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gdp人均:转:朱镕基卸任时讲话披露 称最担心今后经济过热

“剥夺土地而不安置好农民，这很危险”
《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9月8日起，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财经出版社向全国发行。《实录》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约123万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编入《实录》的文稿，是根据朱镕基同志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讲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四卷本《朱镕基讲话实录》全国统一上市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朱镕基同志直接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实录》翔实反映了朱镕基同志在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工作历程，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昨日，湖南省图书城最新图书展示柜前围了不少读者，他们正翻阅《朱镕基讲话实录》。湖南图书城销售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天此书上架200套，到下午4点前，已销售40多套。购买者以中年人、白领人士居多。购书现场，中南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两年前看过《朱镕基答记者问》觉得非常过瘾，这本新书应该算是续集。”
“很多民间疾苦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注：本文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第1-15页，原标题是《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编入《实录》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
【五条要求】
“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
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朱镕基
我给大家提出五条要求以期共勉：
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
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以当场就会面红耳赤。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
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从严治政，要严格一点，不能随便就放过了，这不是放过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否则，我们国家的命运可能就被“放掉”了。现在，我们很多同志怕说真话得罪人，怕别人不高兴，但是，你要糊弄我也不大容易。我们一定要养成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我们自己要清正廉洁，才能惩治腐败，否则做不到。
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确实要学习好多新知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你不学习，你怎么应对现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约法三章】
“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就可以为全国的政府系统做个表率。因此，我们要共同“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我们带头做起，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下去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去一个司局长。很多问题在下面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必要带那么多人。不然，副部长不够用。国务院这么多副总理，他们怎么陪得起？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我们可以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会，大家去访贫问苦，也可以表示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的会议，部长去讲，事先可以向主管副总理、国务委员汇报一下，该对你提的意见，当面就跟你讲了，你回去开会就行了。过去，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泡在这种会议上面，没法思考问题。
还要作一下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就任讲话
[朱镕基语录]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2000年3月15日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2001年6月在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讲中说。
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2002年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卸任总结
“绝大多数同志，还没意识到房地产过热的严重性”
（注：本文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第480-489页，原标题是《值得纪念的五年》。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
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就怕这个东西。
还有，现在搞主题公园成风。在国外都没这么搞的，迪斯尼公园，美国有两个、法国有一个、日本有一个。现在主题公园在中国很多地方全冒出来了，外国人自己不出钱，你的地卖给人家很便宜，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另外还用你的钱。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呀？！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连饭都没得吃，还搞什么主题公园，谁去看呀？
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
附:
朱镕基1998年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就任讲话
[导读]朱镕基：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原题：《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本文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第1-15页
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24日）
今天，我着重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年亟须抓紧解决、迫在眉睫的几件事情；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机构改革，当前如果不做好这项工作，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府机构改革，当前如果不做好这项工作，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三个问题是本届政府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否则不能完成任务。昨天晚上，我几乎彻夜难眠地在考虑今天的讲话。因为是国务院全体会议，我请国务院研究室准确了一个讲话稿子，已修改过几次，并征求了各位副总理、国务委员的意见；稿子很全面，今天我不念这个稿子，会后印发给大家。这是即席讲话，我个人对自己的讲话负责，仅供同志们参考。上述三个问题我倒过来讲，从后往前，先讲国务院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问题。
一、转变政府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
同志们可以看到，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们这一届政府给予了极大期待，海内外的舆论都对这一届政府寄予厚望。我们如何能完成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我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达了我的真情。很多同志对我讲，你的讲话怎么没留一点余地？这是爱护我，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他们看来是不能完成的，别说三年，就是五年也完不成。但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深刻地感到，本届政府是跨世界的政府，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政府，如果错过了这个历史的机遇，下个世纪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我们应该看到，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李鹏同志领导的两届政府为我们创造了好的宏观条件，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所有这些，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国家目前潜伏着很多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不是说政府危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坚强的、团结的，可以驾驭任何复杂的局势。搞经济工作的同志都知道，现在问题很严重，老百姓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对我们的干部腐败，贫富差距悬殊，一些基层干部作威作福，有的高级干部官僚主义、漠视群众的利益，人民对此很不满意；但有一条还是满意的，就是经济持续发展，物价只跌不涨，保持基本生活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本届政府对存在的弊端不进行一个根本的改革，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看下一个世纪中国的事情就很难办。
在座的人里面数我的年龄最大，在座的同志包括“年轻”同志也不年轻了。我们工作了几十年，深知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多么的艰难，知道计划经济的弊病。所以我们要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逐步解决，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在座的熟悉新旧两种体制的同志来担任主要领导。不能把那种夸夸其谈，理论讲一大套，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是怎么运转的人提上来，那是很危险的。对年轻有为的同志，看准了要选拔到上面来，甚至提到副手的位置上锻炼，准备提拔。但不能一步走完，解决这个问题是要靠一点权威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领导核心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树立了江泽民同志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驾驭国内的经济形势，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没有任何的波动，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幸运和幸福啊。本届政府可以说是集中了当今比较优秀的领导干部，我不是说这个班子是十全十美的，但中外一致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是有能力的、有经验的，是可以应对复杂局势的。我们都应该为能参加这个跨世纪的领导班子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讲本届政府前面是“地雷阵”、“万丈深渊”，我一点没讲错，当然我们要避开，不要掉下去。我们确实很艰难呢！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你们要下定决心跟我一起跳啊。不是往下跳，而是要用巧妙的办法，克服前面的各种困难，避开各种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大家把命运拴在一起，都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赶快把这件事情办完，这样我们才好向人民交代。
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变成这样一个政府，否则我们完不成这个任务。现在这样下去，是搞不好的。对于我们每个人，首先是我，同志们，你们后面也都跟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都要以身作则，做表率。只要国务院这个领导班子，包括我们在座的诸位，能够以身作则的话，就可以转变现在的不良社会风气。我一到上海工作，就信奉两句话：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就是说，老百姓并不是服我有多大的本事，有再大的本事不见得比人家强啊，而是服我办事公正。“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的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我行得正，坐得稳，我就敢于揭发你的歪风邪气。“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明白，廉洁才能有威信，我在上海工作时一直就信服这个道理。我一直要求自己是公正的，尽管我并没有完全做到；我也要求自己是廉洁的，哪怕是一点小事，我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党的规定，不能有任何大意。我对自己的身边工作人员、家属都是这样要求。而且我的秘书也经常这样提醒我，我们互相监督。我想，只要我们大家努力，是可以改变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的。
我给大家提出五条要求以期共勉：
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
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以当场就会面红耳赤。所以，我记住了这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你没有贪欲，你有刚强，什么也不怕。这是我的座右铭。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本届政府刘积斌同志算一个，为了发国债的问题他曾跟我争得一塌糊涂，当时我对他很有意见。我到现在也认为，他还是错的，他那种发国债的办法是不行的，去年不是已经证明按我的办法做是正确的吗？不能搞市场招标，把利息抬得那么高，国家怎么负担呀？中国是特殊情况，国债利率比银行存款的利率高，世界上其他哪个国家有这种情况？你搞国债市场招标，只能把高利息给那些投机倒把的人。但是积斌同志很正直，很有能力，我认为选拔积斌同志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是很适合的。所以，请同志们对我放心。我当时可能会跟你们发脾气，跟你们争，甚至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是不愿意改，而是改不了了。但是，我这辈子只是被人整，从来没整过人。所以我们都要变成这样的人，不仅敢于得罪像我们这样的领导，还要敢于得罪下面的人。不然，国家纪纲是树立不起来的。我对你们高度信任，我不担心你们打击报复，我担心你们不敢得罪人。你们首先要敢于得罪我们，其次要敢于得罪你们管的人，要把他们管起来。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这样做不好。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我不是讲所有的处长都这样。如果有这样的同志，马上就把他换了。这些人都没有资格当处长，他们不是公仆，要送他们去学习。
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从严治政，要严格一点，不能随便就放过了，这不是放过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否则，我们国家的命运可能就被“放掉”了。现在，我们很多同志怕说真话得罪人，怕别人不高兴，但是，你要糊弄我也不大容易。我们一定要养成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确实要学习好多新知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各驻外大使馆发来的电报，我一份一份地看他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好多内容是雷同的，是从报纸上抄来的，但看一看，可以加深一下认识，100多份电报我都看了。境外报纸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我都看，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3份，看的就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情、石油多少钱一桶。你不学习，你怎么应对现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焦点访谈》，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我到国务院工作八个年头了，深刻地感到，出个主意是非常容易的。主意可以出得很多，可以天上地下，博古通今，引经据典；定个政策也不是很难，只要你虚心听取各部门的意见，群策群力，也可以出台一个好政策，但是要落实就难得很。那不是你写一大篇批示，下面就会照着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最难就在于落实。我八年来的体会，就是要办一件事，不开八次、十次会议就没发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部委作出的任何决定、政策，也要下去检查、落实，反复地讲，反复地考虑。比如新疆的棉花，根本销不掉，几百万担压在国家库里面，不收上来也不行，农民就不种棉花了。为新疆的棉花，国家财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新疆的棉花价格比国外高，大家都愿意用进口棉花，我们自己棉花多了，却还拼命地进口棉花，走私猖獗。对这件事情我用过经济和行政办法，也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落实了没有呢？落实了，到目前为止，才卖出去几十万担新疆棉花。难哪！你们看没看3月15日那天电视的“3·15”行动”节目？这次是对传销这种不法行为的集中报道。什么是传销？就是一个人发展10个人，10个人发展100个人，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害得参与者家败人亡。推销给病人的所谓“医疗器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病人原来还能站起来，使用后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些参加到传销网络里的人，有的几天就可以赚几千元，一个月赚上万元。我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后感到痛心。但是李岚清同志告诉我，他去年作了批示，要取缔传销，文件给我看了，我也同意。时间过去一年多了，看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阻力大得很呢。王众孚同志，我不是批评你，工商局下面好多机构不一定听你的，因为都是属于地方的，有的腐败得很！但是，你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岚清同志作了重要的批示后，你又印发了一个关于对传销的管理办法，那不就是说传销可以不取缔了！传销往往牵涉到地方的利益，那都是官啊，还有社会上的不良分子，都牵涉到里面。参加到这个传销网络里面的人，一旦要退出来，就要被毒打一顿。这是什么市场经济？简直是最黑暗的封建社会行为，所以非取缔不行，还能让它继续害人吗？我回忆起刚到国务院工作时，深圳的“股灾”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全国都在搞股票。当时成都的股市有十多万人。他们在房顶上拍的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照片上人山人海，十多万人在那里赶骡马大会似的炒股票。四川省领导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决取缔，就是不许搞，不下这个决心怎么行？！所以，同志们，要落实、落实、再落实，你的文件发下去以后，你不下去跟着检查，没有多少人理你。现在，我们一些公司的老总、地方上一些管经济的同志，既无知，又大胆，根本不懂经济，瞎指挥，胆子大得不得了。对这些公司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报到我这里来的都是亏几十亿元的。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亏68亿元，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亏50亿元。最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炒国际期货，在伦敦期货市场上胡来，外国人都被吓坏了。后来，外国人看清楚了，这是一帮糊涂虫，就整了他们一下，结果亏了7.7亿美元，就是60亿元人民币，这不是对人民犯罪吗？！银行也是帮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炒期货都是借外国的钱，也没有指标，这样做完全是违法的。谁给它担保的呢？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这个行长不但要撤职，而且终身不能在银行任职，我看他应该坐牢。中国银行总行都无权这样担保，何况一个省分行。领导班子是非常重要的。就怕这些“半吊子”，你说他不懂吧，他滔滔不绝，还能说几句洋文，搞得你晕头晕脑；其实，他狗屁不懂，在外面胆子大得不得了，就应该把这样的人撤了！不能怕得罪人。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就可以为全国的政府系统做个表率。因此，我们要共同“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我们带头做起，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下去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去一个司局长。很多问题在下面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必要带那么多人。不然，副部长不够用。国务院这么多副总理，他们怎么陪得起？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现在各省区市就这样，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吃吃喝喝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加一句：不陪餐、不迎送。关于陪餐，我刚到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不陪餐。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同意陪餐一次，刚到地方的时候，省委书记、省长陪餐一次。现在我看不能再妥协了，还是各人吃各人的，搞到一起干什么？弄得谈话也不能谈话，搞得很庸俗。岚清同志说，把这个规定在报上公布，公布后，大家出去就都可以说，这是国务院的规定，我们不想违纪。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我们可以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会，大家去访贫问苦，也可以表示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的会议，部长去讲，事先可以向主管副总理、国务委员汇报一下，该对你提的意见，当面就跟你讲了，你回去开会就行了。过去，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泡在这种会议上面，没法思考问题。
还要作一下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我们要停止剪彩活动，我们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类似的活动干什么？国外也没有在职政要参加类似的活动。除国务院统一安排的以外，一般都不要搞，也不为各部门的各种工作会议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在信封上签名例外。这个规定只管在座的这些同志。要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来，特别是下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我们现在下去很难看到真实情况，地方事先都布置好了，我们有时突然改变他们的安排，马上就会发现问题。大家今后下去得想个办法，事先不要打招呼，想看什么临时决定，地方就来不及弄虚作假，否则我们看不到真实情况，制定的政策也不符合实际。“五条要求”和“约法三章”，我们大家要共勉。
二、关于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当前，你们要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这方面来，部门一把手要亲自抓，否则机关工作不能正常操作运行，会出大问题，火箭不能上天，飞机要掉到地上。稳定机关干部的工作情绪，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让他们心里有底，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也绝不能因为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就不认真执行这项改革措施，或者打折扣，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这次会议以后，各部门要马上开始制定“三定”方案，先定职能，否则部门之间扯皮；再定编制，不定编制就不能定人。这个事情要抓在前面。这项工作由主管各部门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负责，亲自抓。我想，有几个部门是比较难办的，像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及国防科工委之间，彼此职能交叉。原则上一件事情只能由一个部门去办，不能由几个部门办，国家计委要尽可能在宏观调控，及时关注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总的走向等重大问题方面，帮助国务院出主意，少管些具体事情。
职能先定下来，然后定编制、定人数，国务院总人数要减一半，决心已定。首先，国务院要带头，副总理由上届的六位减到现在的四位；国务委员由八位减到五位，其中有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由十位减到五位，减了一半，机关工作人员减一半。如果国务院机关人员没有减一半，各部门也不会减。我们的国务院机关应该是高效率的，不减人就没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互相扯皮。精简机构以后，廉政建设方面相对好管一些。现在办任何事情都要钱，财政部门管收费的干部也要钱，最近人民来信反映，对企业的年检也要收费。现在财政和税务机关很不得人心，特别是直属税务局，你们要下去检查。人民群众最反感的是执法机关违法，腐败现象多半发生在这些单位。不客气地讲，公安、司法部门也是不得了。我看过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说陕西某地公路收费，交警穿着军大衣，一来汽车就责令司机停下，开一张罚款单就是60元；司机稍有不服，马上加到120元，再不服，就是240元。你这不是“鱼肉人民”吗？这算什么执法机关？贾春旺同志，我现在给你出一个“难题”，你那个公路收费工作一律交给交通部，公安部门要退出这个领域。你们因此减少了一笔很大的额外收入，今后国家可以考虑再补偿一点。这件事我们再商量，但是公路收费工作一定要交给交通部。一切工作都要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政策，收钱的人不能管用钱。
国务院各部门定职能的事情要尽快分头定下来，定了的事谁也不能违背，力争到今年年底就开始正常运行，有的部门可以更快一些。分流出的一半人怎么办？这些人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安排好，不能马上安排工作的，先安排定向学习，工作、补贴照发。中央国家机关3万多人里有54%的同志在40岁以下，还可以去学习。请宋德福、陈至立同志商量，统筹安排培训学习。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据我了解，现在的机关干部并不是很恐慌，有下去的思想准备，下去的待遇还有可能提高。请大家一定要把政府机构改革的工作抓好，初战必胜，千万不要出问题。另外，也不要造成误会。有些同志跟我讲，听说事业单位同样要减一半人，部里直属企业也要减一半人，那怎么可能？如果那样，我们分流的干部往哪里去？企业的职工下岗分流，那是由于效益不好，不减人就不能增效。我们讲的是分流机关干部，对事业单位只有一个要求：逐步减少补贴额。教育系统不吃“皇粮”根本就活不下去，但要减掉闲人。有些科研机构的后勤人员不减也不行，否则科研人员的待遇难以提高。各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同样有一个改革和调整的问题，但我们没有对它们提出减一半人的要求。这一点要明确，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在整个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我估计还会发生一些问题，请你们及时报告情况。
三、关于今年的工作
在昨天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国务院汇报了几项当前急迫的工作。江泽民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汇报，并指示我们要抓紧落实。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与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讲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差不多。
第一是确保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为什么要保8%？因为现在是骑虎难下，“九五”计划定的是8%，如果达不到，人民群众就会没有信心。我们初步估计今年经济增长8%并不难实现，经过努力还是能达到的。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现在就是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含义可以更广泛一些，包括农、林、水、铁路、公路、高新技术、现有企业技术改造，还有大规模开展住房建设等等。我们在这些领域增加投入是有物质基础的，因为我们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比较紧，控制了货币的发行，现在我们可以多投放一点银行贷款，特别是因为外汇储备在今年不会再按往年的速度增加。今年到2月底，我们的外汇储备没有增加，反而今年就停止了增加，甚至还减少了一点。
第二是关于金融问题，主要是今晚将要公布银行降低利率0.6%，这样可以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折合一年将近300亿元，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地发展生产。同时，可能导致存款的减少，但长期利率未降，只是降短期利率，影响不大。
第三是关于再就业工作。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再就业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还要加强，要改变人们的择业观。“三三制”资金上财政已早做准备，中央和地方财政都留出了一部分资金来保证这些下岗工人再就业前的基本生活水平。今天下午，我将同吴邦国同志去东北地区，受江泽民同志委托召开三省一区的省（区）委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也就是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的预备会，听取他们对我们方案的意见。今年5月，我们将召开全国性的再就业工作会议。我想，把再 
商鞅之痛：朱镕基在经济改革中困局重重
[导读]朱镕基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

7月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朱镕基、宋平出席会议。
原文载于《沉浮》，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报纸上面的消息，他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目前是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者。此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感”从何来？
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报纸只用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予以报道。读者如果仅凭这个消息，定会以为朱镕基对他的6000多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清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戏来。朱镕基的这个讲话，当天已被复制录音带若干，于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我在20日有幸聆听全部，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国务院的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施政演说，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在其视野和思考的范畴之内。
朱镕基在1991年春季由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里，据说是由于邓小平的提议。这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扶摇直上的起点。据说邓小平曾经多次提到，朱镕基是一个“懂经济”的人，任何人都明白他的本意，是要朱来主掌中国经济的大局。
然而朱镕基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地展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事实上是由他来设计与操作。从这时候开始，至今两年半，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最好的证明，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他吸取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其办法显然更聪明一些。
实则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朱镕基是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当中的中坚分子。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从三年半的经济情势可知，朱镕基的控制经济大局的能力相当不错，其结果也值得自豪。第一，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第二，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朱镕基解释说，“因为农业大丰收，没有收购资金”。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800亿斤，1996年年初是400亿斤，现在快到900亿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所以朱镕基说：“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流露出他的不能轻松的心情。令他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重复建设。他说，这是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中央政府原本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镕基承认，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1/3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的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坚决地主张一个项目也不上。他说：“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对重复建设的痛心疾首，于实际的情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还没有把握。他只能声明自己的“一刀切”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在于商量而非指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朱镕基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具有年产3000万台彩电的生产能力，其中1/3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发现，的确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很快便将占有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他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然而他对“长虹”的总裁说：“你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
“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又不得不为重复建设说话。办中国的事情，无论怎么“才自清明志自高”，总是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他极少参与那些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场合，比如为英模题词、听道德报告之类，也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连连扯扯。比如有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所以不容姑息。我们细检朱镕基的言谈，就看不到类似的话。
这一次，他的报告中说：“有人提出，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我1991年到北京来。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有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朱镕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主动地申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能够直言不讳，是不多的。凡是读过京城流传的“万言书”的人，都会联想到，朱镕基的这一番话，有可能是在婉转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考验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即朱镕基所说“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按照朱镕基的指示，《人民日报》在12月16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朱镕基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在1997年元旦、春节、“七一”、“十五大”跌下来很不好，晚跌不如早跌，所以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朱镕基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
现在朱镕基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九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国家的财政状况同时也是国家的安全状况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