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所有禁播mv名字:在蜗居，快餐和拥堵中迷失的现代化

我们一直孜孜以求地追求现代化，然而现代化也在无形中为我们埋下了一道道陷阱。先锋导演张广天最近谈到此问题时就称：“庭院、梅树、青灯照壁，恐怕要比电灯、冰箱、互联网现代得多。前者可以说是现代化，而后者只不过是西方化，顶多叫做科技化。在现代化里加一点科技化未尝不可；而把科技化说成是现代化，就十分可笑。”

科技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如果说现代化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应该是一种摆脱了落后的生活，一种不再被异化的生活。植桑种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暇执卷，儿女绕膝，跟熙来攘往的城市生活相比，哪一点不现代了？如果自己贬低了自己的生活，又如何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详细]

什么才是现代化，我们究竟想要怎样的现代化？这真是个值得我们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

1950年代：为了现代化，我们大炼钢铁

曾几何时，钢铁产量被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和强大的标志。那时，综合国力这个词还没有诞生。于是，钢铁产量的“跃进再跃进”便成了大跃进的核心内容。为了在15年、7年、3年甚至两年内赶超英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上下亿万群众不分昼夜的大干苦干下，钢铁产量艰难而又迅速地攀爬上去了，损失却也是惨重的……

钢铁产量翻番

1956年，毛泽东提出赶超战略时，对于赶超目标的提法是：“我国今年有了 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这时毛泽东已经表露出以钢为纲搞经济建设的思想。中国正式把这一目标公布于世时，提法较为全面一些。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15年后，我们“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强调了重工业和钢铁。

此后，在各种指标直线上升时，农业方面产生了“以粮为纲”的提法，工业方面也淡化了其他工业指标，着重于钢铁指标及其产量的提高。八大确定的1962年钢产量为1050至1200万吨，1957年我国实际产钢535万吨。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 15年赶超英国时，说5年后(1962年)我国钢铁产量可达1000万吨到1500万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将1958年的钢铁指标定为624万吨(第一本帐)和700万吨(第二本帐)；5月八大二次会议确定1962年我国钢产量要达到2500和3000万吨；6月中旬，冶金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的指标；6月17日，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作《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中估计，1958年钢产量能到1000万吨。19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一点吧，(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6月21日，冶金部党组报告《产钢计划》中说：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将可能争取达到8000万吨。

一方面出于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原料的考虑，一方面出于以农业促工业的考虑，毛泽东首先在农村掀起了大跃进。当1958年农业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农村粮食丰产已成定局，而严重的浮夸数字的确迷惑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对大跃进注意的重心转向了工业，简单地说，转向了钢铁。1958年 6月22日，毛

泽东在薄一波《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上指示说：“超过英国……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10月 2日，毛泽东在接见东欧六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世界上就有这么蠢的人，像我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今年我们才知道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其他东西都可以跟上来。

在这些不断上升的指标中，要求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直接导致了大炼钢铁运动。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1980年在他的《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回顾说：

“1958年6、7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问题解决了，你们工业怎么办?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把1957年提出的赶上英国的最高年产量2200万吨的口号具体化。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很对! 就按照这个办。于是就把这个口号拿出来了。”“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极力主张(钢铁)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1070’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1070’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

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钢铁元帅升帐

1958年 8月17日到30日的北戴河会议，基于农业战线严重浮夸的虚报数字，中共中央吹响了向钢铁高指标冲锋的号角。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社论。社论指出：“1958年的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

“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 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虽然6月即已提出钢铁产量翻番的问题，但直到8月底，全国钢铁产量也不过 400万吨，时间还剩下四个月，但要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却还有700万吨的任务要完成，

这当然是非常艰巨的。毛泽东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表达此时的境况。夕阳西下，路途漫长，便只有匆匆前行一个选择。

早在8月8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号召一年之内要建成中小转炉 200座以增加年产1000万吨钢的能力；建成13000座小高炉以增加年产 2000万吨铁的能力。各省、市、自治区，从专区到县、镇，从公社到大队，组织人力、物力、畜力，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抢建高炉、转炉。为了加速进行钢铁生产，北戴河会议后，中央还连续召

开了四次电话会议。在9月4日电话会议上，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110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 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25日的电话会议要求，今后每天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日运输3500车。并计划在9月29日放钢铁“卫星”，争取全国日产万吨铁的省10个，千吨铁的县40—50个，以迎接国庆，鼓舞士气。为实现钢铁指标，号召大搞小、土、群(即小型企业、土办法和群众运动)。为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在安排生产计划的时候，允许挤掉其他一些东西。在组织上，要求从省、地、

县到乡，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现场指挥，还要制定每月、每周、每天的钢铁生产计划、煤炭生产计划和交通运输计划，并把执行的结果报告中央。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紧紧抓住钢铁生产》、《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两篇社论，指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其他部门要“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

“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大炼钢铁运动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乘着农业大跃进的高涨势头，几千万人一哄而上，砍树挖煤，找矿炼铁，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7月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仅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

9月底，再增至5千万人；10月间，到了6千万人；1958年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男女老幼已达9千万人。

7月间，全国农村城镇新建炼铁用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为3万多座，8月到17万多座，9月增至60万座，10月更猛增到数百万座。河南省9月上旬，“每天平均只产铁780吨，而9月15日的日产量就跳到 18693吨，”

“河南省创造这个奇迹的主要经验，就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个有 160万人参加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

河北省武安县则组织了12万人的钢铁大军。

9 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河南、湖南、贵州等省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昼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记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丰收等等。”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卫星”齐上天，

跃进再跃进》的社论，宣布9月29日“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 。”社论还说：“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会有这么多的‘卫星’上天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贯彻执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执行了工业和农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在进入10月份之后，要巩固‘卫星’成果，实现更大的跃进，除了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群众运动是我们办一切事业的法宝，丢掉这个法宝，我们就一事无成。”而且提出：“10月份的钢铁大战开始了。这是关键性的一战。如果10月份钢铁生产计划完成了，那末，完成全年钢产加番的计划就能稳操胜券。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9月份打下的基础，有了这么鼓舞人心的‘卫星’出现，让我们高举胜利的红旗，用更快的速度前进吧!”

10月7日至9日，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会，介绍天津新兴钢厂土法炼钢的基本措施和操作经验，以推广土法炼钢。11日，冶金工业部在河南商城县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议，通过现场参观和实习操作，统一思想认识，推广土法炼钢，从此全国掀起土法炼钢的高潮。

对于大炼钢铁运动的情况，请看《北京周报》1958年第34期的报道。报道说：“为了响应政府全国努力推动钢铁生产的号召，我们也在自己的院子里开始炼钢。每人贡献一臂之力。没多久，有些人带来断钢笔、锅和壶，有人贡献出回砖和石灰石，还有些人上交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时间而言，一座中国式的高炉的建成并投入生

产，用一天时间就够了。在我们的炉子投入使用之前，我们这伙人中只有一位年轻人掌握一些技术和知识，参观过几个转炉。第一次我用坩埚型炉炼没有成功，但我们用我们的高炉冶炼却成功了。”

下面是农村炼钢的情景：

大炼钢铁是个总纲，具体炼法上却各有不同。比如小高炉，大都是先做一个直径大约20厘米、高40厘米的试管形坩埚，装一层焦煤，装一层生铁碎块，直至装满。焦煤紧缺时只好用煤末代替，不过，点火后浓烟滚滚，这样参观时也就更加壮观。到处烟火点点，浓烟滚滚，因此一位著名画家将大炼钢铁的盛况描绘为“孙悟空又过火焰山”。

生铁来自于社员家中的生铁制品，如铁锅、炉子、生铁盆以及部分生产队的小车架等。搜罗到生铁后，派专人用锤子砸碎，以供小高炉使用。所谓小高炉，就是在地上挖几条沟，填上木料、煤炭，再把装好的坩埚堆起来，用泥封好。这是技术活，因为做不好小高炉，钢就烧不好。还需要通风口，这样才能烧得好，烧得匀。当然，其实烧得好与坏都一样，结果都是在小高炉熄火后用脚一蹬完事，所以当时人们称小高炉为“一脚蹬”。蹬倒后的生铁、煤炭、泥土混合物，稍稍冷却后用小车推走。当时指挥员和检查团都不检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只看报表，当时叫报捷。

…… ……

所谓“炒钢”，就是用土坯垒一个水缸形的炉子，结构和现在的煤炉相似，炉体开一个鼓风口，鼓风机是一个特制的大风箱，需要十几个人换班拉动。炉子的上口封死，火只能向下冒。燃料是三四十公分的圆木段，一次装填十几块。点火后，七八个青年竭力拉动大风箱时，兰白色的火焰便直射碎生铁块，有人还不断搅动，直至烧到沸粥样。生铁块一次可填一碗多。这样的一个炒炉，每天耗费大量木材，开始先用公社的树木，后来便挨家挨户搜罗。……

一些西方新闻媒介也记录和介绍了当时我国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的空前“盛况”。

一位曾到过云南的英国旅游者报道：

我们穿过稻田来到另一个村庄，这里已草草建成 4个奇形怪状的土制鼓风炉，到处是热烈沸腾、狂呼喧叫的场面。人们有的用筐抬矿石，有的给炉子添火，有的驱赶着牛车，有的倾倒白色热金属的大锅，有的来回晃动观察炉子，有的用手推车运原料——不过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和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

在城市，几乎所有单位都在自己的后院建起了小高炉，人们把能寻找得到的所有废钢烂铁，甚至尚在使用的金属用具，像取暖的生铁炉、火钩等等，全都投进了土高炉；在农村，除了必要的生产工具，大部分铁器也没有逃脱回炉的命运。尤其是在那些大办公共食堂的地方，农民们把自己做饭用的铁锅也砸破，作为大炼钢铁的原料，当然这当中有许多是被迫的。至于炼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自信就是钢铁，虽然里面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很多并不是钢铁的东西。在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中，工人们响应“打破常规”的号召，废除了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与此同时，全国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交通、电力、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称之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甚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也都要放高产“卫星”，都要大跃进。例如，毛泽东指示：“搞点民歌好不好 ?”“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于是，我们也收集到或者写出了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民歌。比如著名的诗人何其芳在对河南进行了考察旅行后，也仿照“毛主席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哪怕住在深山里也看得见它们的光亮”(按英文译出)，写了一首诗。他写道：“天上星星多又多，金星是最亮的一颗；悠悠过去诗人多，李白、杜甫好诗多；而今好诗何人作? 千百万的劳动人民。”(按英文译出)

一青年农民响应上级“行行出状元”的号召，开始了诗歌创作。也是在上级的推荐下，他发表了好几首诗歌。于是这位青年农民被冠之以“农民诗人”的头衔。

这一天，“农民诗人”又诗兴大发，“小麦卫星上了天 !”，他抑扬顿挫地吟唱起自己业已发表且受到表扬的诗歌，“这头没(mò)了人，那头顶着天!”

“你也太夸张了吧?谁家的麦子顶着天?不怕吹掉了下巴骨 ?”“诗人”的朋友提出异议。

“你懂什么! 我描写的小麦其实才一尺高，关键是‘位置’你没弄清楚，明白了吗?告诉你吧，我是趴在麦田里的!”

为了实现各行各业大跃进，不得不大量招收工人。国家职工人数由1957年的2451万人猛增到4532万人，增加了 85%。这样，国家就不得不增加工资总额和各种供应，国家负担大幅度加重。

经过全国人民三个多月的昼夜奋战，12月19日，中共中央终于能够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但其中有 300万吨钢是土钢，根本不能使用，合格的钢产量只有800万吨。

1959年的持续跃进。

1959年的钢铁产量指标仍然是脱离实际的。

1958年底到翌年上半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但仍然建立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之上。1958年11月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1959年的钢铁指标从原定的2700万吨降到1800万吨(第一本帐)和2200万吨(第二本帐)。11月到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钢铁指标虽然大幅度下降了，但相对于我国的国力，还是太高了。尤其是八届六中全会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是“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还认为找到了“工业发展以钢为纲的道路”。

新年伊始，工业方面就强调“1800万吨钢是一条纲”，狠抓钢铁生产。但是，一方面指标本身过高，一方面1958年片面“以钢为纲”已经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业已经后劲不足，所以1959年的钢铁生产步履维艰。中央书记处于 4月17日发出党内通信，说：“进入4月份以来的钢铁生产情况依然十分不好。……4月份……时间已经过去一半，而计划只完成三分之一。一个多月以来的钢铁生产日报表，和刻了板一样，3 万吨的水平稳如泰山，喊了好久，总是上不去，日报表令人越看越不舒服”。钢铁生产虽然尽了全力，上半年也仅530万吨，离半年900万吨的计划指标相距甚远。第二季度虽然组织“钢铁战役”，突击生产，也无济于事。陈云在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接受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于 4月间提出将1959年钢铁产量由1800万吨降到1300万吨的意见。9 月13日，中央常委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决定降低当年钢铁产量指标为1300万吨。

但是，庐山会议错误地展开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中共中央于8月7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发出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必须抓紧8、9两个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并说：“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随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批判右倾思想运动。

《人民日报》发表诸如《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之类的文章，说上半年经济发展的上升、下降、再上升，是右倾思想作怪和批判右倾思想的结果。不但不承认国民经济有比例失调现象，而且“鼓干劲，继续跃进”，具体工作上也停止纠左，转而反右。这样，虽然庐山会议将钢产量指标再次调低到1200万吨，设想“在 10年左右的时间内(

从1958年算起)，实现在‘15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但仍然存在通过反右倾，鼓干劲，把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搞上去的想法。10月全国工业生产会议要求保证生产1300万吨钢，基建项目也大大增加，职工人数又有所增长。

经过反右倾、拚投备、拚劳力、拚资源的蛮干，1959年实际生产钢1387万吨，煤3.69亿吨，因此认为实现了全面大跃进，却对这种盲目蛮干产生的极为严重的后果视而不见。“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大炼钢铁运动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中国进入3年困难时期。

1990年代：为了现代化，我们一切“惟GDP”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别了，GDP崇拜

在过去多年里，建筑业为GDP的持续上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宁波一家民企内的工人。民营企业、个体经营户等对宁波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2010 年5 月8 日，宁波奉化滕头村的农民别墅。摄影 新华 王定昶

别了，GDP崇拜

2月中旬，从邻国日本传来消息：中国GDP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然而，在刚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公布的“十二五”经济增速目标悄然调低至个位数。

此前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30年前，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开始将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GDP一时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快慢的“硬指标”，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硬指标”的时候，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发生。

人们在重新思考一个常识问题：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

早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就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温家宝总理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

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已经到了付诸实践的阶段。“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治导向的轮廓正在不断清晰，而它如何通过全国“两会”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走到尽头的“唯GDP”

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唯GDP也是万万不行的

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日本内阁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2010年度日本名义GDP总值为54742亿美元，这一数字较中国同期少4044亿美元。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均在数据发布后迅速发声：持续数十年日本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历史已被终结，新兴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过经济逐步萎缩的日本，仅仅是时间问题。然而由于中日特殊的历史关系与现状，这仍然引发了巨大的波澜。甚至有人撰文考据称，历史上中国的GDP曾经三超日本，分别是直至清末漫长的封建社会、二战刚刚结束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

事实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来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它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在经过1968年与1993年的两次修订之后，SNA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对GDP赞誉有加：“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连曾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也说，是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

然而从GDP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似乎难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争议就从未停止，20世纪另外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在来到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说。

GDP的光荣与梦想

与其他重要经济模式一样，1949年之后的中国最早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脱胎于前苏联，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这一体系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MPS与西方国家通行的SNA相比的主要区别，是SNA将服务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等同看待，而MPS仅核算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

但是MPS在中国的推行也并不顺利，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曾专业于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多年，他回忆称，在MPS的平衡表编制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恰逢大跃进时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受到了批判，并以过分繁琐为由停止了多数平衡表的编制。”而在随后的文革十年中，“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工作人员被下放，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已经完全陷入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199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细心的人会发现，GDP在中国的地位确立几乎与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同步。在1991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中国GDP达到了74462.6亿元。在经济危机的短暂回调之后，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接下来八年中，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则开始以十万亿元为单位实现连级跳，到了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GDP已经逼近40万亿元，到达了以往难以想象的高峰之上。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早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有不少人笑称，“GDP是个水货”，因为已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怪现象：地方公布的GDP总和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以去年为例，全国31省市GDP加总之和为43.0038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GDP为39.7983亿元，高达3.2亿元的差距占全国GDP数值的比重8.05%。

在扭曲的数据之下，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甚至曾经极端地建议，“由于统计科学性和地方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应该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统计”。但是看起来，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全国“两会”前确认，“十二五”规划中依然有关于GDP增速的硬性要求，正因如此，大部分专家均认为地方很难不提GDP指标，“如果地方都说不要求GDP，那么中央目标怎么实现？”

肯尼迪的疑问

很多学经济学的学生大概都还记得，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因为曼昆的大名，这段话广为人知，经济学家梁小民正是它的译者，也是最早把曼昆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在他看来，GDP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论界的一大进步，“因为马克思是反对把服务业算入经济总量的”。梁小民坚持认为，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这样的反省也已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在官方热推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概念之下，更多官员开始敢于公开批评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许宪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为《GDP：作用与局限》，文中称“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理由列举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等等。文章一出，即刻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向的各种揣测，但许宪春迅速通过官方媒体做出了回应，称媒体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再次引用了萨缪尔森将GDP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话语，又强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更科学的指标能够取代它”。

隔着时空，许宪春也许是曼昆的追随者。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话语的后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样精彩的回答：“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梁小民也同意这一观点：“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的”。

谁能取代GDP

回溯几年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概念曾红极一时，却迟迟未能进入操作层面，几乎已被确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比如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

谁能取代GDP，这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老话题。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阿玛蒂亚·森正是HDI编制者之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联合国发布第二十个报告，中国在169个国家的HDI排名中仅名列第89位，这一年的报告首席撰稿人库鲁格曼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教育的改善”。

作为当前世界几乎唯一一个抛弃了GDP模式的国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这个小国甚至有一个“不丹全民幸福快乐委员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将“幸福社会”的模式分成4个支柱、9个区域和72项指标，每隔两年会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重新做一次评估。

以不丹反观中国，当“幸福”成为今年地方两会的热词，已经有委员大胆提出应以“幸福指数”取代GDP之时，它的热度会持续至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之上吗？甚至，更为大胆的揣测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幸福部”或者“幸福委员会”吗？★

幸福美丽——GDP转型的宁波样本

“十二五”期间，宁波将围绕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民生、民意指数权重必然增加

本刊记者/赵杰 (发自宁波)

早春的东海之滨，集装箱已上船，万吨巨轮开始缓缓起航，背后是繁忙的北仑港码头，如山的货箱，还有如梭的运货车??一个好消息经海风传来：去年北仑港的东家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第一。

听到这个消息，宁波人李冉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他依旧安静品茗、听戏。这位来自事业单位的主管似乎和百余年前他的老乡陈鱼门性格喜好相仿：渔港船帆忙碌进出时，陈喝着茶，琢磨出了108张代表航海业各种特点的牌，并用宁波话名之以“麻雀”(音同麻将)。

麻雀环绕家门不远飞。陈鱼门以麻将安慰或提醒船员，家门不远，行海千里不忘家。

李冉对宁波“十二五”规划中的几个关键词情有独钟：幸福美丽、智慧、生活品质。“这些词更符合宁波人务实顾家、注重生活的个性”。

从“幸福美丽”说起

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一度厌烦官场辞职归乡，以毕生精力将自己爱好藏书的兴趣发挥到极致，留下了名扬天下的藏书楼“天一阁”。

经其后人打造的家园恬淡美丽，成为江南园林艺术的缩影。李冉对前人范钦率性而生、淡然而居的理念颇为赞叹。

但是，在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以电光石火般的速度发展数十年后，“幸福”似成雾中花难以琢磨。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和网民互动时，“幸福”更成为热词。

两个月前，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网民互动时，对幸福一词下过定义：所谓幸福，就是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发展生产和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

“幸福美丽”出现在宁波“十二五”规划首页目录当中，对象是新农村。当然，不仅仅是农村。规划提出，要加快构筑现代都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其中重要内容既包括建设“幸福美丽”新农村，也包括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

自2007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且于2009年独夺该奖金奖的宁波，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定位幸福。根据该市资料，同样是连续三年，宁波城市综合竞争力均跻身全国十强，下辖县(市)全部进入百强县行列。

“‘十二五’期间宁波促进社会进步有自身优势”，主笔该市“十二五”规划的刘兴景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老百姓要幸福，就需要社会进一步走向公平、公正；政府更加透明，服务意识更强。而在社会进步方面，宁波具有较好的物质基础，更有条件进一步提升底层群众生活水平。

根据2007年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排名情况，宁波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预算收入分居第五位和第四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居第三和第一，外贸进出口(自营)总额第三。

根据该市资料，去年，其城乡差距为2.1：1，小于其所在浙江省2.3:1的比例，更远小于同年全国3.3:1的数据。而浙江省以上述数字成为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

“智慧”转型

去年5月15日，世博会首场主题论坛“‘信息化与城市发展’主题论坛”选址宁波，这场旨在探讨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论坛刚一闭幕，打造“智慧城市”战略即被宁波市委、市政府提上日程。

“会议结束后，市里就开始成立专项小组进行调研。”宁波市信产局综合规划处处长顾德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产局局长吴胜武亲自牵头主编《智慧城市 技术推动和谐》一书，提出智慧城市理念包含公共服务管理、交通管理、突发事件管理和城市管理四个智慧系统。吴胜武认为，构建这些系统是治理“城市病”的内在需求。一方面可推进新兴产业的勃兴；一方面可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效能。
加快构建智慧城市同样被写入宁波“十二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推进十大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包括智慧公共服务、健康保障、交通等五大应用系统建设和智慧社会管理应用体系建设等。

宜高(中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人事行政总监傅伟群感受到了城市变化，“市、区政府给我越来越多的是服务而不是要求”。傅伟群此前加入了由宁波市人事局和鄞州区人事局发起的网上聊天群，“人事局会经常发放一些信息给我们企业”，包括培训、人才市场、人才福利等多方面内容。
她刚刚获得通知，下个月其所在公司高管将参加由宁波市经贸干部培训中心举办的“工业产品设计与品牌战略高研班”，“本期培训费、资料费、证书费、中餐全免”。
傅伟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免费的培训和午餐很多，“都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并且培训内容都很实在”。另外，免费的活动还有人才市场招聘会。
类似培训项目成为宁波“十二五”规划中的十大重点人才工程之一。根据规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和紧缺专门人才培训等，在今后五年间或将更多出现在政府服务活动中。
当然，顾德道也坦言，这一切距离真正的智慧城市差距尚大，“或者说一切刚刚开始”。刘兴景则认为，宁波转型包含着港口、城市、产业、社会等全方位的转型。就社会转型而言，应“尽快完善社会管理”。

“唯GDP？早已过时！”

当宁波市发改委处长李献增激动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市荣膺2010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排行榜首位的消息时，该市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安平在思考如何通过更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推动“十二五”宁波新发展。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关于GDP考核的问题时，陈安平一挥手说：“唯GDP？早已过时了！”

曾经学过管理的陈安平早在1995年任职乡镇“一把手”时就提出要推进“科学管理”，从党建，到经济、社会和行政实施全面系统的管理，并打破传统单一的管理模式。

如今，他仍旧一再强化党员干部的科学管理意识，认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机构设置，实现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建立完善目标责任体系和干部实绩考核体系，强化行政问责。

陈安平提出科学管理理念十年后，就亲历了宁波市委组织部课题组关于政绩考核体系的研究。该课题组最终形成《以“两观”为指导构建政绩考核体系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其中提出“唯经济增长论英雄”的考核指标实际上成为唯GDP增长论，忽视了社会、自然、区域以及不同群体协调发展，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随之显现。

《报告》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政党甚至一个地区而言，有怎样的发展观，就有怎样的政绩观。“要真正实现其发展战略及目标，关键要有一套与之配套、科学有效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做保证”。

现在的考核体系更显多元和复杂。目前，在宁波乡镇领导班子已全面实施的职位说明书需涵盖职位内容、任期要求、工具设计等等。该说明书由市委组织部统一给出并予以考核。

据悉，根据新考核标准，已有数名部门、地方相关负责人被调整职务。该市鄞州区在2009年乡镇、区级机关部门届中考察中，一次性将11名考核基本称职者改任非领导职务。

“‘十二五’我们会围绕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民生、民意指数权重必然会增加。”陈安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十二五”开局，宁波市委组织部在近期连续出台新的政绩考核办法。今年2月，出台《突出科学发展导向 创新政绩考核办法》(下称“办法”)，其中要求进一步扩大社会参与面，从各方面评判干部政绩。并提出考核指标的设置坚持质量与数量统一，速度与效益并重，“弱化片面追求GDP指标，引入环保、政府负债、发展服务业和社会保障等指标”。

就考核体系的构建，浙江省委发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符合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较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

其实，告别“唯GDP论”已成全国上下一致共识。据悉，全国范围内新的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也在酝酿生成中。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牵头的“构建民生指数”课题组，从去年底开始，正在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

该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绍杰介绍说，民生指数的构建，是为了实现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评价、引导各级政府围绕改进人民福祉开展工作。

1月26日，作为重庆“十大民生工程”之一，新增的首批50 个交巡警平台在重庆市14 个区正式启动，全市交巡警平台的数量由原来的300个增至350个

2010年11月，重庆建桥工业园区“蓝领公寓”一角。至2010 年底，重庆市已2000余名农民工正式入住于此，住户只需交纳一定的物管费，即可享受优质的社区物管服务

重庆：民生导向“共富”梦

虽然“蛋糕”还没有足够做大，但重庆已开始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

本刊记者/王维博 (发自重庆)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前一天，重庆市政府开始兑现公租房民生承诺。按计划，从3月2日起，2010年开工建设的约20万套公租房将陆续登场，进入摇号配租程序。

作为“民生改革”的重头戏，重庆市政府提出用3年时间，向约200万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凡在重庆找到工作，常住在重庆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要付得起公租房租金，都可以参与公开摇号。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甚至告诉下属，“我们的出租对象，不讲户口，讲常住。重庆要建现代化大都市，天下人来了，我们都是一样对待，要有这样的胸怀。”

“有租无类”的做法只是重庆近年来追求“共富”理想的一个细节，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之后，重庆市民生领域的改革正在深入。

公租时代

2月28日，重庆市公租房管理机构公布了本次公租房申请情况，至2月27日共接受咨询24万人次，其中7万多人领取了表格，但到2月27日，“通过公租房申请审核的人，还不到2万人”。

来自垫江的“棒棒”刘成财没有去申请，夜幕降临，他仍待在重庆市渝北区上清寺的一条小街上。刘成财在等活儿，前面几米远就是机场大巴的终点站，那些往返机场的人中有不少他认识的主顾。一根中间绑着绳子的扁担靠在他身边的墙角，这是他在这个西部繁华都市赖以生存的劳动工具。

“主要是租金付不起，加上路又远。”刘成财说，他和爱人如今租住在附近一栋老房子里，房子虽破，但每月只要两百多，政府公租房虽然宽敞，但每月七八百的租金仍让刘成财承受不了。“省下的钱得给儿子交大学学费。”

无论现实反应如何，一年前推出的公房新政曾经一度令人兴奋。2010年2月，重庆市第一个公租房项目“民心佳园”在元宵节的喧闹声中奠基。当地政府声称，要用3年时间，向约200万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

重庆的公租房计划一经宣布，立即引来各界关注。其庞大的规模，开了内陆地区大规模推出公租房之先河。消息随后在全国“两会”上成为热点之一。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将城市住房供给体系由市场提供的单轨制，转变为政府保障和市场供给并举的双轨制。”黄奇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城市住房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实行主体由公房配置，最大的问题是房屋供应不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主体由商品房供给，这又导致许多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黄奇帆认为，解决的办法既不能走计划经济、福利分房的老路；也走不通市场调节、商品购置的新路。

“这需要政府用保障制度方式来配置，公租房可以使那些暂时买不起房、但又不属于廉租房保障对象的工薪阶层、外来人口等群体能够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房租可比市场价格低40%左右。”黄奇帆说。

两会之后，全国各地的参观考察团以“一天数拨”的频率造访重庆。据重庆市国资委负责接待的官员介绍，一年时间内几乎从未间断。目前，总参观人数已近5000人次。其中包括国内170多个前来“取经”的官员、学者和媒体人士。

公众关注的同时，重庆公租房政策探索亦开始进入国家决策部门的视野。2010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明确对公租房建设的政策支持。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随后还各自拨付1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各地公租房事业。

“五个重庆”到“共同富裕”

在重庆市计委工作20多年的杨庆育如今是市发改委主任。在他看来，重庆的民生探索之路最初源自城乡差距的现实。

2006年，当时的城乡区域的收入比为3.5:1，而当时全国的比例大致是3.32:1，高于全国的平均比重。

2007年，时值重庆直辖十年，“重庆往何处去”成为地方官员焦灼的话题。当年全国两会上，重庆的代表团邀请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未来发展把脉。胡锦涛给重庆提出了“三大定位”，即后来被反复引述的“314部署”。杨庆育说，总书记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地区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在杨庆育看来，减少城乡差距是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并且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倾斜。

杨庆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下半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开始在基层做大量调研，发现了大量的民生问题，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在杨庆育看来，正是这些在调研中发现的民生问题后来被概括为“五个重庆”。

“最初五个重庆的指向并不单指民生，兼有基础设施和优化城市投资环境的考虑。”杨庆育举例说，2009年开始，重庆围绕五个重庆密集召开了五场专题会议。“五个大会下来，最终落实到了 6000多个项目，1.23万亿投资上”。

与外界认为薄熙来重庆新政自打黑开始的看法不同，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尤其是危旧房改造，才是重庆新政的突破口。

作为重庆改革的参与者，挂职重庆市发改委的崔之元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早在打黑行动之前的2008年4月，薄熙来到渝中区、南岸区调研，看到有的地方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危旧险房。薄熙来说，“反差很大，当领导的不能无动于衷，这有个对老百姓的感情问题。”

三个月后，在2008年7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标，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

在崔之元看来，源于2008年的危旧房改造成为此后轰轰烈烈的公租房建设的肇始，而以民生为导向的“共富”梦想也在边走边试。

2010年6月，继公租房推出四个月之后，重庆推出包括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在内的“民生十条”，提出涉及4000万平米公租房、1000万农民工转户、6万微型企业等民生工程，涉及金额数千亿元。

2010年12月，重庆市2011年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在十大民生之上提出“共富”理想。他说，“共同富裕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少数人的富裕绝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随后完成的重庆市“十二五”规划中，共富的梦想更加明确：确保把基尼系数降到0.35左右，并使50万绝对贫困人口基本脱贫，到2015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一时间，比起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足足提前了5年。

“大手”如何 “托底”？

巨量公租房建设的背后，可以看到以政府为主导、国企为后盾的大手，但这只大手能否良性运转，决定民生导向的未来。

在重庆官员内部曾流传这样的一段对话：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给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出过一道题：重庆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用一个字怎么概括？

杨庆育答：钱。

据重庆市发改委提供的资料，2010年，重庆市财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达887亿元。这已是连续4年重庆将半数以上的财政用于民生。

事实上，花钱的大头还在后头。杨庆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民生十条”全文3000多个字，总计需要投入资金3000多亿元，“相当于一个字值一亿元”。

崔之元曾撰文专门分析重庆巨额的民生支出的制度基础和支撑点，一是国资增值，另一个就是地票交易。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崔之元详细介绍了这两个重庆独有的“模式”，其中国资增值最突出的例子是“八大投”模式。

所谓“八大投”，是指分担重庆市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运营的八家国有企业。2002年，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借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经验，牵头组建了分属交通、水务、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八个投融资平台，当地俗称“八大投”。

“八大投”的基本模式是，政府利用划拨的方式向“八大投”注入储备土地，“八大投”则以这些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随着土地的市场增值，用在市场上拍卖赚到的钱来归还银行贷款，继续承担公共设施建设。

轰轰烈烈的公租房建设即采用这一模式。以建在主城的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为例，重庆将这2000万的建设任务大致对半分给“八大投”中的两个企业，地产集团一半，城投集团一半。

两个集团把任务接下来后，就形成了一种三家关系，建委等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出规划；两大国有集团负责出钱，做业主；房子建好以后向地方房管部门交钥匙，房管部门负责分配房子及以后的日常管理。

“很多基础设施和民生公共事业投入来自八大投等国投国资经营所产生的利润，”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说，从2005年以来，以八大投为首的国企每年至少向市财政贡献100多亿元。

目前，“八大投”总资产已从起步之初的200亿元增长至4000多亿元。以它们为首的重庆市国企资产总额，则已达1.25万亿元，跃居全国第四位。

民生蛋糕的另一个支撑来自更早时开始探索的地票制度。

2008年12月，重庆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利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的政策，先将农民的宅基地和乡镇企业废弃厂房等农村建设用地复耕为耕地，由此生成一个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即地票)，并将这一指标拿到重庆土地交易所交易，交易所得再按一定比例分给村集体或农民个人。

“严格说来，土地交易所进行的并不是土地交易，而是地票交易，是土地利用指标的交易。”崔之元说。

据了解，从2008年12月5日至今，重庆市已经进行了5次拍卖，地票交易价格每亩在10万左右。“如果重庆一年有1万亩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复垦后取得地票进行交易，以目前每亩交易价格10万元左右计，每年将有10亿元从城市流向农村。”

在崔之元看来，正是八大投模式和地票制度成为民生工程两大支撑。而户籍改革、新加工贸易区等都与上述两项制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目的只有一个，“做大民生蛋糕”。

这样的蛋糕模式令人担忧，有学者质疑，手握公租屋、土地、金融等丰厚资源，没有充足的制衡监督机制极易滋生腐败，而用划拨的方式为投融资平台注入土地的模式其他地区根本无法模仿。

无论外界质疑如何，重庆仍在坚持自己的“蛋糕”逻辑，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在上述2011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市长黄奇帆提出，除继续推进公租房、户籍等改革外，今年重庆的改革重点是探索收入分配。 ★

走出增长主义陷阱，提升民众幸福感

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

文/秋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计划或规划。种种迹象也表明，地方政府已经领会了这一变化的政治意图，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但是，这一转向能否顺利完成，需要实践检验。

诚然，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而重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创造条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发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当然，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确实发挥了作用，它们在经济的自然增长之外，带来了超常规增长。但是，超常规经济增长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精神问题。

过分地追求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的结构必然发生扭曲，政府会偏离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经济学界热衷议论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就是增长主义的产物，而这种竞争展开的前提就是官员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后果，在拆迁、征地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这个时候，高速经济增长就变成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游戏。不错，经济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GDP总量逐个超越各个大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在制造紧张、冲突，由此形成的增长结果，也引发人们的质疑、不满。

可以说，单纯追求增长的增长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十二五规划建议》不再设定GDP量化指标，表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增长主义的危害，而试图改弦更张，引导各级政府关注民生，关注民众的幸福。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实际上，执政者很早就意识到了增长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于2005初年提出了“和谐社会”纲领。人们也曾热烈地期待治国理念和政府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型。但过去几年，这一纲领很少被人提及。增长主义依然凭其巨大惯性，支配着整个政府与社会。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一种制度架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性。因为，这样的制度架构会创造出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从现有的制度中可以获取巨大利益，当然会拒绝改革。最为典型的就是拆迁、征地制度。

增长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而且过分地追求增长速度。要减少、控制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进而让经济增长真正有助于民众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在现有体制下，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中国的政府体系大体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负责。在这样的体制中，上级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下级，下级就会在这方面努力。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比如，加大民生类型的考核指标，当会引导各级官员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民生。

不过，光是调整这样的考核体系，还是不够的。事实上，从考核增长业绩转向考核民生业绩，考核民众的幸福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增长业绩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长率、财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资总额，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统计的。但是，民生、民众的幸福感，却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很难量化统计。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须借助量化指标。这样，即便建立民生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很可能出现民生投资的空心化，政府关注的依然是硬件建设，而不关心民众是否从中真正获得了好处。

当然，如果真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也并不困难。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因此，一个以民众幸福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须是一个民众可以方便参与公共治理决策、尤其是预算决策的民主的治理体系。比如，就从今年两会开始，人大代表更为细致地讨论预算，民众的幸福感必然会有实质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