他人均在经济学领域有不同建树。他们的工作是高度细致严谨的——既然是“讲话实录”，所有资料都来自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批语。用黄书元社长的话说，“这几本书是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所以，搜集和整理的对象，主要是朱镕基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的会议视频、讲话录音、现场速记等。一遍遍看录像，一遍遍听录音，把他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整理下来，仅此一项工作，就可以用“海量”来形容。全部形成文字后，总字数多达1500多万字。

　　鲁静告诉记者：“在这1500多万字里挑选文章，如何取舍，是这4年中最棘手、最难解决的事。因为每篇讲话都体现了实字和真字。”朱镕基给工作人员确定了一个挑选原则：凡是重复的、已公开发表的、别人代笔起草的，一律不收。据此，鲁静等人开始了漫长的整理过程。“背后的辛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加班加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了核对一个人名、地名或者一个数字，经常要到处查资料、询问当事人或有关部门，花费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

　　不仅是编辑们看，当时年近八旬的朱镕基自己也非常认真地看。如今，回顾这段浩大的资料整理过程，鲁静觉得，能亲身参与其中，将朱镕基总理思想最精髓的部分呈献给广大读者，这是终身的荣耀。

　　生命中最有激情的一年

　　2010年，按照朱镕基的“原则”挑选出来的初稿，共计120多万字，送到了人民出版社12名责任编辑的案头。12个人分成了4组，每3人负责其中一卷。如何分组也是精心考虑过的：3人必须老中青结合，其中必须有一人是学经济的。

　　学政治学的责任编辑阮宏波是最年轻的一个，出生于1980年。他被分到第三卷编辑组。起初，组里3人一碰头，发现没有真正懂经济的，赶紧跟社里报告，换了一个学经济的过来。“为什么一定要有学经济的呢？一拿到书稿就发现了，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经济。朱镕基被国外媒体称为‘经济沙皇’，不是没道理的，他的的确确是个行家。虽然他讲话深入浅出、简洁明了，但分税制、国有银行改革、国企改革等，都涉及许多专业知识。”

　　老中青三代人的结合，则从另一个方面保证了编辑质量。“‘朱办’对我们的工作是放手和信任的。责任编辑从文字、标点，到内容、篇章都可以提意见，但一定得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同一句话，老编辑看了觉得有问题，我们年轻人看了觉得没问题；或者，大家都对某个地方有疑问，但每个人的理由不一样。这时候，不同年龄段、不同经验的3个人，在一起争论就很重要。最终，会争出一个统一的意见，反映给朱总理那边。”

　　按规定，图书的出版一般执行“三审三校制”。但《朱镕基讲话实录》在短短大半年里，就经历了十几轮编辑、二十几轮校对。人民出版社对编辑和校对的要求，只有最简单又最难的三个字：零差错。为此，第一轮，每组看自己负责的那一卷；第二轮到第四轮，为避免阅读疲劳，轮流看其他组的三卷；第五轮，再回到自己组的那一卷……直到最后几轮，“停下，站到自己的责任田上，牢牢把住，你们就是负责这一卷了，一个字都不许有差错”。有了这种“魔鬼式”的编校过程，今天，阮宏波已能坦然而自信地说：“我肯定，这套书做到了零差错。”

　　对书的编排方式，在常用的“时间式”和“专题式”两种方案里，最终选择了“时间式”。即从1991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到2003年总理任期结束，12年的讲话，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这样编排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清晰地看出朱镕基对中国经济全局的思考，也能看出他经济政策发展的全过程。如果拆分成银行、税收、国企等若干个专题，就会割裂了。”

　　书名是朱镕基自己定的。“现在领导人的著作，很少再用‘某某文集’这类书名了，从上一本《朱镕基答记者问》到现在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可以看出总理对书名的要求，还是简洁明了。”阮宏波说。

　　今年年初，全书基本定稿，出了一批征求意见的样书，送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相关领导审阅。“不少部委吃了一惊：这个朱总理会议上的讲话，怎么和我们部里存档的讲稿完全不同？一查，部委存档的是书面讲稿，但朱总理来了后，书面稿请大家自己看，他脱稿，就某个问题，即席讲话。”

　　如此大篇幅的即席讲话，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场景，很多都充满朱镕基特有的“火药味”，或是充满了“解密高层会议”的味道。对这些，朱镕基都没有避讳。书送到当年曾挨批挨骂的部委、省市或企业那儿，结果没有一个提出要修饰、要抹去的。有的部委和省市一字不改，有的部委和省市还主动提供当时的照片和其他材料。

　　回顾这一年的编辑工作，阮宏波用了一个词——激情。“这是我生命中最有激情的一年。这激情来自于朱镕基性格的感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编这本书，是在靠近他的真话和真心，感受他的激情和深情。这激情也来自于巨大的知识收获。首先是学到了大量经济政策和经济知识，然后是看到他处理高层事务和个人事务的智慧。”至今，阮宏波依然常常读自己任责任编辑的第三卷，书上贴满了标签和便条，书下面还压着一个本子，密密麻麻写满了读书笔记。

　　朱镕基亲自修改封面和结尾

　　对比年初征求意见的样书和现在正式上市的书，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一是封面，二是结束篇。这两点，正是根据朱镕基本人提出的意见而改的。任超告诉记者：“4月份朱总理带到清华大学去的书，封面还是白色的，用的照片是一张他表情比较严肃的。后来，朱总理在我们装帧设计人员提供的十几个封面中，选择了现在这个，红色的，微笑的。”

　　至于结束篇，编辑团队原先的构思，是以朱镕基2003年1月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讲话《值得纪念的五年》作为结尾。“不但时间恰好合适，内容也水到渠成，完全可以收得住这套书”。但是，朱镕基决定末尾增加一篇他2003年2月在北京市看望一线公交职工时的讲话《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所有的修改完成后，2011年8月29日，人民出版社静悄悄地发了一条征订通知。当时，除了各地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外，几乎没有人留意到这条通知。10天后，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新闻发布会举行，除了出版方和学者，再没什么“大人物”出席。任超说：“朱总理对发布会的要求，就是不愿意有官员参加。他更关心全国各地同步上市，不希望北京上市了，较远省市或农村却买不到，那有失公平。所以，这次有些地方，书是空运过去的，确保同步上市。”

　　然而，再怎样低调，再怎样静悄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上市，还是举国轰动。这一幕和2009年《朱镕基答记者问》问世时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次，征订通知发出后，起初各地书店报来的数字并不多，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几经考虑，觉得可以“搏一搏”，首印数便在市场报数的基础上扩大了两倍。结果，上市两天，蜂拥而来的订单比首印数还多出两倍。“我打个比方说，开始各地只要10多万册，我冒冒险，首印数放到25万册。然后，短短48个小时里，市场爆发出来的需求量竟然是70万册。还好当时多多少少是有心理准备的，在纸张、印厂等方面都留了一手。不然48小时内，我们怎么来得及加印？”迄今为止，《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销量已达到100多万册，有的媒体估计已经超过150万册。任超强调说：“最难得的是，这100多万册，基本没有团购的。一本59块钱的政治类图书，靠老百姓一本一本地去书店买，卖到了100多万册，这在图书市场上是非常罕见的，也是远远超出我们预计的。”

　　有了《朱镕基答记者问》在前，今年对《朱镕基讲话实录》的销量是否有了更乐观的估计？对这个问题，任超沉思了很久：“这两本书，我们并没有刻意规划谁先出，谁后出，只是根据书稿本身的成稿速度来推出。客观上，《朱镕基答记者问》的成功，确实为后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朱镕基讲话实录》，我只能推测，它会接近或超过《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销量，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书上市了，心愿了了，忙了6年的任超“想好好休息一下”。和记者谈了一会儿，就体力有点不支。这个中秋节，他哪儿也没去，一是好好养病，二是还要盯着书的销售情况，好随时调整。“当时《朱镕基答记者问》是单册，而现在《朱镕基讲话实录》是四卷，大规模加印时，难度更大，4本书的封面色彩、裁切都要一致，这就是很大的工作量。现在中秋假期，我们几个库房、几个印厂都没有休息，正在加班加点，往全国各地调货、发货。”

　　说到这里，任超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这4本书看上去比上本单册贵。《朱镕基答记者问》定价是59元，《朱镕基讲话实录》平装版是49元一卷，精装版是82元一卷，全套价格分别是196元和328元。但实际上，以平装版为例，为保证首次披露的272幅珍贵照片和30件总理手书影印件的质量，采用了双色印刷，平均每个印张的成本在2元左右，应该是标价60元才能挣钱。我们49元的定价算下来，每个印张1.5元，或许不会亏本，最多只有微利。我记得，上一本书，朱总理再三提的意见是，‘封面上的答记者问四个字要比我的名字大’。这一套书，朱总理再三提的意见是，‘一定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这句话，我们牢记在心。”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阮宏波说的那种“激情”。温和的鲁静、年轻的阮宏波、儒雅的任超，他们性情迥异，但谈到朱镕基这套书，他们几个人都散发出共同的光彩。也许，阮宏波的一段话，是对这种“激情”的最好诠释：“别的书，经常编完了就不想再看。朱镕基这本书，编的时候看了十几遍，可现在拿到书还想看。我的儿子才两岁，等他大一点，我一定要告诉他，去看《朱镕基讲话实录》。不是因为我参与编辑了，而是因为它值得！” 

朱镕基新书再现“铁腕宰相”风采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7日13:29 环球人物杂志

　　领导人的书不仅对历史研究有价值，也会成为他的政治遗产

　　新书再现“铁腕宰相”风采

　　本刊记者 肖莹

　　一套新书，在书店上架不到一天，封面和扉页便被翻得微微翘起；一辆上货小车，前几分钟还堆满成套新书，没一会儿就所剩无几了——对政治类书籍而言，类似的火爆销售场景并不常见，但《朱镕基讲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一上架就出现了抢购。

　　2011年9月9日晚7时许，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顾客熙熙攘攘。在“特别推荐”的展架前，读者正里一层外一层地站着，专心翻阅着手上的新《实录》。更有人在看到展示后，径直找到站在展架旁的工作人员：“麻烦您，帮我拿一套。”一位中年读者在展柜前拿着4册书，左翻翻、右翻翻，怎么都舍不得放下，似乎囊中羞涩，最后只得问工作人员：“这个书，可以单卖一册吗？”工作人员愣了一下神，答道：“倒是可以单卖，但这个书卖得太火了，库房里已经没有存货了，所以如果单卖，后期配齐可能会有困难……”

　　图书大厦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实录》是9月8日上架的，一天半时间，已卖出三四百套。据记者粗略统计，在30分钟内，有10余位顾客拿着《实录》在收款台前排队缴费。

　　买《实录》的人，年龄、身份各异。

　　在某建筑业央企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专程赶来购买《实录》的，一套留给自己，一套是替同事捎的。他说：“我一直就挺喜欢看政治类的书。两年前，我看过《朱镕基答记者问》，觉得非常过瘾，所以对这本书也格外期待，想在第一时间买回去看看。”

　　一对年轻情侣告诉记者，他们是因为一次新闻发布会，对朱镕基这个真性情的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看看书里“并非空话套话的发言”。男生还当即决定多买一套精装版，“送给父亲，他一定喜欢”。

　　一位带着六七岁儿子的母亲抱着一套书准备去收款台付款。她告诉记者：“是我先生和公公让我来买的。朱总理在清华经管学院当过老师，我先生也是经管学院毕业的，清华校庆时提起过这本书，我家先生就一直等着，公公是今早看到人民日报登的消息了，特意让我今天来买回去。”该女士还说，朱镕基在他们家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特别务实、为民着想的官。

　　据记者调查，《实录》在全国其他城市的销售情况也十分火爆。长沙的湖南图书城9月8日半天就销售了40多套，“购买者以中年人、白领居多”。而在济南的一家新华书店，《实录》的主要购买人群是政府工作人员、白领和老年退休人员。一位老人拿了一套书，喃喃自语地说：“这套书终于有了！”

　　就《实录》一书的热销情况，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他说：“在大多数民众的印象中，朱镕基是一个‘铁腕宰相’，相对严厉，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10余年里，成为了中国改革的主要设计者、参与者之一，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竹立家认为，朱镕基在任时改革涉及面很广，如两税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等，而这些改革突出的特点是“说到做到”——改革措施能够落到实处。这可能是很多人对朱镕基的言论、谈话感兴趣，以及这次新书销售火爆的主要原因。“好话人人会讲，好理念人人会提，关键看能不能落实，要看能否让老百姓真正参与到改革中来，成为改革和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据记者了解，当代领导人退休后出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些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钱其琛，以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刘华清等，陆续出版个人的专题日记、回忆录或其他著作。

　　竹立家认为，领导人出书，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历史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就是老百姓认可你，你为官清廉、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一定的口碑；其次，是国家认可你，你在国家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关头确实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政治家，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两点，他的书不仅对历史研究有价值，也会成为他的‘政治遗产’，被人们记住并流传下去。”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做官当如朱镕基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7日10:42 中国经济周刊

　　做官当如朱镕基

　　詹国枢(微博)

　　《朱镕基讲话实录》已经面市。书店内外，人潮如涌，新著上架，一抢而光！有购书者抚书轻呼“我们的总理”，有排队者高喊“前面走快点”。神州大地，今秋再掀“朱镕基热”。一个卸任已八年的前总理，为何如此深得民心，广受百姓爱戴？

　　生于1928年的朱镕基，20岁参加工作，30岁被打成“右派”，40岁在学校当教员，到了50岁，才在国家经委某局担任处长。按说，“知天命”之年才是小小一处长，政治生涯也就差不多了！谁知一遇改革开放，朱镕基便如鱼得水，似鲲鹏展翅，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很快就由副局、局长升至国家经委副主任，又由上海市长、市委书记调至中央，短短十余年间，已官至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正可谓：朱镕基遇上了好时代，这时代也遇到了朱镕基。

　　朱镕基做官，做得本色。本色者，直率坦诚，不虚伪，不矫情也。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数天后主持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秘书班子早已把讲话稿拟好，但朱镕基将稿子一推，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上万言即席讲话，激情澎湃，条分缕析，谈问题，谈原因，谈对策，谈要求，听得部长们屏心静气，心服口服。讲话毕，掌声轰然而起。

　　朱镕基做官，挺有魄力。他喜欢当面批评干部，而且言辞激烈，让你下不了台。然而，事情过后，他就不再计较，该提拔提拔，该重用重用。2001年初，朱镕基在一个全国会议上对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严词批评，事后张维庆致信表示诚恳接受。朱镕基回复道：“维庆同志，我身为总理，实不相称，平生得失，点滴自知。上次会上失态，并非对您，实为有感而发，然大失分寸，至今歉疚在心。知我谅我，希勿挂怀。自当引以为戒。”

　　朱镕基做官，非常务实。东三省破解“三角债”，国务院机构“大瘦身”，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几乎是办一件，成一件。他曾感慨：“我到国务院工作八个年头，深刻地感到，出个主意是非常容易的，定个政策也不是很难，但是要落实就难得很。要办一件事，不开八次、十次会议就没法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

　　朱镕基做官，目光敏锐。下面要想蒙他骗他，门儿也没有。他曾举一例：“不久前我到安徽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正因如此，他常常不打招呼，直接来到田间地头，察问民情，之后再询问当地官员，弄得那些弄虚作假者见了他就紧张得浑身发抖。

　　朱镕基做官，公正廉洁。他说：“我一到上海工作，就信奉两句话：‘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就是说，老百姓并不是服我有多大的本事，而是服我办事公正。‘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我行得正，坐得稳，我就敢于揭发你的歪风邪气。‘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明白，廉洁才能有威信，我在上海工作时一直信奉这个道理。”

　　朱镕基做官为何做得如此坦荡潇洒，踏实自信？除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外，还在于他心地无私、敢爱敢恨。当过多年右派在社会底层受过种种磨难历练的他，对个人荣辱得失早已看淡，这反倒使他做事更加大胆，更加没有顾虑。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虽只有一届，仅短短五年，但他大刀阔斧推进改革，求真务实，成效卓著，在百姓中口碑甚佳。值此《朱镕基讲话实录》发行之际，撰此短文，希望各级官员做官当如朱镕基，莫负民众殷殷期盼也。

　　詹国枢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朱镕基步入"高层"的伯乐

(2011-10-03 11:24:47)

1979年，朱镕基到国家经委工作，任燃动局处长。这个新任处长依然不改直言本色。经委党组负责人赞扬说：“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
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经委领导一致好评。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镕基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开始进入“高干”序列。

脱掉“右派”帽子
廊坊岁月可以说对朱镕基是一个磨练，而这段时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即告结束。
1977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科院的组建工作。次年，马洪担任副院长，并着手组建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马洪出任第一任所长。
工业经济研究所初创之时，人才奇缺。马洪回忆，“当时朱镕基在廊坊石油工厂里面，他向我提出想调换工作。我们在计委一起工作过，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很正直，意志很坚强，于是他就来到工经所。”
当时朱镕基被任命为研究室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干部。
1978年，对朱镕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1978年9月，中央决定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宣布为朱镕基等一批当年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会上，我当时在场，他很镇静，很严肃，不苟言笑。”马洪回忆说。
可以想象，当时的朱镕基应该是百感交集。从1958到1978，从30岁的小伙子到50岁知天命，“右派”两个字像一块巨石压了整整20年。如今，这块巨石终于被卸去了，但，20年的似水年华，已一去不复返！
马洪评价，工经所时期，朱镕基工作成绩出色，发表过一些文章。1978年，当时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主政中国时期，高层在经济计划设计上，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朱镕基对此即表示异议。
《亚洲周刊》曾记载，“马洪带着欣赏的口气说，朱‘很有水平，中国的官员如果都像他，国家大有希望’。”
朱镕基在工经所一共工作了约一年。可以肯定，这一年的经历，对他经济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极大。

经委岁月
1979年，朱镕基离开了社科院，转到国家经委工作。重新回到经济管理岗位上的朱镕基终于有了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当时，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央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曾有“国家计委制定经济计划，国家经委执行经济计划”的说法。
来到经委的朱镕基起初任燃动局处长。据一个在老经委工作的人讲述，这个新任处长依然不改变他的直言本色。
一次，经委召开全体干部大会，经委负责人首先讲话，主任、副主任讲完，会议主持人号召干部踊跃发言。一般来说这样的会议，都是司局级干部发言，处级干部多明哲保身，一言不发，而坐在后排的新任处长朱镕基硬是早早地抢先站起来“放了一炮”。回忆人形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有回忆者说，朱镕基的发言，分析中肯，见解独到，言之有理，在会场引起一阵骚动，并立即引起经委高层领导张劲夫、吕东、袁宝华等人的关注。
经委党组负责人会后曾赞扬说：“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
不久，朱镕基即被任命为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嗣后又被任命为技术改造局局长。“是金子总要发光”，当事人回忆，在当时的国家经委，朱镕基和赵维臣很快被上上下下视为“最干练”的两名局级干部。
赵维臣后来任经委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赵是副主任。后来赵担负起组建中国联通的重任，成为联通公司第一任董事长。熟悉赵的人说，赵的脾气不比朱镕基小。
经委时期的朱镕基特别看不惯走形式、花架子、不懂实际、没有知识的官员。他要反对什么，他会提出；他知道什么情况，而下属该知道却不知道，他就非常不高兴，就会提出批评。

步入“高层”
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经委领导一致好评。1983年，朱镕基出任经委委员、副主任(副部级)。
此时朱镕基已经是55岁了。据李锐回忆，“我是1982年去中组部的，他(指朱镕基)是1983年当副主任的。我来中组部后的任务，是按中央要求搞干部‘四化’。而以他的年龄，是不可能纳入后备干部的。”
李锐说，当时考察1000个人，年龄标准是40多岁，朱镕基肯定不能说是年轻干部。那么他的升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经委领导层赏识他，积极推荐他。
《侨报》曾发表文章说，“当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组织部申报，准备提拔朱镕基为经委副主任时，却再次遭遇小小麻烦。中组部一开始不予批准，理由很简单：无论如何，朱曾经是个‘右派’，让‘右派’担任副部级干部，在中共干部提拔历史上尚无先例。当时的经委党组‘不屈不挠’，坚持说明情况，坚持继续申报。于是，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朱开始进入‘高干’序列。”
一位熟悉中共组织工作的同志介绍，朱镕基是不是第一个出任部级干部的前“右派”不能肯定，但他肯定是55万“右派”中最早出任部级干部的人之一。
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如果55岁的朱镕基还不能进入高层，再过几年，那么无论他有天大的本领也只能长叹一声“时运不济”，而由于党内正直人士和坚持原则的同志的努力，朱镕基能够升任副主任，从而进入更高领导人的视野。
出任副主任的朱镕基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要处理至少5封群众来信，对下属要求甚严格，但他有一个优点：只批评人，绝不整人。
据原经委工作人士介绍，在朱镕基担任经委副主任期间，有位处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说朱镕基要对某项工作失误负责。朱镕基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他。但谁也没有料到，不久后，这位干部被朱镕基提拔为某局副局长。朱镕基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任，而且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实，但他是从工作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朱镕基的这种性格到底是好还是坏，应该怎么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我觉得这是双刃剑，当他还是副主任，甚至是上海市长的时候，还可能有人敢当面批评他，甚至打他报告。但他出任副总理或者总理后，他就很难接触到这些年轻干部，而他接触的多是只比他级别稍低的干部。我们知道，干部越是到高级，越是谨慎。那么，还有谁会敢于向他提出批评呢？”
但无论如何，朱镕基在经委的经历对他熟悉中国经济运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时朱镕基对企业运作非常熟悉，据了解，他曾经对企业积压问题很重视，为提高企业效益，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思路。熟悉他的人说，他在经委工作非常细致，而且对当时已经出现的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提出过严厉批评。

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朱镕基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朱镕基的照片，照片上的朱镕基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朱镕基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
“当时《人民日报》发谁的照片，用什么规格，要求很严。以朱镕基的职务，就只能发一张一寸相片。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朱镕基第一次以政府主管经济的负责人的身份，向公众陈述他的思想。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篇采访的珍贵。”当时采访朱镕基的记者、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说。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朱镕基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朱镕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在这篇专访中，朱镕基对当时的经济波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效益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问题所在。“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在当时就已经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思想。据我记忆，这是高层领导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不仅超前，而且很超前。”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朱镕基：“我没有理由沉默下去”

作者：韩志国     2012-01-12　　来源：香港镜报 2012.1.10　

 　　香港《镜报》报道：朱镕基表示，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阻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说他们是反对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不为过的。

　　朱镕基：出书意在迎击反改革集团

　　退休九年、保持沉默的中共前总理朱镕基，九月高调出书，曾引发各种揣测。香港镜报披露朱镕基的私下谈话，显示朱镕基这次现身，是深思熟虑，意在迎击中共内部“告别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

　　最新一期香港镜报月刊载文指出，朱镕基私下表示，他退休后是“打定主意不讲、不干打扰人家工作的话和事的”，“但我还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实在是出于无奈，同时也是出于忧国忧民的心境。”

　　朱镕基的忧虑，就是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他指出，一些人提出否定改革开放，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障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朱镕基强调，在相当一部官员中，“告别改革”、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说他们是一群反对继续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不为过的。这是当前政治的一个大危险，也是将来中共十八大产生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朱镕基说：“面对这个危险，我没有理由沉默下去。”

　　朱镕基说政治体制改革，他在位时因难度太大没有搞起来，这对后来的改革发展影响很大，留下了陷阱和障碍，造成了更大的麻烦和后遗症。“腐败泛滥、贫富分化、相当多的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失去民心、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等等，都与此有关。”

　　朱镕基认为：“现在看这一个教训：风险高、难度很大的改革，往往也是价值很高、意义很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敢动，造成的不利后果比搞这种改革带来的风险还要大。”

　　他强调，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够、成就不大，也是事实。“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份责任。当时我是看得清楚这一点的，但是我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这一切，我要趁著自己头脑清醒出版我的所有讲话，用我的这些从政记录真实展示我的从政得失，为后来者提个醒，记取经验教训。”■（原文章标题 朱镕基：“面对这个危险，我没有理由沉默下去。”）

前国家副总理曾培炎出书谈当年人员如何分流

2014年09月16日14:09  新京报 
原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

　　新京报快讯(首席记者 关庆丰) 新京报记者今日从人民出版社获悉，经中央批准，《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上、中、下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据编者介绍，本书真实记录了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该书收录了曾培炎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副主任、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电子部、机电部副部长等职务期间，有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重大问题的讲话、报告、文章、信件等文稿422篇，以及有关照片和批语、书信、文件等影印件151件。

　　这些文稿按经济理论、战略规划、宏观调控、结构调整、改善民生、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产业发展、资源环境、重大项目等10个方面分类编辑。

　　编者介绍，该书从启动到正式面世发行，历经长达6年的时间。2008年成立由中财办、中央政研室、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文稿编辑整理小组，其间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以及书稿送审和编校等诸多环节。

　　该书编者说，从文稿编辑组最初收集的文稿1000余篇、近400万字，到最终成书收录的文稿422篇、约140万字，文稿编辑组按照曾培炎本人的意见，对收集来的大量文稿进行了很细的梳理、分类和删节。文稿内容基本保持原貌。

　　书摘：

　　1、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后的人员分流问题

　　背景：1998年，国务院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大批公务员“分流”。1998年6月24日，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曾培炎，在国家计委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发表讲话。

　　原文：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6月19日，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国务院机构改革再次进行动员。目前，机构改革已进入实施阶段，即将开始人员的定岗分流。我们要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确保机构改革顺利完成。

　　……

　　精兵简政是这次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三定”方案将我委机关的行政编制由原来的1119人(含物资储备局)减少为590人，减少47.3%。内设机构由原来的24个职能司局(不含审计、监察、机关党委、老干部局)和6个办公室(三线办、国民经济动员办、核电办、稀土办、农资办、煤代油办)压缩为19个，减少了20.8%。相对于计委要承担的繁重任务来讲，精简的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

　　分流人员安排的途径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对分流的年轻公务员进行定向培训。对一部分分流人员进行会计、审计、工商管理、经济管理、法律、金融、税务、外语等专业培训，经考核合格的，充实到金融、工商企业，财税、政法系统，市场管理等执法机构，文化、教育单位，以及一些中介组织。对45岁以下具有大专、本科学历的公务员进行本科、研究生学历教育。做到谁有这方面的基础，谁想学什么，就创造条件尽可能让他学什么。参加定向培训的分流人员，学习费用由国家财政统一安排，学习期间享受在职时的工资福利待遇，工龄连续计算，培训结束后，由行政关系所在单位负责推荐安排工作，或者自愿到人才市场参与竞争。今后3年内，委机关所有职位空缺时，优先从这次经过定向培训、符合职位要求的分流人员中选用。

　　二是选派到委属或委外企事业单位工作。我们要利用现有条件，使人才得到储备和更好地发挥作用。现在委属一些企事业单位需要充实骨干力量，委属单位对分流去的机关干部，要热情欢迎，积极安排，合理任用。有的分流人员要推荐到地方工作。分流到基层机关和执法监督机构的人员，保留原职级待遇；分流到企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的人员，享受原政治待遇，在调整到新岗位之前，工资福利以及其他待遇不变。

　　三是严格执行退休制度。达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及时办理离退休手续。2000年底前达到离退休年龄的，本人自愿，允许提前离岗。工作年限满30年的，或男同志年满55周岁、女同志年满50周岁，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本人提出要求，可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接近离退休年龄提前离岗的干部，享受在职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待达到离退休年龄时，再办理离退休手续。对办理或将要办理离退休手续的同志，要充分肯定他们的成绩，关心他们的生活。委属各单位也要进一步严格离退休制度，到离退休年龄的，一律办理离退休手续，为安排机关分流人员创造条件。

　　四是鼓励分流人员自谋职业，领办、创办企业和公益性事业，或到其他所有制单位工作。在1998年6月至1999年6月期间，辞去公职自谋职业的司局级以下工作人员(不含司局级)，一次性发给相当于本人3年基本工资的退职金；已分配的住房不予收回，涉及的有关问题，在以后国家机关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时，按统一规定办理。

　　2、“对计委的感情将始终如一”

　　背景：200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2003年3月14日，曾培炎卸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前，在主任办公会上发表讲话。(2003年3月起，曾培炎任国务院副总理。)

　　原文：

　　对我个人来讲，在国家计委10年多，但这5年感到特别充实，可以说是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和值得回味的5年。

　　……

　　1998年机构改革时的情形，大家一定还记忆犹新。当时，社会上对计委的工作，特别是计委的工作作风议论较多。一些同志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波动，对计委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产生了一些疑惑。为履行好计委新的职能，树立新的形象，开拓新的局面，党组先后围绕推进“三个转变”、开展“三讲”教育和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思想建设工作为干部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

　　光阴似箭，5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回顾与大家共同相处的日子，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虽然一部分同志的工作将发生一些变动，但是我相信，对计委的感情都将始终如一。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牵挂这里的同事，留恋共同走过的岁月，铭记在工作中结下的深厚情谊，也会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关注和支持大家的工作。

　　3、“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问题，最终还得由地方政府来解决”

　　背景：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提出八条抑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措施，业内称“国八条”。当年4月，曾培炎在国务院召开的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及房价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原文：

　　前几年，部分城市盲目大拆大建，形成大量被动性住房需求，至今尚未消化。有的地方还在搞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为地扩大房地产市场需求。一些地方从土地收益中筹集大量城市建设资金，抬高了土地和房地产价格。

　　……

　　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问题，留下的烂摊子和包袱，最终还得由地方政府来解决。省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房地产工作负总责，层层落实市(地)、县人民政府的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抓深抓实，其他领导要积极配合。同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度，对因房价上涨过快而影响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地方，要追究当地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