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演员列传分别是:揭秘: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府的权力之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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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府的权力之争(2)

张晨怡

2011年09月01日17:29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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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迅速从广西燃向全国,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与绿营不堪重用,为湘军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会。随着湘军兴起,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也逐渐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统治者既要依靠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愿将权力拱手相让,由此展开了清廷与以湘军集团为首的地方势力对权力的争夺。

 


  湘军集团权力的顶峰

  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国战事和辛酉政变的发生,将湘军集团的权力推向顶峰。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避暑山庄去世,遗诏以年方六岁的载淳继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形成了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共治天下的局面。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这年十月,命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十二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次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刘长佑补授两广总督。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次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照清代旧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清廷对湘军集团的打压及其结果

  湘军权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据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得到的爵赏已被打了折扣,清廷还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继续打压曾国藩。

  针对这种情况,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将领为消除朝廷疑忌,保全身家性命,拒绝了幕僚拥兵自立的建议,迅速裁军。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曾国藩麾下的五万余湘军大部分被裁撤,左宗棠麾下的四万湘军则因征讨太平天国余部得以留存。大批湘军被裁之后,清廷又试图收回这些湘军将领手中的地方军政实权。同治五年(1866年),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陕甘总督杨岳斌相继被迫去职。次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被免职。

  然而,此时国家战乱频仍,清廷仍需依靠军队的力量,既然八旗、绿营不堪任用,只得继续依靠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清廷一方面持续打压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功成名就、声望卓著的曾国藩等人,怕他们“功高震主”,将地方权力从一些亲曾国藩的湘系人物中收了回来;另一方面,却仍然不得不将权力授予左宗棠一派的湘系人物以及后起的李鸿章等淮系人物。比如,广东巡抚一职就授予了左宗棠的亲信将领蒋益澧,陕甘总督则由左宗棠继任。此时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业已形成,终清一代,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同治天下的局面已经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