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爱人完整版视频:这样的“学问”不离奇吗？——易中天批评

　　现代国人的国学根底太薄，中西不能兼顾，便不可能通达，这是学术不倡之根本原因。二三十年代人才辈出，其根本就在学者基本都有很好的国学根底，传统的环境在那里，想不了解都不行。再遇西文之渐，便能有所生发，所论虽未必通达，但有基础，便近理路，相差亦不会太远。当代学者国学底子太薄，不独西哲学者如此，国学学者亦不能免，这是时势所然，亦是无可如何之事。

　　易先生讲三国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不过这无关学术，也就没放在心上。后来又偶然看其为文，很有些风骨，令人敬重。但观之与李泽厚对话，则又一路看一路着急，问题总是提不到点子上，深入不了。近日又见于南周发文对秋风的批评：《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错谬太多，但也代表了当前国人的一些看法，故回应一下，或可稍正国人之误解。

　　(一)易文的根本错误

　　易中天先生之文章，还是没有分清儒学之“德、礼、政”的区别。以为礼、制是儒学之根本，这是非常浅显的常识错误。至于认为“周礼、周制”是儒学之张本，甚至以为周礼也不可更改，甚或要应用于时，这错误就更不靠谱了。

　　道德是儒学之本，礼、政重其时势，是要与时化易的。任何礼、制都有其时代性，都是时势之产物而已，故应顺易变化以应时势。而道德，即人之道，当然具体时代、环境下的具体道德会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不易的。“道、德”才是儒学的核心本质，这是永恒的。

　　礼贵时、制重势。礼、政这是次一阶的东西，这是儒学的基本常识。礼、制是要以“仁”为根本依据的，也就是说：仁，是礼、政之根本原则。而礼制是要与时化易的。儒学倡“仁政”，礼当然也是“仁礼”，只不过仁政一词多有连言，故人易知;仁礼无连言之必要，故愚者易迷。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俏》 可见礼是“后”的，后于何?后于仁而已，是依仁以为时势之用。

　　礼之用，时为贵。这种“礼后”的常识原则不仅原儒贯彻得很好，后儒也基本不会在这上犯错误。朱熹说‘礼贵时’，程朱应时势之变而为理学，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这都反映了儒学的基本学理和儒学常新的特征。现代人却用“固守礼制，固守周制”来批评儒学，这恰恰是对儒学的不了解，也是其教育背景的必然反映。皆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处处不脱旧迹!为学为言，岂可不慎哉。

　　易文用周制绑定儒学，进而大加批判。这是对儒学的又一现代误解。儒学的理想是三代，而不是周。

　　孔子重周，更重三代，周只是“小康世”而已，三代才是“太平世”。周只是现实，而三代才是理想。儒者皆以三代为最高理想，三代什么样，谁也没看着，所言唯“大同”而已。这也正是儒学常新不锢之机。我想易先生对此应了解，而只言周、只据历史事实而框定儒学，这就是各取所需之论了。

　　文化、话语系统不是想创造就能创造的，没那么简单。今之清议者最大的问题不在道德，而在政，其伦理理论一片空白，这是必然的，也是无所谓的。其的不在此。今日儒学之问题不在礼政，在道德。

　　要之，礼、政皆依仁而为时用，是要与时变化的，任何古代礼政皆不能成为今日范本，今人唯自创其新以为时用而已。儒学最大的功用、最核心的本质在其道德，即仁，即仁智勇，即仁信勇诚礼义廉耻而已，这是永恒的价值。

　　(二)易文的几处硬伤

　　易文不仅立论基础错误，又有很多硬伤，这反映了作者对西学的片面性、理想化和书本化认识。硬伤如下：

　　问题一，易文：“西周、东周、春秋，都是邦国时代。”

　　这种说法有逻辑错误。春秋是东周的前半段，东周和春秋不能作为并列关系表达。正确的表达是“西周、东周的春秋时期，是邦国时代。”或者“周朝直到春秋时期是邦国时代”。这是小疵，下面这段就有大问题了。

　　问题二，易文：“原因也很简单。礼治，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秩序的;法治，则是自下而上保护公民权利的。因此，法治不会介入私人空间，只会限制政府权力。也因此，法治有两条原则，一条叫作“凡是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另一条叫“凡是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做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显然，依照法治精神，公民的自由度，应该比政府大。那么请问，礼治会有这样的精神吗?周公也好，孔子也好，会主张臣民比君主更自由吗?既然如此，我们还能说，周代的礼治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吗?真正能够给予自由以保障的，只能是法治啊!”

　　易中天这段话问题丛生：

　　1：易文：“礼治，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秩序的;法治，则是自下而上保护公民权利的。”这话从何说起?礼、法都是上下一体的。由发生说，很多法治国家也是自上而下变革而成;由执行说，法治也要全民共为始可行之。何来上下之说。

　　2：易文：“因此，法治不会介入私人空间，只会限制政府权力。”这话就太过荒谬了。反映了易先生对法治的理想化、书本化和片面化理解。法治，是规定各种社会组成部分的权、责分际。这当然也包括个人，从立法言：法律限定个人的私人空间，确定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怎么会不介入私人空间?从执行言：执法会保护(帮助)、惩戒个人，这都可能介入私人空间，这永远是法律的重头。只不过这种介入要以法律为依据而已，怎么会只限制政府权力?

　　3：易文：“也因此，法治有两条原则，一条叫作“凡是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另一条叫“凡是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做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这种说法也很错误，法律体系分很多种，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等等。有些法系即使法律没规定、法律有漏洞，如果你有问题，法庭(陪审团)也可以“常识道德”判你的罪，而依此汇成/丰富法典。

　　4，易文：“显然，依照法治精神，公民的自由度，应该比政府大。”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逻辑问题，公民和政府是“不同性质”的主体，其权责范围大异，这种“自由度”没有可比性，怎么比?怎样确定哪个大哪个小?正如比较学校和公民的自由度，怎么比?

　　5，易文：“那么请问，礼治会有这样的精神吗?周公也好，孔子也好，会主张臣民比君主更自由吗?既然如此，我们还能说，周代的礼治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吗?真正能够给予自由以保障的，只能是法治啊!”

　　首先：儒学之理想是三代。孔子面对之现实是周，周制是在农业社会春秋乱局下的“小康世”办法。

　　其次：儒学一个主要目的是限定“皇权”，对皇权加以道德和礼制限制，历史上对皇上们骂街的是儒家，其话语也是儒家话语逻辑。

　　再次：什么是“礼制”，礼制的精神是什么?哪一个国家没有礼制?礼、礼制，是任何社会都有的，是必须的规范人们行为的规范。现代国家可能没有成文之礼制，但一定有礼、礼制，礼、礼制主要就是“俗成”的，日用而不知的。礼、礼制根本原则就是：要与时势化易的。“周”之礼制可以讲是和周的“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的。它的功能，就是维护“那个时代、周的”封建制和宗法制。而不能说今天的礼还要周代的样子，这是很荒谬的常识错误。

　　(三)儒学与平等

　　易文称：“孔子，开启了“平等之门”吗?事实上，礼治有一个先天的致命伤，那就是它必须维护等级制度。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礼乐制与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的。甚至，它的功能，就是维护封建制和宗法制。实际上，儒家的“仁爱”之所以遭人诟病，就因为这种爱，是有差别、有等级、不平等的。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平等相爱的，是墨家。那种无差别、无等级、都平等的爱，则叫“兼爱”。

　　很清楚，开启“平等之门”的，只可能是“非儒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孔子则只能在这扇大门前徘徊、犹豫、纠结。是的，作为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一点都意识不到平等的重要性。要知道，那可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作为封建礼治最坚定的捍卫者，他又不能不维护等级制度。这是他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易中天此语真是不了解文化之论：

　　第一;儒学讲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是儒学本有之义

　　何谓平等，平等乃人格和基本权力的平等。不是职位和金钱的平等，不是理想化的绝对的“万物皆齐”，不是绝对的“等同”。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神圣的原则。但这是人格的基本权利的平等，儒学也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儒期人人皆为圣贤，“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是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不平等何以皆可为尧舜?尧舜不是一般人，是帝王，是比皇帝更高一级的理想化范本。人人皆可为尧舜，就是人人皆可超越皇帝，政，有德者居之。这是多么震憾的理论?

　　另，儒学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推已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教无类”等等，不平等何以至此?“有教无类”，孔子是第一个打破权势阶层垄断读书/文化权利的人，推行平民教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使穷人可以读书。进而根据儒学理想而实行的推举制、察举制、科举制，都使平民有了上升、参与政事的空间，而不是任人唯亲唯权，打破了权利的世袭。中国古代是平等实行最好的国家，这对比于世界史，是很浅显的常识，这很伟大，即使今天看来也意义非凡。

　　儒学反对血统论

　　翻遍孔孟的著作也找不出一句赞面血统论的话。孔子本身也是凡人，不神化自已，唯劝人以德而已。“吾幼贫贱，故艺”，“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至于圣人，则吾岂敢”，“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二千年来中华文化第一人，儒家文化之集大成者，竟能不神化自已，把自已等同于凡人，这是何等的平等精神。

　　儒学反对权力崇拜

　　儒学最重的是“文化”，儒学反对权力崇拜。文化高于政治，道统高于政统，这是中华文化的特点，这正是儒学确立起来的。文化道德才是儒学的核心。这和法家的“以吏为师，以君为圣”正好相反。

　　权力是低于文化的，“自天子以至庶人，一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古代标准教科书《大学》里的一句话。古代皇子王孙也是要学习这些标准教材的。还有讲筵制度等等，皇帝们也是要向老师学习经典的。这都是儒学对皇权的限制。中国诸子百家是对皇权限制最好的就是儒家。道家乐在山林、归隐自谋去了;法家本就是货与帝王家的驭民术，怎么可能期望法家之术去限制皇权?为民请命的也就只有孔子了，所以他生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奔波。

　　儒学三百年在野

　　儒学不是帝王术，是仁学更是人学。儒学三百年在野，直到孔子去世后300多年后才在汉武时期确立为国学。中间经过秦的坑焚，可斯文并未因此而绝，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孔子伟大，伟大到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不得不称之为“圣人”，为理想不妥协才是儒学的本质。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本质。

　　中国读书人爱骂，骂来骂去，也不脱孔孟的话语，现代的读书人却又大起骂孔孟，这不是很可笑吗?骂来骂去，却不脱战斗话语，竟自以为很独立，悲夫!

　　胡适论权利

　　胡适论权利很有意思。他说现代人习用“权力”一词，这突出了“强力”特征，是一种强调吧，但意涵较单薄，不如“权利”好，“权”本身就有“力”的意思了，再加以利，这意涵就丰富了。但胡适却说应译为“义利”最为恰当。

　　一般现代人说国学中的“权利”都是引名家扬朱的‘拔一毫以利天下不为也’，但胡适恰恰是反对这种“权利主义”、“个人主义”的。胡适是引孟子以证“权利和个人主义”的。他引孟子“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他说非义非道，别人别想从我这拿，我也不给别人，这是最好的权利观。

　　另胡适用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论证人的自由、权利及个人主义。不自由，无权利如何能至此，说这才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

　　老一代人的国学素养，这一代人真是没法比啊! 《胡适论社会-民权的保障-安教2007版》

　　第二，爱有等差无碍平等

　　儒讲爱有等差，讲爱要由近及远的“推而及之”，要推已及人，这才是合于人性的。这样才能真正仁爱天下，才是切实可行的。儒讲爱有“等差”，但这和平等是两个概念，爱有等差无碍“平等”。

　　爱有等差，这是人性的必然，人一定爱亲人多一点，本于仁而由亲疏推爱及人、及于天下。人一定是爱父母爱子女多一点，否定这一点是不人道的，墨家讲无差别的“兼爱”，这是有违人性的，若实行则必祸及天下，这种大公无私的道德就不必再作评论了，我想易中天先生比我应更有切肤之感。

　　爱子女父母，必多于他人，这是人性、是常识。只有爱父母者，才能爱天下人，连父母都不爱的人，能爱天下人吗?那还叫人吗?这种常识本不必论证，但偏有好事的西方心理学者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常识。实验方法很简单，用一盆水，考察人在水下憋气的时间，每次憋气是为不同的人赢取礼物，憋气时间越长则礼物越好。实验结果当然不猜可知，人总是能为最亲的人憋更长的时间。

　　“仁者爱人”。爱有差，不影响仁者爱天下。儒者以天下为重，仁者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至善，在平天下耳。儒者讲“舍行取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孔子一生为平天下而奔波，屡屡困厄，却被现代营营苟苟之徒讥为“丧家狗”。倦于角落，乞其斗米，却阴为蛇鼠之讥，得无愧乎?

　　第三：矛盾的批评

　　易中天在此处批评儒学不够“兼爱”、有等差。可人们批评儒学最多的不是它不够博爱，而是“仁爱”太过博爱、太过理想化、太伪了，人是做不到的，认为正是这种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伪君子性格等等。这种完全相反的、矛盾的评论同时存在，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不止儒学有“仁爱”会这种完全相反的评论，其它儒学思想也有这种评论。另一个典型就是对“大同理想”的评论。一种批评就象易中天一样，说儒家讲的大同是假的，只是说说的，是要搞封建礼教，是要搞专制，“礼乐制与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的。甚至，它的功能，就是维护封建制和宗法制”。另一种批评则说正是儒家的大同理想和某某是同构的，是求绝对平均的，影响深远，要为某某负责。

　　同样的儒学怎么会有这种完全相反的评论?当然有各取所需之论，打架讲的不是理。但更主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对问题的认识不够客观理性，自已观点也多变，“学则不固”而已。一会以墨家的兼爱批评儒家的仁爱不够、不平等，一会以道家的自为说儒家的仁爱要求太高、太不合人性、太伪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儒者能做的就是一一批驳，以解其谬而已。

　　法家不是法治。今于的人一看法治就想到法家，以为法家也是法治。这是很浅显的错误。法家和法治有天壤之别。法家重法讲，但实是吏治，是力治，是官治，是帝制。“故曰：民愚， 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商君书-开塞第七》。

　　至于说平等只可能从墨家道家法家开出，这种常识错误也只能唬一下没读过诸子的众人了。

　　墨家之祸再清楚不过了，不必多言;道家玩弄法术、归隐山林、不问世事;法家、黄老之术为祸2000多年，事实在哪里，我想易中天先生不可能不知，不过要批儒没别的理论可抬，只好硬抬了。硬抬，抬提起来吗?

　　(四)关于儒学与封建制的关系

　　批评“儒学必然导致等级砖致，只能相伴而生”。这是很错误的看法，儒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礼、制”是形而下的，是“器”，是要与时化易的。时代不同了，就要根据当时的情况，以“仁”为基础确定其时代的形式。

　　一个基本事实是：儒学三百年在野。儒家思想直到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去世近350年后(前134年)才在汉武帝时期确立起正统地位，是皇家经过秦才十几年就二世而亡的教训不得不采用儒学。说白了，这是“民”与“王”力量对决的结果，在此前儒学一直是不怎么受帝王们待见的。

　　等级制的确不合人类理想，但在古代(农业社会)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农业社会的“管理能力”、“皇民力量对比”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制度的必然性。儒家也有“大同社会“的理想，但那能实现吗?皇上答应吗?民力足以支撑吗?现实制度不是儒学几本书写出来的，也不是几本书一放就管用了，天下是皇上打出来的，你去和他说说取消等级砖致，看看啥效果?如果不敢去说，或说了也没用，是不是说明“温和的等级制”对天下人来说是最不坏最现实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皇上的天下是打出来的，等级砖致是皇上们杀出来的，不是儒学写出来的。这一点如果不明白，就不配谈学术。如果只认书/纸，认为这就决定地一切了，这只能是书呆子。儒在那个时代只能最大限度地限制皇权，而不能推番皇权，这才是现实的。再者，推番皇上，不过又出来一个“打天下”的新皇上罢了。历史上朝代更替，也不过是换个皇上而已。且改朝的代价太大?人口从东汉末年的约5600万到三国末的不到800万，人口损失6/7，这是多大的代价!再者在农业社会的管理能力下，在约99%的人是文盲的情况下，有比儒学更好的制度设计吗?纵观世界史就明了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儒学模式”很牛，这是常识。如果常识都不承认，就没讨论的必要了。

　　礼/制要与时化易。儒家有“大同理想”，至于这个“礼/制”的时代形式是什么样的，但在现实中具体“能”建立起来什么样的形式，不是几本书就确定得了的，是“民与王”的争衡/妥协，而不是靠纸上的文字。谭四同说‘千年皆行秦郑致’、‘夫子之道未得一日行于天下’，‘阴法阳儒’而已。后儒们和皇上们用的”儒学“中孔孟的儒学吗?做了多少妥协?做了多少篡改?自来天下是皇上用武力打出来的，格局确立都是在皇民力量对比下形成的“平衡”，“儒学”的妥协和篡改也都是这种力量对比的体现，而不是相反。如果觉得儒家不好，可以回到秦代法家治下去生活一下，也可以向秦始皇/朱元璋建议一下用更好的方法而不用儒家，看看有什么效果。

　　如果对古代至度不明白的可以参看下法家代表作《商君书》：“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 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家不殆，勉 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垦令第二》。“故曰：民愚， 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 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开塞第七》《开塞第七》。看没看到古代倒底是什么样子，皇上们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谁在愚民，是谁在反对儒学?孔子是约2500年前第一个实行“平民教育”的思想家，是有教无类的，这多么伟大?说孔子愚民，真是笑话。看到没有，《商君书》明确说“世知，则力可以王”，力王，“力量”问题而已，这就是现实，这从来都是最本质的。

　　儒是取代秦法而成攻的，对帝王的权利有很多限制措施。比如：1，皇上不仁，上天示警。比如大灾等，皇上要下罪已诏，这就证明皇上是有缺失的，这减少了皇上的权威性。2，皇上们也要学仁义道德，“自天子以至庶民，一皆经修身为本”《大学》。3，如果皇上不仁，那就是”独夫民贼“，人民是可以”诛一夫纣“的《孟子》。这也是朱元璋删《孟子》的原因。4，儒家们设计了一整套文官(宰相制等)，是对皇上的分权。汉唐相权很大，是对皇权有力的制约;皇上、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几级分权，实际上已基本架空了皇上。但经过宋、明、清相权被皇上们一步步地收回了，皇权独才砖制达到极点。这不是儒家的问题，这只是民与皇上的实力较量的结果，一辈一辈人的妥协，造就了砖致。先贤们说“罪在吾辈”，先贤才是最有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的。言尤在耳，现代不读书的人啊，反倒骂起创造千年辉煌的列祖列宗来了，真是勇烈啊。只是不知勇士们的这等勇烈之气是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了呢?

　　(五)礼治与法治

　　礼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法治属于行政强制范畴，礼治更接近自治范畴。法治重法律，礼治重道德。各有所重，但不是说互相矛盾，而是相辅而成。

　　法治需要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资源，这就是农业社会基本无法实行法治的原因。礼治则有很强的自治功能，故能以较少资源实现秩序。观之人类史，自法产生时起，各种社会都是德、法并存的。二者共同保证了秩序的可能和实现。礼治保证了中华几千年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下的繁荣，比之世界，这是非常伟大的。

　　二者的关系不必多讲，以国人辩证法的素养，对此不成问题，不再赘述。法治非常重要，这无须讨论。但不能以此否定道德、礼治和信仰。道德崩坏的恶果，更是不必多言。

　　文化没那么简单，不是想创造就能创造的。一个文字系统就是一个大的思想系统，这是几千年来的成就，不是一天两天就创就创的。再怎么骂儒学。可知识分子的标准就是儒家的，清议者骂街也从未超过儒家的话语系统，虽然他没意识到。可以自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是法家的、道家的，看看有哪个不是儒家的义理?以易中天先生之名识，竟有如此离奇之论，可见国学常识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