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19禁综艺节目番号:历代财政崩溃模式和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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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实际上谈了两个问题，如何从财政角度来看待中国大一统的崩溃，以及为什么1949年革命无法解决问题。
当时由于我还没有掌握足够的经济学术语，因此更多是从政治上去阐述。但回头看来，我的观点可以总结为：1，在集权制度下，财政的增长总是高于经济的增速，在每个朝代之初，经济大发展的时候，隐藏着的是更高速的财政增长。到了一定程度，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过去了，但财政增长速度在集权制的惯性下，却不会停止，于是造成了财政对经济的迅速抽空，导致社会经济无法承受庞大的财政（或者庞大的官僚集团），最终造成经济的崩溃。历朝历代中期的衰落都与此有关。2，1949年革命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强化了这个问题，革命带来的无比控制性，让财政增长速度会更快地增加，更快地抽干经济。这一点，从2002年以后的历史得到了证明，一直到现在为止，财政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速普遍高10%以上，这样的速度不可谓不惊人。3,1949年之前本来可以建立一种避免这种循环的制度，也就是地方自治带来的财政限权，但是革命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地方自治的力量全部打碎杀死了，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走错了方向的革命。
由于小说中过于寻根究底，至少十年内还没有任何出版的希望，而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上述观点，因此，我先将序言贴出来做一个占位。下面的内容来自于序言。
关于集权制官僚统治：
总理听命于皇帝，省长听命于总理，县长听命于省长，所有的官员都不是民选的，也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凭纳税的多寡决定的，所有的官员都是上级指派的，这就是集权制官僚统治。这样的统治有一个特征，就是官员们作为一个集团，总是倾向于对民间经济进行破坏，同时为了压制民间的反抗，总是倾向于压制民间的自由。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县长们很容易就发现，他和其统治的人民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他要升官，让所有的县民们高呼青天大老爷不如对省长投其所好更重要，于是人性的贪婪压制了公正和自由，县长们为了筹资向省长们表达善意，对辖区加重了税收，为了向省长们隐瞒真相，他们惩罚了敢于反抗者——民间经济和自由被破坏了。同样，省长们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总理，总理用同样的手段对付皇帝。
权力的过度集中总是导致民间经济的破坏。
于是集权官僚制的国家就出现了短期的僵化和长期的不稳定，从短期上讲，经济单一，思想停滞，官员们的求稳心态倾向于利用严刑酷法压制新思想，甚至新的商业机会，人们除了当官一条路之外别无他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所有的人，不管善良邪恶，只要进入官僚的圈子，都变得千人一面，不由自主地参与了对民间的剥削与压制；从长期上讲，集权官僚总是倾向于滥用权力，宁左勿右的心态总是把上级的命令执行得更加彻底、更加残酷，对于上级的税收则加入层层的盘剥，并随朝代的延长而愈加严重，最后把整个国家拖向破产。
对此，西方人一定不会陌生，特别是法国人，想一想路易十四时代吧，伟大的太阳王为了他的战争而收税，为了他的奢华而收税，他的官员们层层盘剥，令人乍舌的贪污腐化，明目张胆的宗教迫害，到他死去的时候，法国实际上已经破了产。没有足够的监督，没有足够的制衡，官僚集权制总是倾向于把民间轧干，即使他们中有明智的人已经意识到危机也停不下这越来越庞大的官僚阶层，直到最后社会瓦解了，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
即使如此，当法国人看到中国人时，他们仍然要道一声幸运。
中国的集权制官僚统治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这个统治比他的法国同行们更为腐化堕落。
在每一个朝代的开始，是人民最好过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官僚制刚刚建立，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贪婪，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两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一、官僚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人数越来越多；二、官僚集团本身越来越腐败。于是民间经济受到了破坏，有识之士开始大声疾呼，但没有效果，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根源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只要制度存在，这样的破坏就迟早会发生。到朝代末的时候，官僚已经把民间的活力吸干了。朝代初时也许一两年的饥荒不会有太大的损害，因为当时的民间经济还有足够的活力来抵御，可是到了朝代末，由于本身腐朽了，任何一场小的危机都会引起连锁性的崩溃：外敌入侵、农民起义……于是下一个朝代开始，这样的历史重演一遍。没有一个朝代永远存在，因为每一个朝代的官僚集团都要膨胀，都要腐化，足以把国家拖垮。
即使官僚集团对民间经济的破坏不是朝代兴亡的直接原因，也是其主要原因。
那么怎样才能防范这种破坏呢？
办法就是限制官僚集团的权力。
英美制度的成功在于限权，贵族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资产阶级限制了贵族的权力，最后，平民意识的兴起又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力。附有任期的选举制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人民，让官员们再也不敢无视人民的权力，否则他就会在下一个任期前下台，新闻的开放更让他们步步小心，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得到了保护，权力分立的原则终于建立起来了，这表现在没有一个机构一个部门拥有无上的权力，他们相互制约，又各自接受民众的监督。这样限权的实质是自由。只有在这样的限权体制中，民主才不会演变成为暴民的统治，这样的暴民统治曾经无数次摧毁了民主的机遇，导致了独裁：在雅典、在法国、在俄国、在中国……
但是，在这样限权发展的自然过程中，有一个因素却是中国不具备的，那就是有足够力量的中间阶层存在，如同大宪章时期英国足以和国王的无上权威相抗衡的贵族力量那样（在这里，贵族是作为一种建设性力量而存在的）。
中国的中间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挑战官僚集团统治的权威，他们太弱小了，因此，历史只有等待一个朝代被自己的官僚榨干后开始另一个完全类似的朝代。
中国的中间阶层：
中国的中间阶层是乡绅阶层，包括民间的富有者（或地主）和读书人。
在D的宣传中，乡绅阶层，特别是地主被认为是反动透顶的人物，是旧社会的罪魁祸首。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混淆了乡绅阶层和官僚的区别。虽然的确有极少数恶霸地主的存在，但恶霸地主的首要特征不是因为他们是经济关系中的地主，而是因为他们和政治关系中的官僚搭上了界，况且，这样的恶霸只是极少数。只有经过了D的歪曲宣传，才会把整个乡绅阶层描写成为吃人的恶魔，这绝不是事实。
实际上，乡绅阶层是民间不可缺少的一股建设性力量。
绝大部分的乡绅出自民间，他们通过亲戚、朋友、婚姻等各种关系，深深地植根于民间，他们与现代自由社会中的富有者极为相似，因为中国农村在D之前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或半自治的社会。官僚集团的最下层在县乡一级，再向下则仅仅保持一种税收关系，而并非象现在这样还要有党组织的统治。乡绅由于其经济和知识地位，决定了其责任要大于普通村民，并且在税收中，他们也处于被官僚剥削的地位。
在税收剥削中（官僚总是倾向于手越来越重的赋税），乡绅一方面可能把税转嫁到普通村民身上，但这样的转嫁绝不应该被高估，因为各种关系各种纽带、中国的礼仪观念、以及普通村民的承受能力都不允许有太多的转嫁。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乡绅虽然无力反抗，但反抗（即使是无力的反抗）肯定是存在的，在一个乡绅众多的社会中官僚也必须考虑到乡绅的众多联系，不敢贸然加税，若没有乡绅这一阶层，税收的增加和官员的恣意妄为将比实际高出许多，这一点在D统治中得到了绝佳的证明。
总之，乡绅作为民间的平衡和领导力量作用是明显的：他们领导村庄的防务（常常有土匪出没），他们领导一般需要合作的农业建设诸如水利等，他们在民间生活中起到仲裁的作用，但最主要的，他们防止官僚过度的剥削，作为一个限制权力的力量而存在。这一切都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革命的错误：
上面已经提到了官僚集权制对民间经济的破坏，以及乡绅对民间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官僚集权制的限制。至此，可以这么说：如果要中国历史走出朝代循环的怪圈，走出官僚的阴影，所需要的道路是：限制官僚，在许可的范围内逐渐地实行选区制、任期制的选举制，保障人们生存、生活和经济自由，开放新闻和教育，对于起到权力限制作用的乡绅则必须保留，让他们逐渐取代集权官僚完成地方自治。这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这个大变革时代尤为重要，因为这个机会如果浪费掉，则又必须等待整整一个王朝循环才能再有一次机会，况且这个王朝的可怕控制力足以令以前所有的朝代汗颜。
但是D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他们加强了官僚统治，不仅完全保留了行政官僚，又强加了一层特殊的神权统治的官僚，他们完成了历朝历代统治者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把官僚统治从县乡一级下到了村一级，他们剥夺了人们生存、生活和经济自由，他们完全控制了新闻和教育，一切只能听任党的摆布。最后，他们把可以抵制他们集权官僚统治的乡绅阶层全部铲尽，从此，当上级的错误命令下达到乡村时，再也不会有人敢于反对了，因为乡绅领导的乡村防御机制已经完全被粉碎，乡村完全暴露在了官僚的残害之下。北京的专断而又不切合实际的命令从此可以一直下达到农村的每个人并叫他无条件地服从。北京的任何一次煽动可以直接让每个人狂热，于是暴民统治产生了。
这是一次完全走错了方向的革命。
因此，每当我找寻Cultural Revolution或反右，以及饿死了三千万人的惨剧的原因时，我就会想到它的源头——铲除乡绅阶层和加强官僚统治。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源头竟然披着金色的外衣，它就是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农民们被煽动起来打掉了乡绅，又兴高采烈地帮助D把官僚制锁链强加于自己头上，他们似乎是得到了土地，但失去了自由，由于失去了自由，于是刚刚到手的土地注定会再次失去，他们成了最没有地位的农奴，比土改之前的地位还要低下得多，虽然上面的宣传告诉他们：你们是主人。农民们不知道，由于官僚集权的固有特征，他们实际上亲手为自己打造了牢笼。
这就是暴民统治的奇妙之处。
当我越思考越认为这一段历史多么耐人寻味时，我决定写一部小说来考察它。这就是《小梅》。《小梅》写的正是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九年间D如何取得对农村的控制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