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和凤鸣》：历史的人质，活着只为回忆

　　叙述是从她18岁在兰州欢迎解放军进城、放弃大学到《甘肃日报》参加工作开始的。王兵说，和凤鸣的悲剧在于，那个时代将人的生活拖入了政治漩涡。在长时间面对镜头的叙述时，和凤鸣的语调和表情都极为平静，却比任何激烈的情绪更为感染人。她的声音让我们感叹，在政治运动结束几十年之后，这段不堪的经历，是如何在这位老人心头徘徊。这段历史已经和她活在一起，她是历史的人质，活着只为了回忆。

　　就像它的名字那样简洁，这部纪录片只是记录了一个女人的讲述，不用场景，仅用声音，为我们翻开了一块历史最沉的石块，将那黑暗年代的一角复原。

　　继《铁西区》之后，《何凤鸣》再度摘得国际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山形电影节的最高奖。今年9月，王兵的剧情长片《夹边沟》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该片根据杨显惠的小说改编，描写了出现那片坟冢之前发生的故事。

关于纪录片《和凤鸣》

目录

剧情简介

关于导演

荣誉/奖项

影评

剧情简介

关于导演

王兵

荣誉/奖项

影评

王兵《和凤鸣》冯艳《秉爱》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奖 

《和凤鸣》导演王兵专访：电影是我单纯的理想 

新浪娱乐讯：这是王兵第三次来到戛纳。他回忆首次来到这个电影城市，是因04年受电影基金的邀请，在巴黎工作半年后，又机会得以来到电影节。王兵在当时写出一个故事片剧本，获该年度“电影基金”的剧本奖。虽然王兵说自己有意向拍摄故事片，但已经逐渐放弃那个获奖的剧本，新的题材与新的故事正在酝酿之中。此次王兵来到戛纳，是带着他三个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来展映。该片主要通过和凤鸣老人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四十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个体经历的漫长历程。 

　　新浪娱乐：这次来到戛纳，片子的反响如何？

　　王兵：《和凤鸣》现在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好，世界电影评论界和研究界很多专家都给予极高评价。戛纳电影节和其他电影节有一点非常不一样，它基本上都是电影工作者至少也是媒体人员才有可能看到电影，重要影评人和研究者都会看，而并非普通观众。《电影手册》评定这个片子的级别为三星。 

　　新浪娱乐：因为这次没有看到这个片子，只看了介绍，能大概说下影片吗？

　　王兵：这是个叙述很简单的影片。但虽然简单，却坚持了电影的纯洁一面。戛纳明星荟萃大片云集，能让这么一个小而简单的影片入围，我很高兴。它证明了对电影单独性捍卫的重要作用，对电影创作来说，电影是我的单纯理想。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很欣慰。 

　　新浪娱乐：这个片子素材拍摄了多长时间？

　　王兵：素材7到8个小时，成片3小时。(《铁西区》素材拍摄跨1999到2001两年，成片9小时多)对于题材来讲，应该是怎样去拍，导演选择素材的多与少并无好坏之分。 

    新浪娱乐：您刚才提到要拍故事片，那您是怎么理解纪录片和故事片的呢？

    王兵：纪录片片和故事片都是电影的方式，二者并没有严格界限去区分。二者都要关注电影的本性、电影的语言，以及其与现实生活还有人的关系。

　　纪录片是想做就去做，并不是故事片拍摄之前的草稿；故事片注重感觉以及考虑。而导演多拍摄哪种，要看其考虑以及习惯。我想做的故事片在电影语言上会有所考验。在我的理解里，只有两种类型的导演，一种导演是拍好片子，一种导演是要进入商业体系。而我做自己想做的影片，拍好自己的片子就可以了。

　　在四十多岁导演的群体中，每个人的风格不同，他们代表未来一段时间内电影的走向。比如葡萄牙导演贝司鲁-波斯塔是传统的欧洲诗电影的风格，泰国导演阿皮差朋-维尔拉瑟查库(其影片《热带疾病》获57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影片在艺术上获得很大成功，他将video与传统电影语言相结合而演变出新的电影语言。你(看他们的影片)会感觉到电影中潜在的变化，与上世纪70-90年代的电影差别较大。 

　　新浪娱乐：您会在注重影片的市场吗？

　　王兵：市场与导演无关。好的电影肯定有市场。如果做商业导演，那么纯粹的是在为商业服务与电影本身无关。若做电影导演，应该不会考虑其商业因素。

　　因大投资肯定限制了创作，电影实践是需要自由度的，应该做很多电影语言有拓展性的工作。对我来说，拥有少量的资金也能工作。 

　　新浪娱乐：您觉得青年电影工作者走出来有必要么？

　　王兵：到电影节上多看看，对生活经历与成长来说都受益匪浅，这不是眼前利益驱使。来到电影节，能够欣赏到各个地域的电影，能够了解电影理论的发展，能够在共同氛围里感受电影与人的关系。 

　　新浪娱乐：您怎么评价中国影评人的水准？

　　王兵：有待对电影更加了解与清晰的人加入到这个群体，才能让影评在电影个体化的发展时期担负起评论的作用。当下电影评论薄弱。当新电影出现时，不是站在电影经验上去看电影，对其会有所伤害。赵静/文

王兵：电影让我感到生命尚存
 
南方人物周刊 专访王兵 

    我进入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 

    今年五月，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中，导演王兵的纪录片《和凤鸣》作了特别展映。影片主要通过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她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漫长历程。 

    法国《电影手册》对此评价颇高。学者钱理群对该片也有着莫大赞许：“如和凤鸣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些时刻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不活’的问题的严酷的日子里，它事实上成为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构成了无形的破坏和削减。”学者崔卫平也表示，影片给了她“极大的震撼”。 

    远在此之前，王兵已经因为他的《铁西区》享誉甚高，几乎囊括了世界纪录片的最高奖。

    《和凤鸣》 

    我见过两个王兵。一个是劳碌奔波着的导演王兵。这几年他早已习惯如此，和所有人交流，碰头，剪辑，上字幕，甚至，修理电脑。最近，又因为艾未未的卡塞尔艺术节的《童话》计划，和黄文海记录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现状。非常具体，非常深入，细致到了肌肤和纹理。他固然喜欢帕索里尼，塔尔科夫斯基，法斯宾德、戈达尔、大岛渚，以及他们赋予电影的梦幻气息，可是生活面临的所有的具体都只是繁琐的事务，他都必须亲力亲为。 

    听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生活艰辛，我活得比较现实，缺乏妩媚的性格”。童年的王兵，还在农村放羊和打架，那是他最擅长的。直到14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他到了城里顶替父亲的公职，一个人生活，给家里人寄钱，供姐姐上大学。 

    这一个王兵，少年老成，看起来坚强、独立，沉默，克制。而另一个则是内心拥有无限诗意的王兵。 

    “面对你的拍摄对象，你可以用内心来感受真实和冲击，而不只是依靠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自信，你能感觉到时间，生命，和所有的一切。” 

    加缪说：诞生到这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惟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 

    或许可以这样阐释王兵影片的价值：在轻狂浮躁的商业年代，他所记录的人，无论现实如何残酷，冰冷，依然卑微地，诚恳地，热烈地活着，这其间蕴涵着怜悯，信任和温暖。这恰恰是人类存在的价值。 

    人物周刊：和凤鸣老人曾经在2002年出版过一本书《我的1957》，你如何想到去拍这样的电影？

    王兵：拍完《铁西区》之后，一直想做新的电影，但一直也没去做。创作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我自己到底该做什么，有时比较犹豫，有时又比较肯定，一直在反复。有很多题材去做，很多的理由去做任何一个题材，也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理由不想做。

    《铁西区》做的时间比较长，一方面从题材和结构上都比较完整，我对事物的审视的能力，感受的能力，也是到达了一个极限。所以我对第二个片子一直很犹豫，不知道怎么去拍。

    我和这些老年人，70、80来岁的这些人有不少交往，我一直想这些人几十年的生活，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人物周刊：有些人试图把你的作品，放入历史的架构去解读，而作为创作者，你的初衷关心的是历史，还是他们的内心？

    王兵：我还是更关注他们内心的问题，真实的情感比宏大的历史更为重要。

    老一代中国人在经历了不这么几十年之后，内心里总有很多话不愿意说给另外的人听。当你慢慢接近这些人之后，你发现，他们有特别多的话想要说，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人物周刊：你用光线来解决内心的问题。整个片子随着叙事的推进，光线越来越暗。

    王兵：我认识她很长时间了，对她的生活也比较了解，大部分时候我会让她自行叙述，从1949年开始谈起，从18、19岁的青年时期开始谈起，一直到她往后的所有经历。四五个小时几乎没有打断。

    我等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去她家。把光锁定后，随着谈话时间的推进，内容、感情越来越激烈，而光越来越暗。她谈到她在极端艰难的时期想自杀。她买到了自杀的毒药，她的小儿子站在门口，叫她妈妈，妈妈，她并没有理会；她讲到她丈夫死了之后，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觉，她喃喃讲到她内心的冲动，那种特别激烈的冲动，对自我的询问；她讲到30年后又回到她丈夫死的地方去祭奠，看到的残留的坟堆，都让人动容。而光线在叙述中逐渐消失。

    等天全黑了，我们才全部打开灯。大家才看清楚叙述的老人的样子。仿佛我们都从一个漫长的噩梦里回到有光的现实。 

    人物周刊：亮了灯后你看到老人的感情是什么样子？

    王兵：我觉得她内心始终很平静。她始终不激动，这些平静让我对她产生了敬意。 

    《铁西区》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导演黄文海说：“当时，所有独立作者拍的东西都在揭露另一个不知道。中国还有底层人、残疾人、妓女、乞丐，还有穷山恶水、荒漠的土地，而非祖国大好河山一片红，人人都积极向上。其后的纪录片作者们大多沿续着这条路，直到王兵的《铁西区》，在《工厂》4小时的叙述中，作者对语言的自觉是明显的，比之前的揭露性作品，增多了作者的气息，现实纪录作品终于打上了深深的作者烙印。” 

    人物周刊：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评价《铁西区》，像透纳的油画。虽然好评很多，你的片子却不大众。

    王兵：电影应该只忠于创作者。你想拍的东西，只要跟你的内心相符就可以了。

    艺术电影受众很小，小圈子，但是却给电影发展提供了电影语言实验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商业电影怎么能够向前走的实验模式。中国因为电影文化和历史本来就很薄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都不是很尽如人意。只有两者达到平衡，电影才能够健康发展。 

    人物周刊：在很多国家的电影学院，《铁西区》是上课时用的教材之一。《铁西区》提供了什么样的电影语言？

    王兵：从电影语言上，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成长的人，当我们用独立的视野来创作时，我们在语言构造上，却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留下的痕迹。在整个东欧，都有这样的痕迹，集体性，所谓语言要的“波澜壮阔”——实际上艺术跟这些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我有时也意识到了。你在拍铁西区，你也是非常快地，首先想到了这些事物的强大的隐喻功能。计划经济庞大的寓言。你也强化了它，当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材料，但是你搭建的框架，还是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叙述痕迹。我觉得你还是很关注历史的。

    王兵：如果一个人连历史都不关心的话，他怎么创作呢？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寻找另外的生活轨迹。他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意识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经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到我们未来的孩子，就在这几十年当中，被改变了。这样的转变给整个人类的历史造成了割裂。现在新的年轻人，对延续的历史很忽视，或者很麻木，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这几十年的社会生活造成的，而非中国人原本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多的重视。

    我特别尊重食指。他纯粹、淳朴，健康，虽然他是以一个精神病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之前。谁说他是精神病人的？有些人做了多少精神病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多少人用极大的理性来做非理性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非理性吗？ 

    人物周刊：你会尽量做一个善良的人吗？

    王兵：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恶人。这些年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选择了在我们看来残忍的、没有道德和良心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坏人，可是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当中，他们采取的，也许是一种无望的方式吧？ 

    人物周刊：中国电影的问题是什么？

    王兵：对于一个想做导演的人来说，当你拍了一个片子之后，你发现问题变得很麻烦。所有的纷至沓来的问题都和创作毫无关系。我进入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希望很渺茫。未来的十年也会很快过去的。那时我们就已经老了，再过十年我们进入老年，人的创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那时我们放弃创作了，还能做什么？ 

    人物周刊：你如何考虑创作中的道德感？

    王兵：我们的道德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大声地)我们都是传统的人，我们没有现代人，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现代人，那么他错了。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王兵：对目前没什么意义，将来也许有吧。现在大家太忙了，他们都在一种幻觉的真实中生活。每个人都很累，我的电影又不能让大家轻松，有时还让人增加对现实的恐惧。我对未来有些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但我没有什么疑惧了。 

    人物周刊：电影是你的梦想吗？

    王兵：是内心的需要。它能够让你感到自己生命尚存。 

    记者手记：让我们感动于生命 

    王兵本来只打算在铁西区拍摄3-5个月，但是一旦开始进入，他在那里消耗了18个月。那是一个漫长的，孤独的时期。却是青年王兵最快乐，最单纯的时期。 

    他沉浸在某种狂喜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庞大的，深邃的，理想没落的世界。而粗野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每天都在废墟之上发生。这是年轻时期的王兵，倔强又单纯。过早地失去了父亲，过早地放弃生命中的许多可能，过早地承担了寂寞，空虚，负担。 

    他的一生中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原点，令他黯淡的青春发放出罕见的光彩，从而生命具备了重量。一开始，他只是谦卑地试图解决电影本体语言的问题，怀着野心控制着光影，却远远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在中国纪录片史上的重要。荒凉而颓败的工厂终将被埋葬，斑驳的记忆也即将更新，那300盘的资料磁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机构可以收藏而渐渐遗失，我们在今后的时间里也可能会持续性地保持缄默。 

    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在当时，在现场，在将来，而所有的人都在表象中活着，用卑微粗野的生命，和冰冷庞大的命运面面相觑。他们没有害怕。 

    王兵默默注视这一切，他不害怕。多少人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作为艺术家的王兵无所畏惧。冰天雪地里的铁西区，巨大的工厂，蔓延的铁轨，缓慢而阴郁的火车，路边上的残冰和枯树，哈着气的行人，艳粉街的少年追逐女孩子，要给女孩子买花。那就是一场关于青春的剧本，没有经过排演，没有经过美化，那样卑微，平凡，生命在戏谑中消耗了，失去的是时间，得到的是什么？ 

    那架无声的摄像机，一直忠实地跟在人后。一双沉默的眼睛，它注视着这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王兵保持了严格的沉默。18个月，坚持着沉默，坚持着，注视。 

    让我们感动于生命。它的卑微、琐碎、麻木和恳切。这里有着生活的无奈，还有着不明不白的爱情，无中生有的忧伤，不知所以的尊严，以及无意中流淌过的时间。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铁西区，工业文明的废墟，凝聚了一代人的理想，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兴衰；它是一个庞大的寓言，一个不可回避的谶语。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做最后的挣扎。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曾经活在一种虚幻的全民热情中的社会主人翁，在让出自己的位置，让出所有的青春和对生活的期待。铁西区是他们曾经的襁褓，可是这个世上将不再有这样大的襁褓。 

    我们依然要感谢这群人：这群坚持做着纪录片的人，坚持着见证和反思。感谢他们为消逝的历史，为这些热闹非凡的人间图景，做了另外的注解。大家依然要继续遗忘我们的生活，大步奔向前。脚步太快了，而这些人却守望着逝去的时间碎片，记录那些我们执意要忘记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目光炯炯。这里没有艺术家，只有忠实的，重复着琐碎事务的记录员。 

    他们这样诚恳，沉默，和虚浮的世界对峙。他们如此年轻和衰老，天真和沧桑，心中充满轻灵的梦想，他们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拒绝虚饰，虚幻，虚伪。向往光明，却执意留在黯淡的时光机器中。 

    当今世界，还有比真实更可贵的品质吗？ 

    浮躁和轻狂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我时常疑惑，一个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没有显赫地位，没有雄厚资本的人，究竟能不能成为英雄，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是否可以成为英雄？一个只会憨厚地微笑着的，尽量保持善良的人，保持着某种良心和道德的高度自律的人，他们是否成为英雄？当时间消失，这里只剩下影像。那个后面无声记录的人啊，许多年后他老去了，可是他曾经紧紧跟随着历史，注视着它。他没有虚饰它，没有夸大它，他这样平等地注视，而注视，成为了最具悲悯色彩的手势。 

    2002年，影片《铁西区》获得“葡萄牙里斯本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2003年，《铁西区》获得“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2004年，《铁西区》获得“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奖。

    2006年2月10日，王兵获得“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07年5月，影片《和凤鸣》在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中作特别展映。（记者吴虹飞发自北京）

**********************************************************

“原来我脑海里都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农民离开土地，会恋恋不舍痛哭流涕。到了那里一看才发现，原来很多农民都很兴奋地要借这个机会离开土地。”——冯艳 

山形电影节获奖者冯艳：慎用你手里的机器 

崔卫平采访 

“秉爱”是三峡库区一个普通农妇的名字，全名张秉爱，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钉子户”。二十多年前，张秉爱由父母做主从高山上嫁到了相对富裕的江边，工分从几毛钱陡涨到几元钱。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张家被允许就地后靠，但6年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坝就要截流，第二期移民也已搬迁完毕，一片废墟中，只有张家的小屋，还孤零零地执拗地矗立着。 

冯艳比“秉爱”小一岁，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经济学博士。1993年冯艳被朋友拉去看山形电影节，那时山形的创办者小川绅介刚刚去世，电影节新增“亚洲新浪潮”，并在其中评选出一部“最闪光的新人新作”，授予“小川绅介奖”，以推广亚洲纪录片。 

“我是在没有一点儿免疫力的情况下，与小川绅介的电影相遇，一下被纪录片的现实力量给击倒了。” 

1994年，冯艳拿起摄影机，去了日本贫民窟。 

1995年，进入三峡库区，记录和拍摄张秉爱等四个移民，被移民们当成“冯记者”。 

“秉爱是一个非常自尊和自负的人，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等待我得到她完全信任的那一刻。”冯记者说。 

2007年10月10日，拍摄、制作了12年的纪录片《秉爱》，在山形电影节获得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崔卫平：你是怎么想到拍《秉爱》的？
    冯艳：1994年我还是环境经济学博士生，年初回国，听到三峡工程决定上马的消息，本能地产生了兴趣。暑假我跑去三峡做调查，发现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原来我脑海里的，都是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农民离开土地，会恋恋不舍痛哭流涕。但这都是一厢情愿的，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农民都很兴奋地要借机离开土地，有的人还花钱把户口迁到库区去，为了得到一些补偿款。当地最流行的是“要想富，下水库”。我当时特别失望，就觉得中国的农民怎么这样啊，一点也不爱惜土地。 

    崔卫平：片中“秉爱”并没有为了眼前的一点补偿款选择离开家乡，这是你在众多三峡移民中，选择拍摄她的原因吗？
    冯艳：我刚到他们村子的时候，大家看到我手上的摄影机，都管我叫“冯记者”。大家对纪录片很陌生，我一再解释，他们还是这样叫。但秉爱不同，她从来都直呼我的姓名，这让我感到亲近和平等，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秉爱特别大气的是，即使她不能理解我所说的全部，但她觉得既然信任我，就不介意把她的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她也从来没有追究过我是什么人。其实和秉爱的交往一开始，我就没有感到障碍。她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你对她以诚相待，她也会加倍回报你。但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自尊和自负的人，不可能安排任何形式的采访。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她开口。 

    崔卫平：秉爱不愿意离开土地，你觉得她留下来是因为对土地的眷恋？
    冯艳：我认为对秉爱来说，土地和她的婚姻一样，是一种既不爱又不能割舍的关系。这片土地上埋藏着她太多的痛苦回忆，贫困的现实使她知道：拘泥于土地就等于没有了希望，所以她拼命也要供孩子们读书。
    但同时，惟一能给她回报的也是土地。她的一生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只有土地，因为“只要我还能动，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她要紧紧守住自己最后的一块阵地。如果失去土地，如她所说“和掉了魂一样”，连仅有的一点尊严也要失去。 

    崔卫平：秉爱对城市并不向往，这一点很独特，你是怎么理解的？
    冯艳：她说年轻的时候还是有点向往城市，去当个工人可能也不错。但后来，她经常看到城里的人欺负农村人，比如她女儿的好朋友就被骗到城里去卖身。秉爱和传统的中国女性不同，是她对命运并没有逆来顺受，她是一个有主见，能审时度势的人，她之所以选择留下，是因为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崔卫平：她与丈夫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她说自己原先爱的不是他？
    冯艳：她只恋爱过一次，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感情，但她父亲不愿意，说那个人家里孩子太多，负担太重。秉爱家在高山上，一个工分才几毛钱，但江边可以是几块钱，天壤之别。她结婚前几乎都没怎么和这个丈夫说过话，是赌气嫁过来的。
    很多农村妇女都有类似的经历，婚姻不一定基于爱情，但秉爱的聪明就在于，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经常说：等我老了，一定要学文化，把自己的一生都写下来。这是一种意识，夸张点说，我从秉爱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觉醒。 

    崔卫平：你是怎么考虑作品结构的？
    冯艳：纪录片的架构不能脱离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秉爱个人经验的讲述，是2002年拍到的，当人感觉到压力大得不能承受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去寻找发泄的缺口。她的村子从1996年就开始移民，但那时候水还没有涨上来，现在，不走就意味着房子要被淹掉。秉爱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在和干部交涉的空隙，会不停对着摄影机“倾诉”。《秉爱》定稿的时候我发现：这些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穿插，和我的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却使我感叹生活的丰富，它超出了我的想象，使我去“结构”影片的努力显得多余。 

    崔卫平：肯定不能算是巧合，生活本身有它的逻辑。
    冯艳：我一直担心，作为一个没有学过电影的人，怎样才能做出一个有点儿像电影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从头去学电影。我对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从来没有犹豫过，很清楚。但我一直不知道用怎样的电影语言去表达，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坎。 

    崔卫平：学电影的人很难拍出你这样的作品，正是他们被所谓“技术”问题、所谓“内行”的问题绊住了。你看那天放映会上，有人问你为什么总是从屋里往外拍，而不是从外面往里拍，你说当时的条件如此，你被你们之间的对话所吸引，顾不得选择自己站立的位置。
    冯艳：我开始拍摄的时候，就没有按照电影规律去拍，我一直拍摄的是自己想去接近的人物，所有我喜欢的段落，都是在我自己也融入其中的状态下拍摄的，我突然意识到，按照事物本来的规律去剪这个片有多么重要。 

    崔卫平：你是本能地接近吸引自己的对象。
    冯艳：我刚刚拿起摄影机的时候，去了日本一个贫民窟。我见的第一个人是住在那里的一个女人，她原来是一个护士，因为援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在那里遇到了日本的赤军，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回国后还是被日本政府吊销了护照，后来和诗人的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这个贫民窟。她看到我手上摄影机，就告诉我：你要慎用你手里的机器，用你的眼睛去看。这句话一直响在我耳畔。

《秉爱》主人公张秉爱，是三峡库区不多的“钉子户”之一　　图片提供冯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