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非转基因豆奶:克人复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2:16:46
现今凡年龄在40－50岁以上的人士，对于当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克己复礼”大都有些印象。因为在林彪家中发现有多幅林彪书写的“克己复礼”的条幅，当时的党中央就认为这是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克己复礼”中的“复礼”被当作恢复“周礼”来理解。
实际从《论语》的原文来看，“克己复礼”并无复辟周礼的含意。联系上下文，“复”通“符”，是符合的意思。整句的含意应该是克制、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原文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篇十二颜渊》）
文革中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克己复礼”被歪曲当作复辟资本主义来批判，意谓党内走资派以伪装的面貌出现（克己），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复礼）。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就是“四人帮”一伙，讲究与资产阶级“对着干”——既然你要“克己”，那我就来个“克人”。所谓“克人”也就是整人，让你没好日子过。今天整你，明日整他，通过不断的“克人”——阶级斗争，来实现他们那红彤彤的新世界。
洞悉“克己复礼”被篡改为“克人复礼”的，是赫赫有名的秦晖教授。笔者不敢掠他人之美，借此被秦晖教授指称的“克人复礼”，将错就错，来看看颇得“四人帮”真传的某些人在今日的表演。
按理性主义的要求，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是统治集团思想观念的理性化与合理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只有统治集团首先实现了观念的现代化，才能制定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法律制度。而当这些具有合理性的政法制度运行起来后，民众能从中得到实际的好处，民众的传统观念才会转化成现代观念（理性化、合理化的观念），如此，才能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譬如市场体制的建立，首先是统治者要破除对姓资姓社的恐惧和迷信，然后允许民众自由经商、打破种种垄断，待干部群众从市场体制中得到了好处，市场体制才会真正建立。如果不是统治者首先的“克己”（破除自己头脑中对市场的误识），而是对干部群众进行市场理论教育，要待民众掌握了诚信经商的原则后才开禁，那市场体制是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但长期以来，我朝历代领导都习惯于“克人复礼”，总认为老子是天纵英明、先进无比，事情办不好、出了问题，首先是怀疑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其次是国内的阶级敌人，然后是下边的干部群众觉悟不高。他们的马列主义与先进理论都是装在手电筒里的，从来是找照人不照己的。过去的“克人”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现在则是“领导生病，群众吃药”，一出了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整治民众。
孔夫子的“克己复礼”事实上具有很强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欲望、意志用理性来辨析、厘清并进行规制。这一点，对统治者尤为重要。如果统治者坚持不合理的欲望和意志，那么下边的臣民无论如何克己都无济于事。
即以现在的股市为例。管理层认为股市如今牛气冲天的虚高，都是股民缺乏理性所致。因此要抑制股市的虚火，只有“克人复礼”——整治股民，提高印花税就是一招。但明眼人都知道，股民的非理性只是病症，不是病因。提高印花税是扬汤止沸，不是釜底抽薪。造成股市今天这样的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管理层的非理性。
中国股市向有“壳资源”一说，一家上市公司哪怕资产为负值，仍是奇货可居，它那个“壳”就是价值不菲的稀缺资源。在大盘飞涨的牛市，这种只剩一具躯壳的垃圾股，照样可以得道升天。造成这一“中国特色”的原因，在于管理层一向严苛的上市标准。企业上市难，难于上青天，由此也使证监会的职位成为官场第一肥缺。证监会与其整日“忧股忧民”、“克人复礼”，不如“克己复礼”，使中国公司上市由“严进宽管”为“宽进严管”。
中国经济欣欣向荣，难道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就是这几千家上市公司？如果股市实行“宽进严管”、扩容2－3倍，那些垃圾股还会有人追捧吗？以现在的每日3000－4000亿元的资金在资产扩容后的股市上交易，不是大大降低了市盈率和股市的风险了吗？
中国股市的毛病当然是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市公司与股民）共同造成的，不能全怪管理层。但管理层无疑是这部机器中的主动轮，而股民则是被动轮。因此，以提高印花税来整股民的“克人”，不如证监会的“克己”——“宽进严管”的股市扩容，这样更能消除股市风险。
近期中国政坛上另一起“克人复礼”的例子是针对中产阶级的收入申报。我朝自建立以来，个人是不直接纳税的。但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税负将逐步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地向个人身上转移，公民个人会成为直接纳税主体。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税收体制还未开始向公民社会转型，却要求公民首先承担起公民社会的纳税义务，这就不免使管理层与纳税人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
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首先是税务层面的不合理，其次是纳税人政治权利层面的不合理。在税务层面是中低收入者税负重，高收入者基本不纳税；公民纳税与个人社保福利无关。在政治权利层面则是公民只有纳税义务却无相应政治参与、知情与监督权利。统治与税务当局对此不是首先“克己复礼”——使自己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与税收体制转型，而是“克人复礼”，先拿百姓开刀。如此治国，天下焉有不乱之理？
上述两例，在后发国家实际是普遍存在而且最不易为统治集团察觉。这又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文化现象姑且称之为“过在他人论”——凡有问题出现，都是他人过失。说得更粗些是，拉屎拉不出怪马桶没吸力。台湾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中，也揭示了这一现象。犯了错误的学生在面壁思过后得出的结论，总是他人或客观条件如何不好。自己一般很难看到自己的过失与不足。你要有着这种文化观念或思维定势的人来搞治理，他们一定是只知“克人复礼”而不会“克己复礼”的。
实际上不独中国人在这方面丑陋，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黑非洲的各民族与中国人比起来往往是难分伯仲的。中国人至少还有孔圣人“克己复礼”和“吾日三省吾身”的教导，到了伊斯兰教那里，从未有“克己复礼”一说，有的只是对异教徒的“圣战”——“克人复礼”。
为何后发国家会普遍存在这种以“克人”来代替“克己”纠错的现象呢？我以为，这与马科斯 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大有干系。按韦伯的理论，除了基督教是以禁欲主义为主的一种宗教外，世界上其他宗教一般都是神秘主义为主的。因此在伦理上，只有基督教文明建立了“责任伦理”，其他宗教文明建立的都是“意图伦理”。凡是在尊奉“意图伦理”的文明中，个人的主观意图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人只要有良善的意图，他所做的事才会有好结果之可能。如果没有这个意图，哪怕一时一事获得成功也不足为道，相反这样还会及其有害。从这种强调意图的政治伦理出发，某人如果认为自己具有为公而非为私的意图，心中浩然之气就会油然而生，并随之会觉得自己的言行举措具有无比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一定是他人的邪恶意图所致。
我国股市管理层认为自己对公司上市设立严苛的高门槛是出以公心——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结果造成股市供不应求、良币劣币和谐共存的局面，那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股民缺乏理性的结果。同样，税务当局也认为自己加强税收监管是出以公心（反正收上来的税没有进自己的口袋），纳税人逃税避税势所必然。税务当局除了“克人”——对那些逃税避税者严加征管——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孔夫子虽然也是“意图伦理”的信奉者，但他无疑比一般人对这种伦理的缺陷有着更深的了解，他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一种纠偏措施。儒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面对现代化的要求，我们不可能彻底置换自己的文化基因，只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式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之中，以“克己”取代习以为常的“克人”，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当然是对统治者而言的。统治者要想民富国强，一定要将“克己”置于“克人”之前。如果对自己的欲望、意志不加以理性的规制，那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天下大乱。至于究竟如何“克己”（指对自己的欲望、意志的理性规制），现代政治实践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宪政民主，用人民的力量，以“他律”代替“自律”、以权力制衡权力。一句话：克己复理为仁，仁者无敌。
实际从《论语》的原文来看，“克己复礼”并无复辟周礼的含意。联系上下文，“复”通“符”，是符合的意思。整句的含意应该是克制、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原文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篇十二颜渊》）
文革中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克己复礼”被歪曲当作复辟资本主义来批判，意谓党内走资派以伪装的面貌出现（克己），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复礼）。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就是“四人帮”一伙，讲究与资产阶级“对着干”——既然你要“克己”，那我就来个“克人”。所谓“克人”也就是整人，让你没好日子过。今天整你，明日整他，通过不断的“克人”——阶级斗争，来实现他们那红彤彤的新世界。
洞悉“克己复礼”被篡改为“克人复礼”的，是赫赫有名的秦晖教授。笔者不敢掠他人之美，借此被秦晖教授指称的“克人复礼”，将错就错，来看看颇得“四人帮”真传的某些人在今日的表演。
按理性主义的要求，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是统治集团思想观念的理性化与合理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只有统治集团首先实现了观念的现代化，才能制定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法律制度。而当这些具有合理性的政法制度运行起来后，民众能从中得到实际的好处，民众的传统观念才会转化成现代观念（理性化、合理化的观念），如此，才能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譬如市场体制的建立，首先是统治者要破除对姓资姓社的恐惧和迷信，然后允许民众自由经商、打破种种垄断，待干部群众从市场体制中得到了好处，市场体制才会真正建立。如果不是统治者首先的“克己”（破除自己头脑中对市场的误识），而是对干部群众进行市场理论教育，要待民众掌握了诚信经商的原则后才开禁，那市场体制是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但长期以来，我朝历代领导都习惯于“克人复礼”，总认为老子是天纵英明、先进无比，事情办不好、出了问题，首先是怀疑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其次是国内的阶级敌人，然后是下边的干部群众觉悟不高。他们的马列主义与先进理论都是装在手电筒里的，从来是找照人不照己的。过去的“克人”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现在则是“领导生病，群众吃药”，一出了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整治民众。
孔夫子的“克己复礼”事实上具有很强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欲望、意志用理性来辨析、厘清并进行规制。这一点，对统治者尤为重要。如果统治者坚持不合理的欲望和意志，那么下边的臣民无论如何克己都无济于事。
即以现在的股市为例。管理层认为股市如今牛气冲天的虚高，都是股民缺乏理性所致。因此要抑制股市的虚火，只有“克人复礼”——整治股民，提高印花税就是一招。但明眼人都知道，股民的非理性只是病症，不是病因。提高印花税是扬汤止沸，不是釜底抽薪。造成股市今天这样的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管理层的非理性。
中国股市向有“壳资源”一说，一家上市公司哪怕资产为负值，仍是奇货可居，它那个“壳”就是价值不菲的稀缺资源。在大盘飞涨的牛市，这种只剩一具躯壳的垃圾股，照样可以得道升天。造成这一“中国特色”的原因，在于管理层一向严苛的上市标准。企业上市难，难于上青天，由此也使证监会的职位成为官场第一肥缺。证监会与其整日“忧股忧民”、“克人复礼”，不如“克己复礼”，使中国公司上市由“严进宽管”为“宽进严管”。
中国经济欣欣向荣，难道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就是这几千家上市公司？如果股市实行“宽进严管”、扩容2－3倍，那些垃圾股还会有人追捧吗？以现在的每日3000－4000亿元的资金在资产扩容后的股市上交易，不是大大降低了市盈率和股市的风险了吗？
中国股市的毛病当然是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市公司与股民）共同造成的，不能全怪管理层。但管理层无疑是这部机器中的主动轮，而股民则是被动轮。因此，以提高印花税来整股民的“克人”，不如证监会的“克己”——“宽进严管”的股市扩容，这样更能消除股市风险。
近期中国政坛上另一起“克人复礼”的例子是针对中产阶级的收入申报。我朝自建立以来，个人是不直接纳税的。但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税负将逐步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地向个人身上转移，公民个人会成为直接纳税主体。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税收体制还未开始向公民社会转型，却要求公民首先承担起公民社会的纳税义务，这就不免使管理层与纳税人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
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首先是税务层面的不合理，其次是纳税人政治权利层面的不合理。在税务层面是中低收入者税负重，高收入者基本不纳税；公民纳税与个人社保福利无关。在政治权利层面则是公民只有纳税义务却无相应政治参与、知情与监督权利。统治与税务当局对此不是首先“克己复礼”——使自己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与税收体制转型，而是“克人复礼”，先拿百姓开刀。如此治国，天下焉有不乱之理？
上述两例，在后发国家实际是普遍存在而且最不易为统治集团察觉。这又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文化现象姑且称之为“过在他人论”——凡有问题出现，都是他人过失。说得更粗些是，拉屎拉不出怪马桶没吸力。台湾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中，也揭示了这一现象。犯了错误的学生在面壁思过后得出的结论，总是他人或客观条件如何不好。自己一般很难看到自己的过失与不足。你要有着这种文化观念或思维定势的人来搞治理，他们一定是只知“克人复礼”而不会“克己复礼”的。
实际上不独中国人在这方面丑陋，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黑非洲的各民族与中国人比起来往往是难分伯仲的。中国人至少还有孔圣人“克己复礼”和“吾日三省吾身”的教导，到了伊斯兰教那里，从未有“克己复礼”一说，有的只是对异教徒的“圣战”——“克人复礼”。
为何后发国家会普遍存在这种以“克人”来代替“克己”纠错的现象呢？我以为，这与马科斯 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大有干系。按韦伯的理论，除了基督教是以禁欲主义为主的一种宗教外，世界上其他宗教一般都是神秘主义为主的。因此在伦理上，只有基督教文明建立了“责任伦理”，其他宗教文明建立的都是“意图伦理”。凡是在尊奉“意图伦理”的文明中，个人的主观意图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人只要有良善的意图，他所做的事才会有好结果之可能。如果没有这个意图，哪怕一时一事获得成功也不足为道，相反这样还会及其有害。从这种强调意图的政治伦理出发，某人如果认为自己具有为公而非为私的意图，心中浩然之气就会油然而生，并随之会觉得自己的言行举措具有无比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一定是他人的邪恶意图所致。
我国股市管理层认为自己对公司上市设立严苛的高门槛是出以公心——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结果造成股市供不应求、良币劣币和谐共存的局面，那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股民缺乏理性的结果。同样，税务当局也认为自己加强税收监管是出以公心（反正收上来的税没有进自己的口袋），纳税人逃税避税势所必然。税务当局除了“克人”——对那些逃税避税者严加征管——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孔夫子虽然也是“意图伦理”的信奉者，但他无疑比一般人对这种伦理的缺陷有着更深的了解，他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一种纠偏措施。儒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面对现代化的要求，我们不可能彻底置换自己的文化基因，只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式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之中，以“克己”取代习以为常的“克人”，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当然是对统治者而言的。统治者要想民富国强，一定要将“克己”置于“克人”之前。如果对自己的欲望、意志不加以理性的规制，那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天下大乱。至于究竟如何“克己”（指对自己的欲望、意志的理性规制），现代政治实践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宪政民主，用人民的力量，以“他律”代替“自律”、以权力制衡权力。一句话：克己复理为仁，仁者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