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嘛呢石迅雷下载:郑永年:中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1:31:32
 随着社会抗议和暴力事件的不断增加,中国社会呈现出越来越不稳定的态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政府提出了“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等新政策目标。现实问题出现了,就需要有办法来解决,这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但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就是说,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时,人们需要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例如社会管理的内容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社会管理?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可以解决问题而不是恶化问题?光是管理方法的创新是否达到稳定目标?等等。社会管理的议程被提出来了,但这方面的政策争论似乎还很少。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理性的政策讨论,有效的政策从何而来?

  尽管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想着办法来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概括地说,他们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硬的,即维稳,尤其是使用暴力手段的维稳,另一种是比较软性的,即经济手段。其它很多方法处于这两者之间,或者是两者不同因素的组合。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迄今为止的实践来看,这两者都存在很多问题。使用暴力维稳不可持续,因为它没有解决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是这个维稳体系本身的问题。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设置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维稳体系,日子一长,这个体系本身必然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这个体系的目标尽管是维持社会稳定,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出现,但荒唐的是,一旦社会稳定了,这个体系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因此,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反而有利于这个体系的存在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的不稳定局面是有利于这个体系的。也就是说,搞不好,这个体系的利益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来源。尤其在基层,这个体系往往能够脱离上级权威的领导,体系内的一些基层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制造出很多不稳定因素来。实际上,这是既得利益的内在逻辑,中外都一样。

以暴制暴激发更多暴力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以暴制暴也会激发更多的暴力。这方面无需很多论证,大家的共识是有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近年来,中国社会暴力事件,无论是暴力性群体事件还是个体暴力行为制造的暴力事件,遽然增多。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是一些官员对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过度使用暴力行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指引下,一些官员一旦遇到社会抗议或者类抗议行为,就如临大敌,不加以理性分析,就随意使用各种暴力行为。这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也同样诉诸于暴力手段。

  在正常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一旦遇到矛盾或者冲突,大家都去诉诸于法律手段。但在中国,法律似乎已经演变成最无价值的手段。没有人会首先想到法律手段,因为有权有势者可以超越法律,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无钱无势者则不相信法律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正义和公平。因此,双方都倾向于诉诸于法律之外的途径,包括暴力。一句话,以暴制暴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要达到社会稳定的局面,任何社会不管花多大的成本都必须竭力逃避这种局面。

  那么,经济手段又怎样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没有用就要看情形。在一些地方,例如珠江三角洲,这些年来因为受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工厂突然倒闭,一些老板跑得无影无踪,工人领不到工资,就起来闹事,地方政府动用一些经济资源来补偿,平息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方法不失为有效的方法。但是,经济方法在更多的情形下,反而会鼓励更多的群体性事件或者个体性事件。因为经济方法表现为软性,不太会出现问题,只要有财力,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采用这一做法,用钱来息事宁人。当然,这也是地方官员担负政治责任的一种理性选择,至少这种选择要比使用暴力安全得多。但是因为经济主义的盛行,中国各地现在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闹,无利益;小闹,小利益;大闹,大利益。这样的情况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鼓励着一些族群的抗议甚至是暴力行为(这需要另文论述)。

  和暴力手段一样,经济方法也不可持续。首先,经济手段实际上也在破坏法治。出现了问题,政府不去诉诸于法律,一切用钱来处理,法律变得不相关了。因为暴力手段和经济手段的频繁使用,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越来越脱离法制的轨道。其次,经济手段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府必须有钱。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快,政府有钱,可以用钱来处理问题。但问题是,政府总有一天会面临没有钱的情况,到时候又怎么办呢?所以,如同单纯的暴力行为,经济主义也会使得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