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善本书小议

2010-03-10 13:02:56 来自: 合纵

《史记》中所说“金匮玉版”的“玉版”，应该说是最早的善本书。而图书之有“善”称，可能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这一“善书”就是后来所说的“善本”。它可能指内容比较完整的图书。河间献王求书之志可嘉，但留下原件，给原主一复制件则不可取。
　　
隋朝立国日浅，但很注重图书事业，文帝建国后，就接受著名学者牛弘的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这里所谓异本至少有一部分够得上善本，只是没有标明而已。但文帝的“本即归主”要比河间献王讲道理得多。炀帝也很重视图书，他曾按书的质量分为上中下三品，装上不同颜色质料的卷轴以示区别，这也包含着善本与一般的不同处理。
　　
善本之称的正式提出，并拟定标准当自宋始。宋人叶梦得在所撰《石林燕语》中曾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叶氏提出了善本书的两条标准，一要时间早，二要经过校雠。精校固不待言，即所谓唐以前写本，以流传稀少，从了解古书古貌和考察我国文化成就等方面看是应加珍惜的。
　
　宋人周的《清波杂志》说：“庆历间，四库书搜补校正，皆为善本。”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说：“元和姓纂，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考校，仅得七八，后又以蜀本校，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这两段话都着重在“校正”。
　　
清人讲究版本，他们把善本的重点放在宋元旧椠上，尤其对宋版书，有一部分人已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甚至对宋版书以叶论价。著名版本学家黄丕烈更自号佞宋主人。至于所谓百宋一廛、宋楼等等藏书楼名也都为了炫奇夸珍。有的人把宋版书视若拱璧，不轻示人。清人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所记王定安珍藏宋版孟子的故事正是对迷古者的绝妙讽刺。当然，宋版由于刻印时间早，比较接近旧本，错讹相对较少，传本数量又不多，应该加以珍惜，不过也应考虑宋版书本身亦有高下，当时即有杭本最精，建本最下的看法(其实，建本中也有佳者)。有些宋版书不加校正，易有讹误缺脱，宋人已有所感，司马光在给刘道原的信中就说：“今国家虽校定摹印正史，又校得不精，只如沈约叙传差错数版亦不寤，其他可知也。”(《司马温公集》)
　　
这是当时人的所见所言，应是可靠可信的，而清人对迷信宋版事也有持异议者，如清初的王士提出了择善而从的标准说：“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椠本亦多讹误，但从善本可耳！”(《居易录》)
　　
嘉道时人光聪谐曾引司马光对宋版的意见来提醒当世那些“矜言宋椠”的人：“观此当亦爽然自失。”(《有不为斋随笔》)同时，著名藏书家张金吾还制定了对待宋元旧版的标准：“宋元旧椠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旧写本，或前贤手校本，可与今本考证异同者次也。书不经见而出于近时传写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学术治道者为之断。”(《爱日精庐读书志》)
　　
张金吾的主张是在宋人时间早、经校雠的两条标准外，又加了一条需有参考价值的标准。这是在佞宋风气盛行时的一种平实之论。宋本可贵，自不待言，但以后的版本也不能认为全部低下。明本一般认为较差，尤其万历以后，乱改古书，雕印质量较差；不过，如王延影刻《史记》以及套版印花等书不能不说是善本佳刻。清初时间虽晚，不过如林佶四写之类的精刻本也是极为精美的善本。所以，对于可作为善本的古本旧刻，应从形式和内容，也即学术和工艺各方面去考察，不能持弥古弥善的态度，也不要一概而论。
　　
提出善本书标准比较完整的是清人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所定的四条，即：(1)旧刻：宋元遗刻，日远日鲜，幸传至今，固宜球图视之。(2)精本：朱氏一朝，自万历后，剞劂固属草草，然近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旧椠。正统、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遗帙，择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万历之后，间附数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始行入录。(3)旧抄：前明姑苏丛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半系抄本。至国朝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笔墨精妙，远过明抄。寒家所藏，将及万卷，择其尤异，始著于编。(4)旧校：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星衍之手者，尤校雠精审，朱墨烂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正误字，有功于后学不浅。
　　
丁丙是清季四大藏书家之一，他的善本标准仍不出时代早、校刻精的范围，不过，他对精本旧抄持一种择佳取尤的态度还是可以取法的。
　　
清末张之洞的《善本三义》提出三条。辛亥以后缪荃孙在《蠹鱼篇》中定了四条标准：(1)凡刻于明末以前的为善本，明以后不算。(2)抄本不论新旧都称善本。(3)批校本和有名人题跋的都列善本。(4)日本及朝鲜重刻中国古籍不论新旧都为善本。
　　
这四条标准当时被人奉为金科玉律，实际纯从形式着眼，忽略内容价值。所定标准并不恰当，如说“明以后不算”，那么清初的精刻本该如何处理？又如抄本因无刻本而得借此流传，自有价值，但抄本中也杂有恶抄，有为牟利谋生而速抄多误者，有杂钞成书而毫无条理者，有本存刊本而反抄炫奇者以及有些内容毫无意义者。这如何能说“都称善本”呢？
　
近年来为编《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对善本书曾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进行考察，订立了九条标准，四项附注。这是在总结过去诸说基础上，集思广益所订。它较全面而准确地规定了善本的标准，为致力古籍版本及图书工作者提供了重要依据。
　　
“善本”从工艺和学术价值来看，自不容轻视，但也不能不考虑到某些虽归入善本而珍藏的书未必都佳，而沦落于一般书丛中的书也未始没有精本。近代学者李详在其读书笔记《生丛录》卷一写了一段很有见地的话，他记称：
　　
“桂未谷《札朴》言：往客都门，与周君书昌同游书肆，见其善本皆高阁，又列布散本于门外木板上，谓之书摊，皆俗书。周君戏言，著述不慎，但恐落在此辈书摊上也。详谓书贾皆徇时好鬻书，置高阁者未必非俗书，落书摊者亦有精本，能从书摊而物色之，故无害其为书摊本也。”
　　
桂未谷是桂馥，周书昌是周永年。二人都是乾嘉学派的大名家，对著作的不同下场发出了感慨。李详字审言，民国时有声学林，他的高阁未必非俗书，书摊亦有精本的高论，不仅宽慰那些著作受到不公正待遇者之心，也对一些迷信“善本”者进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